《一句顶一万句》：文字到影像的遥远距离

这个11月的影坛似乎属于刘震云。月初《一句顶一万句》上映，下周《我不是潘金莲》将上映，影评人戏称“刘震云对决刘震云”。冲着刘震云的名头，我先是看了《一句顶一万句》的小说，然后又去看了电影。诚如@澎湃新闻 上那篇影评所说，“刘雨霖当真是狠狠‘坑’了他爹最好的一部作品，把一个好好的文本拍成了平庸老土狗血无聊的上世纪90年代电视剧的即视感。”

当然，从畅销文学作品改编电影成功者不多。因为畅销文学作品尤其是经典名著，肯定是文字的精品，为世人所熟悉，拥有众多的粉丝，要转换成影像具有相当的难度。但也并非绝对如此，比如张艺谋的电影，几乎都是从文学作品改编的，却能够取得不亚于文学作品的成功。因为他懂得文学与电影两个艺术门类不同的特点，善于站在文学的基础上用电影的方式对原著进行重组。当年如果没有电影《红高粱》，小说《红高粱》以及作者莫言恐怕还不会那么早就红火。可是电影《一句顶一万句》的导演、刘震云的亲生女儿刘雨霖可就不那么聪明了，生生把一部获得过茅盾文学奖的精品小说拍成一部平庸的电影。

《一句顶一万句》开拍之初，就打出“一顶绿帽子下的史诗”的噱头口号，迎合小市民的偷窥欲，显示出编导者庸俗的动机。影片截取了小说原著中牛爱国与妻子庞丽娜的离合故事，讲述了一个无能的男人在妻子外遇之后的痛苦经历。如果没有小说原著，仅仅这个故事和这部电影，我觉得倒也中规中矩，让人看得下去，只是不那么动人，算一般而已吧。但问题就出在所有的观众都知道有小说《一句顶一万句》在先，而且那是一部“对中国人的精神境遇做精湛分析”（茅盾文学奖授奖词）的杰作。把杰作改编成一部平庸无聊的电影，不被人骂才怪呢！

在读小说《一句顶一万句》时，我就被作者刘震云极尽繁复又至为简约的讲述方式所倾倒。那种引人入胜的绝对中国化的白描说书方式是电影镜头很难再现的。从一个人到另一个人，从一件事到另一件事，娓娓道来，环环相套，弯弯绕许久我们才发现又走到了原点。像流水一般在小说中出现的五花八门的人物栩栩如生，映射出中国底层草根民众的生活状态和精神追求。他们的坎坷命运令人扼腕、同情和叹息。可是到了电影中，却只有一个“绿帽子史诗”的外壳，人物的性格和语言都消失了。举一个最简单的例子，假如影片中都用河南方言，恐怕效果就会好许多。没看见那部《路边野餐》用贵州凯里方言给人的真实感觉么？

文学当然可以为电影提供厚实的基础，但文字与影像之间的距离是遥远的。跨越这个距离，实现两种不同艺术的成功转换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所以，没有金刚钻，别揽瓷器活。糟蹋了一部好小说是可惜的，虽然那是你亲爹的作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