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春燕：特殊时代土壤里长出的智慧树

前情

第52集 新甘罗拜相：拜相

特殊时代土壤里长出的智慧树

张春燕

这是一棵早熟的树。刚刚十二岁，个头就蹿得老高，高过几乎所有的同龄树，足以与很多成年老树相比肩。

这是一棵智慧的树。尽管只有十二个年轮，却有着许多成年老树自叹不如的心计与能力。

《新甘罗拜相：拜相》呈现给我们的，就是这样一棵特殊时代土壤里长出的智慧树。

故事源自《史记·樗里子甘茂列传》。司马迁在讲述了战国时期两位政治家樗里子、甘茂的故事后，用了较大篇幅讲述甘茂的孙子甘罗的故事。这位年仅十二岁的半大孩子，成功运用谋略，不费一兵一卒，就为秦国争取到十几座城池，这样的雄辩之才，即便是与纵横大家张仪、苏秦相比也毫不逊色。

在《新甘罗拜相》中，甘罗这个小小政治家，既有远超同龄人的早慧和成熟，又有这个年龄段孩子本能的顽皮和天真。从而让这则新编故事的读者陶然于它的跌宕起伏，妙趣横生。

文章一开始，作者用了幽默婉转的曲笔，写吕不韦为选派人员到燕国为相的事发愁烧脑，作者有意绕到了吕不韦组织门客编撰《吕览》（又名《吕氏春秋》）一事上。

这一段描写相当出彩，作者移植进当今才有的社会现象和热门语汇，为《吕览》这部杂书融入了新的时代元素，轻松好玩儿且不违和。

接下来，作者从吕不韦出马请张唐往下讲，巧妙安排了主人公甘罗的出场：吕不韦上门请张唐不成，甘罗自请前去劝说，取得了吕不韦想象之外却又唯一可期的效果。继而，甘罗为张唐的燕国之行打通关节、铺平道路……作者将这一系列事件加以细化，注入更多喜剧元素，使戏剧冲突更加强烈，人物个性更加鲜明，让受众在轻松愉快的阅读中感知战国时期的波诡云谲，还有甘罗超乎常人的政治智慧，以及吕不韦、张唐、秦王嬴政、赵王等人在面对问题或诱惑时的个性、眼光与胸襟。

在这里，甘罗先是借古喻今，以项橐七岁就作了孔圣人老师这则历史故事，说服吕不韦同意自己去劝说张唐；然后用启发式提问、对比性分析，让张唐明白违逆权倾朝野的吕不韦的意志将遭致的凶险，让张唐心甘情愿出使燕国；再后，以小小年纪自请出使赵国，并为秦国“诓”来了十几座城邑，让秦王嬴政在狂喜之余，封他为上卿，并赐其继承祖上甘茂的田产和房宅。至此，十二岁的他，拥有了众人艳羡的权力和财富，也在史册中留下了光辉的一页。

甘罗出身于名门之家，其祖父甘茂就是一个卓越的政治家。甘罗既有上天赐予的聪明头脑，又受家族小环境与外部大环境影响，从小耳濡目染，养成了对外界、对人心和人性的敏锐洞察力，以及良好的辩才。

需要特别指出的是，甘罗生活的战国，正是群雄争霸、烽烟四起、英雄辈出、百家争鸣的时代。在以战国七雄为主的各国间围绕霸权而开展的争斗中，以张仪、苏秦所宣扬并推行的纵横之术大行其道。纵横之术通常指以辩才陈述利害、游说君主的技巧，是一门从趋利避害角度，研究利益体之间相互关系的学说。其核心是了解对方需求，抓住对方弱点，通过声东击西、欲正故误、先虚后实、直抵要害等论辩方法，以及与之相对应的措施，达到自己的目的。甘罗的祖父甘茂就深谙这一技巧，他出身于下蔡平民，却通过多年经营，尤其是应用纵横之术，名声显扬于诸侯，为强大的齐国、楚国所推崇。

而十二岁的甘罗，正是因为洞察时局，利用国与国、人与人之间的矛盾，施展辩才，解决了连丞相吕不韦都解决不了的问题。司马迁在《史记·樗里子甘茂列传》的结语“太史公曰”中说：“甘罗年少，然出一奇计，声称后世。虽非笃行之君子，然亦战国之策士也。方秦之强时，天下尤趋谋诈哉。”意思是,甘罗年纪很轻，然而献出一条妙计，名垂后世。虽然他算不上品行忠厚的君子，但也是战国时期名副其实的谋士。当秦国强盛起来时，天下特别时行谋诈之术呢！

时势造英雄。特殊时代的大背景，给甘罗的政治智慧和不凡表现，提供了有力注解。

后世有史学界和文学界甚至认为，司马迁《史记·樗里子甘茂列传》之所以久传不衰，最主要的原因，是它生动记录了少年政治家甘罗的事迹。在纵横之术为众多政治家所推崇并花样翻新的时代，年仅十二岁就对其中的众多话术和技巧运用自如的他，是神一般的存在。而《新甘罗拜相》的作者，则在司马迁原著的基础上，以戏说方式，为神童政治家的卓越才能和不凡经历涂上了轻喜剧色彩。

关于甘罗，后世吟咏和感叹的作品有很多，唐代韦应物以“荣禄何妨早，甘罗亦小儿”的诗句，激励少年郎，争取荣誉和利益不妨趁早。宋代李复赞其“纵横争擅势，之子独尊秦。弱齿能专国，奇谋不借人”。足见十二岁功成名就的政治家，在历史上的稀缺性与对后世的影响力。

然而，甘罗的荣耀起于十二岁，也在十二岁获得功名后戛然而止。他后来的发展和命运走向，史籍再无记载，而留下众多悬念，让后世去猜测，去接续。

对于甘罗的后续情况，《新甘罗拜相》文末有一个意味深长的伏笔：吕不韦让侍从将甘罗狂喜之余的无忌童言记录下来，以便“日后另作打算”。这或许隐喻了少年成名、功高盖主的政治家的命运——以喜剧开场，以悲剧结束。

我们也可以试着猜想一下：或许应了天妒英才那句话，甘罗早夭。也或许毕竟不够老辣的他在政治倾轧中败下阵来，再无机会建立新的功业。又或许，成年后的他，厌倦了政治角逐，看透了宦海沉浮，从此归隐山林，以读书、抚琴、品茗、游山、闲谈度过余生，想起曾经的绞尽脑汁，斗智斗勇，赢得生前身后名，恍如隔世。再或许时代变了，他个人却没有因势而变，守着功业，不思进取，成为平庸之人，如王安石《伤仲永》里的主角一般，“泯然众人矣”。

人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社会属性是人的本质属性。再聪慧、再杰出的人物，都离不开其出生、成长的大环境。甘罗这棵在战国特殊时代土壤里长成的智慧树，是优良树种与时代沃土共同造就的。然而，这棵树终究没能长得更加繁茂且强壮，没能长成造福当代及后世、推动社会进步的参天大树。

一棵树的长成，需要恰当的水分和适宜的阳光，需要良好的土壤和持续的营养，需要小树自身的生命渴望和坚韧不拔，概而言之，需要外部环境的呵护滋养和内生动力的不断增长。树犹如此，那些被寄予了一飞冲天、唱亮一生热望的鸡娃，又何尝不是如此？

或许，这也是《新甘罗拜相》的作者以含蓄蕴藉的方式，告诉世人的至理。

刊发于2021.8.6《劳动时报》三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