蒙和舞乐极与大板一校
谨以本文献给广大的“灵魂工程师”们，因为你们从事的是“天底下最阳光”的职业！
积极办学
从前，巴林右翼旗扎萨克衙门里有培养“必阇赤”的学斋。据记载，巴林右翼旗最后一个学斋老师叫胡成祥，蒙古名字为毕勒格图。所谓的“必阇赤”，也作“必车赤”，出自《元史》的音译，即为元朝时各级政府的文书工作者，大致相当于现在政府机关的文字秘书。当年，巴林右翼旗的“必阇赤”们在学斋里所学的功课主要有：《成吉思汗箴训》、《巴林黄金史》、《巴林实录》。除此而外，还有《圣谕广训》、《天文研究》、《五体合碧》等。到了清末，则主要以汉文的“四书五经”为教材。
清末，政府在蒙古地区施行了“新政”，一时朝野上下出现了许多改制的奏议或舆论。比如，与巴林毗邻的喀喇沁右旗扎萨克多罗都楞郡王贡桑诺尔布就提出了“敬陈管见八条”，主张开银行，修铁路，开矿山，练新军，办巡警，普及教育等，并于1902年在喀喇沁王府开办了蒙古族近代社会第一所新式学校，即崇正学堂。这所学校按照清朝制订的学堂章程教学，开办有算术、地理和外语等新课，吸收女子入学，在当时可谓是一大创举。受此影响，巴林的一些开明人士和王公贵族也向巴林右翼旗扎萨克扎噶尔提出筹办学校的建议。扎噶尔与贡桑诺尔布在朝同为郡王品阶，素有“南有贡王，北有扎王”之称，都是地方上非常开明的领袖。所以，对于办学一事，扎噶尔也十分欣赏，很快就批准了，还责成最热衷于办学的乌勒赫充嘎办理此事。
乌勒赫充嘎（1853—1916），巴林部尼楚古惕氏人，汉名乌善清（一说乌青山），出生于巴林查干沐沦河畔景斯图山东侧的牧业村庄，父亲桑嘎是一个普通的牧民。乌勒赫充嘎曾就读于“必阇赤”学斋，兼通蒙、汉、满三种文字，对史地、法律有一定研究。乌勒赫充嘎为人机敏，有胆识。至今，在巴林草原上还流传着他的很多故事。
乌勒赫充嘎为了让这所学校能够早日开学，动用自家的5套马车，从林西、赤峰等地运回了文具、粮食等。他还不辞辛苦地安排校舍，招聘教员，动员学生入学。经过一番积极的筹备，1910年春，一所名为“普励”的学校就在当时的大板上娘娘庙西院即后来的旗法院院内成立了，是在“必阇赤”书斋和阿拉丰嘎私塾的基础上建成的。
阿拉丰嘎（1864-1929),巴林右翼旗查干沐沦珠腊沁艾里人，兼通蒙、汉、满、藏四种文字，对天文学有一定的研究，还精于算术和珠算。
普励学校建成之初，学生六、七十名，校长为阿拉丰嘎，教员有乌伯山等；教材教法与私塾差不多，设有蒙、汉、满文课，有3种文字对照的《三字经》和《家训》等四书。校园非常的简陋，后面是由原阿拉丰嘎私塾改造的3间瓦房，正中的5间教室则是由原银行改造而成的，教室内南北大炕上摆着书桌；东、西厢房各3间作为学生宿舍，门房5间作为教员的办公室兼宿舍。校门前面还有一座影壁，上书蒙汉两种文字的校训“智义”。教室后面还有两个圆仓子，存放着师生的粮食。校园的东北角是运动场，设有摔跤场、射箭靶子和足球门等。为了鼓励学生努力学习，吃、住、穿衣及文具所需等全由旗里供给，校规较严，如背诵不出课文或打架骂人都要挨板子，学生吸烟、喝酒等要被开除。
民国11年，即1922年，普励学校曾因经费困难，被当时执政的业喜敖力布公爷叫停了，办起了文化补习班。1926年春，在扎萨克衙门文书沙格德尔扎布的提议下，普励学校改名为“巴林右翼旗旗立学校”，又开始复课招生，克旗人哈萨巴斯尔和女教员陶曾嘎两人教蒙古语，凌源人韩海丰教汉语文和珠算课，学生来自全旗，有100多人，其中还有17名女学生，一切费用仍由旗里负责，对学生的吃穿住宿全部免费。1933年，日本侵占承德，停课半年。同年秋季，在时任文教股长的阜新人玉勒布图格其（韩子宜）等人的支持下，再次复课，教员在原有3名的基础上增加了1名，开始分班教课，学生达百余名，校名改为“巴林右翼旗大板上公立国民学校”。此时，在旗内的黄花庙、沙布尔台等地也有了学校，为了有所区别，“巴林右翼旗大板上公立国民学校”按次序被称为“大板一校”。1935年，大板一校又改称为“巴林右翼旗大板上公立国民优级学校”，开始施行小学“两级制”：初小四年制叫国民学校；高小二年制为国民优级学校。全旗国民学校的毕业生全部要升到大板一校高小班。由此，这所学校的学生逐年增加，教员也在原有基础上新增加了赤峰中学毕业生陈显民、女教师暴晶宜，张国全和日本人朝日奈操，几年后又来了1名日本人户田朝弘和教导主任乌恩其。
伪康德3年，即1936年，蒙和舞乐极被分配到大板一校任校长。
志向明确
蒙和舞乐极，蒙古族，汉名汪洪斌，生于1916年，原籍在辽宁省阜新蒙古族自治县查干噶根庙的庙仓南面，其父是庙上的奴隶。
稍长时，蒙和舞乐极在亲属的资助下在家乡读书。小学毕业后，他又考入了奉天（沈阳）蒙族师范学校。蒙和舞乐极聪明过人，勤奋爱学，是学校出了名的高材生，博得了老师们的器重。这期间，哈丰阿、哈斯巴特尔两位进步老师对蒙和舞乐极的影响尤其深刻。正是在这两位老师的指导下，蒙和舞乐极读到了一些唯物主义的进步书籍。与此同进，他的出众才华还赢得了一位姑娘的芳心，她就是哈斯巴特尔的妹妹郭淑德，两人是同学，情投意合，互勉互助。
毕业时，哈丰阿告诉蒙和舞乐极，边远的内蒙古地区文化落后，无知与愚昧禁锢着那里的人们。老师的这番话让蒙和舞乐极的心中涌起了一股热流，一种振兴民族文化的强烈责任感油然而生。他决定去到夜幕下的巴林草原，去到日伪统治下的大板城，担任起了大板一校的校长。
到校后，蒙和舞乐极把他全部的热情和才智都投入到了当地的教育上。他组织教师并亲自带头深入到边远牧区的每个苏木和嘎查，走村串户地向广大牧民讲道理，千万百计地让他们送孩子到学校读书。当时，扩大学校招生谈何容易，蒙和舞乐极人地两生，其困难程度可想而知。但他克服了千辛万苦，四处奔波，求得在社会上有声望的人的支持。当时，能上学的都是些有权有势的富家子弟，穷人家的孩子寥寥无几，于是，蒙和舞乐极亲自下去动员，不知走了多少蒙古包、崩崩，苦口婆心地劝说贫苦牧民把子女送到大板上学去。蒙和舞乐极除了自己省吃俭用拿出一些钱和东西接济穷人子弟外，又想了很多别的办法，动员富有的开明人家捐款，捐牲畜，支持办学，有计划地拿出一部分用在扶助穷苦牧民子女上学方面。这样一来，许多穷人家的孩子也能有学可上了。
一天傍晚，一个名达林台的牧民带着16岁的大儿子来到蒙和舞乐极的家，一进门就叫儿子给徒步到他家进行多次的校长磕头。打那以后，这个缺吃少穿的孩子就吃住在蒙校长的家里，得到了上学读书的机会。老牧民达林台逢人必讲：“蒙老师伊和赛哪（真好）！”
为了加强学校的建设，蒙和舞乐极还亲自设计了校园规划图，其中包括：办公室、教室共40间，还有菜园、果树园及400米周长的运动场等。建校工程从1937年开始，历经3年完工。大板一校于1939年搬进南院，即后来的一小校园，北院为师生宿舍和食堂。课程增加了音、体和自然、日语课等。为了增强音、体课程，文教股长玉勒布图格其亲自到奉天购置了提琴、风琴和鼓、号等二十几件乐器和各种球类，让额布乐格其老师负责组建学校的业余乐队并进行训练，从而更加活跃了学校的文艺活动，学生越来越多，增加到500多名。
蒙和舞乐极不仅亲自授课，还经常向同学们讲述有关振兴民族文化的重要意义，并亲自编写了一本《民众教育课本》，让他的学生孟和毕力格画了插画，很生动，很形象，学校将此书油印成册，发给学生。这本书中列举了住在北极的一个少数民族——爱斯基摩人是如何开创生活条件的，有力地批驳了上帝决定人类生存的唯心主义学说。在蒙和舞乐极的启蒙之下，他的很多学生在长大后都很有成就。
蒙和舞乐极为办教育日夜奔波，身体越来越消瘦，爱人郭淑德劝他注意身体，他总是不以为然，说：“人活着，一是要学习，二是要为穷人多办点儿好事！”他是这样说的，也是这样做的，白天授了一天课，晚上还要学习到深夜。批完作业备完课后，蒙和舞乐极还偷看《唯物辩证法》一类的进步书籍，这类书在当时是禁书。为了把进步思想灌输给学生，他学习哈丰阿和哈斯巴特尔老师的办法，潜移默化地去影响学生。为此，蒙和舞乐极还撰写了一些诗歌，谆谆告诫青年们，不要贪财，不贪安乐。比如他最早写的《告同胞诗》的汉语大意是：世道已经大变，大家赶快清醒过来。为了把全人类从苦难中解放出来，必须同心同德，“知”、“行”合一，未知而行者盲，知而不行者惰。再比如，当蒙和舞乐极看到一些有知识的学生在当上伪警察或宪兵后就为非作歹，触动很大，于1939年春饱含激情地创作了《劝告青年歌》：振臂跃起的蒙古族青年们，放眼看其苦难群众的支援。奋斗吧！喜迎世界的新曙光，为人类宏伟事业做贡献！……生与死自有定律，实现真理是我们的任务，竖起胸怀宽广的蒙古——欲与宇宙共同前进。要把堆积如山的私利一脚踏碎，寻找纯挚的真理当做亲朋。救起那苦难的民众，共享幸福的甜蜜。这首诗在当时非常有进步意义，最初发表在《丙寅》杂志上，1942年，有人给它配了曲子，传唱于巴林草原。
参加革命
1939年，文教股长玉勒布图格其调走后，蒙和舞乐极接任教育股长并兼任大板一校校长。他在全旗5个区都办起了学校，同时还创办了一个叫“兴学会”的组织，主要任务是宣传动员人们为教育捐款、捐物，用这些经费扶持贫苦牧民的子弟上学。这时，大板一校已经成为伪兴安西省的第一所比较正规的蒙族完小。
1944年秋，蒙和舞乐极被伪兴安总省省长博彦满都所赏识，调他到王爷庙（即后来的乌兰浩特）省政府担任秘书。这时，蒙和舞乐极意外地与哈丰阿老师相遇（哈丰阿也在伪省工作），并有机会阅读了大量的内部材料和一些书籍。进步组织“兴蒙党”对蒙和舞乐极的影响也很大，因为他们所宣扬的思想与他所追求的是一致的，即赶走日本强盗，推倒压在穷人头上的三座大山，解放全中国！特别是只有靠武装斗争才能夺取政权并拯救民族的思想，让他很受启发。日本鬼子撤退之前，血腥镇压了王爷庙的革命群众，更加触动了蒙和舞乐极的心灵，他更加深刻地体会到了以革命武装反对反革命武装的意义。
1945年8月15日，日本侵略者正式无条件投降了，留给中国人民的是片片废墟，满目疮痍，王爷庙更是如此。当时，有一所进步组织的学校被破坏严重，蒙和舞乐极就组织一些学生和民工日夜进行进行修复。修好后，蒙和舞乐极除了自己给学生们讲课外，还特意请来了哈丰阿和特木尔巴根等有名望的人士来讲课，传播一些民族要统一，要加强团结等道理。尤其是一些年轻人，在蒙和舞乐极的组织和引领下，开展了清除隐藏敌人和修复城市的工作。
1946年1月份，在王爷庙的噶根庙召开了人民代表大会，组成了东蒙古人民自治政府，并决定派一部分人回到昭乌达组建昭乌达省政府。一个月后，蒙和舞乐极随昭乌达省政府筹备组来到林东，不久又从林东回到大板，把家属和老人安顿在大板附近的麻斯他拉艾勒后，又回到林东，为筹建昭乌达省努力工作并提出加入中国共产党的申请。
1946年6月的一个夜晚，蒙和舞乐极在党旗下庄严宣誓，正式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时隔不久，蒙和舞乐极被派到蒙汉联军第四师担任师政治部主任。
这时，虽然东、西蒙已经召开了统一会议，但整个内蒙古还没有彻底解放，赤峰、开鲁等地还被国民党军队占领，阿鲁科尔沁旗和巴林右旗的叛乱迹象已显。四师师部得到消息：驻扎在右旗益和诺尔迫毛都的34团2连官兵思想有波动。为了使他们不发生叛乱，师部决定对这个连进行整编。为此，1946年11月15日，蒙和舞乐极带领一个班的11个战士，从师部所在地林东出发，去完成这一非常危险的工作。不久，年仅30岁的共产党员蒙和舞乐极被土匪宝音达来用枪托砸死，为民族的解放事业流尽了最后一滴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