姜锐：从车老板子到法院副院长
姜锐的少年时代曾经是个赶勒勒车的车老板子，后来当上了翁旗法院的副院长。这一段传奇是咋回事呢？下面的这个故事回告诉你。
下面的这则故事以第一人称为您讲述——
我出生在乌丹镇东甸子村的一个农民家庭，父亲是赶勒勒车的。为维持一家人的生活，父亲长年风里来雨里去地奔波在坝后草原，到那里的盐池去拉盐。母亲在家务农，家里还有两个哥哥、两个姐姐，我排行老小，也是最爱读书的一个。但哥哥和姐姐们不支持我念书，认为先填饱肚子要紧，读不读书是次要的。于是，我读了几天书后也就跟着爸爸一样赶上了勒勒车。
1947年8月，乌丹县扩兵。那一年，我18岁，和大批青年一起踊跃地加入到了革命队伍，成为了那股母送子当兵、姐送弟入伍、妻送夫上前线的潮流中的一分子。最近，我从一份材料上看到，仅当时的乌丹县就有1338人参军，向主力部队输送944人，参加乌丹县支队的359人，这其中还有35个少年也参了军。
参军后，我被分到乌丹县支队教导队，在山咀村小南地训练15天后又被分配到乌丹县支队骑兵连。刚一到骑兵连，我们就奉命和桑财川的土匪干上了。因为那里的土匪非常的猖獗，经常袭击我区工所，杀害区干部和抢劫百姓财产。
我们这支骑兵连的连长叫谢昆元，河北人，30多岁，为人仗义，胆大，办事爽快，酒量大但从不误事，枪打的准，有百步穿杨之功，带兵打仗有一套，解放后曾任滦平县的县长。
按着县里的指示，谢连长带着我们一个连的150人，向桑财川进发。第一天住到吴营子，第二天才到了哈巴气村。哈巴气是个小村子，住不下我们这么多当兵的，就有一个排住到了大石门（现在的灯笼河马场）。我因为读过几天书，识得几个字，所以就给谢昆元当起了文书，主要的任务是传达口令，有两个字的简单口令，也有四个字的特别口令。
我们的连部设在哈巴气一个姓吕的地主家，高墙大院，易防能守。
这一年的冬天特别的冷，滴水成冰。有一天深夜，天黑得伸手不见五指，突然从窗外传来几声枪响。谢连长一听有情况，连忙从炕上一跃而起，拔出手枪一声命下：“土匪来了，给我打。”说着，一转身就消失在漆黒的夜色里。不一会儿，我们就和土匪交上火了，那枪声就像现在过年放鞭炮似的响个不停，转眼间墙里墙外火光冲天。土匪们骑着马一边打枪一边大喊乱叫，估计也有几百人。谢连长不断地下命令，一定要守好炮台，狠狠地打，不能放进一个。听连长这么一说，战士们也来了精神头儿，站在高墙上就突突开了，整个村子都打冒烟了。打了大约有几袋烟的工夫，土匪们见这个大院子太难攻了，就呼拉一下子撤了。等天要快亮了的时候一清点人数，战士宋徳被打伤了。谢连长马上派人送宋德回乌丹镇抢救，但走到山咀子时因伤势过重牺牲了。
后来，快要过年了，土匪们又来过一次，但一听说是谢连长在这儿，知道这是块硬骨头，难啃，打了几枪就跑了，再也没来。
1948年4月，我被调回乌丹县大队。离开骑兵连的那天，我老早就起床准备出发了。谢连长找到我，笑呵呵地说，忙啥，等吃了肉再走。我想，这哪里有肉啊，一天三顿粗小米饭咸菜条子吧。就在我还没明白这是咋回事儿的时候，只见谢连长和通讯员骑上马就奔向了南梁子。大约一袋烟的工夫，连长他们就又回来了，通讯员的马背上多了一只又肥又大的黄羊。战友们一看，都高兴得蹦起了高，这回真的有肉吃了。开饭了，我给谢连长倒了盅酒，他一仰脖子就把这酒喝了个底儿朝天，还嘱咐我说，到县上要好好干。我连连称说是。
吃完这顿丰盛的黄羊宴后，我才和战友们挥手而别，上马奔了前程。傍黑天时，我住在了桑财沟门村，村长给我派到一户姓吴的人家去住，这户老吴家的日子过得挺好，炕上铺着毡子，很干净。平平安安地住了一宿，第二天我就到乌丹县大队报了到。
乌丹县大队的大队长叫李金城，他让我当上士，给部队搞粮食。那个年代是很困难的，粮食不够吃，我就收购麻籽，加工成油，再拉到哈达街换钱买粮食。有时候，粮食实在不够吃了，就到田地里划拉些白菜帮子之类的，洗干净后再放点儿米，给战士们做大锅粥喝。
有一天，有牧民到县里报告，说是在乌丹县东部的沙窝子里掉下一架飞机来。这可不是一件小事儿，县里非常重视，因为那时候我们的部队还没有飞机，很多人也没见过飞机。
李大队长带着一个排的兵力走了两天，先到海拉苏再到乌兰吉拉嘎。终于到了目的地，离老远就看到一个大铁家伙趴在大沙窝坑子里。近前一看，原来有三个国民党飞行员跳了伞，被牧民们给抓住了。李大队长问他们是从哪儿来的，姓啥，叫啥。他们说他们是从唐山起飞的，是国民党的运输机。飞行员姓彭叫树新，是湖南人，毕业于美国某空军学校。他们是来投奔共产党的。
既然是来投奔共产党的，那就往回带吧。可这三个飞行员走不了沙子，还得找来骆驼让他们骑上。吃饭时又麻烦了，这三个飞行员不吃炒米，那就吃鸡蛋吧。好不容易找来几个鸡蛋，把鸡蛋煮熟了，撒上盐就开吃了。到了乌丹后，县大队又把这三个飞行员送到热河去了。
1949年，我们的部队被转到了平泉，后来又转到锦州。1950年，毛主席下达了抗美援朝的命令，我们的部队又编入空军，我是管理飞行员档案的管理员。1951年11月，部队首长又让我到洛阳参加军事参谋学习并取得了中专文凭。毕业后，我被分配到锦州笫三航空学校，主要任务是给苏联飞行员购买服装之类的。
1955年，我复员回到家乡，先后在粮食局、医院、粮油加工厂等单位工作。在工作中我感到挺吃力的，因为不会下账，怕给国家造成损失，就打了一个报告就想回家了。没到的是几天后有人找我说，赵县长让你去一趟。我当时也不知道县长找我干啥，就去了。原来，我的那份辞职报告不知怎么的就到了县长的手了，赵县长对我的认真态度很是高看一眼。赵县长对我说，听说你当过兵还有文化。他还说：给你找工作，你还不愿意干吗？我说：干不了，怕给国家造成损失。他说，那我就给你找个工作吧，上法院当书记员，这活儿需要认真的人干才行。我说，试试吧。他就给法院的张院长打了电话，让她把我领回去，再去培训培训。就这样，张艳儒副院长把我领到了法院，又让我到热河省承德司法干校培训三个月。当时我的班主任是刘景武，乌丹人，承德法院刑事庭庭长，他曾经是乌丹县的第一任法院院长。
我学习完就又回到了乌丹县法院，当时院长叫曹瑞庭，法院总计10人。从那以后，我当过书记员、助审员、审判员、民事庭和刑事庭的庭长。在上个世纪70年代，我任法院副院长时曾到辽宁省高院开会，谈论审判经验时我说，我们院里有一个巡回审判组，经常骑着马深入农村、牧区开展巡回审判工作，以就地调解为主，深受欢迎，老百姓都管他们叫“马背法庭”。我这么一说，这个经验一下子就在会上传开了，高院还给我们院颁发了奖状。
对了，想起来了，“马背法庭”的故事曾经在红山晚报上宣传过，还在中央电视台上播过，挺好的，应当宣传和发扬呀。注：封面即为姜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