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安顺》黔中游子 爱智者吴天岳 2018年第53期（总292期）
致客居异乡的游子
《文化安顺》（微信公众号）特意推出一个不定期栏目“黔中游子”，专门针对旅居在外的安顺乡亲（含安顺所辖各区县）。不管您身处何方——省外？还是国外？也不管您是外出打工？还是已谋得稳定职位？是居无定所，四处漂泊？还是已在外定居多年？更无论您是小有所成抑或贡献卓著？还是一无所有，两手空空？只要您情系故乡，您就是我们的服务对象：让家乡了解您，让您了解家乡！这是本栏目唯一的宗旨。因此，除了陆续选介一些工作在外有所成就的故乡人外，我们更期待着您惠赐稿件，把您的经历、见闻、所思、所感付诸笔下，与家乡人一同分享。同时，我们也将在本栏目中，适当地配发一些反映安顺在不同历史时期风情风貌的新、老照片，俾各位聊解乡愁，略纾积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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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安顺》编辑部
人物介绍
吴天岳：圆梦哲学的“爱智者”
吴天岳，男，贵州安顺人。1979年4月出生。1997年毕业于安顺二中。同年以全省文科第一名（俗称“文科状元”）的优异成绩，考入北京大学中文系“北大文科实验班”。这是安顺高考历史上的第一个“状元”。两年后转入北京大学哲学系，又两年毕业，获学士学位后，继续在哲学系深造，攻读硕士学位。2002年转入比利时鲁汶天主教大学哲学所，获硕士学位；2007年获博士学位。同年归国，为北京大学哲学系博士后。2009年为北大哲学系讲师，2010年晋升副教授。现为北大哲学系系主任助理、外国哲学教研室主任。
与高考制度下往往根据录取的可能性来被动地选择志愿的许多同龄人不同，吴天岳早早就确定了他对哲学矢志不移的爱好，初中时代即立志要考入北京大学哲学系就读。结果，天遂人愿，梦想成真，不仅实现了入读北大哲学系的夙愿，而且，多年之后还走上讲堂，执教于北大哲学系，成为新一代哲学专业的研究者和教育者。主要研究领域为古希腊罗马哲学、教父哲学与中世纪哲学，尤对此一时期的心灵哲学和道德哲学着力甚多，注重对古代和中世纪历史文本中的哲学论证进行重构，以为当下的反思开拓新的思想资源。2010年出版专著《意愿与自由：奥古斯丁意愿概念的道德心理学解读》（北京大学出版社2010年）。有多篇论文发表于国际哲学界专业学术期刊及国内哲学社会科学核心期刊。译著有：伯纳德·威廉斯《羞耻与必然性》（北京大学出版社2014年出版）、约翰·马仁邦《中世纪哲学：历史与哲学导论》（北京大学出版社2015年出版）。编校有：柏拉图《理想国》（顾寿观译，吴天岳编校；岳麓书社2010年出版）、《阿奎那读本》（Kelly Clark、吴天岳、徐向东编，北京大学出版社2011年出版）、《中世纪哲学》（赵敦华、傅乐安主编，吴天岳审校，商务印书馆2013年出版）。
为了能够深入了解作为现代西方哲学源头的西方古典哲学，吴天岳在求学期间花了大量精力学习外语，除了常用的英、法、德语外，还熟练掌握了希腊语和拉丁语，因而阅读了大量哲学原著，为其后来对一些流行的西方哲学的基本概念、重要命题乃至重要思潮进行梳理、重构和再阐释打下了深厚的学术基础。他的研究，以征引博洽，运思精微、确切和推导的缜密、合理著称，常能于人们习而不察之处发现端倪，引出新见、新解，并由此逐渐形成了自己的学术特色。惟其如此，他的论文常被国内外一些顶级期刊选用，多次参加国内外哲学界组织的国际学术会议并宣读论文。数年间，先后赴美国杜肯大学、美国天主教大学、英国剑桥大学、牛津大学、比利时鲁汶大学等，进行密集的讲学和访学活动。其著作及本人也多次荣膺奖励：专著《意愿与自由：奥古斯丁意愿概念的道德心理学解读》获第十二届北京大学人文社会科学研究优秀成果奖二等奖（2013年），本人获北京大学2013、2014年度人文社会科学科研优秀奖（2015年）、北京大学人文杰出青年学者奖（2016年）；2013年入选首届北京高等学校“青年英才计划”，2017年入选国家“万人计划”青年拔尖人才。
2007年在鲁汶大学进行博士论文答辩的吴天岳
长期浸淫在抽象、思辨的哲学天地里的吴天岳，还是位备受学生爱戴的好教师。除了在本科班和给研究生（硕士）开设《柏拉图原著选读》、《亚里士多德与亚里士多德主义传统》、《中世纪哲学原著》、《研究生拉丁语》、《西方哲学史》、《希腊哲学原著》、《西方古典思想》等专业性很强的课程外，还担任了与学生问学、生活接触最密切的班主任。他以平等、包容、细致、耐心的姿态，融于学生之中，深入了解他们在学习和生活上遇到的问题和困难，以渊博的学识，真挚的关爱，指导学生，释疑解惑，帮助他们作好大学期间的学习规划。每周都安排固定的时间接待学生，尽其所能地帮助他们处理一些临时遇到的困难。他赢得了学生的尊敬和喜爱。为此，2013年获得教学优秀奖并被评为优秀班主任标兵；2014年入选北京大学第十八届“十佳教师”。在学生的心目中，他有如四时飘香的丹桂，以“深奥的哲思”和“满满的关爱”，给初入学海的年轻学子带去及时的指引和温馨的滋润。且看他的学生是如何评价他的吧：
“作为一名非常合格的教育者，天岳老师拥有的不仅仅是丰富的学识，更重要的是对于学生自我判断、自我选择和公众生活意识的培养……
“2013年春季学期，他带我们学习西方哲学史。每次下课之后，他基本都会花一个小时的时间来回答同学们的各种提问，常常等到下午一点钟众人散去才罢……而且由于这一部分课程涉及的内容跨度大，内容丰富，而思想史的叙述又过于粗略，为了能够更好的帮助我们理解西方哲学中世纪之前的传统，他协助一部分同学组织读书班。我参与了这个读书小组，天岳老师每次都来指导我们所要读的参考文献，提前准备好并且参与我们的讨论，这是我们这一级同学的第一个读书小组，而且这个读书组一直保留到今天。我想，在我们初次与哲学结缘，与西方的古典传统结缘的时候，能够遇到天岳老师，以他自己的方式推动我们学习的热情，引发我们的思考，这真是莫大的幸运。”（2012级本科生李培炜《遥想吾师行道处，天香桂子落纷纷——记北京大学2014年“十佳教师”丹桂奖获得者吴天岳副教授》）
——《文化安顺》编辑部特约撰稿 杜应国
青年才俊，哲思悠悠
记北京大学2016年“万人计划青年拔尖人才”入选者吴天岳副教授
北大校报记者 刘秋怡
1997年，18岁的他书生意气，从贵州省考入北京大学中文系，5年后便以出色表现顺利保送至比利时鲁汶天主教大学哲学所；2007年，28岁的他风华正茂，从鲁汶博士毕业归来留校任教，3年后便以优质教学被评为副教授；2017年，38岁的他茹古涵今，砥志研思古希腊哲学与中世纪哲学，成功入选2016年“万人计划青年拔尖人才”。晨钟暮鼓，31年的岁月中，他与圣人贤哲的典籍为伴，探求浩瀚世界悠悠哲思，他就是北京大学哲学系外国哲学教研室主任吴天岳副教授。
编校书籍《中世纪哲学》（上下卷）书影
未名湖东北侧畔，镜春园之上，仿明清风格的李兆基人文学苑静静坐落于此。屋顶相错，庭院相借，飞檐翘角，红墙深苍，轻启文史哲三系四合院的大门，穿过错落有致的石板路，小扣朱红色的雕花木门，还未踏进吴天岳老师的办公室，就早已使人陷入“曲径通幽处，禅房花木深”的朦胧意境中。环顾四面，只见其满屋文卷，轻嗅鼻间书香氤氲，无怪乎他旁征博引之间总是口吻生花。笑容煦煦，眸光蔼蔼，水蓝色立领衬衫搭配宝蓝色西装外套，见到吴天岳的第一面，他儒雅温润的君子姿态令人印象深刻。
挑战冷门研究的青年学者
“审核完材料，对于你能够成功进入复试，我们都感到非常吃惊。”吴天岳坦言当初“万人计划青年拔尖人才”评审老师说出的这句话让他至今记忆犹新。他接着解释道：“申报这个计划需要有一个具体的方向，而我从事的研究领域——中世纪的灵魂哲学，是一项非常冷门且高度技术化，涉及哲学史基础理论的研究。”挑战冷门、坚守初衷，吴天岳在其漫漫治学之路上，逐渐彰显出理性与睿智，所谓厚积而薄发，正是对他潜心研究学科边缘领域的最佳注解。
国家高层次人才特殊支持计划，简称“万人计划”。自2012年8月17日起，经党中央、国务院领导批准，由中组部、人社部等11个部门和单位联合印发，是面向国内高层次人才的支持计划。其目标是用10年时间，在全国范围内有计划、有重点地遴选出1万名左右自然科学、工程技术和哲学社会科学领域的杰出人才、领军人才和青年拔尖人才，给予特殊支持。于2017年9月19日公示的2016年“万人计划青年拔尖人才”在自然科学类和哲学社会科学、文化艺术类共189位的入选名单中，来自北京大学的六位学者通过激烈角逐，成功上榜，而吴天岳便是其中之一。
“这是我第二次申请这个计划，能够入选，最大的感受当然是觉得非常高兴。”吴天岳笑着谈道这样的喜悦一方面来源于自己的工作得到他人肯定，另一方面则源自于现如今国家的人才计划不仅仅支持那些能够对社会产生具体作用的技术性项目，也会开始关注人文学科中一些非常边缘化的理论探究。“十分有意思的一点是，入选名单公示之后，组织部将所有的青年人才集中在国家行政学院进行培训，也给了我们一个展示各自的学科特色、相互交流的平台。”吴天岳心潮澎湃地说道这样的体验，让他体会到了跨学科交流所碰撞出的火花。培训一结束，他立马回到哲学系，协助上一届入选青年拔尖人才计划的同事刘哲副教授建造了一个平台，让哲学能够走出院门，跟更多学科进行交叉合作。“所以我们打造了一个叫做PIO（philosophy and its others）的讲座系列，邀请了研究心理学、芯片，甚至是干细胞的学者，热切讨论各自实践中所遇到的看起来互不相干而实际共通的哲学问题。”
在吴天岳看来，跨学科合作不仅加深了哲学与其他学科的融合，打破了不同领域彼此之间的固有偏见，而且在跟学生沟通交流时，能更好地指引他们如何运用哲学思考去关注社会现状，解决实际问题。
克服重重困难的哲学家
“致力于重构古代和中世纪历史文本中的哲学论证，为当下的反思开拓新的思想资源。”谈起吴天岳所从事的研究工作，这句话的确简明扼要地概括了他那些时常令人感到晦涩难懂的哲学思考，却道不清他二十年如一日地埋头伏案在文献古籍中的深自砥砺。
回忆起在鲁汶大学的深造时光，吴天岳还清楚地记得读书的日子里最常去的地方便是专门为收藏奥古斯丁的著作而造的图书馆。为了潜心钻研奥古斯丁关于意愿与自由的讨论，他不舍昼夜研读了图书馆里近万件的相关资料。吴天岳用“不虚此行”来描述那些在鲁汶大学的岁月。
译著《羞耻与必然性》书影
而在这三十多年与哲学为伴、书写思考的岁月中，吴天岳历经了大大小小的困难。“最基本的肯定是语言的困难。”吴天岳坦言道他所研读的历史文本基本都是用古代西方的语言文字来撰写的，所以不仅要掌握拉丁语和希腊语，为了看懂二手文献，还要了解英德法三门语言；再进一步是“理论重构”上的困难，因为历史上的哲学家不一定会用非常体系的方法来展示他们的思考，而即使他们用了自以为体系的方法，但由于历史年代的久远，如今我们实际上已经不能够很准确地把握他们所运用的那些术语，“这就需要我们深入到这些哲学家思考的内部，才能避免断章取义，从而对他们的整个思想有一个概略性的把握。”最后便是解释上的困难，“因为你所展示出来的工作，很有可能会包含内在的不一致。”吴天岳解释道：“比如说奥古斯汀，他早期认为人是有选择的自由的，但是到了晚期跟其他人论战时，他为了强调上帝的恩典，似乎又否定了这个自由。”面对这些难题，就需要哲学家进行更深层的思考，甚至要退回到原先的理论重构，进行一番自我怀疑。
丹桂飘香的教育者
曾获2014年第十九届“十佳教师”丹桂奖，他是学生眼中博学多才，温柔亲切的天岳哥哥；用民主方式管理学生事务，他是引导理性的生活姿态、鼓励公众参与的班主任；建设打破人为细分壁垒的哲学课程，用问题激发本科生的主观能动性，他是在变化中追求进步的教育者。
作为2012级哲学系的班主任，吴天岳在新生入学的第一年便开展了“阳光雨露”约谈计划，每周抽出6个时间段，每次1小时，和每一个学生单独约谈，悉心帮助同学们解决学习和生活中面临的困惑，尤其是对于大学生涯的规划给以了耐心指导；在“阳光雨露”约谈计划结束之后，他每周都准备固定的接待时间，指导同学们处理临时遇到的难题。“我希望尽可能地去引导他们学会一种理性生活的姿态，并不是简单地凭借一时冲动来行事。”三思而后行，吴天岳将理性的处世之道潜移默化地传达给学生，在他看来，学会克己、反思冲动，是迈向理性生活的第一步。
为了能将内容跨度大、知识丰富的西方哲学史以更好的方式呈现给本科生，吴天岳总会牺牲掉自己的午饭时间，在课后最大限度地解答每个学生的疑问；为了让学生更容易地理解中世纪之前的传统，他协助一部分同学组织读书班，点拨所阅读参考文献中的精要之处，提前准备好并参与课堂讨论；为了在班级中培养优良的公众生活意识，他不定期召开班会，采取民主的方式让同学们积极参与奖学金分配、评优等大小事务，倡导学生们在集体生活中的民主态度；为了建立更为公平公正的奖学金评选制度，他鼓励学生们广开言路，提出各种参评因素，并以投票的方式制定最终方案。
吴天岳的班级共有55名同学，在形式各异的班级活动中，基本每次都是全员参加。不仅如此，他甚至会带上自己的爱妻和孩子一起加入到这个大家庭中。从为人、为学到育人，吴天岳都在用一种“精致理性”的生活姿态感染着周围的学生，并在无形中给他们展示着为人师表的旼盿之态。
笛卡尔曾说“我思故我在”，哲学的魅力就像是一股清泉活水，可以浸润到世间的万事万物。作为研究西方哲学的青年学者，吴天岳用他的悠悠哲思，笔耕不辍地书写着他的哲学思考，为当代开拓着新的思想资源。
参加讲学活动的吴天岳
西方哲学中的人文主义传统？
文艺复兴人文主义的哲学史反思
北京大学哲学系 吴天岳
（编按：本文溯本穷源，从哲学史的角度，清理西方人文主义思潮在其起源、形成过程中，因某些人文学者“时代错乱”的演绎而形成的“人文主义迷思”：把作为历史运动的人文主义同作为价值观的人文主义结合起来，进而将以之为表征的文艺复兴运动作为一个独立的历史分期，并因此而构成现代历史的开端。这样的历史书写，遮蔽乃至切断了中世纪神学及其后经院学术发展的脉络，造成了哲学史的缺环，这是需要反思与澄清的。因原文较长，这里仅节选前二节供读者了解，注释也概予删除。谨向作者、读者致歉！）
2010年出版的专著《意愿与自由》
导言
“哲学是什么？”是一个几乎和哲学本身同样古老的话题。至少从柏拉图笔下的苏格拉底开始，哲学家们在对自我和世界进行理论探究的同时，就非常注意反思哲学的本性，并将他们的工作同其他思考和生活方式区别开来。例如《理想国》中提到的“哲学与诗歌的古老争论”以及与此密切相关的哲学与修辞学之争，它们从一开始就构成了柏拉图对于哲学是什么的回答：与专注于感动或说服听者的诗歌或修辞演讲不同，哲学致力于获取有关实在的知识。
在我们当下的学术生活中，哲学家需要面对的一个相关问题是：如果哲学作为知识的合法性可以得到辩护的话，它究竟属于或者近似哪个知识门类：自然科学还是人文学科？不难想见分析传统的哲学家会倾向于强调哲学在研究方法和目标上与自然科学的相似，而欧陆传统的哲学家则会坚持哲学作为狄尔泰所说的人文科学（Geistwissenschaft）的价值。2017年11月英国《泰晤士报文学增刊》上的一场论战充分展示出这两种不同哲学观的对立：擅长美学、政治哲学和近代哲学史的罗杰·斯克拉顿（Roger Scruton）沿着黑格尔和胡塞尔的传统，强调哲学对于意义的探究依赖我们的主体性状态，不能像科学研究的对象那样被客体化（objectified），因此更接近宗教、政治学、文艺理论、艺术史等学科，它应当成为“人文学科的婢女（handmaiden to the humanities）。”而以知识论见长的蒂莫西·威廉姆森（Timothy Williamson）虽然承认哲学不是自然科学，但坚持认为哲学是以发现和解释事实为宗旨的理论探索，在这个意义上它仍然是知识或者宽泛意义的科学。例如上述有关主体性的界定，就可以通过当代语言学有关索引代词“我”、“我们” 的知识性探索来解释。不过，即使在分析哲学传统内部，也有像伯纳德·威廉斯这样的哲学家和斯克拉顿一样反对唯科学论（scientism）的主张，拒绝承认哲学的目的在于像自然科学一样用独立于我们的视角的方式去刻画世界。在他眼中，哲学从本质上与我们自身在历史语境中的视角相关，它是“使我们自身和我们的活动具有意义的更为宽广的人文事业（humanistic enterprise）的一部分”。
本文无意直接承担有关哲学本性的元哲学（metaphilosophy）反思，而更关注哲学家应该如何理解这里所说的“人文事业”，尤其是从哲学自身实践的历史来澄清哲学和人文学科的关系，以及在什么意义上如威廉斯所说是一门人文学科（a humanistic discipline）。这仍然是一个过于宏大的话题，我们需要对所讨论的范围做进一步的限定。
首先值得注意的是，斯克拉顿和威廉斯的上述界定，突出了人类在历史视野下的自我理解和自我实现对于哲学思考的奠基性作用。这一特征同样体现在历史学、语文学、文学理论、古典学、宗教学、艺术学等其他现代人文学科中，其后所隐藏的是一种强调人的尊严和独立价值的人本主义或人道主义理念。从现代人文学科形成的历史来看，这种诉求又同一批被称之为文艺复兴“人文主义者”的14-16世纪的欧洲（尤其是意大利）思想家的理论和实践紧密结合在一起：人们习惯于认为，他们在强烈历史意识下重新发掘和整理古代文献的工作，以及他们对人的尊严的颂扬和捍卫，都为包括哲学在内的现代人文学术的建立奠定了基石。而在现代西方语言中，我们这里所说的人本主义、人道主义和人文主义都是一个词：umanesimo（意）、Humanism（英）、Humanismus（德）、Humanisme（法）。这一切似乎都在暗示，无论在价值指向上，还是在历史渊源上，作为一门人文学科的哲学似乎都内在地包含一个人文主义传统，它肇始于文艺复兴时期或近代早期。
然而，事实确乎如此吗？以上提到的对“人文主义”这个西方概念的不同汉语翻译反过来印证了这个术语本身的含混性，它既指一场以复兴古代文化为旨归的历史运动，又指一种强调人的尊严的基本立场或价值观。（本文为方便揭示该概念的含混及其哲学后果，统一译为“人文主义”）这一概念含混导致的一个直接后果是很多立场迥异的思想家都被划入人文主义的阵营：从文艺复兴时期以沉思为终极目的的斐奇诺和崇尚公民实践的布鲁尼，身为改教者的梅兰克顿和天主教教士伊拉斯谟，直到我们这个时代强调自我选择的萨特和以他者为思考出发点的列维纳斯，都因为不同的理由被称为或自称人文主义者。然而，在什么意义上存在一个内在统一的、连续的人文主义传统，显然不是不言自明的。而在后文的分析中，我们会更清楚地看到，正是对人文主义的这种含混定义进一步导致了历史书写中的人文主义迷思。
作为哲学工作者，我们需要面对一个更根本的挑战：人文主义与哲学之间存在内在关联吗？它更直接关系到我们所关心的哲学本性问题和哲学学科的归属问题。之所以会有这样的疑问，是因为无论作为一场历史运动，还是一种世界观，人文主义的哲学意义已经受到深刻的质疑。就前者而言，20世纪英语世界最重要的文艺复兴哲学史家保罗·奥斯卡·克里斯泰勒（Paul Oskar Kristeller）曾对意大利人文主义者的道德哲学著作有如下评价：
大部分这类论著，无论它们的作者是彼得拉克还是萨卢塔蒂（Salutati）、珀吉奥（Poggio）还是费莱佛（Filelfo）、弗朗西斯科·巴尔巴罗（Francesco Barbaro）、莱昂·巴蒂斯塔·阿尔伯蒂，它们都是当时顶尖作家和学者的作品，但是在一个熟悉更伟大的古希腊、经院或现代哲学家的读者眼中，它们一定会显得多少有些业余（amateurish）。它们缺乏的往往不仅是原创性，还有融贯、方法和实质[贡献]，如果我们试着去总结它们的论证和结论，而把引用、例证、常识、文学修饰和离题发挥放在一边，那么我们常常会空手而归。
断言一部著作缺乏论证和融贯的理论，这无异于从根本上否定它是一部严肃的哲学著作。而海德格尔在针对萨特的《存在主义是一种人文主义》写成的《关于人文主义的书信》中，不仅认为所谓的意大利文艺复兴不过是一种观念狭隘的“罗马性的重生（renascentia romanitatis）”，而且从根本上否认任何时代任何类型的人文主义世界观对于哲学思考的意义：
所有人文主义或者奠基于某种形而上学，或者使自身成为形而上学的基础。所有对人的本质的规定都在没有追问存在之真的前提下预设了对存在的理解，无论有意还是无意，都是形而上学的。……在定义人之人性时，人文主义不仅没有追问存在与人之本质的关联，而且由于其形而上学起源，人文主义甚至还会由于既不了解也不理解这一追问[的意义]而妨碍它。
在海德格尔看来，人文主义者未能注意到哲学的根本问题在于对存在的发问，更没有理解到人这种特殊的存在者的意义就在于能够通过这样的追问通达存在之真，因此应当坚定地拒斥这种未能认识到人性本体论价值的人文主义形而上学。
毋庸置疑，克里斯泰勒和海德格尔的论断都高度依赖他们各自对人文主义以及对哲学本身的独特理解，他们对人文主义的质疑本身应当受到质疑和反思。但这些对人文主义哲学意义的严厉批评至少提醒我们有必要反思人文主义和哲学思考之间的内在关联，去追问人文主义传统究竟是构成哲学精神的真正内核还是基于某种意识形态的神话，它将间接地有助于我们更好地定位今日的哲学学科，尤其是澄清其于人文学科的关联。
正本方能清源，我们将返回人文主义传统的历史源头亦即文艺复兴时期，从哲学史的视角去审视第一批人文主义者的历史活动。这里所谓哲学史的视角，是要在清醒的历史意识中通过重构历史文本中所包含的哲学问题及其解决方案，来反思过往哲学活动的理论价值。它既需要我们还原相关历史语境，尤其是要清除年代错乱的种种历史书写迷思，同时也需要我们对相关文本和讨论进行深入的理论重构、分析和评判。
基于以上考虑，本文第一部分将考察“人文主义”概念的历史起源，揭示其所包含的伦理品质与文化教养双重含义，从而展示出人文主义无论作为历史运动，还是作为价值体系，都可以追溯到文艺复兴时期的人文教师们走出中世纪的历史想象，这在布克哈特等人手中演变成今日的人文主义迷思，认为人文主义者的工作决定性地驱散了中世纪的黑暗，奠定了近代哲学和人文学术的根基。接下来的第二部分将依赖克里斯泰勒等人的研究，尝试摆脱上述充满时代错乱的历史迷思，重回文艺复兴时期，展示人文主义作为历史运动的中世纪起源及其发展历程。第三部分将对照考察意大利文艺复兴时期平行的人文主义与经院主义哲学文化，从灵魂不朽这一通常认为关涉人之尊严的核心论题入手，对比斐奇诺和彭波那齐的相关论述，以此审视人文主义和经院学术，究竟哪一种研究取向更能体现真正的哲学精神。
2016年重返比利时鲁汶大学，在求学过的哲学研究所门前留影
一、人文主义的双重定义与进步史观下的人文主义迷思
“人文主义”这个标签本身并不来自文艺复兴时期，而是较为晚近的发明。德国教育学家尼特哈默（ Friedrich Immanuel Niethammer）在其1808年所著《现时代教育课程理论中的博爱主义与人文主义之争》（Der Streit des Philanthropinismus und des Humanismus in der Theorie des Erziehungs-Unterrichts unsrer Zeit）一书中，认为被时人推崇的德绍博爱中学（Philanthropinum）在教育中过分推崇体育和实用教育，突出了孩童的动物性。与这种所谓博爱主义思潮相对，尼特哈默主张源自西塞罗的“人文研究（studia humanitatis）”理念的人文主义教育，强调通过研习古代人文经典来培养公民精神。
这里所谓的“人文研究（studia humanitatis）”字面义为“有关humanitas的研究”，在西塞罗的《为诗人阿齐亚斯辩》（Pro Poeta Achia）中，它指的是一个有教养者所取得的文化成就，尤其是通过历史和哲学学习所获得的高贵品行。大约两百年后，奥卢斯·革利乌斯（Aulus Gellius） 在其所著《阿提卡之夜》（Noctes Atticae）中对这里的humanitas的流俗用法和精确用法做了细致的区分：
说拉丁语并且恰当地运用这门语言的人不会赋予“humanitas”这个词普通人所认为的含义，即希腊人所说的“philanthropia（博爱）” ，意指某种无差别地对待所有人的友好和善意；他们称之为“humanitas’的正是希腊人所说的“paideia”，或者我们所说的“雅致技艺之教化与培养（eruditionem institutionemque in bonas artes）”。那些热切渴求并且追寻这些技艺的就是最有人文素养的（maxime humanissimi）。因为对这种知识的关切和与之相关的规训被赋予了所有动物之上独一无二的人类，所以，它被称之为“人文（humanitas）”。
在这段文本中，革利乌斯明确地将“人文（humanitas）”同文化教育事业联系起来，强调只有经过博雅技艺培养的人才真正具有出众的人文素养。值得注意的是，在当时日常的拉丁语使用中，“人文”首先呈现为一种尊重人之为人的基本权利和尊严的价值观，它平等地善待所有人类同胞。和我们之前提到的“人文主义”一样，这里的“人文”同样具有二重性，既可以指特定历史和文化语境中的教育和文化机制，也具有明确的超越文化传统的价值导向。
西塞罗和革利乌斯有关人文教育和人性价值的说法长期为人忽视，我们在后文中会看到中世纪的欧洲采纳了一套同样源自古代传统的教育理念，即我们所熟知的经院学术，其宗旨在于培养卓越的经院学者而不是雅致的文士。直到1333年，彼得拉克才在比利时列日的隐修院中重新发现了之前提及的西塞罗的《为诗人阿齐亚斯辩》。而他之后的萨卢塔蒂才率先于1369年使用“人文研究”一词来描述他的同时代人所取得的文化成就，尤其是那些与修辞和雄辩相关的成就。到了文艺复兴人文主义者如日中天的15世纪中叶，“人文研究”这一专门术语被进一步明确为文法、诗歌、修辞、历史和道德哲学五门基本学科，形成一个相对完整的教育体系。当时的意大利大学校园内也产生了humanista一词，专指从事人文研究的教师。这些事件常常被看作一场具有划时代意义的变革，成为现代人文学科的真正起源。
“人文研究”这一术语从古代到15世纪中叶的历史演进，呈现出人文与教育，尤其是与修辞和道德教育的内在关联。然而，正是革利乌斯不以为然的人文一词的价值观维度，或者更转确地说，它的双重含义在19世纪以来的历史书写中成为文艺复兴人文主义被意识形态化或者被神话的关键。被称为“人文主义史学家”的德国学者福格特（Georg Voigt）在其1859年出版的《古典时代的复活或人文主义的最初世纪》（Die Wiederbelebung des classischen Alterthums oder das erste Jahrhundert des Humanismus）中，第一次将“人文主义”作为一个历史学术语引入文艺复兴研究，用来指彼得拉克等人对古典文化的重新发现，认为它是文艺复兴的重要成就，深刻地改变了未来的欧洲教育。在肯定人文主义运动教育成就的同时，福格特认为人文主义者对古代的刻意模仿，以及用非母语的拉丁文写作，实际上阻碍了意大利民族文化的自然发展乃至现代心灵的形成。福格特的这一论断，洋溢着浓郁的民族主义气息。
与福格特不同，布克哈特在一年后出版的《意大利文艺复兴时期的文化》中明确否认人文主义的价值仅仅在于复兴古典文化。布克哈特强调人文主义者刻意模仿古人的拉丁文写作本身并无多少价值可言，它的意义在于作为文艺复兴的一个必要阶段，帮助意大利民族在古典文化中找回他们失去的荣光。在布克哈特看来，人文主义运动的真正价值在于它所鼓吹的全才通识的完美理想，在于它对名誉的狂热追求，在于人文主义者玩世不恭的冷嘲热讽。它们示范了一种带有强烈自我意识的个人主义文化，与中世纪强调社团认同的基体文化形成鲜明对立。用布克哈特自己的话来说：“人成了精神的个体，并且也这样来认识自己。”人文主义者通过他们所推崇的人文教育，实践一种带有更多自由和主观意识的生活方式，从而参与了一种崭新的、独特的现代个体概念的形成，标志着一种新的人的哲学的产生，即布克哈特所谓“人的发现”。
布克哈特极力强调文艺复兴作为一个独立的历史分期同此前的中世纪以及此后的宗教改革时期在时代精神上的根本差异，认为它标志着现代社会的真正开端。与之相应，作为文艺复兴先驱和动力的人文主义者被看作是这种以个人主义为鲜明特征的时代精神的生动体现。布克哈特对文艺复兴人文主义者与现代价值体系紧密关联的强调，深刻影响了后世的历史书写：19世纪后半叶的史学家们往往不满足布克哈特所描述的二者在生活方式上的外在关联，而是致力于强调人文主义思想内容本身对现代价值体系的认同和塑造。例如英国学者西蒙斯在谈到意大利古典学问的复兴时，就直截了当地断定古典学问同一种世俗的、平民化的以个人权利和尊严为本的现代价值的直接关联：
人文主义的本质在于以全新的、生动的方式从神学的规定性之外意识到人之为理性动物的尊严，在于进一步意识到只有古典文学才能在思想和道德自由的丰饶中展示人的本性。
布克哈特和西蒙斯等人的著作将作为历史运动的人文主义同作为价值观的人文主义结合起来，把人文主义运动塑造成现代的历史开端。这一“人文主义迷思”成为现代性历史书写的一个核心要素，直至今日仍然在中学和大学历史课本中广泛传播。它同样渗透到20世纪文艺复兴哲学的历史书写之中。例如德国哲学家卡西尔在其有关文艺复兴人文主义哲学的研究中就将个人主义作为核心论题。不过，20世纪最能体现布克哈特式人文主义历史观的哲学史家首推意大利学者加林（Eugenio Garin）。他一反勒南、萨顿、布鲁诺·纳尔迪（Bruno Nardi）等哲学史家和科学史家对人文学者缺乏哲学精神的批评，强调人文主义者没有建立无所不包的哲学体系，这恰恰体现了一种崭新的强调具体的、历史的和批判性研究的现代哲学精神。与海德格尔将一切人文主义等同于某种形而上学的主张针锋相对，加林认为，“它用鲜明的人的形象去反对在其中不再有人的地位的形而上学”。他认为在斐奇诺、皮科、迪亚切托（Diacceto）等人文主义哲学家的著作中，重要的仍然是他们关于人的尊严和价值的思考。而他们向柏拉图主义和形而上学的回归，则意味着文艺复兴和人文主义的危机，意味着放弃现代的世俗价值观，重回中世纪的黑暗深渊。加林对人文主义哲学带有强烈辩护色彩的历史描述和价值评判至今在意大利学界仍有深远影响。
与此同时，布克哈特所开创的人文主义迷思在20世纪，尤其是在英语世界受到猛烈抨击。其中最激烈的挑战来自前文已经提到的克里斯泰勒，他从20世纪40年代起发表的一系列文章，革命性地改变了此后英语学界文艺复兴人文主义研究的基本潮流，尤其是对其哲学成就的重新评估。我们将在下一节中正面展示克里斯泰勒和其他当代学人有关人文主义起源及其历史沿革的研究成果。在文艺复兴研究界内部，它们对布克哈特式的人文主义迷思乃至其将整个文艺复兴作为现代开端的叙事模式造成了近乎毁灭式的打击。美国学者蒙法萨尼（John Monfasani）对此有一个简明扼要的论断：“现代学术已经表明，布克哈特在他的论证的每一个关键点上都是错误的。”他进一步指出，就人文主义研究而言，布克哈特的一个致命缺陷是他根本不了解文艺复兴时期经院学术和科学的进展，他的哲学史知识极为贫乏，而所谓“人的发现”的相关论述完全依赖于对文艺复兴文学史的选择性讲述。另一个相关缺陷则是他不能恰当地理解当时意大利人的宗教虔诚，以致于将人文主义者臆想为不受戒律的新异教徒。
暂且抛开布克哈特等人论证上的具体缺陷不论，这种人文主义迷思不仅在概念上混淆了作为历史运动的人文主义和作为价值观的人文主义，而且从后者出发去重构前者的历史发展过程，将人文主义呈现为指向现代个人主义的一个必经阶段，这是一种进步主义史观下的时代错乱。它未经考察地预设了近千年的中世纪文化处于黑暗之中，是一个迷信、落后、粗鄙甚至幼稚的时代，直到文艺复兴时期的人文主义者才重新发现了古典文化所张扬的人的价值，特别是人作为个体的尊严，它使得西方文化变得更加“现代”。正如论者所见，人文主义迷思的本质是一种现代性的意识形态迷思，是现代人自我理解的历史伪装：“它是有关现代的迷思；文艺复兴是其婴儿期，而引领现代风气的口号则是人文主义。”
这一历史迷思的始作俑者正是文艺复兴时期的人文主义者：他们鼓吹自己通过复兴博雅教育使古代世界获得了新的生命，终结了之前数个世纪的黑暗。也正是布鲁尼和比翁多这样的人文主义者最早将介于古代和古代重生（即所谓“文艺复兴”）之间的千年称为“中间的时代（medium aevum, media aetas）”，或“中世纪”。文艺复兴人文主义者这些带有强烈自我辩护色彩的说辞被布克哈特等学者不加反思地挪用和改造，使这一辉煌—黑暗—重生的历史图景更符合其意识形态表达需要。
这种在历史文本中自我实现的迷思，满载强烈的当下主义色彩，显然既不利于我们认识历史，也对我们认识自身无所助益。我们需要更扎根于具体历史语境的研究来帮助我们认识文艺复兴人文主义的源流、发展和哲学成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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