闲言碎语(112）

正因为民众是集体性的愚，所以社会主义文明必须要争取到话语上的主动权，这是文明嬗变与跃迁的前提，这个前提的实现又必以社会主义能够创造比资本主义更多更大的自由为前提。

从过去和现在的经验看，社会主义国家可以创造群众满意的自由生活，但武装到牙齿的资本主义不允许社会主义顺利发展，于是在他们千方百计的打压过后，群众们一定因物质方面的原因对本国的社会主义心生不满，直到传统社会主义国家近乎绝迹。

虽然经中华文明改良的新社会主义在中国改头换面之后也展现出新的生机，但面对依然愚着的部分群众却依然话语权有限，在国际竞争中当然更是如此。这背后体现着的是最难根治的立场之愚——凡事只看表面，不求本质——这些人只求文明当下有用于自己，不求文明未来会怎样——凡事好坏标准只看对自己的眼前利益有没有彻底改善。正是愚人群体这一特性造就了哲学推广的最大障碍，怎一个狭隘了得啊？！

社会主义之所以面对愚着的群众没有话语权，是因为曾经的社会主义都从不发达处崛起，因而不能给现实的人们提供社会主义一贯标榜的理想化政治自由和经济自由，而愚人群体恰恰天生只会选择性忽略当下文明的历史性局限导致的现实性无奈，更会因这种狭隘导致的短视而直接无视文明于未来的理想性与可能性。这说明贫穷处可以产生社会主义国家，但贫穷不是社会主义的本质属性，恰恰是社会主义最需要去主动改变和克服的。

社会主义之所以面对国际资本主义没有话语权，是因为他们一样选择性用自己国家的现实性优越打击社会主义的现实性缺陷，然后在愚着的群众的帮助下全面否定社会主义理想的可行性。这种基于阶级对立的立场局限更加不可救药——相对于民众消极性的愚的立场局限，这种因阶级对立导致的立场局限中多有资产阶级主动选择的积极性，这是一种贯穿阶级社会的难以消除的主观恶性，而文明进步的本质就在于通过教育普及和哲学普及彻底启发民众性的愚，进而彻底消灭阶级对立，这样人类文明才能获得终极进步。

社会主义面对上述两个群体没有话语权，是历史的暂时的必然，这与哲学不得普及，或者说哲学普及程度低，直接相关——没有正确的哲学观指导，人就不能过上正确的知行合一生活，当然也必然要因错误的哲学观而选择性忽略真正文明所必备的理想，进而使盲目追求利己主义的贪欲最大化成为必然。

理性告诉我们，人在本质上是理想性与现实性的统一，而他们却把自己变成无崇高理想之人（其实是人类不得终极文明的无奈），所以他们是不成人的人，这意味着这些人在先天思想分裂的基础上，又因物质文明超前于精神文明的发展而变得更加分裂了，因为缺乏精神文明平衡的物质文明会畸形增加人对物欲追求的盲目性，更加分裂就是必然的结果了。

总之，只要不能提供现实的物质方面的说服力，这两个群体就只能继续有意无意地无视或混淆理想性与现实性之间的关系，进而让社会主义陷入说不清道不明的尴尬（语境）。

马克思显然看清了这些，所以他的理论将物质极大丰富作为人类被动进入共产主义的前提条件。这在理论上当然完全正确，但在现实上却因为忽略了人的主观能动性而略显保守，因而给更积极的列宁指引了方向，于是列宁通过对自己和他人的主观能动性的调动掀起了远比马克思领导的第一共产国际更轰轰烈烈的社会主义革命，最终成功建立起社会主义政权，使人类文明跃迁到新的层次——无产阶级获得了与资产阶级平等的竞争平台。

其实社会主义政权都是马克思主义政党执政，政府领袖必须具备足够高的哲学水平，这基本符合柏拉图的哲学王治国理念，许多方面甚至超越了柏拉图的设想，但列宁主义最终却失败了，为什么呢？因为守业有更长的时间维度需求，比创业更难，所以一旦社会主义政治领袖的哲学水平不能满足治国需求，亡国亦成为必然，事实上，苏联中后期的政治领袖的哲学素养越来越低。

从哲学常识化角度分析，相对于柏拉图理想国的理想性，苏联与东欧社会主义革命失败最根本重要的客观原因是哲学普及化程度低，这种客观原因反映的却是苏联社会哲学化主观能动性水平太低，尤其是其领袖阶层集体放弃对哲学深入开展与时俱进的探索的时候，灭亡就成为历史的必然，而资本主义的外部压力不过是推波助澜而已——树必先自腐而后虫生。

当时同样承受巨大外部压力的社会主义中国为什么没有灭亡？是因为传统中华文明一直赋予了中国共产党每在错误时刻总能通过适时的反思修正自己的错误的能力，然后让中国革命能够重回正确发展哲学的正轨上来。

从哲学史的角度，这可以理解成是中华文明与古罗马文明的历史性互动的结果，是两个极端文明代表整个人类文明进行有机融合的必然。

如果大家认同哲学能改善人生，认同哲学常识化、普及化的可能，请把这样的想法尽可能多地传达给周围的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