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方文明中心主义的荒谬

既然逻辑分析能力事关人类整体终极成熟，那么确保全力以赴地推广逻辑学就是了，为什么非要在哲学常识化普及上反复绕弯子呢？！

事实当然没那么简单，原因我在《哲学的常识化转向》里早论述过，世人一直在误把逻辑学当逻辑对待，而我现在则是换个角度，进一步常识化解读逻辑。

比如，说逻辑运用和分析能力伴随着人的哲学化过程始终，很容易理解，但说逻辑运用能力和逻辑分析能力多有根本不同，就不那么容易理解了，因为动物只有逻辑运用能力而没有逻辑分析能力，而人则两者兼具，因为人有自我意识，而动物没有，或者即便有一些，也不足以达到因分析能力的提升而建构相对于自然的主体性的程度，而人的哲学研究的终极目的，在于人的完全主体性的普及性建构，这是逻辑所代表的人的主观能动性的必然终极指向，此前的所有罪恶都只是这种终极至善得以实现的文明进步成本。

为了说明白这个问题，先让我们建立一个简单的共识——只要哲学一时不能普及，高级逻辑分析能力就必然无法同步普及——这是毋庸置疑的，但那些不相信共产主义必定实现的人就认识不到这一点，因为他们的逻辑分析能力受自己狭隘的情志蒙蔽，导致他们的人生情趣只能在肤浅中意淫。

之所以要强调这一点，是因为我发现，旧哲学不承认逻辑于人的先在性，是制约哲学不能终极创新的关键原因，而这又恰是旧哲学一直有不可调和的本体论冲突的根本原因所在，结果导致人类的立场陷于整体混乱，且不能调和至今。这种局面背后的另一个本质就是，政治背后的利益集团永远有浑水摸鱼的机会。

通过哲学的常识化和普及化视角，我已经在《哲学的常识化转向》中论述清楚，要终极调和旧哲学的认识论冲突，就得率先调和本体论冲突，就得弄明白，逻辑既是人进行思考的工具，是现象，具有形而下学的器的属性，但同时又是人的思考行为的本质，是形而上学的道。

理解了逻辑的道器一体属性，自然不难理解，逻辑其实就是人类一切语言、文字、艺术等主观文明现象的本体。这样一来，西方哲学一直说不清道不明的本体概念就不再僵化于过度抽象了。

同样，理解了这些，也就更容易理解我在《哲学的常识化转向》中论述的——道在人类文明内具有主客观双重本体的属性了，进而也就容易明白，我为什么一直主张道文化中富含西方哲学不曾认识清楚的哲学整体性了，因为只有把握并抓住整体性这个关键，才能真正正确比对中西方文化的全部本质差异。

借助于主客观双重本体的发现和逻辑是主观文明本体的新概念认知，我已经实质颠覆了西方哲学的旧本体论和认识论，这样世人就可以彻底抛弃维护人天生不平等的上帝创世的唯心主义思想了，进而通过接纳心物一元论而实现哲学的常识化转向，直到每个人都能顺利实现终极自圆其说，所以大家一定要相信，西方哲学，不过是人类对终极自圆其说的不懈追求的一个不成熟的中间体而已。

而且我也预见到，人类只有率先实现主观上终极自圆其说的思想自由，然后才能迅速奔向逃离地球的客观永生之思考，这样我们就可以将上帝与诸神彻底变成书本上的历史存在，仅供后人娱乐之用。

这样一来，说西方哲学是人类追求自圆其说的一个结果可以，但说哲学是人类追求终极自圆其说的结果，其实不太客观，因为哲学要想实现终极自圆其说，必须接纳中国传统文化精华才行，我的《哲学的常识化转向》做的就是这种可行性努力——是终极性整合与融合。

我的《哲学的常识化转向》的一个核心观点是，一旦承认逻辑于人的先在性，再考虑到逻辑与自然规律对人类文明发展走向的一致规定性，我们就很容易发现，逻辑与自然规律一体两面于道，既然道能生万物，那么逻辑当然也能，因为道乃强名，重新强名于逻辑，当然没什么不妥，除非你是个顽固且僵化的本位主义者。

只是通过强名进一步把逻辑等同于道之后，从道生万物的角度，便可以说，人也是逻辑派生出来的，即使退一步，说人是造物主基于逻辑派生的，也是能够自圆其说的，所以无论怎样，哲学的出现是偶然中的必然，就像人类的产生一样，通过对这种偶然性当中的必然性的发现，就是对规律的把握，就是对逻辑的单一指向性的把握。

凡逻辑上不能如此机变的人，根本无法掌握中国传统文化精华，再渊博亦是无用的知识复读机，能当专家学者，却无法促进哲学与文明的实质进步，因为渊博的人通常很难自主摆脱学术思想的本位主义，要想终极打破一切狭隘的本位思想，只有通过终极自圆其说自救，但真能进入这种自救模式，需要适当的机缘，而哲学常识化基础上的普及就是这种机缘的普及。

这样的论述中，我当然赋予了逻辑以超人的主体性，但这个主体类似于道，是对抽象的逻辑本身的再抽象，却与上帝干系不大，因为基督教的上帝相对于道，是晚近的唯心主义的存在，而这样经过再抽象的逻辑与道一样，是心物一元存在——逻辑一方面是人类思想的本体，一方面又与自然规律异名同出于道，通过强名机制，亦可直接等同于自然规律，名曰自然逻辑。

这就是我发现道于人类文明具有双重本体属性的内在逻辑。这个发现，是逻辑对于我这个坚信哲学常识化必将终极解决老子所解决不了的大道何以至简问题的正常回报。

当然，发现这些还不算完，趁机我又把老子“强名曰道”中的强名现象发展成语言学的基本特征——人类的一切表意行为和手段，都被人通过强名赋予了相对准确和固定的意义——于是人的交流能力才日渐得到提升——这说明，人类的整个表意体系都是在强名经验的反复运用中日渐扩大，也就是强名、强名、再强名的循环演绎过程。

更重要的是，正因为有了思想交流工具的便利，人的逻辑分析能力才能因此而同步提升，所以逻辑不但在过去催生了人类文明，在现在和将来也要一直主导着人类文明。只是我们现在必须清醒地意识到，过去因为不承认逻辑于人具有先在性，所以根本无法把道的强名现象上升为确定性机制，进而当然无法把老子这一关键洞见上升为语言学的根本属性与特征。

如果西方哲学的语言转向没有上述内容，那么我们便可推定，他们根本没有任何转向成功的可能。再想想他们对哲学已死口号的无能为力，说明他们只有借助中国传统文化的补强，才能有借尸还魂的机会。

当然，中国政治也需要借助这样的机会获取人类文明发展走向的话语权，这种话语权转移得越早，全球政治的积极大变局才能越早实现，这样人类的大同梦想才能真正进入具体落实阶段。

还有，一旦确立了强名机制在语言学中的基础地位，人类文明的一切玄学将变得不再神秘，困扰人类整个哲学史维度的一切不可知论将因此得到根本消解，哲学常识化将因此得到终极逻辑起点支撑。

什么叫终极逻辑起点？那是因为这个点是人之初，是我经过严格的前提批判推导出来的反思终点，而这个点就是人的祖先产生自我意识的一刹那，所以那既是人之为人的起点，当然也是人类文明的起点，所以自然也构成逻辑学和哲学的真正理论起点，当然是人类的终极逻辑起点了，所以这样的逻辑是人类这个主观文明的本体，是任何唯心主义哲学都再也无法反驳的。

当逻辑这个主观本体与自然文明客观本体——规律——异名同出于道，这就将人的主观存在与自然现象的客观存在建立起雄辩的同一性，至于自然界具体如何衍生出有机生命，那是哲学的分支学科——科学——的任务，哲学的任务，只帮人实现终极自圆其说就好。

当然，没有曾经的科学的帮忙，我也不可能有现在这样的理论自信，所以我相信科学一定能够最终给哲学一个正确的验证结果，因为人类进一步的物理自由还指望着科学哩。

只要用这样的终极自圆其说克服神学的浅层次自圆其说，就意味着曾经极尽玄幻的心物一元论就此得到全新的常识化解读，人类将不再有本体论认知差异，认识论当然只能随之趋同，因为本体论是认识论所必须寻找和遵循的逻辑起点，双重本体论则是这个寻找历程的终点。

过去为什么发现不了呢？那是因为西方的文化先祖的洞见力不足，所以在人类的第一次哲学高峰期，他们不能建立起像中国道文化一样统一的不是本体论的本体论，因而只能在众说纷纭中派生出唯物与唯心两个根本对立哲学体系。

这种级别的思想对立，是任何文明体都容忍不的，于是为了求得社会稳定基础上的政治稳定，伟大的罗马帝国皇帝选择了皈依基督教。就是这样一个战略决策，生生让一个曾经极具革命色彩的宗教变成了政治排除异己的帮凶——基督教开始合理合法地杀人——西方文明因此才有了黑暗的中世纪，这是他们的耻辱，可他们竟然敢喊什么西方文明中心主义，真是没底线得很。

人类历史从来不乏以宗教信仰杀人的文明，但这样的文明不是主动向善，就是彻底消失了，中国历史早在周公治礼之后就开始主动规避这种野蛮，如今世上只有基督教的兄弟教在保持这种野蛮，而基督教文明刚摆脱这种野蛮才几天，却敢妄言西方文明中心主义，可见其荒唐程度之高，这是对人类智慧赤裸裸的藐视啊！

仅凭科技进步和似是而非地复兴了古希腊文明，就鼓吹什么西方文明中心主义，那么蒙古骑兵在欧洲屠城时，就可以一样鼓吹蒙古文明中心主义或者亚洲文明中心主义——如果西方文明中心主义是合理的，是不是还要感谢一下元帝国的野蛮扩张呢？！似乎更应该感谢一下匈奴西迁哩！不然罗马帝国不会瓦解得那么快，欧洲的所谓复兴就不会那么早。

荒唐归荒唐，我还是接受这种荒唐存在的合理性的，因为世人普遍逻辑分析能力不强，普遍活在苟且的功利当中，在文明根本主观局限不得常识化哲学彻底克服之前，只能迷乱于不当居心者的误导，这是人类文明进步必须支付的消极成本，我能坦然接受。

不承认文明的局限，就无法针对性完成哲学理论的针对性创新，尤其是终极创新，所以作为文明局限集大成的腐朽政治集团从不注重理论创新，他们只会利用文明局限和民众的利己心窃取别人的革命果实，因而基督教通过无根据的意淫，把世间一切因都投机取巧地赋予给上帝时，极尽“睿智”的罗马皇帝看见了机会——上帝绝对是比古希腊众神更高效的愚民工具，这样他们延续自梭伦时代的阶级性既得利益就会得到更加稳固的传承。

事实也恰是如此，西方主流哲学自从进入以上帝主导的唯心主义模式后，套在西方人民身上的双重枷锁就以史无前例的高效营造了黑暗的中世纪，他们所谓的封建社会的农民，根本就不是农民，只能算农奴。

从哲学的角度，西方社会依然没摆脱政教合一的治理模式，但按照物极必反的规律，正因为他们对民众野蛮控制得有效，所以最终的反抗得也一定相对最彻底，所以既然不能从思想上进行主动解放，那么被动诱变的科学就以意想不到的方式强力解放民众，顺带着把全人类的解放程度也一并提高了，所以这种解放必须放在人类整体文明的视野之下，然后才能得到更有效的深度自圆其说。

相对于全人类的整体解放，用西方文明中心主义只能起到混淆视听之用，根本维护的，依然是延续自梭伦时代的阶级性既得利益。包括盲目崇拜科学主义的人，都是因注重物质人生而轻视易精神人生的功利主义者和本位主义者，他们崇拜精英，因而会选择性无视文明的发展趋势——终极解放底层民众——因而他们也会盲目推崇形式民主，但形式民主只维护既得利益，从不打算根本解放底层民众。

那个经常的投票机会，看似民众争取来的，实际仍是既得利益阶层的施舍，因为票投出去了之后，底层民众的尴尬一如梭伦的奴隶制民主改革，只不过平民阶层被放大了一些而已，而上层建筑依然被少数贵族有效控制着。

西方政治贵族的真正危机来自于西方文明用武力将全球经济一体化变成现实的时候，马克思就是因此预见，对底层民众的解放是全球一致性的。

为了对抗马克思主义，西方的民主自由从来只喊得响，在经济政治上却极尽不平等剥削与压榨非欧国家之能事，所以作为非既得利益阶级，也要跟着鼓吹西方文明中心主义，盲目相信西方的形式民主与自由理念，我只能鄙视这些与虎谋皮的人的逻辑分析能力之肤浅得可悲。

回头再看中国的古代科技一直领先，为什么不能诱变现代科技，这一方面是先发文明劣势，一方面是因为老子只论述了形而上学谓之道，形而下学谓之器，没有进一步论述清楚，形而下学的器，其实也是道，所以中国传统文化不能诱变现代科学，与道同时代表了主观逻辑与客观规律双重本体性直接相关，或者说，赢得了宏观整体性之后，丧失了微观具体性。

形而下学的器为什么是道？是因为从学术的专业上讲，任何器都是形而下学的，但形而下学也是学，凡具有学的专业性的，就一定仍是形上的、抽象的，所以仍是道，只是层次稍低一些而已。

《道德经》的缺憾之一，就是一直未就大道与道的区别做任何专业区分，如果我们把这种区分不能定义为逻辑学缺陷，当无不可。

发现《道德经》的上述缺陷，只有在中西方哲学与文化的深度互译中才能实现，只有常识化和普及化视角才能提供这样的审慎与严谨，所以借助中国传统文化一直隐含的哲学整体性，才能通过终极补强西方哲学的先天缺陷，在哲学的常识化转向中产生终极哲学，进而通过常识化彻底解构中西方哲学的专业性，从而真正实现平等的文以化人。

换个角度，如果逻辑是主观文明的本体，具有形上和形下的双重道属性，那么道概念本身的层次感当然应该更多，至少形上的道是从具体的道路概念层层强名衍生而来，说明现实之道路就是形而上学的道的逻辑前提与基础，而西方的逻辑概念似乎没有这样的前提。

中国的道文化之所以有如此丰富的内涵，相信与我们的象形文字道法自然的全息性强于字母文字有关，所以中国文化先民的抽象能力更强，中华文明与文化因此相对更成熟，就一定不是凭空捏造的空穴来风了，而且这种级别的成熟，不以近现代的没落而彻底抹杀，反而在整体全面复兴后，必然焕发更加辉煌的光彩。

中国传统哲学是基于现实人生经验而升华出来，不像西方哲学，武断且冒失地以第一次哲学高峰期为起点，那样的起点建立，太不专业，所以只能靠频繁偷换概念来完成低级自圆其说——众多假设出来的逻辑前提，使西方哲学尽显空中楼阁的虚幻——所以他们单纯沉迷于物质文明的本体研究，就再正常不过了，因为他们早已把主观文明本体经赋予给上帝了，所以西方文明必须至今仍忍受认识论的冲突，这种冲突只能通过形式民主来平衡之，但在这种平衡之下，依然是民众的广泛被愚弄。

面对这样的旷世骗局，唯心主义当然不好自己主动纠错，可惜旧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就是不能发现唯心主义这个致使缺陷，说明他们的理论自觉深度不够，只有靠常识化的终极发现来补强。

反观中国传统文化精华部分，因为没有神的干扰，所以能够注重家国一体的知行合一，而西方文明则在荣神之后，因为无法终极掩盖唯物主义理论的萌发，所以整个西方社会仍最终避免不了重新进入内在分裂状态，于是两次世界大战就顺理成章地发生了。

直到马克思哲学诞生，西方哲学才出现一丝自救的转机，无奈从苏联与东欧社会主义国家的彻底解体看，欧洲文明的不成熟程度之深，只能坐等外部先进文明的拯救了，现在看，常识化转向的哲学已经扑面而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