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建构新伦理的成本与代价》+《我的人际交往障碍》
建构新伦理的成本与代价
现在中国社会正处在高速发展后的转型期，和其他所有曾经转型的国家一样，旧伦理被破坏，新伦理需要全体国人的整体反思才能最终形成。这是一个无论好坏都必须完成的任务。
事关伦理的整体反思需要反面素材，而且一定是来自于社会的少数极端自私者的极端行为，而这部分少数人之所以敢走极端，就是因为旧伦理不适应社会新形势，不能约束新形势下整体人群的新欲望，于是有不当欲望想法的人就能不断将自己的不当欲望付诸行动，而不被法律和道德制止，比如碰磁儿、比如医闹等现象，于是这部分人就更加猖狂，直至极端事件的发生，才必然导致这个社会的集体声讨，也就是集体反思的开始，于是新伦理才能在整体人群的痛定思痛中逐渐生成……
这类极端事件就是社会转型与新伦理诞生的必然成本，再好的核心价值观也仅能适度减弱这种成本支出，绝无零成本的任何可能，因为人的社会性虽然最终必通过教化使社会整体呈现人性善的一面，但这个教化的过程足够漫长，所以这个社会进步成本是全社会必须集体支付的，而且最终不一定能从根本上杜绝人性之恶。显而易见除非哲学普及化，否则这就是人的宿命。
人类文明的前进是建立于经济发展的基础之上的，经济的发展不可能是直线向上的，客观规律不允许，人性的两面性的持续较量也不允许。关于人性的研究属于哲学，而哲学的无定论也使这种负面成本的支出成为必然。但哲学真的是无论吗？我却不敢苟同。
一个成熟的国家或政党可以用相对成熟的哲学让这种成本最小化，就是用哲学的相对成熟的一面指导其施政，或者叫哲学的法律化。这种设想类似于柏拉图的哲学王治世理念，可惜只见哲学向政治妥协，不见政治明确向哲学妥协，自以为高明的西方政治更是因此而极尽虚伪，因为社会主义政治一直在某些范围向哲学妥协。
类似传统的靠某个大儒制定一套新伦理学说，并在学说的基础上建立起新的公序良俗亦不可能，因为现代文明的知识严重多元化，用单一思想束缚全社会更绝无可能。随着自由民主意识的提升，规范人伦理行为的规范已不可能全面借助法律强制推行，只能靠社会的各行各业和方方面面自己逐渐摸索碰撞形成。
建国以来，我国除了官方哲学时有政治领袖审时度势促进的政治哲学进步与提高外，整个哲学界已沦为政治的附庸，大家都在论证旧理论，没人开创新领地。这说明党的思想管理存在僵化的一面儿，党包揽的过多，这种超限管理在大革命时代和经济发展不充分时期还不明显，而今天社会日益整体成熟，需要整体转型，而且转型的内因已经起动，作为转型成功必须的哲学指导思想这时如果不能及时跟进，转型成功便没有任何希望。
党领导的改革对生产力的释放是成功的，这是自上而下的政治哲学进步的成果，但适应新形势的伦理学才是社会整体转型成功的关键标志，但伦理学的发展现状决定了只能依赖自下而上的民间哲学或者半官方哲学，所以关于哲学的思想自由空间必须及时打开，这个打开亦是自上而下和自下而上完美互动的结果。
如此重要伦理学理论探索，关涉每个社会成员的行为规范的尺度修正标准，如何建立？仅靠一党之力，实难胜任，必须发动全民的力量，尤其是应该积极发动与释放哲学界的积极性，如此群策群力，是为上策，这也符合我党一贯的实事求是的指导思想。希望此建议能得到认可与实施，中国的哲学或许可以借此机会重新来一次如诸子百家时期一样的百家争鸣和百花齐放。
社会进步至今，党发挥了巨大的作用，未来亦无可替代，但未来社会的进化是要为人民创造更多幸福的，而与幸福相关的很多问题在理论上是靠哲学指导的，在实践中是所有社会成员共同参与的，党只是个领导角色，不能事事包办，就如慈善事业立法转型一样，其他众多社会自治领域还有很多，需要民间自治，党和国家做好相关法制建设，其他微观工作是可以不插手的。将党该管的归于党，将政府该管的归于政府，将属于社会的还给社会，是政治改革的出路与方向。
如今谁都承认我国社会思想多元，可党还要费心费力地控制全国人民的思想，肯定有效果，但肯定不能掌管一切和决定一切了，而党最应管好的党内思想却由于侧重经济指标的考核而对思想的考核流于形式，放弃了诸多本该坚持的原则，致使党内各种不良风气盛行，才有了今天腐败之严重后果。党的工作误区是盲目追求全国人民必须和党保持一致，如果思想多元，证明这已经是不可能的。而党内本该坚持的一元思想，思想与中央必须保持一致，却因曾经的失之于宽，而自由主义泛滥，虽经整顿“四风”，但离治本应该还有距离。
人民思想的多元是因为人类把握世界的基本方式——神化、宗教、常识、伦理、科学、哲学——的多元，哲学只有一个，而我党是马克思主义哲学武装的政党，我们的一元是要靠每个党员的哲学化才能实现的，可我参与的党组织活动中却从未见过相应的哲学概念的讲述，结果是党内私下信神、信教者屡见不鲜，这样的人能叫坚定的共产主义者吗？肯定不是，他们只是群众一样的投机分子。众多的投机分子涌进党组织，且逐渐窃据高位，党的纯洁性没有保障，其危险性还用说吗？苏东剧变的后果大家是都知道的。
法不是法，不是个人的错，是中国社会在赶超国际经济过程中合理运用规则与潜规则相互角力的权谋，是理想与现实相妥协的必然，期间利与弊也是伴生关系。只是中国经济发展到今天，那样的利益分配模式已经不能适应当今形势了，实力的绝对提升要求我们必须变更多的潜规则为明规则，对应的人的思维模式和行为模式也必须随之调整，而这种调整不是一蹴而就的，其过程中所有当事人的义利观都需要相应调整，被动不如主动。遗憾的是，这种调整从来是被动多于主动，原因当然直接指向人们的哲学化程度普遍偏低。
人欲的贪婪必然使一些调整不及时或不到位的人付出代价。法不是法，是过去妥协的必然，但该调整的时候不调整，却一定是执政党的错。（2016.1.1）
话外音：我的论述从来就事论事，于哲学来说当然很不专业，但我又必须强调，我的写作方向在于哲学常识化基础上的普及化，所以我就是要用非专业性化解专业性。
哲学是思想思想的思想，所以哲学必须首先是思想，但谁的思想天生就能专业化呢？不能，所以哲学思想必须常识化才能真正深入人心，而不是总被所谓的专业性局限于少数人的专利，正是这种普遍需求决定我们必须要建立起用非专业性化解哲学专业性的主动意识，这样才能使大道至简早日变成可期的现实。
初学哲学的人一定不要迷信哲学的专业性，因为学懂哲学义理的过程本身就是一个常识化过程，但专业性的义理是脱离群众的，所以盲目追求哲学的专业性是与哲学的终极追求背道而驰的，所以任何沉迷于自己哲学专业性的人其实都是非哲学的，本身就是盲目迷信的受害者和既得利益的拥护者。
阐明了专业哲学的局限，普通人的常识化哲学思想才能得到应有的重视，普通人重视自己的胡思乱想才更有价值和意义，甚至直接上升到文明进步义务之上，不作为就是缺乏责任心的表现了。
我的人际交往障碍
经过这几天的整理，自以为搞明白一件事儿，就是我这么多年所谓的特立独行，根本上缘于我一直固有的人际交往障碍。尤其是不会与当官的打交道，直接导致我现在的功不成，名不就。于是又习惯性地向百度求证，结果人却大大出乎我的意料：
人际交往障碍
1、自负。只关心个人的需要，强调自己的感受，在人际交往中表现为目中无人。与同伴相聚，不高兴时会不分场合地乱发脾气，高兴时则海阔天空、手舞足蹈讲个痛快，全然不考虑别人的情绪和别人的态度。另外，在对自己与别人的关系上，过高地估计了彼此的亲密度，讲一些不该讲的话。这种过于亲昵的行为，反而会使人出于心理防范而与之疏远。
2、忌妒。西班牙作家赛万斯指出：“忌妒者总是用望远镜观察一切，在望远镜中，小物体变大，矮个子变成巨人，疑点变成事实。”忌妒是对与自己有联系的、而强过自己的人的一种不服、不悦、失落、仇视、甚至带有某种破坏性的危险情感，是通过把自己与他人进行对比，而产生的一种消极心态。当看到与自己有某种联系的人取得了比自己优越的地位或成绩，便产生一种忌恨心理；当对方面临或陷入灾难时，就隔岸观火，幸灾乐祸；甚至借助造谣、中伤、刁难、穿小鞋等手段贬低他人，安慰自己。正如黑格尔所说：“有忌妒心的人自己不能完成伟大事业，便尽量去低估他人的伟大，贬低他人的伟大性使之与他本人相齐。忌妒的特点是：针对性—与自己有联系的人；对等性—往往是和自己职业、层次、年龄相似而超过自己的人；潜隐性—大多数忌妒心理潜伏较深，体现行为时较为隐秘。
3、多疑。这是人际交往中的一种不好的心理品质，可以说是友谊之树的蚀虫。正如英国哲学家培根说的：“多疑之心犹如蝙蝠，它总是在黄昏中起飞。这种心情是迷陷人的，又是乱人心智的。它能使你陷入迷惘，混淆敌友，从而破坏人的事业。”具有多疑心理的人，往往先在主观上设定他人对自己不满，然后在生活中寻找证据。带着以邻为壑的心理，必然把无中生有的事实强加于人，甚至把别人的善意曲解为恶意。这是一种狭隘的、片面的、缺乏根据的一种盲目想象。
4、羞怯。羞怯心理是绝大多数人都会有的一种心理。具有这种心理的人，往往在交际场所或大庭广众之下，羞于启齿或害怕见人。由于过分的焦虑和不必要的担心，使得人们在言语上吱吱唔唔，行动上手足失措。长此下来，会不利于同他人正常交往。
以上四点只是人际交往心理障碍中的简单四个方面，当然还有其他的一些方面的问题，比如说自卑、干涉和敌视。由于以上种种不良心理的存在，在生活和工作中都会影响着人际交往的心理变化，都会是他们在交往中止步不前，形成恶性循环。当我们认识到这一点时，我们就应该在日常生活中多多留意这方面，尽量改进不良习惯和心理。
唉呀妈呀！这也不符我的实际呀！这明明是我周围其他人的表现吗？难道我又错了吗？是我错乱了吗？这可咋整？可愁死我了！是不是百度搞错了，赶紧再找一个：
人际交往障碍（interpersonal relation disturbance）是人在交往过程中阻碍人际关系建立的各种因素，又称人际关系障碍。人际交往障碍主要有三方面：
（1）文化因素障碍：①语言障碍，如语言、文字、有意义的符号等在交往过程中的误解、曲解、偏见、歧视的障碍；民族或群体在情感和意识上倾向问题；②教育程度差别上的障碍。
（2）社会因素障碍：①地位角色障碍，如所处社会地位、角色、职务、年龄、经济、政治等方面的条件差距；②空间距离障碍，双方空间距离太大，中间媒体环节过多，必然阻碍人际关系的建立；③沟通网络障碍，在群体结构中人们交往形成的不同沟通网络，因各种因素会造成对人际交往的影响。
（3）个体因素障碍：①个性结构障碍，人们的需求、动机、习惯、态度、价值观、人生观等方面的差异；②个性品质特征的障碍，如虚伪、冷漠、孤僻、猜疑心大等。
这回这个应该准了，还有英文名。仔细比较之下，我似乎依然没有人家专业上描述的那些障碍啊！
首先说文化因素，我是大专毕业，又自学了本科，现在每天也拿本书看，哲学化后的我力求与人交流的语境、语意的准确，文化障碍与我不沾边儿；
其次再说社会因素，我虽然官小言轻，可我天生相信人人平等，从来没觉得比谁矮过，如果人人平等的理念没有错，则说明是那些不给我平等的人有障碍，所以社会因素障碍与我更不贴边；
最后说个体因素，我现在成天研究哲学，成天整理自己的三观，求的就是“真善美”，与什么“虚伪、冷漠、孤僻、猜疑心大”等更不沾边，所以个体因素障碍于我就更不存在。
既然如此，我干嘛非要给自己找病呢？！可如果我要是没病，那为什么那些人五人六的都说我有病呢？到底是谁有病呢？谁能告诉我一下？老天爷呀！你睁睁眼吧！
呵呵，你爱睁不睁，我只信马克思，不信什么老天爷。哈哈！
不知不觉地又少一个病，这以后我不更得嚣张了嘛！嚣张的感觉真好啊！病人们，我来了！我来给你们瞧病来了！
个人理解，这里的人际交往障碍是心理学意义上的，而心理学是归属哲学的，我成天研究哲学，当然不应该有此种学术和专业意义上的障碍。如果我真有人际交往障碍，那只能说是现实意义上的障碍，而这种障碍由于区别于哲学意义上的不同语境，即理论基础的不同，或者说是恰好相反，那么结果当然是相反的，是故，现实的我仍然有世俗人眼中的人际交往障碍，而哲学理论或者心理学意义上的我却无此障碍，所以世俗的人看我有病，他们是对的，我的病是世俗所不容的病态。而我所经常所说的世人皆病，也是对的，只不过我人微言轻，没人把咱当回事儿罢了，但咱从来痴心不改，现在又找到理论依据了，那就更不需要改了。谢天谢地！（2016.1.16）
呼唤新民俗
周末有亲乔迁，亲友相聚，觥筹交错间谈及如今年味不足，赶不上当年在农村，虽物质贫乏，但当时过年的兴奋劲儿为今日所不见，此为座上全体之心声。
我说这是现代工业文明对农业文明所代表的年俗文化的冲击，是城市文明对农村文明的冲击，是经济基础的改变所带来的涉及每个老百姓自身切身感觉的必然改变，是作为上层建筑的年俗文化的必然改变。这是一个转型期，每个人都需要时间来适应与调整，直到形成新的适应大家需要的新年俗来增强国人欢庆节日的仪式感。民俗的仪式需要约定俗成，需要经济基础，更需要时间的积累与沉淀。大家纷纷点头称是。
关于年味不足的论调，实是多年老生常谈之话题，这年味不足即已成为群体性感觉，说明群体幸福感比之于过去是降低了的。这就随之产生一个问题，为什么人富了，而幸福感却缺失了呢？
这种幸福感的降低源于城市的工业文明、商业文明与农村的农业文明的区别：
其一、农业文明的人的辛劳是深入体肤的，而丰收的收获是对这种身体伤痛的最大补偿，亦是物质上的丰富映射到精神层面上的强烈的、积极的反应；
其二、农业生产是有时令的，严格按节气运行的，过年时节是农闲的最后时段，又是新一年的农忙的起始时段，在这个交替时段庆丰收是通过很多仪式进行的，祭天地、敬鬼神都是对来年好收成充满期待的，走亲访友是对一年辛勤劳作中帮助我自己的人的感激，也是来年继续合作生产的情感联络。这说明年俗除了情感需求外，还是与生产挂钩的。
而工业文明和商业文明中是缺少这些特点的，尤其是中国社会，从长远来看，工业文明史短，商业文明被计划经济严重破坏过，虽经改革开放三十年从财富数字上取得了巨大的跨跃式发展，但与物质文明配套的与精神文明相关的伦理道德并未建成，比如商家和企业家需要用哪些仪式感恩并回馈员工和消费者，甚至不相干的弱势群体。
这些作为现代企业应尽的社会责任与义务，并未约定俗成，而这些仪式化的东西就是拉近人与人之间、社会群体之间以及个人与社会群体之间距离的必不可少且最行之有效的手段。偏偏这些东西又不是短时期就能形成的。
转型期的人都最现实，大家一致向“钱”看，结果必然导致不择手段逐利下的心照不宣，这样的社会可以表面热络，实则背后彼此算计、欺瞒，人与人之间的心与心的距离很远，就象酒后到歌厅的嘶吼，实际是人心里压力的渲泄，根本不如彼此清茶一杯的闲谈小叙。
如何小叙却当真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儿，背后需要多年的知识积淀，而这里的真知却是很多中国人暂时不具备的。中国社会已经到了整体需要反思的阶段，这一过程需要众多“先天下之忧而忧”之人的共同努力才能实现，这一过程根本上就是整体改变那些爱“任性”的国民，使之实现自律之下的自觉过程。
节日的那些仪式感与风俗习惯绝不是可有可无的，实则是对人心的抚慰，是对人欲的控制和关怀，是温情的展现渠道，是和谐的营造法宝，是安定团结的必由之路。愿大家都能在寻找欢乐的同时，多想想以上问题，争取早日形成适合新形势的新民俗，让我们共同乐在其中。（2016.1.1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