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幅画就这样定性。
那个时候是文斗，画挂在高处，我坐在画下面，批斗了我一个星期。一周后又在抄来的画作中拿来一幅公鸡画来挂起，对我进行批斗。这幅画是画一个公鸡雄赳赳地站在一块岩石上，没有画题，只写有上下款，作者是国画大师王松年。对这幅画的批斗更为荒唐，没有画题，他们给画取名为“雄鸡欲斗图”，并硬说这幅画是我画的，批判说我为何要画个好斗的公鸡站在悬崖上，认为出自我的反动目的，反动思想，是配合“帝、修、反”（帝国主义、修正主义、反革命分子），污蔑我们国家是好斗的公鸡，巴不得说“你这个好斗的公鸡，砸丢下来砸得粉身碎骨”，目的是想要新中国和共产党完蛋。这简直是天大的冤枉。对此，我有几点说明：第一，公鸡不是我画的。为何会有如此说法？这是他们的无知所致，明明上款是我的名字，下款是作者落名，松年把“松年”用草书写成“嵩严”，这些家伙认不出，只认出上款中的“石波”二字，故把画说成是我画的。第二，画中公鸡本是站在一块岩石上，硬说是站在寡岩上（悬崖）上。“1964年春节期间，我请一次春客。那时困难时期的粮食关已过，逢年过节也有请客之风了。那年正月初八，我请了两桌客，一桌是教育界的，另一桌是书画界的。一般人请客都是吃晚餐，我是请一天，因为我想如果请客只是吃喝太俗套，我要增加笔会，故请整天，这才文雅有意义。初八那天一早客人陆续到达，我对画友们明确提出：每人作书画各一幅，画无法统一，按各自特长作出即可，但求健康向上，书法方面，字体正、草、隶、篆均可，内容统一写毛主席诗词。我如此说明后，大多高兴，便铺纸提笔，各自写、画。到下午三时左右已基本完成任务，此时距晚餐时间还有三个多小时，我提议大家合作以为纪念，众皆欢喜，要我提出主题，以便命笔。我当即说：‘现在是春天，我请春客。就以春意为题作画。’大家合议一下，就开始动笔。六时左右画成，按众人意见我补笔写了画题，并以文字记其盛。以上就是我请春客作画的原委，根本没有什么政治目的，完全是一种节日聚会，以文会友。”为这两幅画我被批斗两周，之后要我检查交待，我作了以上说明，讲清楚公鸡是王松年画的，根本也无任何政治目的。我要求工作组派人调查，我讲明王松年家住王庄，现在安顺南街镜框社画镜框。工作组果然作了调查，找到南街镜框社询问，里面的人说王先生没有在这点画画了，回家去了，他家在王庄。
工作组的人到王庄，王松年正在着斗。斗他是两个内容，一是说他家“浮财”还没有交完；二是说他设计祖宗牌来卖，卖了一万多元，获取暴利一万多元。后来他摆给我听，讲他着挖“浮财”的事。他说，一解放我家所有东西都已经交了，全家人都被撵丢出来，我们是两手空空，我还是认得点字，叫我教民校得一点工资，过日子都成问题。说我画祖宗牌获取暴利一万多元这个事，因为我家庭条件比较好，划为地主，我没有搞过农业，不会犁牛打耙种庄稼。我家一直是搞点文化，写写画画，61年下放我才在对子铺、镜框社画点画，后来在民校教点书，后来在县印刷厂搞点设计。63、64年经济条件好转了，人到人家开始走动噢，也开始有请客的风气了，三月清明上坟、七月半也接老祖公进家，这在解放初期是属“四旧”，困难时期过后稍微有些松动。县印刷厂的厂长看到市场上有祖宗牌卖，原来各家的祖宗牌绝大多数都被搜去烧了，只有极个别胆子大的人家藏下来，这时就出现一些私人用木板印的祖宗牌卖。这个厂长看到了商机，认为县印刷厂是石板印刷效果更好，画面更清晰，更大套，生意肯定会好，就对我说王先生请你帮忙设计一张出来。我是着整怕的不敢设计，就说设计我不敢，只有你去找一张来我照着画嚜还可以。于是这个厂长找了一张二十四孝的祖宗牌来，我就画出来，好像比原来那个更好更漂亮。64年那个时候，纸张本钱两块，印油人工拼两块，兑（批发）出去五块，县份上各乡场上卖，确实批发了一万多张。但一万多元是厂里面得，我也只得工钱。这样王松年的问题交待清楚了。但我的这个画一出来，他就着噢。当时，有人去喊他：“王松年你出来！你在胡石波家画画的问题，工作组来找你。”王松年一听有工作组的人来找，着吓得抖淋淋的。他这个人很小意的，蚂蚁都怕踩到，规规矩矩、本本分分的一个。工作组询问后，王松年交待的与我在旧州讲的一样，同时承认公鸡是他所作。工作组调查人员问王松年画这幅画有什么目的。王松年说，我不得哪样目的，我就是从小爱画画，我在农村嚜就画些牛啊、马啊、鸡啊、雀雀啊这些，我不得哪样目的。我喜欢画鸡，公鸡母鸡我都喜欢画。你们不信我家里还有一些。
工作组到他家后，果然翻出了好多画有各类鸡的画。工作组的调查人员挨幅翻看，结果在这些画里有一幅是一只雄纠纠的公鸡，看着一只护着几只小鸡儿的母鸡，这些小鸡有些出来了，有些还不得出来。画幅是有名字的，叫《护雏图》。这幅有那样问题呢？没有啊。但工作组说有问题，问题出在落款上写的是“松年作于1964年三八妇女节”。这些家伙说，你看你反动不反动？国际妇女劳动节这一天，你画一个癞报老母鸡来污蔑我们的妇女同志。你必须好好交待为什么画这么一幅画！王松年说，我天天都是每天早上从王庄带起点饭，走路进城到南街上画镜框。那天我到镜框社后发现没人来，我不晓得是三八节，我问了里面的人才知道那天是三八妇女节。我想反正我饭都带来了人也来了，回去又没事做，就在铺面里面画画，结果就画了这一幅，画完听说是三八妇女节就这样落款了。结果工作组就拿这两幅画说事。而且还说在我家画的那幅画的公鸡是面向西方，是在向西方求援；鸡尾巴毛是向东的，这是西风压倒东风，与毛主席语录不一样。
结果立马就把王松年送到看守所，头十天就判了他10年。送到遵义煤矿劳改。王松年就这样进去了。调查人员向工作组汇报情况后，旧州镇“文化大革命”工作负责人，就是那个修文县县委书记叫我去谈话，告诉我说，公鸡画已核实，确为王松年所画，与我无关，但我不讲阶级立场，阶级观点模糊，邀这些五类分子作客，请去画画，我是配合“地、修、反、特”，画画来讽刺我们国家是一只好斗的公鸡，要我作出深刻检查，就算了事。我听后总算把这一大包袱放下了。我当然按指示要求写检查臭骂自己，并按时上交。之后组织师生下乡支农，帮助农民秋收，完成任务后，准备开学上课。还不到一周，工作组又通知我说这幅公鸡画还有问题，要我如实交待。这就是批斗的第三点。我问是何问题？工作组组长说这幅公鸡画是一幅反动标语，要我说出是哪几个字组成。我一听惊诧茫然，当即回答说：“工作组已查明公鸡为王松年所画。是几个什么字，只有去问王松年。对他我也无任何指使。”工作组组长说我不老实，叫我写检查交待，连续追问三次，我答复都是一样。到第四次追问时我火戳噢，就说：“如要逼问我只有乱说！”于是，我也不客气地说：“‘文革’有十六字方针，其中有‘洗手洗澡，放下包袱，治病救人’之句。你们这是治病救人吗？你们这种作法不是救人，是整人。我本身就没什么问题，大不了坐牢打板子。”一怒之下，我就走了。谁知第二天开会，工作组当众宣布我停职反省。当时我们学校的革委会主任是浪塘一个目不识丁的农民，他派民兵守着我的房门，不准外出。要天天写检查，我无多言，每次写的都一样。
如此过了一周。工作组说我在学校反省不好，天天写的都是一样，态度恶劣，你不是讲大不了坐牢打板子吗？那你就到县公安局看守所去好好反省反省。就这样，他们就简单地给我收拾了点行李，三个学生帮我抱着我的那些字画，搬上车，送到了城头的看守所，就是西街上那里，解放以前的老看守所，解放后没有修葺过。我的书画放在看守所的预审科办公室。这时我清楚记得正是1966年9月。在看守所一段时间后，一天，看守人员把我叫出来说，你不是会画画写字吗？出来去写标语。那些时间到处是红海洋，写毛主席语录。当时怕我跑了，他们就派了原来县公安局的一个副局长叫李藻堂，我认得他，在我写字过程中他问了我的情况后说，你这个达不到判刑，是因为你的态度不好叫你来反省反省，打打你的态度。在看守所里，每顿是罐罐饭，有的满了像稀饭，有时少点，基本上每人二两米，是用瓢舀，所以有时多有时少。几十上百罐放米放水后一起蒸。菜呢基本上是蔬菜合作社卖剩下的，从地里砍来用茅草捆起，萝卜白菜为主，偶尔是老瓜（南瓜），基本上不洗。买来后在大筲箕里打开，放在水里用耙耙薅哈，跺、切了放在甑脚里煮一下，舀点菜油，两个桶挑进去。坐在看守所里的人两个大碗，一个打饭、一个打菜。菜可以分匹数，又洗不干净，冬天好点，夏天啊蚊蚊蠓蠓一大层，啷个吃嘛？但我在里头的时间还不是吃。出来写标语、画红画才看到，以后我吃的时候，都用水涮一下再吃。我们这里，骂娃娃吃东西吃得粗鲁的本地话说“饿牢子”，这个词真是精准，只有亲自在里面坐过牢的人才真正的体会其含义。在里面真正是饿，一天不得哪样事情，就是看倒这两顿饭，拿来混时间。
好在我进去后，全得在里面的我黔江中学的同学，叫杨汝义的指教。他是云峰本寨的，地主，他教我两个绝招：一天只能这两顿饭要过混。一是铝钵钵打饭来，洗干净手，用手背杵成糕粑，又分成汤元，然后另一个钵钵打得菜来，慢慢的玩和吃，这个一顿饭可以搞几个钟头。二是吃饭时，落颗谷子，都要拣起来剥开吃。但自从我到外面写标语画红画后，吃饭就不存在问题了，要好得多了。写完县里面各单位的。写地区的时候，我提出要杨汝义和我一起写，这个杨汝义字也写得很好，他的隶书写得最好，我也有个伴。写得没几天，外面就搞起武斗来，看守所怕出问题就不再让我们出去写了。这下拐了，在外面写标语时吃得虽清淡些但得吃饱，又是干净的，进去后咋做呢？我跟原来看着我出去写字的李藻堂说：”藻堂，帮我拿两个饭碗，找点盐巴，其它不要了。”他帮忙找来后，每顿打菜来，我就倒些开水，放些盐，把菜拈到这个盐水碗里涮洗一下再吃。我是相当于打粑粑吃素。我们号室里有两个，后来又有一个，得了风湿，起不来了，通知家属取保外医，出去加上其它并发症死了。为哪样会得风湿呢？在里面开始一天有两次放风时间，早上一次，可以出去走动头10分钟；后来武斗不准出去了。号室有大有小，大的住12个人，小的住6人。号室里的地板是破漏的，离地板只有头十厘米，吃喝拉撒都在里面，自然潮湿得很，有的吃了蒙头就睡，睡多了咋个不得风湿呢？杨汝义先着进去两三个月我才进去。我进去后他就告诉我，白天尽量不睡晚上才睡。白天不睡时尽量走，一定要多走。杨汝义又是啷个会进去的呢？他家本来就是本寨的大地主，把他逮来说他是逃亡地主。这是其一。其二说他当过国民党的区分部书记。
我曾问过他这两个问题。杨汝义说，第一说我是地主成份嚜，我家是地主这不假，但解放前我还在读书是学生，我咋会是地主分子呢？第二我连国民党都没加入，啷个会是国民党的区党部书记嘛？我就说你着判了8年，就在这点挨啊，上诉嘛。因为我刚进去，我了解外面的一些情况，说汝义你应该写上诉。他着吓怕了的，说啷个写嘛，我说你还是重庆邮电学院的大学生呢，我教你写。我帮他分析后说：一、说我是地主不属实。因为解放前我还是学生，一向是读书从来没有掌管过家事，当个家，我的成份应该算是学生，最多算是地主子女成份。二、说我是国民党的区党部书记，我连国民党都没入过，啷个可能是国民党区党部书记，如果有任何一个人证明我曾经加入过国民党我认了。我加入国民党的介绍人是哪个？我什么时候加入？在哪点加入？我在哪点参加过国民党的会议？哪些人能证明？我连国民党员都不是，啷个可能是国民党区分部书记？申诉材料写上去后半个月，看守所召开大会，会上宣布说：“杨汝义遵守监规，检举有功，释放！”他得出去。实际情况是他检举哪个？只有我知道，这是他们那些人自己找个台阶下，还算其中的个别经办人有点良知，他遇到贵人啊！这时，我在看守所一关就是4年多，其间我为不平伸冤，前后写了申诉100多次，但从未有人过问过一次、审过一次。记得我初进看守所时，铁窗外有一棵小杨槐树，粗如手腕，离开时则粗如大腿，枝叶都遮满铁窗户。
我因自觉无罪而又坚信党的政策英明，总有一天会弄清问题，所以只有耐心等待。直到1970年10月，这时“砸烂公检法”，全面武斗后为了阻止武斗实行军管了。有一天，看守所武装干部通知我说军代表提问。号室中众人都纷纷说我要得释放出去了。我也自认为难星满，该得出去了。我到审讯室。军代表叫我：“过来！”盖过手印，我以为是释放证，谁知接过条纸一看是逮捕证，当时我就发呆了，怎会是如此结果？开啦！凭我在里面所见所闻，只要是拘留转逮捕，就说明有罪必判。我想一切希望都完了，摇摇头转身就走。谁知军代表又大吼一声说：“回来！还要盖个手印！”我只得照办。手印盖后，又撕一纸给我，一看是判决书，上有大概两个部分几行字，第一部分是我的基本信息；第二部分大意是说，胡石波纠集王松年、蒋旭英、刘式型、姚余虞、胡寿松这些四类分子，作画污蔑党，拒不认罪，从严惩处，判有期徒刑5年。我当时如五雷轰顶，心灰意冷，掉头就回号室。转到号室里，大家纷纷问我得释放不得。我说着判刑噢！那一顿饭我是吃不下去。想不通，想死，却无法死，思想乱到极点。第二天，与众犯同押到安顺县各个区游斗宣判，挂着现行反革命的大牌子，捆起的。先是到蔡官区，全部喊到蔡官一个教室里，他们布置好会场，说“带罪犯”。我当时想，死也要站着死。我就挺了挺胸，站起来走了没几步，后面押着我的民兵嚜还是解放军就骂道：“你还雄纠纠的？！”一大枪托子就打来。那个时候又是秋天，我只穿了一件衬衣，我就护痛，被他们拉上去宣判。后来把我改送到宁谷那点的贵州省第三监狱学习监规。一月后转送到郎岱洒志农场劳改。到达农场，有一个姓王的场长接收，然后才分到各队劳动。当王场长叫到我名字时，对我说：“胡老师，你是因为哪样事情着的？我认得你。”我说了我的情况后，并说你认识我但我认不识你啊。他说我们是街坊。由于有这点关系，我就跟他摆，我说王场长：一是我读书后就教书，从未搞过农活，锄头、镰刀也从未拿过，我如何去搞农活？二是我被关押4年多，不见天日，而今我面黄肌瘦，有气无力，我啷个干得了农活？王场长同情我的遭遇，他说：“胡老师，那就这样，恰好我们场里正要规划田地。经过测量，好知道到底我们有好多田，好多地，然后绘制平面图。你既然能绘画，就留在场里完成此项任务。”
于是我才得留在了场部。每天他派了两个犯人，拿着两根竹竿，那时不得皮尺。他们两个用竹竿量，然后我记，同时画地形。我用了三个月完成任务上交，此时距我满刑时间没多久了。我内心想，释放回家后，什么都不干了，就是挑葱卖蒜，我自己去求生活去，了此一生。我着的时候，我的家庭受到了十分严重影响，可以说是困难到了极点。刑满都想尽快回家了，谁知不久省里下文称：凡1971年刑满者，县份上的可以释放回家，对于家在贵阳和专州所在地的，一律留场当职工。我得知后，也无可奈何，只得留场。1971年，那时当职工，每月工资15元。我上交10元作伙食费， 5块我舍不得用，全部寄回家。当职工有半自由，有何特殊事情也可以请假。在留场期间，我的工作是在队里当记录员，白天是记录押者出勤情况和劳动成果登记，晚上组织学习。我就这样天天一样单纯无味的工作，不知何日才能出头。
· 口述者简介
胡石波：男，生于1926年1月，安顺人。1938年进入安顺黔江中学学习，后考入贵州大学学习。1947年任教于镇宁三民中学，1948年到遵义凤冈县教书。解放后先后任教于普定中学、安顺师范学校、清镇中学、旧州中学、职中等学校。1991年退休后从事电大办学，直至2010年。平生喜书画篆刻。2019年11月逝世，享年94岁。
· 采访及整理者简介
庄文全：男、汉族，现年42岁，屯堡人。安顺屯堡文化学会理事，青山文学社社员。虽非科班出身，但作为一名地方文化爱好者，竭力参与地方文化的学习与收集整理，志愿为抢救与传承传统屯堡文化做些力所能及的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