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代城市价值 | 从长安到洛阳、北京，中国历代帝王的定都哲学
凡历史悠久的国家，城市发展在历史中举足轻重。其不同阶段，城市均有不同的价值，而且这价值是不断变动的。总的来说，无非是政治、经济方面的考虑，从而使地理上的城市蕴含价值。世代绵延，城市也因人的存在而生发出文化价值。
中国历史悠久，尤其如此。比如上海，在 17 世纪时还是一片荒凉，称作渔村都算是夸大了，但后来因为东西文化碰撞，经济交流，瞬间崛起。比如重庆，全是山，满山雾，被称“山城”，闭塞崎岖，本来不是那么显眼，但因为抗战时为临时首都，政治上举足轻重，于是名闻世界。比如大理，本来也是做过都城的，大理国以此为都城达 516 年，自大理国之后，也就很少有人注意了，直到近世旅游兴起，又进入人们视野。
在中国古代，雄关重镇，受影响最深的是政治影响。而政治视角又是以经济和军事价值作为基础的。所以，凡能作都城的，必是多重因素相互作用的结果。历朝历代，帝王们选择都城，都是以此为基础，后人总结前人经验，知其兴亡之因，从而郑重选择都城，久而久之，自然形成了一套原则，也形成了独特的定都哲学。
中国几千年来，大大小小的帝王，有男有女（比如武则天），加一起共有 559 个。377 个是皇帝，162 个事国王。如果从黄帝算起，到溥仪搬出金銮殿为止，大约有四千六百多年，政权共 83 个。
但这么长时间，这么多人，在定都选择上，竟然出奇地相似。这不能不让人相信古代帝王们心思在某一点上是相通的，他们彼此虽然征战，有些覆灭了前朝，在都城选择上，还是坚持前朝的定都哲学。
我们把中国古代重要的都城，按为都时间长短列出来，便一眼能看出其中关窍。
长安，也就是今陕西西安，是作都城时间最长的，共有 1100 年之久，从周到唐，历经十余代。
其次是洛阳，共有 860 年是作为都城的。很长一段时间，洛阳是与长安并重的，比如唐时，它经常作为东都存在。
北京，到现在依然是首都，中国古代为都城时间共 775 年，金元明清，均以此为都城。
夏县，这地方在现在山西，主要是公元前夏王朝在此建都，共经历 440 年。
南京，大大小小的王朝在此建都城的时间是 429 年。
此后未江陵（419 年）、开封（349 年）、商丘（271 年）、杭州（220 年）、新郑（205 年）。
新郑最古老，三王之世便做都城。但时间也是最短的。因为形势变化很快。
长安，则是当之无愧的第一。
孟子曾说得天下的三大要素是，天时地利人和。长安地处渭河流域，控关中地区，地理优势非常大。
而他不能再做都城的原因，很大一部分是吐蕃兵势的威胁，唐内部溃败，经济彻底瘫了。
所以，长安常常是文人墨客抒发思古之幽情的好地方。千年之久的长安，真的是让人慨叹“莫见长安行乐处，空令岁月易蹉跎”。甚至在明清之时，当时的都城已经是北京，但诗人们经常用“长安”代指“北京”。
古代的王朝兴起，最先是在黄河流域的，长安本就很近。但是，按理天子应该坐镇中央，以地理上论，中心应该在河南中原大地。
（按：如今中国地理上的中心是甘肃兰州。）
于是一个王朝建立时，必讨论定都何处。最初大概有两种意见，一是建都长安；一是建都洛阳。
帝王和他们的知识分子参谋团为此非常纠结。最终的定论是，长安山河凭固，进可攻，退可守，比较安全；洛阳居天下之中，辐射天下，德化天下较为方便。
第一种考虑是防，以防为主的。因为中国自古所受威胁以西域、河套、漠北、塞外为主，这些地区有很多少数民族，如匈奴、突厥等，时常攻伐，如果建都洛阳，一马平川，骑兵可以快速进攻，非常被动。北宋选择开封为都城，几乎就是无险可守，所以苦苦支撑。
长安就不一样了，地理优势非常明显。秦孝公在咸阳建都，咸阳西安非常近，只有三十公里，便可以“据崤函之固，拥雍州之地，君臣固守，以窥周室。”长安自然也有此山河之固，东有潼关、西有大散关、南有武关、北有萧关，四座关口控制着进出长安的通道，易守难攻。
在长安可以安全地图谋天下，并吞八荒。
虽然历史上，长安城是有两座的，名称也不一样。汉高祖定天下，就是考虑到这一点，理所当然地建了一个都城，称“长安”，在今西安市的西北。隋唐因之而发展到西安市的中心，这是隋文帝杨坚的注意，他要大兴天下，所以称为“大兴城”。
隋文帝时期，帝国的威胁已经不是匈奴等塞外漠北之敌，主要在内部，所以隋文帝主要考虑的是内部政治。杨坚是依靠关陇集团而得天下的，他需要内部的政治支持，不敢离开长安。
唐太宗的考虑是大抵如此。
唐长安城模拟图
但从隋炀帝开始，到唐太宗，两人都做过很多试探，也就是不以长安做都城。选择更向南一点。
这时候，洛阳的重要性凸显出来了。
这就是第二种建议，定都洛阳。洛阳主要是靠近南方，交通方便，经济上支持比较容易。
但从长安到洛阳，实际上是非常不容易的，他是建都哲学本质上的改变。因为定都的原则已经从政治军事的考虑，往经济方向偏了。
这其中最激进的是隋炀帝杨广。
杨广虽出身关陇，但一生偏爱两地，一是东都洛阳，一是江都。两地在杨广之时，都曾大加修建，他在公元605年起营建东都洛阳，劳民伤财。但他还嫌不够“南”，于是通运河，营建江都。离开洛阳之时，他还很留恋，作诗云：“我梦江都好，征辽亦偶然。”
其实洛阳他已经守不住了，只想往江都躲。但大臣们的意见不一样，大将军赵才就劝谏说：“望陛下西还长安，上安人心，下抚兆民。”郎官崔民象甚至在建国门拦住杨广，直言劝谏，杨广怒不可遏，丝毫不听。
其实听了也没用。回了长安也没用。
唐长安西市想象图
唐太宗李世民与隋炀帝的心思其实是一样的，都想把政治中心难移，摆脱关陇集团的叔父。但唐太宗的好处是，听话，他建东都洛阳，臣子们说太劳民伤财，他只能停下来。
那么问题来了。为何这两位智慧超人的帝王，都把洛阳看得那么重？洛阳不是不太安全吗？
其实，洛阳很安全，至少在隋唐时是可以的。隋炀帝和唐太宗的想法是一样的，以洛阳为中心，以运河为脉络，就可以把整个帝国连成一片。
但隋炀帝的激进做法，导致隋覆亡，唐高祖自然不敢那么冲动，只能以长安为都城。
但，长安已经无法支撑帝国运转了。因为粮食不够。隋唐之时，关中人口大为兴盛，唐的版图足够大，长安城中人数居多。关中地区的粮食已经不足供应了。
如要将江南粮米运到长安，则长安的山川之固，就变成雄关屏障了，船不能行，车马更是臃肿难行。有没有高速公路，那这其间大约一千多公里的距离，简直就愁死人。洛阳，却有这个便利。一马平川，运河较近。
可能现在无法想象，像唐那样伟大的世界性帝国，朝廷竟然没粮吃，几乎饿肚子。唐高宗时期，关中万一粮食歉收，李治只能带着朝廷逃荒。
据《资治通鉴》记载，光是唐高宗永淳元年，也就是公元 682 年，大唐就饿死了很多人，包括官员。
682 年的四月（农历），“关中饥馑，米斗三百钱”，唐高宗李治只能带着朝廷去洛阳，留太子监国，简直跟逃荒一样，随从有饿死于中途者。
可怜的是，他们到了东都洛阳之后，是当年的五月，“洛水泛滥，溺千余家”。但是不能回去，因为关中先水后旱、蝗，旱灾、蝗灾之后，来了一场瘟疫。
相比之下，洛阳更好一点。从那时候起，李治大概明白他爸李世民的苦心，就说不用回去了，大家也别反对，我们设两个都城，弄个“东西二宅”，洛阳跟长安一样重要，都是都城。
相比于饿肚子，安全自然要退后，大家也就不怎么反对。唐开始营建洛阳宫殿。到了武则天，直接把洛阳定为都城，称“神都”，长安嘛，名义上还是都城，但基本不回去了。
但这都是和平时代的定都哲学。
一旦到了动乱之时，都城的城市价值立即发生变化。
武则天政权结束后，唐中宗和韦皇后都想返回长安。因为那里才是打天下的好地方，可以兴兵弄权，然后“据崤函之固，并吞八荒”。大臣们怕饿肚子不回去，唐中宗大怒，说：““岂有逐粮天子邪！”意思是，老子是天子，怎么能屈尊追着粮食跑？
（按：见《资治通鉴 咸亨元年卷》）
最终，政治、军事的考虑又占了上风。唐终究回到了长安。到“开元盛世”时，唐玄宗也还是待在长安。但是，长安的粮食还是不够，唐玄宗也有很一部分时间待在东都洛阳。后来，因为国力昌盛，唐玄宗想了个办法，大力发展漕运，从而漕粮每年能入长安者有四百万石。
大唐长安城复原模型 宣政殿复原
唐玄宗是没办法的办法，因为这时候，唐对西域的控制权已经变弱，吐蕃、勃律、石堡等势力不断窥测。
唐玄宗只能待在长安。
没过多久，一场大乱——安史之乱——让整个格局出现了变化。以长安为中心的北方经济破坏很大。另外，据中国气候学家——比如竺可桢——的研究，长安一带北方的气候变化了，变得非常冷。西北不再适合大量的农耕生活。
帝王们定都，只能往南挪。晚唐时期，大家争的都是运河，因为运河是命脉，漕运靠它呀。到了宋代，选中开封做都城，主要是运河控制权在此地最方便。宋太祖赵匡胤个最初很想去洛阳建都，最终回长安，因为这样对于收复燕云十六州很有帮助。但困难重重，只好放弃了。长安作为王朝都城的历史终结了。
总得来看，中国历代帝王定都的哲学，就是除非万不得已，和则往南，因为经济支持足够，乱则往北，因为政治军事价值高。
中国历代作为都城的城市，其城市价值，无非在此之间变化。
以小的都城作为例子稍微述说，便能明白这个道理。
比如南京。三国是叫建康，三国是个乱世。
它作为都城，是孙权的远见。孙权是孙权第一个把东吴的都城挪到了南京（那时候叫建康）的。
这是一个进攻的姿态。东吴的军事重镇在濡须口（《三国演义》中曾特写这个位置），另外有京口、广陵。而南京恰好是在这三点之间，三个长江津渡重地，就都在东吴南京控制范围内，孙权坐镇南京，左顾右盼，指挥起来得心应手，方便至极。虽然孙权实际上想再往长江上游，曾与吕蒙商量取徐州，但没能实现。退而求其次，想要荆州，这就是为什么东吴跟刘备争荆州的原因。
这样一来，孙权主动进攻很难了，所以，后来伐魏都是蜀汉多，但曹操进攻可也很难了。因为他很难顺流而下。只能选择陆路进攻，所以赤壁之战之后，曹操没再下江东，主要是张郃在合肥大战。合肥，那就是选择陆路战略了。
从孙权的角度看，建都要往北，越北越有控制权和话语权。
比如北京，其实其他作为都城的条件都不算很好，但一直作为都城，主要就是因为地理位置，政治军事上的考虑，中国古代北疆，面临的威胁是比较重一点。在北京，可以遥控北疆，同时可以辐射东北地区、西北新疆地区。新中国首都选择北京，这个是个很重要的一点。
定都北京，是一种倔强不屈面对挑战之姿态。
南宋选杭州，一是北方难以恢复，另一个主要原因就是为了经济因素（海上经济）；明太祖朱元璋建都南京，主要是为了经济考虑。到明成祖朱棣，把南京设为留都，也还是考虑经济因素的。康熙、雍正年间，南京人口达百万，为世界十大城市之一。在清时南京设有规模庞大的江宁织造府，生产丝织品以供应皇家需求，南京丝织业规模在全国居首。
综合观之，中国历代帝王的定都哲学，大概可以这样作结论，政治、军事因素居大时，则近北方；经济因素占据重要位置时，便往南移动。
三者相互博弈、影响中，作为都城的古代城市价值，也在不断变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