吕薇芬 | 我的学术生涯
一 元代戏曲和散曲研究
我是北大中文系五五级的，从我们这届开始本科是上五年，所以我是1960年毕业的。
为什么会从事戏曲研究呢？因为我喜欢戏曲，在北大的时候当过地方戏曲社的社长。最开始的时候，我是被温小钰（按：1938～1993，曾任内蒙古大学教授，作家）拉进戏曲社的。温小钰当时在话剧社，她是很活跃的。那时候女同学比较少，地方戏曲社有位新闻专业的同学叫徐芬（音），她问温小钰，你们那有合适的人吗，我们想招一个。温小钰说，我们有个同学会唱越剧，就推荐了我。因为我是宁波人，那时候就喜欢戏曲，不算会唱戏，只会哼两句。她说我会唱，所以就这样被同学拉进北大地方戏曲社。我最开始的时候是饰演了一个越剧中的红娘。从此以后，他们开玩笑老叫我小红娘。拉进去以后，我又稀里糊涂成了地方戏曲社的社长。我也不知道原因。她说我是社里边不迟到不早退的，可能就是我比较老实。
我当了社长以后，就不再排戏和演戏了，因为没时间。那时戏曲社有两个乐队和两个演员组，一个黄梅戏，一个越剧。越剧的演出跟黄梅戏的演出完全是两拨人，兴趣都不一样的。所以我变成四个小组，经常是两台戏。我没时间排戏，就在那里打杂，跟他们关系都很好的。到了大学四年级，我坚决要求辞职。我说我该去念念书了，不然的话我毕业以后都不知道分配到哪了。那个时候学生会文化部、系学生会都来动员我，但我坚决辞职。我说我一有工夫就在剧团，都脱离了班集体，人家对我也有意见。他们也看不到我别的缺点，就因为我不常去班级里，所以说我最大缺点就是脱离群众。
那个时候55级编文学史，我被分配到编写戏曲、散曲部分。当时领导人是费振刚（按：1935～，后任北大中文系教授）、于民（按：1930～，后任北大哲学系教授）、孙静（按：1932～，后任北大中文系教授）。说实话，那个时候北大比较重视诗歌的，爱好戏曲的人好像不是太多。因为我在曲社，又唱戏，他们在分派编写文学史任务的时候就说，你不是爱唱戏吗，那你就是爱好戏曲。所以把我分到写戏曲、散曲部分。这样一来，我的专业好像就定下了。后来参加工作到了文学所，文学所当时也要编文学史。所里觉得我在北大编文学史是负责戏曲、散曲这一部分，就把我分到了这一段。那是要服从分配的，所以我也就顺理成章地做这方面的研究了。
从北大毕业以后，我以研究生的身份到了文学所。不过我到古代文学研究室是“文革”以后的事了，“文革”以前都在民间文学研究室①。我那时候到了文学所，一共四个研究生。唐棣华（1918～2000，时任文学研究所副所长）召集我们四个研究生开会。她说你们怎么分专业？我很傻，我都没想好。另外几个人就说我上这儿，我上那儿，最后就剩下民间室。唐棣华说那你就到民间室吧。我一听，民间室就民间室吧。我也没挑，那时候想的不是很多。我就这样去了民间室。
到民间室以后，我觉得跟民间室的那些人关系很好，而且名义上我是贾芝同志（1913～2016，时任文学所研究员，后任少数民族文学研究所所长）的研究生，但是贾芝同志很忙，他有民研会（中国民间文艺研究会）的工作，也不太管我。我有什么文章或者计划，拿给他看看，他也就看看。所以我就自己瞎干，瞎干的结果就是我后来就到了古代文学室。
分到民间室时，我一去正好有个民间文学的全国性会议。那时组秘书是卓如，我们的工作就是作记录，整理记录，写简报。干了以后，好像贾芝对我还比较满意。毕业时，贾芝找我谈了一次话，他说你留下吧，但是我现在不能给你转正，因为没有名额。你还是研究生身份，工资少一点，你愿意吗？我能说不愿意吗？我说我愿意。实际上我们那时候文学所去了一批研究生，北大四个，复旦四个，最后精简机构的时候好像都各自又找了什么地方。贾芝同志很好的，他一点没食言。文学所有名额以后给我转正了。转正大概也是在“文革”以前，我是1960年就到了所里，三年困难时期所里是不吸收人的。因为我研究生正好是三年，之后可能还过了一年，估计是1964到1965年，那个时候文学所有名额了，他就给我转正了。
后来下乡了，到干校劳动。钱中文、王俊年跟我，我们三个人是木工班的。我们木工组的领导是李师傅，我们是三个徒弟，所以钱中文是大师兄，王俊年是二师兄，我是最小的。我们关系还很好。劳动的时候，我当时是干校唯一的女木工，他们都开我玩笑。为什么把一个女同志分到木工组去推刨子？我觉得那时候有点欺负我，因为我出身不好。幸好我还有点力气推刨子、凿眼儿什么的，我还要上房子，因为盖房子要钉板。王俊年恐高，你别看他脾气不好，他有恐高症，他上不去。我当然觉得我是个女的，我在下面递递钉子、递递木板就行。结果递钉子、递木板的是两个人，钱中文一个人在那上面敲。我说那我上去，我上去了。还好我那时候年轻，胆子也比较大，上去也没事嘛。我在学校里还走平衡木呢。
文学所从干校回来以后，我大概有一年的时间是在军宣队。我们民间室跟理论室在一起并了一个组，专门讨论知识分子思想改造的。钱中文是我木工班的师兄，是个老大哥，他很照顾人的。理论室那时候又在一起讨论，他就拉我到理论室工作。因为民间文学它不光是搞文学，还包括民间文学的理论，而且大多是西方的理论。当时民间室像马昌仪，她是俄语系的，所以她懂点外语什么的。祁连休是搞民间文学的，而且他对民间文学和民间故事特别热爱。我就有点不是太专心了。如果不是“文化大革命”，我也许会继续搞下去。因为“文化大革命”一来，科研业务也就没有了。
“文化大革命”以后，重新开始工作，就有了调动的机会。我回来以后就提出调动申请。我说民间文学我本来也不太熟悉。那时候陆永品可能是古代支部党支部书记，他是领导，所以要招兵买马。我跟他爱人我们早就认识，到干校她跟着我们下去的。劳动是分班的，我们在一个班里劳动。因为我跟他爱人比较熟悉，所以有时候到他家去。我跟陆永品关系还可以的，他就动员我说，搞什么民间文学，你是北大中文系毕业的，到我们古代室来吧。
民间室的贾芝同志，他对我是很好的，但是他太忙了，没带过我。所以我当时是自己随便干，一年能写一篇论文就凑合了。但是，他对我确实很好，我很犹豫。后来我考虑民间、理论还是太空泛，我这个人，实在的东西好像还能努力，这种理论性的东西太抽象了，我感觉到好像没把握，我自己也有点不喜欢。我喜欢古典，因为北大毕业的，对古典文学学的比较多一些。陆永品一动员我，我就到了古代室。因为没有去理论室，觉得对钱中文挺不好意思的。后来钱中文还说我一句，他说你别看见我就老低着头，到古代室就到古代室吧。我真的很不好意思，他就跟我开一个玩笑，说完我就自在一点了。
我调到古代室去，贾芝同志很不高兴，我对他就觉得很不好意思，有点背叛他的感觉。但是我觉得我对民间文学实在是没有兴趣。不过那时候何其芳挺高兴，他跟我谈了一次话。他就说你参加过北大文学史的编写，你到古代室很好啊。他那个时候就是特别热衷于文学史编写。我在古代室的主要工作就是写文学史。
我在古代室其实没待多长时间，那时候我在古代室就跟金宁芬、孙一珍在一起。我们三个人关系也还可以，我跟金宁芬更好一点。文学所曾经在“文革”以后考进过一批人，金宁芬就是考进所里来的。她来了之后说，我跟你两个人不冲突，你搞元代，我搞明清。我说冲突也没关系，各做各的。不过她对明清比较感兴趣，所以她到了所里就搞明清的戏曲研究。
我为什么做戏曲研究？前面也讲到了，我在北大的时候，北大编文学史，我被分配到写戏曲、散曲，所以对这个有点了解。我进古代室做散曲研究，是邓绍基先生分配给我的。文学所写文学史，他跟么书仪是写戏曲部分。我本来是对戏曲感兴趣的，但是散曲没人写，所以他就说你就去搞散曲吧。戏曲部分呢，他分给我一个马致远。因为马致远我写过一篇论文，所以他说马致远归你。所以呢，我做这个散曲研究就是工作需要。
后来吴晓铃先生要搞一个《散曲选》。这个事情他开始是让栾贵明做的。栾贵明对戏曲不感兴趣，他就推荐了我。我跟栾贵明住得很近，又都是北大的。在干校的时候，我跟栾贵明分在一个大队，跟他比较熟。他就说我带你上吴先生那去，我说很好，拜访一下老专家嘛。结果他就把我推荐给吴先生做《散曲选》。《散曲选》本来是我帮助吴先生搞的，因为吴先生年纪大了，他说我来选你来注。我说好，你选我注。吴先生做了一半，他岁数比较大，别的事情也多。最后他说，你也自己选吧，我退出。他的意思是说，我不能占你的便宜，大部分工作都是你干，我不署名，你自己做。他就是这样一个人。所以我觉得吴先生他是挺好的人，我后来跟他们家很熟的。人家总说吴先生脾气不好，但是他从来没给我发过脾气，他很耐心。所以说，我做的研究工作重点还是散曲，后来做《全元曲典故词典》，起因就是跟着吴先生做《散曲选》。
二 编撰《古本戏曲丛刊》
20世纪80年代初，把我找去编《古本戏曲丛刊》（五集），可能是因为我那时候跟吴晓铃先生的关系比较好。我跟吴先生在文学所认识的，本来他们老专家跟我们年轻的人也就是看望一下，没什么工作联系，不怎么熟悉。后来文学所下干校了，在一起劳动才熟悉起来的。
文学所的干校在河南息县，春秋战国时期的息夫人就是那儿的人。干校边上有老乡住，靠近我们这儿的是叫小蒋庄（音），小蒋庄的人经常来偷我们的庄稼，还挺有意思的。
在干校里，我跟吴先生有同一个爱好，就喜欢狗啊猫的小动物。所以有时候他在食堂，狗也在食堂。我会专门到食堂去摸它，去跟它玩，干校里有的人就叫我“狗阿姨”。吴先生喜欢小动物，家里有好多猫。我后来到他家去，他的猫认识我，闻了闻我以后，扑通就跳上来，在我的膝盖上睡觉。
干校时候我跟吴先生就比较熟悉。他这个人，没有什么教授的架子，跟年轻人能打成一片。干活的时候他也光着膀子。那个时候他们是黑帮，也要干活的。像钱锺书先生他比较文气，所里那些领导也照顾他，让他管工具。他管得很仔细，每个工具上都贴上条，因为他不认识什么铁锹啊之类的农具。他有点懵，所以他都贴上条。我觉得他们那些老先生特别有意思。俞平伯先生岁数大，他还带着夫人下来。他夫人没有工作，是个大家闺秀。当时我们住的房子就在我们干校那个点，自己盖房子自己住。没盖好以前就是住老乡家，很破旧。所里照顾俞先生，给他在集市上找了一间房，他可以在集市上买菜。他还闹出笑话，不知道是买什么东西，他问多少钱，人家告诉他是一毛钱一堆儿，结果他只拿了两个。后来我们也上集，他们就告诉我说，你们所这位老先生，我们说一堆儿，他只拿两个，一对儿。这个事儿很有意思，很有名的。
干校回来以后，我当时调到古代室，吴先生就让我帮他搞《古本戏曲丛刊》。我本来还不太愿意去，因为栾贵明说这个工作很麻烦的，他劝我说，最后你的名字就列在“参加工作的还有”的后面。栾贵明很实际的，我跟他是老同学。他就说，你别参加那个工作，你将来就是编撰委员会里的那个“还有”，但是你是要干实际工作的。后来果然是这样，主编是吴先生，领导的是邓绍基先生和刘世德先生，我跟么书仪是两个干活的。么书仪是邓绍基先生的研究生。本来要栾贵明干这个，栾贵明坚决辞掉。然后他就跟我说了这话，我记得最清楚的就是，你就是那个“还有”。
那个时候吴先生搞《古本戏曲丛刊》，他搞了一遍，把整个好几箱子的书送到出版社去。出版社看了之后有意见，说好像做得不是太仔细。书被退回来，退到邓先生、刘先生手里，他们也不好去找吴先生。吴先生那时候一个人做，没有助手。因为他之前的助手是中华书局的周妙中（按：1923～1996，曾任文学所助理研究员，后任中华书局编辑、副编审），周妙中那时已经调走了。他跟周妙中先生关系没搞好，周妙中是很耿直的一个人，脾气急一点。吴先生年纪比我要长很多，我根本就是小一辈，所以应该听话的。
原来周妙中有个目录的底子，吴先生是根据周妙中的底子打印出了目录，再修改一下就交稿了。但是实际上，搞版本你非得摸在手里，你才知道它是什么版本。这样就是吴先生搞得不够仔细了，出版社就退稿。退回来以后，刘先生、邓先生他们又不好找吴先生了，就找我。我不太愿意参加，因为栾贵明不是跟我说，你就是“还有”嘛。我不想参加，但是邓先生跟我说了一句话，你不想参加也得参加，因为没有人了。他说了这句话，我还有什么好说的。我就说我一个人，一百多种书，你又规定了时间，说一个多月最多两个月完成，我得一本一本看，看不过来，你把你的研究生调来一起做吧。我就说了那么一句，他就把么书仪调过来了，所以么书仪是我点的将。我其实跟么书仪并不熟悉。她到了古代室的时候，我们古代室不经常上班，就是大家开会坐在一起。我就知道她是北大的，搞戏曲的。
邓先生就这样把《古本戏曲丛刊》交给我们两个人了。我跟么书仪年纪相差有十岁吧，虽然都是北大的，开始的时候并不是很熟悉的，但是后来混在一起了。我觉得北大人的风格都比较自由散漫，她也是不拘小节的，我也是不拘小节，所以我们两个人比较合得来。到后来邓先生还提醒过她，你要跟吕老师搞好关系。你知道她说什么？她说，我们都已经是姐们儿了。
开始的时候在所里给我们分配了一间专门的屋子。小屋子里放了各种参考书。我们是很辛苦的。尤其是么书仪，她很认真，早上她比我还到的早。然后在所里吃中午饭，在办公桌眯一会儿，下午继续干。因为这活有时间限制，吴先生又弄了一百多种书，时间紧任务重。我们两个性格还比较像，不敢偷懒。天天都去，去了一个多月。我记得有一次过五一节什么的，他们行政办公室聚餐，我们两个人没饭吃，后来我说，咱们自个儿凑上去。我跟她两个就跟着他们行政室的人走，他们也不好拒绝，最后就吃上饭了。
我和么书仪查版本时一起去了好几个地方，有上海、杭州，到山东时，没钱了，她说她认识一个人，去借钱，然后她出去借钱了。中午么书仪在人家家里吃饭，我没饭吃，我只有一个碗。这碗是曲阜师院的，它是收押金的。那我怎么办呢？我还要到城里去等她，然后我们要上山东图书馆去。我没有钱了，我就把那个碗退了，把押金取回了。我们约好在济南大明湖公园大门口见面，我就在入口那里等她，坐在那儿啃白薯。她一来，她就说，你是不是把我们的碗当掉了。我说是当掉了，不然我也到不了这儿，我也吃不了白薯。所以她就哈哈大笑，老是当笑话讲。
《古本戏曲丛刊》五集和六集的目录主要是周妙中先生拟定的，因为她是具体跑图书馆的。但是吴晓铃先生藏书多，他有很多戏曲珍本收藏。所以看那个目录里，很多书都是他自己的，这个他很熟悉。另外首都图书馆他都认识人的，他可能也看了一部分那里的书。但是他老先生哪有时间天天跑，主要还是周先生跑。周先生先拟有一个目录，我跟么书仪接手了以后，我们也看了一些参考书。她的目录不全，我们做了补充，也做了修改。还有年代的问题，年代上她排错的很多。这也难怪，一个人怎么做得来呢。
我们遇到的最大困难就是断代问题。有的书是有作者的，有作者的好办。有的是没有作者的，我们两个人就经常叽里咕噜的在那讨论断代。怎么找呢？当然先要看一些参考书，但最主要的、最有根据的办法，就是找那个字。这个字就是剧本里面提到的，就是从剧本里面找内证。所以我跟她要断代的话，就得把这本书看完了以后，我们才知道它的内容，才知道它的用词，等等，这样才能断代。所以我们主要就是这么做，然后就是仔细地通读剧本。我跟么书仪两个人都死心眼儿，不看都不敢定。
一般遇到具体问题先是我们两个人商量，商量了以后，如果这个问题我们定不下来的话，就找刘世德，他的主意多。但是他主要搞小说，他不知道的，那就找吴晓铃先生。反正上面有人盯着嘛，我们认真一点努力一点就行了。
交给我们的这一百多种书，每一种我们都过目了，摸过了，但是最后出版时收录的是八十多种。我们当时看过的版本，每一种我们都做了表格登记，表格最后都给了出版社。这个表格是吴先生给我们的。我估计不是吴先生画的，是周妙中先生画的。所以我觉得周先生对《古本戏曲丛刊》很有贡献。她做了一个初步的工作，就是那个草拟的目录。虽然她的目录有很多错误，但这是难免的。
我们做完了以后，交给邓老师、刘老师他们看，他们也没提意见。版本这个东西，你要没看过，你也提不出什么意见。然后我们就给吴先生看，吴先生看了以后，他也比较满意，就这么通过了。但是后来挑刺儿的是上海古籍出版社，责编叫作府宪展。他是工农兵学员，比较年轻，但是他很用功。我有一次到上海古籍出版社去，他正在那儿编。他突然之间问我一个问题，某某书为什么定它是某某年代？一百多种书，我哪记得住。我就说你把那个书拿出来看前言，你看前言是什么时候写的，就是什么年代嘛。他说原来你们是有根据的。我说你废话，没根据我们怎么就定了？主要还是要看前言，然后又看一些参考书裁定。所以他考过我一回，让我驳回去了，最后他不挑了。后来我跟他说，我说小府，我们俩干事，没有根据是不会定的。没有根据，我不会说是无名氏啊？我不会放在前面或者相应的时段？我花那么多时间干这个事儿为什么要偷这个懒？后来跟小府关系也不错。所以说，做《古本戏曲丛刊》我跟么书仪还是比较卖力气的。
《古本戏曲丛刊》六集的目录我跟么书仪整理了一下。因为我们当时五集有很多书遗留下来编到六集了。当时想搞六集，但编六集是要有规划的，这个规划不是文学所的规划，是古籍整理出版小组，由国务院李一氓领导的。那个时候他是把这个事情抓在手里了，为什么呢？他说他是郑振铎先生的好朋友。他完成五集以后很高兴，我们在一起吃饭，他说了一句，我做了这个事，对得起郑先生了。他说的那句话我印象很深。后来李一氓退休了，这个项目也没继续开展了。因为当时我就到了《文学遗产》，邓先生也使唤不着我了。么书仪她说，我可以搞，但是我要跟吕薇芬一起搞，我们俩合作好。我不搞了，么书仪就说你不搞，我还搞什么，我也不搞，她就是这样的。
我和么书仪还合写过几篇和《古本戏曲丛刊》有关的文章。我们写文章就是她写一段，我写一段，然后合起来。最后好像是她定稿，她比我仔细，我比较粗心。她是个很仔细的人，而且也很聪明；我就是马马虎虎，大大咧咧。比如我们一块出去查版本，我说你管钱，我管不了钱。所以后来没钱了，她就负责借钱去了，我就去吃白薯了。
三 在《文学遗产》编辑部
我可能是1984年正式调到《文学遗产》，1985年产生新一届编委会，主编是徐公持，副主编是卢兴基，编辑部主任就是我，一直工作到退休。《文学遗产》当时也是刚复刊不久。我跟徐公持的关系一直处得不错。他这人很聪明，点子挺多的。我就是帮助他做一点具体工作。劳洪在《文学遗产》的时候是季刊，季刊周期太长，三个月才出刊，不利于交流。后来就改成双月刊。双月刊还是挺忙的，因为它两个月要出刊，然后又要组织一些活动。
改成双月刊之后，周期短了，杂志能量就比较大。首先开展的是宏观研究的讨论活动。我们提倡宏观文学研究，在杭州开了研讨会，反响很大。我跟徐公持两人的分工是按照时段的，他负责前一段我负责后一段。当时，元明清三个朝代诗文研究比较薄弱，小说研究基础雄厚，编辑小说稿子的时候也考虑开拓新的视角。戏曲研究在组稿方面要加强力量，我了解到全国范围内，比如中山大学传承做得比较好，南京大学的戏曲、扬州大学的散曲做得很好。当时的编辑着重与各中文系、学会联系。自1996年起，《文学遗产》刊物与广东中华文化王季思古代文学研究学术基金共同设置“广东中华文化王季思古代文学研究基金《文学遗产》优秀论文奖”，简称“文学遗产奖”。从1996年至2008年，共评奖八届。这个奖项的设置对古代文学研究起了很大的推动作用。
我们当时在《文学遗产》的时候，还有马丽、李伊白和王玮等，我们都属耗子的，那时候就有个说法是“五鼠闹东京”。我们有时候还说李伊白，你怎么真跟耗子似的，老是吃那些坚果，吃的地上全是壳。我到了《文学遗产》以后，跟李伊白很好。她没有成家，所以她时间比较多。她是对编辑部非常有感情的一个人，上午下午都盯在那里。像我就上午去，回来吃饭后，下午就不去了。所以很多很细的事情，都是她来做的，我觉得我那时候挺依靠她。李伊白是主要负责戏曲的编辑，因为分段做研究，她负责明清那一段。搞编务的是马丽，她很能干。基本上这种编务的事情我都不用操心。她很钻研，也看点书，我觉得她工作还是很好的。
有时候我们《文学遗产》的人，还加上一些跟我们关系比较好的古代室的人，还有些家属，就包个车出去玩。徐老师他唱歌很好的，所以我们一出去，一路唱歌很开心的。想起那个时候，我们有一点编辑费，就搞一些集体活动。石昌渝、刘扬忠他们那些属于文学所当时的少壮派，也是都很活跃的，跟编辑部的关系很好。所以我们有时候组织些活动，就把所里那些年轻人都团结在一起。
《全元曲典故词典》是退休以后做完出版的。我以前是有些积累的，但是没有这种集中的时间。因为我那个时候女儿还小，家里有家务事儿，而且我妈妈也住在我那里需要照顾。我先生是在《文学评论》工作，他不太管这些事。所以我变成要搞家务，要搞编务，还要自己抽空写点文章，我还是挺忙的。其他的研究，主要就是研究散曲，另外做了《张可久集校注》。还有些事情自己推不掉就做一点，比如像给台湾的出版社编过一个小说整理的丛书。这是因为我台湾那个朋友，她叫陈芳英。陈芳英跟我实际上只是开会时见了两次面，但是我们很合得来。后来，在台湾有出版社找她，问大陆有没有这样的人，她就随口推荐了我。她觉得我还比较随和，然后她就把我推荐给台湾的一个出版商，就做了一套小说翻译丛书，将古典小说翻成白话文。其实我也没做什么，我就是帮她组织一下而已。
① “文革”前叫研究组。
② 此部分内容参考了2014年《文学遗产》创刊六十周年纪念活动中吕薇芬先生访谈记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