被 10 吨钢水浇穿，烧伤面积 90%，瑞金凭什么救活必死之人？

上世纪五十年代，中国医疗界百废待兴。

彼时上海的广慈医院，曾发生过这样一场「豪赌」：炼钢工人全身烧伤 90%，继发绿脓杆菌感染败血症、抗生素耐药，面临截肢风险。

当下，医院党总支书记程家贤要求大家「大胆突破现行医学文献的束缚，破除迷信，敢想敢做，不惜代价，千方百计地挽救为国家创造财富的灼伤工人」。

于是，上海所有医学专家汇聚在一起，在几乎无解的棋局作出解法，突破一道又一道治疗的关卡，打破了当时世界医学史上称为烧伤面积超过 80% 的必死无疑的定论。

有人说，「瑞金烧伤」是中国烧伤医学发展的缩影。而这一切，都可以回溯到那个夏天。

本文作者：颜可欣

噩梦

5 月的一个深夜，初夏令人慵倦的暖风吹过外滩早已黯淡的灯光。暗夜笼罩下的上海，只剩下黄浦江还在徐徐涌动。

现在是凌晨 1 点，广慈医院的陈藏华医生已经困得睁不开眼，一整天如战役般的急诊工作早已耗光他最后一丁点力气。下班前，他最后一次巡视着急诊病人的情况。

突然，一大群人急促地冲进急诊大门，每个人几乎都是咆哮着喊出要说的话。

「3 个人！10 吨钢水」

 

「1300 多度沸腾的钢水砸下来！」

 

「全身都被烧穿了！」

乌泱泱的一大片人互相推搡，让本就不大的急诊间显得格外拥挤、狭窄。

陈藏华看过去，那群人中间躺着 3 名伤员。三人全身都被白布一层层包裹起来，不断渗血的脸上覆满黑紫色，只剩下两只白色眼睛无神地盯着天花板，像极了阎王爷贴的催命符。

患者邱财康被 1300℃ 的钢水烫伤全身，烧伤总面积近 90%

图源：《广慈医院抢救邱财康病史档案选载》

「他们可是为了大炼钢铁受伤的，你们一定要救活他们啊！」

伴随着职业惯性，陈藏华像往常一样火速将患者送进了手术室。那时的他还没有意识到，世界烧伤整形史上一次最伟大的抢救即将拉开序幕。

规训

这是 1958 年的上海。

接诊当晚，陈藏华做了一个噩梦。他梦见自己回到几千年前，被处以炮烙极刑，他在业火中翻滚、哀嚎，却没人能拉他出来。当陈藏华从梦中惊醒，才发现这个噩梦如同现世报，只不过被炮烙的对象不是他，是三个悲惨的年轻钢铁工人。

次日一早，科室进行了一次外科大讨论——三名患者，一名烧伤 24%，并不严重；炉长邱财康，烧伤面积 89.3%，三度烧伤面积 23%，其余为深二度烧伤；另一工人刘四小，烧伤达面积 94%，情况十分危险。

「烧伤面积超过 60% 几无生机！」在烧伤界，曾有这么一条不成文的「规训」。

这条「规训」需要回溯到 1947 年，美国核爆炸医学家 Everest Evans 在弗吉尼亚设立了烧伤病房，标志着世界上第一个烧伤学科的成立。作为烧伤学科的创始人，Evans 1952 年在 Annals of Surgery 上发表文章，提出了如今医学生必须学习的烧伤补液公式和烧伤面积计算法（初代）。

在这个基础上，他同时指出，补液公式只适用于烧伤面积 ＜50%，而针对 50% 以上的病人，补液几乎都并发肺水肿而去世，而烧伤面积超过 80% 则几乎必死无疑。据悉，他自己治疗的 11 名烧伤面积超过 60% 的病人，全军覆没。

1952 年，Evans 在外科学年鉴上发表文章，指出大面积烧伤病人的生存率之低（图源：参考文献 1）

冰冷的文献数据压力下，这帮上海医生不得已签下了「预后不良」的告知书。

这时，广慈医院外科医生史济湘眉头紧锁，他是邱财康的主治医师。

他知道，上午的晨会，大家心情是绝望的，但钢铁厂的请求信又让他犹豫不决：邱财康工作的上钢三厂党委和工人送来了一封表扬信和请求信，称赞邱财康是上钢三厂最优秀的炉长，工人们一致联名要求医院务必将三人救活。

勇者

勇者，勇于挑战。

史济湘与外科主任傅培彬发动 40 多名医生，在一个上午时间读完了全世界几十年与烧伤相关的所有文献。

无数文献的冲击下，大家对疾病的畏惧逐渐褪去，取而代之的是面对疑难病症的兴奋，他们随即总结出 15 条可能的治疗方法。

这样的医学渴望下，上海外科的精锐部队被集结起来：上海第一医学院副院长沈克非、中山医院院长崔之义、上海市一医院外科主任任延桂，以及广慈医院外科的傅培彬、董方中、史济湘、张涤生等，围坐一起讨论治疗方法。

面对 Evans 无法解决的休克和肺水肿问题，医生们最终否决了前人「补液不能过多」的经验，大胆提出了增加补液（尤其是血浆）以维持正常血容量的方法，直接改写了烧伤补液公式。

几年后，针对大面积烧伤的补液公式被广慈医院的医生不断完善，在总结了 600 例大面积烧伤病人的治疗经验后提出了早期液体复苏的中国方案。（图源：参考文献 2）

因为邱财康身上几乎已经找不到完好的血管可以注射，除了大隐静脉插管补液外，护理组和儿科组的成员还提出了口服补液或是额静脉注射的方法治疗。

面对入院后 3 人的高热和意识模糊，史济湘更首先提出采用「人工冬眠」的方法以缓解剧痛。

从理论上来讲，应用「冬眠合剂」可以降低应激反应、保护脏器功能以辅助大面积烧伤的治疗。

但实际运用上，这其实是「人工冬眠」首次被应用在烧伤液体复苏的辅助治疗。也因为这一成就，史济湘于 1988 年被美国烧伤学会授予「Evans」奖。

5 天，120 个小时，医护人员寸步不离三人的病床。最终，烧伤面积 24% 的工人伤愈出院，邱财康也在慢慢恢复。

绝境

绝处已过，却并不逢生——休克问题刚解决，严重耐药菌感染接踵而至。

时值初夏，细菌繁殖迅猛。入院第八天，邱财康与刘四小均出现了绿脓杆菌的局部感染，2 天后，烧伤面积达 94% 的刘四小因败血症和烧伤并发症离世。

不久，邱财康的绿脓杆菌血培养为阳性，证明已发生绿脓杆菌败血症。

对感染颇有研究的华山医院副院长戴自英，旋即加入治疗团队。在结合文献试验了 58 种抗菌素后，戴自英决定选择当时还需进口的多粘菌素 B 作为药物。

然而在用药剂量和时间上，他却面临了两难的境地——西方文献报道，多粘菌素的使用不能超过 7 天，否则会导致肾功能衰竭，这对邱财康无疑是致命的；可随着刘四小的失败，对治愈邱财康的要求也从单纯的医学任务，上升为上海医疗界的政治任务。

这样巨大的压力下，戴自英用药的手止不住颤抖起来。

尽管在专家的讨论和党委的要求下，戴自英适当调大了多粘菌素的剂量和使用时间，击退了数次死灰复燃的败血症，但最终邱财康体内的绿脓杆菌产生了极强的耐药性，再大量的多粘菌素也无法抑制绿脓杆菌的繁殖。

整个治疗团队再次陷入低沉的阴影。

小鼠烧伤创面铜绿假单胞菌感染的变化趋势

图源：参考文献 3

邱财康的身体状况日渐恶化：绿脓杆菌墨绿色的脓液和令人闻所未闻的腥臭味，无不刺激着他那早已被烧伤剧痛折磨得如惊弓之鸟的神经，冬眠疗法再强力也难以抑制过度兴奋的交感神经。

他的求生欲和意志逐渐动摇了，有时候在昏迷中喃喃自语，有时候又会被剧痛震醒而大喊一些胡话。

一切仿佛正在走向一个早就注定的结局。

不久，第二次全市专家大会诊举行，华山副院长戴自英、仁济院长黄铭新、以及广慈内科的邝安堃、王振义、王耆令等一众上海市内外科专家悉数到场，会议的主题是「如何对抗感染」。

会中，张涤生提出采用同种异体皮肤移植的方法暂时控制感染；第二医学院微生物组的余㵑提出采用噬菌体疗法对抗耐药菌；还有专家建议输注带有细菌抗体的血液以治疗败血症。

众说纷纭的情况下，医院还是决定尝试一切有希望救治邱财康的方法。

突围

眼下，窗外的蝉叫嚣着每个黑夜，白天是烈日撑起整个夏天。这样的高温下，巨大的创面裸露，是细菌良好的培养基。

史济湘、张涤生等主张先植皮，暂时「封住伤口」。

可接下来的问题是，邱财康全身烧伤面积 90%，是真正意义上的「体无完肤」，皮肤要从哪里找？

瑞金医院党总支迅速向全院职工发出「为邱财康献皮」的号召，外科医生、医院医护人员和工人踊跃报名，报名人数达到 800 多人。

作为整复外科的专家，张涤生认为从活人身上取皮可能会极大程度影响正常生活，因此转而征得部分死亡病人家属的同意，通过捐献的遗体取皮片，并采用冷藏方法短期保存皮片。

于是，在 6 月 9 日，邱财康接受了遗体皮片的植皮术。

董方中等为邱财康进行手术

图源：《瑞金医院医院志》

在后期多次的植皮术后，邱财康的暴露皮肤感染得以控制。这之后要解决的，就轮到系统性的败血症了。

团队决定尝试一种新方法——为邱财康输入带有细菌抗体的血液。

而至于怎么输「有抗体的血液」，可以在校党委会的那段汇报中窥见一二：「6 月 21 日，瑞金医院儿科系四年级学生共青团员江悦琴、护校二年级学生共产党员朱根梅，为了要输给邱财康有抗体的血液，自愿注射带有绿脓杆菌、链球菌、葡萄球菌的三种细菌培养液，注射后，又热切渴望自己快发高烧， 因为高热证明细菌和抗体在搏斗，待血液里产生抗体后再输给邱财康，以增加他身体的免疫力，帮助杀死血液中的细菌。」

而后，邱财康的这一段败血症治疗，才终于告一段落。

破局

可一阵风刮不热一个夏天，棘手的问题也没有因为阶段性的成功而消失。

最大的困难终于出现了：邱财康下肢烧伤极为严重，创面无法愈合导致败血症反复发作，若不根除局部的感染，无论怎样增强抵抗力也无济于事。

万般无奈下，救治组提出了下肢截肢控制感染的方法，并召开了第三次全市医学界大讨论。

这一次的会议再次凝聚了上海滩所有顶级医生：外科学界元老裘法祖，二军大副校长屠开元，华山医院院长李鸿儒、副院长戴自英，中山医院院长崔之义、副院长吴钰，原北京阜外医院院长陶寿琪，仁济医院外科主任兰锡纯，和杨之骏教授带领的瑞金医院全院的治疗小组。

长达三天的激烈争论后，大家决定暂不截肢，继续由内科控制感染，重担最终落到了噬菌体的肩上。

其实，噬菌体治疗细菌感染一直以来都是微生物学家追求的目标。只是自 1923 年噬菌体治疗研究所在前苏联格鲁吉亚成立以来，大多数噬菌体治疗案例都因效率低、不可控性等因素未能取得有效进展，在 1942 年青霉素投入使用后，噬菌体治疗更是销声匿迹。

抗生素与噬菌体治疗发展史

图源：参考资料 4

但中国微生物学奠基人之一的余㵑认为，当下抗生素治疗遇到瓶颈，噬菌体可以提供另一种解题思路（即利用特异性噬菌体在局部浸润的方式，杀灭感染组织的绿脓杆菌），未尝不可。

说干就干。

上海第二医学院的学生被迅速发动起来，60 多名学生接连几天到市郊去掏粪坑、找污水，把这些粪水和污水带回来，经过分离培养，得到足够的噬菌体。最终，这些培养液被用于邱财康感染灶的清除。

功夫不负有心人，不到 24 小时，脓液明显减少——局部感染终被控制。

 

整复

至此，邱财康挺过了「休克关」、「感染关」和「植皮关」，他的人生路线也终于向原来的轨道靠拢。

唯一的缺憾是，早期为了控制感染的需要，邱财康的左手最终还是被截掉了，这给当初坚持保留正常功能的张涤生带来了很大的触动。

几十年后，张涤生不无惋惜地指出，「邱财康左手的截除手术，严重影响了他的正常生活，如果内科能够早些控制感染就好了。」

其实，张涤生也并不是没有努力过。

感染控制后，他先后采用提前切除烧伤坏死组织、大面积同种异体皮移植等方法，并在烧伤两个月后，与董方中、史济湘等医生彻夜为邱财康做了一次「邮票植皮」手术。

这是在大张异体植皮片移植成活后，去掉约 1cm² 的异体皮，而代替以新鲜采集的自体皮片的手术，其目的在于降低了用皮率，尤其是自体皮用皮率，大大提高了植皮效率。

术后，张涤生也借此机遇于 1961 年在广慈医院成立了整形外科，1966 年广慈医院整复外科和口腔科整体成建制地迁至上海第九人民医院，成立了现在上海九院的整复外科和口腔科。此后，张涤生致力于器官和外形的整复，追求着「正常功能」的终极目标。

回到邱财康的人生路线，时隔半年痊愈后，他由妻子搀扶着走出医院。几个月后，他再次进入上钢三厂，加入自己原本的工作中。

瑞金医院百年长跑，邱财康夫妇站在队伍的正中央，左右分别是王振义院士和陈赛娟院士（图源：《瑞金医院医院志》）

2014 年 3 月，86 岁的邱财康因慢性疾病，走完了他的一生。

曙光

改编自邱财康经历的电影中有这么一句话：「医学不像工农业生产，不能只靠热情做出成绩。」

但时代背景下，这样的「热情」和科学精神同时创造了一个奇迹，也确实为新中国医学发展划下浓墨重彩的一笔。

自 1958 年救治邱财康以来，广慈医院成立了新中国第一个烧伤科，其治愈率远超美国 Evans 烧伤中心，我国这一学科的水平稳坐世界第一宝座近 10 年之久。

1977 年 6 月，史济湘等成功抢救烧伤面积 100%，其中 III 度烧伤 94% 的患者杨光明，创造 7 项世界烧伤医疗史新纪录（图为杨光明在家中康复，源自《瑞金医院院志》）

随之而来的还有整复外科的成立，广慈医院的整复外科成为中国整形外科四大发源地之一，如今上海九院的整复外科已经是中国最强的整复外科临床科室。

烧伤抢救，则是提升了广慈医院从上至下对「无痛治疗」的默契：拔牙不痛、开刀不痛、生孩子也应该不痛，于是带动了医疗操作技术、医疗器械、服务态度、药物舒缓多方面的技术革新。

在周总理表彰治疗团队后，我国的烧伤学科更在全国各地遍地开花：重庆、北京、上海、西安、南昌……

包括烧伤科在内，新中国整个医疗界也如同钢铁一般被反复考验、打磨：面对各类常见病、罕见病，仍苦思冥想、计谋百出，借助最原始、最简陋的条件创造了最难以置信的疗效。

而一切的一切，都开始在那个漆黑的夜晚，那一场场彻夜不眠的手术，一个个视触叩听的灵魂。（策划：carollero、gyouza）