刀枪剑棍样样精通还不行？冷兵器时代军事武艺到底是什么样子

冷兵器时代的军事武艺到底是什么样子？只能从史书、兵书中去研究。从《孙子兵法》、《吴子兵法》、《尉缭子》等古代武经中，可以了解到冷兵器时代的作战形式是士卒同进同退的集团行动。战争胜负靠的是将军的智谋、阵法的娴熟、给养的充足和战士的勇力，使用器械则是战争的主要手段。

春秋时，车战是战争的主要形式。一乘战车是一个战斗单位，车上有甲士，车下有步卒。远用弓箭，近用矛戈。作战的时候，双方把战车排列成阵势，然后进行厮杀。这种车阵一旦被冲乱或冲散，就很难重新排列起来继续作战，胜负往往由此决定。

战国时期，由于武器的进步，特别是发明了用扳机发射的机弩，可以在百步外射中密集的车阵，使战车无法发挥威力，因此便逐渐由车战改变为骑兵和步卒的野战。这个时期更加重视阵法、险阻、给养、士气、兵法等因素。

两汉时期，西北一些游牧民族入侵中原，使骑兵野战的威力彰显。他们往往以强攻劲骑为开路先锋，纵横驰骋，势不可当，这也促使中原汉族地区的军队发生变化，重装骑兵开始成为军队的主力并往往主宰战争胜负。军事武艺则以骑射为主。此时涌现一批善骑射的名将，如飞将军李广、李陵、甘延寿、赵充国等。至隋唐，弓箭已是每个士兵必备的武器，并且经常进行骑射比赛。

汉唐在重视骑射的同时，也强调兵器格斗的训练。主将除熟悉兵法之外，还必须弓马娴熟武茎高强。汉末关羽“策马刺良于万众之中”；东晋陈安“左手奋七尺大刀，右手执丈八蛇矛，近则刀矛俱发，远则左右驰射”；唐初秦琼“每敌有骁将锐士震耀出入以夸众者，秦王辄命叔宝取之，跃马挺枪刺入万众中，莫不如志，以是颇自负”。类似的例子举不胜举。

然而，武将个人的超凡武功，并不是夺取战争胜利的关键，仍是要靠两军集团行动，少则千百人，多则数万人，甚至更多。兵书《唐太宗李卫公问对·中卷第二》中李靖说：“凡摆阵立队，队与队间相距十步，后队距前队二十步，每隔一队安排一支冲锋队，以五十步为一节向前推进。号角一声，各队均就地站立，彼此间距不超过十步。到吹响第四声号角，各队荷枪跪坐。于是击鼓，全体将士三呼三击，向前推进三十至五十步，以应对敌人变化。骑兵从阵后出，也以推进五十步为一节。正兵在前奇兵在后，以观敌虚实。再击鼓，则变为奇兵在前，正兵列后，将敌诱出，乘敌之隙，攻其弱点。六花阵法大概如此。”这是唐时的作战形式。

宋朝时依然如此，只是野战更多了些。宋将岳飞在宗泽手下为将时，好野战，屡立奇功，宗泽大感惊奇，说：“尔勇智才艺，古良将不能过，然好野战，非万全之计。”因受以阵图。说明岳飞好野战并不被宗泽看好，才想传他阵图。岳飞有自己的见解，他认为：“阵而后战，兵法之常，运用之妙，存乎于心。”也就是说“布阵后作战，是兵法的常规，要把它运用的巧妙，在于自己内心的体会。”

岳飞是摆阵与野战并重，尤其重视设伏、奇袭、使诈、攻心，乃至离间、卧底等。金人攻常州时，“飞设伏牛头山待之，夜，令百人黑衣混金营中扰之，金兵惊，自相攻击。”这是设伏。绍兴元年，岳飞与张浚同讨李成时“飞重铠跃马，潜出贼右，突其阵，所部从之。”这是奇袭。

明朝时的战争已应用了火箭、火铳、火炮等火器，以及长弓、劲弩等远程兵器，但集团作战的形式仍没有改变。

戚继光曾创立车营，将车兵、步兵、骑兵组成协同作战的营阵。作战时，战车连成方阵，将步兵骑兵围在其中。又制造拒马器，用以阻挡敌人骑兵冲突。“寇至，火器先发，稍近则步军持拒马器排列而前，间以长枪、筤筅。寇奔，则骑军逐北。”这便是先用火器轰敌，再用步兵厮杀，后用骑兵追击的集团作战形式。

集团作战时千百人乃至数万人一起行动，为了便于指挥，便于极大限度的发挥士兵的作用，搏杀技术要简单、实用，诸如砸打、刺戳、劈砍等单纯几式，练熟即可。在那个时代，战争的胜利是集团的胜利，士兵个人的武艺高低对胜负没有太大影响。因此军队中反对突出个人武技的民间武术，更是极力反对“周旋左右，满片花草”的花架子。因为两军对阵，“只是一齐拥进，转手皆难，焉能容得左右动跳?一人回头、大众生疑，一人转移寸步，大众亦要夺心，焉能从容得或近或退?”

在军中，士卒在武技方面是要掌握简单速效的技术，如长枪，要柄颤手熟，分枪即进；大棍，要一打一戳，棍沉力猛；倭刀，要举落疾速；藤牌，要遮身严密活利。还有锐钯、狼筅等等。当然还要练习射箭，有的还要掌握火器，如鸟铳。

在军中，士卒更多的练习是练体能。要练负重、长跑、臂力、跨越障碍等。尤其要练胆气。没有胆气，体伟岸、武艺高、性伶俐、本力大则都不可取。“艺高人胆大”，是武艺高给胆壮之人添分，而不是说懦弱胆小之人学会武艺就变得胆大了。如果这人素来胆气豪壮，又生得魁伟力大兼性情伶俐，再具备娴熟武艺，才是锦上添花。

冷兵器时代的军事武艺重团体，重骑射，重兵器，重速效，重简单，重胆气，重勇力。整齐划一，齐进齐退，团队精神至上，容不得士兵个人突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