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著连载》马克思主义与儒学的融合（67）
原著连载（67）
第七章 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的民族性特征
（二）马克思主义与儒学的融合，体现在社会历史观上，主要是围绕人与社会的关系展开的。
［大同社会］ 中国古代儒家所宣传的最高理想社会或人类社会的最高阶段。在儒家的重要经典《礼记·礼运》中，孔子这样描述了关于大同社会的景象：“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选贤与能，讲信修睦。故人不独亲其亲，不独子其子，使老有所终，壮有所用，幼有所长，矜寡孤独废疾者，皆有所养。男有分，女有归。货，恶其弃于地也，不必藏于己；力，恶其不出于身也，不必为己。是故谋闭而不兴，盗窃乱贼而不作，故外户而不闭。是谓大同。”这就是说，大道通行的社会，天下是人们所共有的。把有贤德、有才能的人选出来为大家办事，人人都讲求诚信，崇尚和睦。因此，人们不只是尊敬和奉养自己的父母，不只是慈爱和抚育自己的子女，还要使老年人能终其天年，壮年人能有工作和收入，幼童能顺利地成长，使老而无妻的人、老而无夫的人、幼年丧父的孩子、老而无子的人、残疾人都能得到供养。男子要有职业，女子要及时婚配。人们憎恶财产货物被抛弃在地上的现象而要去收贮它，却不是为了独自享用；人们憎恶在共同劳动中不肯尽力的行为，却不是为了私利而劳动。这样一来，就不会有人搞阴谋，不会有人盗窃财物和兴兵作乱，家家户户都不用关大门了。这就叫做“大同”社会。
孔子提出的大同社会，就是和谐社会。它不是纯理念化的，而是具体化的，是儒家的最高社会理想，具有以下一些特点：
一是“天下为公”的社会制度。这个“公”，包括财物公有和权力公有，而首先是权力的公有。唐人孔颖达在《礼记正义》中解释说：天下为公，是指天子之位。尧不把帝位传给他的儿子丹朱，而以禅让的方式传授给具有圣德的舜；舜也不把帝位传给他的儿子商均，同样以禅让的方式传授给具有圣德的禹。这样的权力公有，是财物公有的保证。
二是“选贤与能”的管理体制。这是“天下为公”的大道得以通行的具体措施。管理社会事务的人员，是被民众选举出来的具备贤德和才能的人。选举贤能的权力在于“天下”，也就是全社会的民众。孔子曾经高度赞扬舜知人善任的品德和智慧，认为舜总是细心倾听各方面的意见，确定人选后又总是经过多方面的锻炼和考察，然后委以重任。他不仅选择了自己的接班人禹，而且还选择皋陶担任当时的最高司法长官。皋陶被我国史学界公认为上古时期的伟大政治家、思想家、教育家和“司法鼻祖”，是和尧、舜、禹并称的“上古四圣”之一。
三是“讲信修睦”的人际关系。在“天下为公”的社会里，讲诚信、修和睦是人与人融洽相处的突出体现，这种良好的人际关系，就是人世间的和谐。
四是各得其所的社会保障。正因为人与人之间亲融和谐，因此，人们都能出以公心去待人处事，敬老爱幼，老年人、壮年人、幼小的儿童以及“矜寡孤独废疾”的人，都能得到社会的关怀和保障。男有所事，女有所归，人人安居乐业。
五是一心为公的思想觉悟。人们都有高度的责任心，对社会财富十分珍惜，憎恶一切浪费现象，反对自私自利的行为。人们尽其所力为社会劳动，把劳动中不能尽其力和只为自己劳动看做是可耻的事。
六是安定有序的社会秩序。社会秩序良好，人们有安全感，路不拾遗，夜不闭户。
这个美好的大同世界景象，既有对原始公有制社会的描述，又有浓厚的儒家道德理想因素，反映了我们的先人对理想社会的憧憬，具有重要的理论价值。后世许多进步的思想家，如维新主义的代表人物康有为、民主革命的先行者孙中山，都曾以此为奋斗目标。中国共产党把马列主义普遍原理同中国实际相结合，选择了经过新民主主义通向社会主义的正确道路，领导人民推翻了三座大山，建立了独立、自由、民主、统一的新中国，为构建和谐社会，实现“大同世界”的美好理想开辟了道路。
2006年10月，党的十六届六中全会作出《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重大决定。2007年10月，党的十七大把“继续解放思想、坚持改革开放、推动科学发展、促进社会和谐”，确立为新的历史起点上必须坚持的四个重大方针，构建和谐社会摆在了党和国家全局工作的突出位置。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社会，是一个全面发展、全面进步的社会。提出构建和谐社会，表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总体布局，更加明确地由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三位一体”，扩展为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和生态文明建设“五位一体”。这不是数字上简单的增加，它反映了我们党对现代化事业发展战略的谋划更加科学、全面、协调和均衡，是对社会主义建设规律在认识上的一次飞跃。
构建和谐社会的理论依据，是科学社会主义理论。社会主义作为一种思潮，经历了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历程。16世纪的欧洲，英国空想社会主义者托马斯·莫尔的巨著《乌托邦》问世，成为空想社会主义思潮兴起的标志。在《乌托邦》中，莫尔首次用“羊吃人”来揭露罪恶的“圈地运动” ，并提出了公有制，讨论了以人为本、和谐共处、婚姻自由、安乐死、尊重女权、宗教多元等与现代人生活休戚相关的问题。他创造的“乌托邦”一词，意思就是“空想的国家”。19世纪初期，空想社会主义发展到顶峰，以圣西门、傅立叶和欧文为代表的三大空想社会主义，成为科学社会主义的直接来源。
那么，社会主义是怎样从空想变为科学的呢？19世纪40年代，资本主义进入大工业生产时代，它所固有的矛盾日益加剧，代表先进生产力的工人阶级作为独立的政治力量登上了历史舞台。马克思、恩格斯在亲身参加革命斗争的实践中，批判地改造德国古典哲学，发现了唯物史观，为科学社会主义确立了哲学基础；批判地改造英国古典经济学，发现了剩余价值规律，为科学社会主义确立了经济学基础。在这两个伟大发现的基础上，他们对19世纪的三大空想社会主义加以吸收和改造，从根本上克服了其唯心史观和不切实际的空想，揭示了人类社会历史发展的规律。其要点是：（1）人类社会的发展是不依人们主观意志为转移的自然历史过程。（2）生产力的发展是人类社会发展的最终决定力量。（3）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的矛盾运动，是社会发展的根本动力。（4）生产发展必须正确处理人与人、人与社会、人与自然的关系。（5）人类社会发展要逐步消灭阶级之间、城乡之间、脑力劳动和体力劳动之间的对立和差别，使物质财富极大丰富、人民精神境界极大提高，实现每个人自由而全面的发展。这样，就使社会主义从空想变为科学。科学社会主义在20世纪初列宁领导的十月革命之后传入中国，成为中国共产党人领导革命、建设和改革的指导思想。
人类社会是一个不断从低级向高级发展的历史过程。建立平等、互助、协调的和谐社会，一直是人类的美好追求。我国古代关于“大同世界”的描述，欧洲空想社会主义者提出的“和谐社会”概念，就是这个美好愿望的有力证明。马克思、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中关于自由人联合体和人的全面自由发展的论述，就是对未来高级的和谐社会目标模式的科学表述，这也就是共产主义社会。我们党的奋斗历程，就是为了把这个远大理想逐步变为现实。
实现社会和谐是我们党不懈奋斗的目标，也是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所在。新中国成立前夕，1949年6月30日，为纪念我们党成立28周年，也为回答国内外普遍关注的“中国向何处去”、“中共要建立一个什么样的国家”的问题，毛泽东发表了《论人民民主专政》。在这篇文章中，他借用我国古代的“大同”社会概念，指明了“人类进步的远景”。他说，工人阶级、劳动人民和共产党，要“努力工作，创设条件，使阶级、国家权力和政党很自然地归于消灭，使人类进到大同领域”。在这里，毛泽东赋予了“大同”全新的含义，这是建立在唯物史观和科学社会主义基础上的“大同境域”。
党的十六大以来，我们党对构建和谐社会的认识不断深化。
一是明确了和谐社会的性质和定位。十六届六中全会《决定》指出，“我们要构建的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是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上、中国共产党领导全体人民共同建设、共同享有的和谐社会”。这个科学的界定告诉我们，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既是对古代“大同世界”思想资源的继承，又不同于历史上一些思想家所憧憬的“大同世界”。它也不同于空想社会主义者所描绘的“乌托邦”，而是马克思主义关于社会和谐的思想同当代中国实际相结合的产物。和谐社会建设的领导核心是中国共产党，发展道路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实践主体是全体人民，根本目的是人民群众共同建设、共同享有。
二是明确了和谐社会的六大基本特征。这就是“民主法治、公平正义、诚信友爱、充满活力、安定有序、人与自然和谐相处”。这“六大特征”相互联系，相互贯通，既包括社会关系的和谐，也包括人与自然关系的和谐。
三是明确了和谐社会建设的切入点和突破口。就是要解决好人民群众最关心、最直接、最现实的利益问题。在党的十七大报告中，又提出了当前要着力解决好的五大民生重点，这就是，“努力使全体人民学有所教、劳有所得、病有所医、老有所养、住有所居”。
四是明确了和谐社会建设是目标和过程相统一的基本思路。构建和谐社会的过程，是一个不断化解社会矛盾的持续过程。和谐并不是同一，也不是没有反差、没有矛盾。把和谐社会误认为没有矛盾的社会，是不切实际的。人类社会是在不断解决矛盾中前进的，旧的矛盾解决了，又会出现新的矛盾，正是永不停歇的矛盾运动推动着社会进步。构建和谐社会的过程，是一个长期的过程，这个过程是具体的、历史的、分阶段、有层次的，我们必须把目标和过程统一起来，不断地化解社会矛盾，积极而又循序渐进地推进和谐社会建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