仝小林：讲到伤寒经方，我有些看法与教科书不同(一)【一点资讯】
01
六大古人所见不多的疾病
我今天的题目是“关于经方运用中的几个关键问题”。我们时代在呼唤经方，现代疾病已经发生了非常大的变化，不是两千年前的情况，有六大疾病是古人所见不多的。
第一是老年性疾病，它已成为社会性的问题，这在过去是不可能的。因为远至两三千年以前，近到新中国成立前，我们的平均寿命也就是三四十岁，不可能出现老龄化的问题。当今社会老龄化的出现带来了一个问题——老年病。
第二是慢性病，随着老龄化的出现，很多慢性病成为老年患者的烦恼，过去由于医疗水平的低下，一个慢性病可能几年、十几年人就走了，现在呢，糖尿病人打上胰岛素，活个五六十年是不成问题的。这在过去是无法想象的。
第三是代谢性疾病，在过去人们吃不饱穿不暖，不用说得太远，20多年前人们能够维持温饱就很好了，而在近20多年来，代谢病的发病率急速攀升，这是与整个社会经济生活的改善和提高分不开的，代谢病成了全社会的问题，这在几千年前是不多见的。
第四是心理性的疾病，或者叫心源性疾病。在古代，人们生活比较悠闲，没那么多精神压力，现在不一样。前一段我去香港作报告时，讲到了香港的第一死因不是肿瘤，不是心脑血管病，而是自杀。这说明整个社会都处于一种精神过度紧张的状态，这自然成了一个社会性问题。
第五是医源性和药源性疾病。我们老祖宗是不可能看到由于抗生素、激素、化学药物滥用而导致多种多样的疾病的，前一段时间我的一个加拿大朋友给我发了条信息，说一位美国学者写了一本书，书中提到医源性和药源性疾病导致的死亡率已在美国占到第三位，这是多么可怕的一个数字！
第六是瘟疫，由于交通的便利，国际交流的增多，瘟疫可以在一夜之间传遍全球，没有地域、国界，这在古代也是不可能的。
现代疾病的这六大特点，迫使我们必须要很好地研究，最好就是靠经方。
我们经常谈创新，仲景就是最好的创新典范，他的方子有很多来源于《汤液经方》，还有其他许多医药学的著作，都是仲景撰写《伤寒论》的理论依据，但是张仲景绝不是把《汤液经方》原封不动的照搬照抄，而是作了淋漓尽致的发挥，是绝对的创新，是在继承的基础上提出的创新。
02
讲到伤寒这个病
我有些和教科书上不同的看法
昨天晚上李赛美教授采访我，讲到伤寒这个病，我有些和教科书上不同的看法，现在很多教参甚至专著都认为，伤寒是外感热病的总称，这是广义的伤寒。
但后世的医家从不同角度去解读伤寒，也都做出了卓越的贡献。包括冯世伦教授解读胡希恕教授，从八纲的角度去理解六经，还有刘绍武教授，从六病的角度去解读伤寒，我认为这些对现代疾病扩展性的应用非常具有启发性和实用性。
但是《伤寒论》所论述的疾病，到底是什么病，我觉得是第一大谜团。
我在20世纪80年代中期，有幸在周仲瑛老师的门下读博士，从1985年到1988年，周老师承担了“七五”攻关课题，研究的是病毒性高热，作为他的博士生，我3年来一直在苏北流行性出血热高发地区做该病的研究，这也是我博士论文的方向，我当时研究的是流行性出血热引发的感染性休克。
从开始发病到最后死亡的过程，给我留下了非常深刻的印象。
病人最开始的表现是头痛、身痛、腰痛、骨节疼痛，甚至是剧痛，脉浮紧，一派伤寒之象；过一两天或三天，恶寒没有了，转成了阳明大热，就是我们所说的阳明经证，继而部分患者会转为阳明腑实证。
但是几乎每个患者都要经过太阳证这个阶段，我辨证过好多患者都是这种情形。
我在大学学习时，就经常思考为什么在太阳病篇有那么多的变证，到阳明病篇，就以腑实证为主，太阴篇也只不过那么两个方子，少阴篇的方子也不多，主要就是四逆辈，厥阴篇也不过就那么一个乌梅丸。
现在回过头来一看，这个流行性出血热的的确确在太阳病阶段的变证是最多的。《伤寒论》除了六经辨证以外，就是辨可汗不可汗、可下不可下、可吐不可吐等等，这些都是后世对六经辨证更加精细的辨析。
从六经的传变来看，确实像《内经》描述的那样，一日太阳，二日阳明，三日少阳，四日太阴，五日少阴，六日厥阴，这在流行性出血热的病程中就有很好的体现，病情变化非常迅速。
流行性出血热很容易引起继发肾病综合征出血热，接下来就会急性肾功能衰竭，而且这种急性肾功能衰竭在疾病早期就会出现。
所以我们经常看到流行性出血热的发热期、少尿期和休克期三期重叠。当时我们国家流行性出血热的死亡率在10%左右，死亡率是相当高的。
后来周老的这个团队把死亡率降到了1.4%以下，这是一个很了不起的贡献。
在流行性出血热出现高热以后，有些老年人急性肾衰，表现为舌卷萎缩，苔起芒刺，出现一派伤阴之状，然后下肢水肿，我们叫肝肾阴伤、阴虚水热互结，这是典型的猪苓汤证。
还有些患者由于膀胱出血，病人排出血性的尿膜，甚至是一个一个的血块，病人狂躁不安，这种情况就用桃核承气汤。
我们有一个典型的病人，32岁，流行性出血热的三期重叠，由于少尿导致心衰、脑衰、肺水肿、胃肠道功能衰竭，这个病人很狂躁，目直骂詈，不识亲疏，六个小伙子给他按到床上，有的按头，有的按脚，有的按胳膊，他一下就把这六个人打到一边去，
“其人如狂”到这种地步，因为他膀胱蓄血，仲景云“血自下，下者愈”，所以用桃核承气汤，用大剂量的桃仁，我们都用到30g，生大黄也用到30g增加泻下之力，病人服了药以后尿出了很大的血块，然后小便如注，一天尿量就有几千毫升。
后来人安静了很多，心衰、脑衰、肺水肿包括胃肠道衰竭全面缓解。
桃核承气汤是在太阳篇的变证里面，而且还有更加重的抵当汤、抵当丸，假如病人只是单纯的流行性感冒，他会在这么短的时间内发展成猪苓汤证、桃核承气汤证、抵当汤证吗？
太阳篇还有其他的很多变证像泻心汤证，流行性出血热的病人也会出现这类病证，他们平时胃肠消化功能不好，得病之后就会出现呕吐、腹泻等症状，这就可用到甘草泻心汤、生姜泻心汤之类的方剂。
流行性出血热休克的早期，可以见到热盛厥深的情况，胸腹非常热，但是四肢冰凉，这个时候就用四逆散，来治疗热盛厥深证。
但是到休克后期的时候就出现了典型的少阴证甚至是厥阴证，四肢冰凉，胸腹冰凉，血压低到测不到，这个时候就用四逆汤、通脉四逆汤、通脉四逆加猪胆汁汤等等……疾病的整个过程，从太阳到阳明，到少阳到太阴，到少阴到厥阴就是几天的时间。
很多病人到最后胃肠道衰竭，腹胀如鼓，在这之前也就是不完全性肠梗阻时，可以用大承气汤类方进行治疗，但是到了肚子绷绷胀的时候，连承气类方也用不上了，很多都死于多系统脏器衰竭。
所以伤寒这个病绝不是一般意义上广义的伤寒病，否则它不可能出现六经传变这样一个过程。六经的过程实际是一个阶段的描述，有些人觉得伤寒就是治疗多种热性病的，什么湿温、温病都在里面。
我觉得伤寒当时治的就是以伤寒为主的一种病。
在《伤寒论》序中记载：“余宗族素多，向于二百。建安纪年以来，犹未十稔，其死亡者，三分有二，伤寒十居其七。”
一个家族一百多人，死了三分之二的人，这能是一般的病吗？在当时的情况下，一到冬天伤寒流行的时候，老百姓都知道完了，这个人得伤寒了，没救了，连老百姓都看得出来，这是一个连续若干年在当地出现的一种病。
所以通过对流行性出血热的认识，我体会就是当时的伤寒病，当时医家对这种瘟疫还缺少认识，所以死亡率极高。
如果从流行性出血热的角度理解伤寒，那么对伤寒太阳经病的很多疑惑都会迎刃而解。
否则我们读《伤寒论》，伤寒一二日，伤寒四五日，怎么就突然联系到其他的问题了？所以我说张仲景是一个最具创新意识的医家，他还提及了关于湿温、温病的问题。
2003年的SARS流行，我亲自治疗SARS病人248名，我当时在中日友好医院，是中西医结合诊断治疗SARS的总负责人，当时我们给世界卫生组织提供了16例用纯中药治愈的病例，一点西药都没上过，但是他们审核时，砍掉了5份，说这5份不是SARS，差不多1/3的病例不是SARS，医院当时主要是针对SARS的，但是只要看到肺X片发生了变化，也全部收到病房来，绝不放过一个。
张仲景在《伤寒论》里的描述有很多都是鉴别诊断，并不能把它混淆为伤寒病本身。这样思考可能有助于对伤寒本病的理解。
03
关于伤寒
没有解决的问题还有很多
关于伤寒没有解决的问题还有很多，比如说伤寒的起因，是什么原因使得仲景家族一百多人死去了三分之二，起病原因有待探讨；还有就是伤寒方的剂量；第三就是经方要发展。
张仲景已经为中医的传承和发展做了创新，现在我们所处的环境不同于1800多年前，时代在发展，只有经方同样发展才能够对得起张仲景，否则你拿着经方却治不了现代病，我觉得这对张仲景也是不公平的。
所以就有我刚才提到的刘绍武先生对伤寒六经病的新解、胡希恕先生对伤寒八纲的新解，这些都是很有创新意义的。
尤其是对伤寒扩展性的应用，不仅要用到外感病上，还用到内伤疾病上，这也是很好的创新。
还有就是经方新用，我看到讲义里陈纪藩教授讲运用《金匮要略》治疗类风湿性关节炎，这是一个很好的题目，因为现在西医诊断非常明确的疾病，张仲景当时并没有做出很完善的归纳总结，这就需要我们对这类疾病重新认识、归纳。
比如说糖尿病，过去古人只认识到消渴病，从现代的观点来看，消渴病已经是糖尿病的中晚期，由于古人没有现代诊断的方法，我们再套用古人治消渴的理论治早中期糖尿病，显然是不合时宜的。
滋阴清热、益气养阴能够降糖吗？现在中西医结合界已经公认中医只能辅助降糖，这给我们提出了很严峻的要求，我们要针对现代疾病来创新性地发展运用经方。
大家知道经方很多都是小方，用药少而精，《伤寒杂病论》里面的方子药味平均四点几味药，15%以上的方子小于四味药，如栀子干姜汤、栀子豉汤、百合地黄汤、百合知母汤，芍药甘草汤、甘草干姜汤、甘草汤……小于8味药的方子占90%以上，看来小方确实是可以治大病的。
但是方虽小，剂量却很大，现在医生开方则是用大方，剂量小，这就涉及如何处理好小方与大方关系的问题。
我们不能因为经方在治疗急危重症时用大剂量，就否定了现在用方的小剂量，宋代以后的方子都很大，但剂量很小，我们一定要有区别的运用，对于那些小病、未病、需要慢性调理的疾病，一般吃药需要半年、一年以上的，这种情况用大方、小剂量就是合理的，可以避免一些急剧性的肝肾毒性。
这样看来，时方和经方并不矛盾，因为时方就是与时俱进的方子，它是解决仲景时代没有遇到的一些问题，关键是看在什么情况下用，怎么用。
还有一个大家经常争论的问题，就是经方能不能加减，很多医家非常强调忠于仲景原意，不做加减，诚然，仲景的原意非常好，因为没有继承就没有创新，但是我们更应在仲景的原意基础上灵活加减，一般可以单病单方、合病合方，复杂的疾病可以几个方合在一块，而且需要加减。
尤其是针对现代医学疾病的一些指标，如果不加减恐怕就降不下来，所以必须要加减，尤其是现代药理学研究的特效药物，要给予充分的重视。
这就是我在正式讲座前谈的几个问题。
我今天主要从这几个方面进行汇报：经方与症，经方与证，经方与病，经方与量，经方与效。
01
经方与症：
现在的学生，
有一种倾向就是忽略症状表现
我们这里有很多老前辈，像梅老师，他们在学医时非常重视症状。现在院校培养的学生，有一种倾向性，就是忽略症状表现，好像对症处理是低层次的治疗，只有西医才用这样的手段，这是不全面的。
我是1977级的，当时老师也特别强调辨证论治。辨证论治便成为中医院校舍我其谁的金标准，这未免有些武断，我们看仲景的用意，他也非常强调对症状的治疗。
再举个例子，一个头疼的病人来找你，你要不要先治他头疼？你说头疼我先不管，这是血虚引起的，我先治疗你血虚。病人来个三五次，血虚没改善，头疼依旧，那病人还会信你吗？肯定不信。
我曾经碰到一位病人，24岁的一个女孩，癔症性的晕厥，就是突然间倒下，一般倒的地方绝对安全，而且倒的时候，谁说什么话她都记得清清楚楚的。
有个老先生给她治疗，辨证论治，气虚血瘀证，用八珍汤加减治疗了一年半，结果基本没效。
最后山东某个医务室的工作人员给她用了白金丸，也有叫“矾金丸”的，成分就是白矾和郁金，用了一个星期病就彻底好了。
所以光靠辨证论治是解决不了全部问题的。病人来的时候要对他的症状有所偏重，腹泻的你不对症，呕吐的你也不治疗，显然是行不通的。仲景提到“但见一证便是，不必悉俱”。
我们治疗糖尿病末梢神经病变时，病人经常反应很热，有可能胸腹热，有可能背部热，还有可能是四肢热，尤其是下肢，热到什么程度呢？
不管多冷的天，从来没有盖过被子，这种情况我们治疗了不下上百例，就是用李东垣那张方子——升阳散火汤。
糖尿病末梢神经病变，阳气郁在表皮，散不出去，李东垣描述了四肢灼热，扪之烫手的情况，用这个方子就有效。我们只凭借这个症状，用升阳散火汤就能起到很好的疗效。
这种情况印会河教授理解得很深刻，他在《内科新论》里有很好的阐述，他特别重视仲景抓住的主要症状。我们的老医生有很多宝贵的经验非常值得我们学习、总结。
比如我们治疗糖尿病汗证，有时病人全身湿透，一天要换几次衣服，这时候最管用的就是用煅龙牡，疗效立竿见影，然后你再辨证，是什么病机，这样效果才会好。
煅龙牡量要大，一般各用到120g，先煎，尤其是重症汗证的时候疗效显著。
印老先生讲过，抓住主症比围绕枝枝节节的症状转要高明得多。像我们治疗蛋白尿，可以用芡实、金樱子之类的药来收敛固涩，但是最核心的药是黄芪，针对蛋白尿效果就是好，抓住主症可以简化临床思维过程，更有利于我们抓主要矛盾。
所以印会河老先生的治病疗效是非常好的。
抓主症也是《伤寒论》中一个重要的思想，《伤寒论》还提到很多关于抓主症的病例，“少阴病，六七日，腹胀不大便”，这就是大承气汤证；“心中烦，不得卧”，就用黄连阿胶汤；“喜唾，久不了了，胸上有寒”，这就是理中丸所治的。
我们碰到一个病人，是同仁堂一个领导的家属，癌症晚期，广泛转移，经化疗以后，就是这个症状——喜唾。一天要吐一口袋，果然是“久不了了”，我们用理中丸，这个症状马上就减轻了。
像黄连阿胶汤证，我们抓住“烦”和“失眠”两个主症就好，不要局限于患者阴虚啊、火旺啊、身体瘦、舌体瘦、苔少这些问题。
很多当老总、当领导的，他们身体胖，舌苔厚腻，只要是心烦失眠照样用黄连阿胶汤，等他失眠心烦好转了以后，再去调他的体质，再去化痰清热祛湿。
事实证明黄连阿胶汤对顽固性的焦虑和失眠确实很有作用，抓住主要矛盾的核心是取得疗效的一个捷径。
我们院校的学生经常对君臣佐使药的使用不是很清楚，这是因为他们抓不到问题的核心，所以定不下君药。
君药是针对疾病的主症的，麻黄汤、桂枝汤都是针对发热的主症的。臣药又有什么作用呢？
它也是针对主症，起到帮助君药的作用，或者是主症同时又有它的兼症，抓住了这些框架结构就搭建起来了。
《内经》讲小方就是君和臣，没有佐和使，“君一臣二，治之小也”，三味药就是一个方子，这是小方的配伍原则。
但是有些病症当你立了君药以后，这个病症和你辨的证候是相反的，比如我们在治疗神经痛的时候，经常用川乌，那么如果是寒证，寒入骨髓，用川乌没问题，但如果是热性疼痛，我们仍可选用川乌止痛，只不过这个佐药就非常关键了，因为它一定要把病性一块佐回来，要去川乌的“性”而存它镇痛的“用”。
对于糖尿病早中期治疗，我们用大剂量的黄连，这没什么可说的。
但是到了中晚期，病人血糖控制很差的时候，能不能用黄连、知母、黄芩、黄柏、苦参、龙胆草、栀子这一类的苦寒药呢？
可以，但是如果目的在于用这些药将患者的血糖降下来，那后面的佐使药一定要跟上，要把握患者寒热温凉的大方向，这个佐使药就相当于船舵头，它在把握一个大方向，始终沿着虚实寒热走，这样你在处方的时候就会明了你想做什么，谁来帮你做什么，但最终还是要沿着中医辨证论治这条轨道走。
这样教学生时，他们就比较容易理解，也很容易掌握。
现在很多大方有一个弊端，一个方子二三十味药，很难分清君臣佐使，经方就不会有这种问题，它药味少，90%以上的经方都是小于八味药的，《内经》讲三味药加上几味药是小方；“君一臣三佐五，治之中也”，这是中方；“君一臣三佐九，治之大也”，十三味药，这是大方。所以张仲景的方子还是属于小方的范畴。
我并不是否认用大方，对很多慢性病，我经常用大方，甚至是做成丸、散、膏、丹，尤其是水丸，或是蜜丸，病人也不会觉得太难以下咽，这个时候我是以功能团为君、臣、佐、使，可能君药就有三四味药，
这种组合方的使用使得后世的方子变得非常大，这里面有一个原因就是剂量错了，本来桂枝三两即45g，他们就用桂枝9g，荆芥9g，防风9g，西河柳9g，这一组合也是30～40g，这种思维其实就是把君药作为一个功能团，同样臣药、佐药、使药也有这个特点。
还有的时候一个方子的君臣佐使是会随着情况的不同而有所变化的，比如说麻杏甘石汤，病人可能有热、咳、喘的情况，麻黄平喘，石膏清热，杏仁止咳，如果以热为主，就可以加大石膏用量，这个时候就是以石膏为君；如果病人咳嗽较重，兼以热、喘的症状，就可以杏仁为君；以喘为主就用麻黄作君药。
所以开方子不一定完全墨守成规，要善于灵活变通。张仲景很多方子都在加减，他的用意是启迪我们一种全新的思维模式。
昨天还有人问我《伤寒论》的方子是不是要按原方使用，我认为完全没有必要，仲景的小承气汤如果以腹胀为主，就变为了厚朴三物汤，这是要根据具体情况来考虑加减问题的。
有个十七八岁的男孩，主症是咳嗽，引得右侧胸痛加重，是由于结核性胸膜炎引发的，胸片提示大量胸腔积液，我给他用了十枣汤，开始各用1g，服后30分钟病人开始排稀便，其余没什么异常情况；
第2天开始加量，甘遂、大戟、芫花各用2g，服完之后就吐出一大碗黄水，还泻稀便两次。服药2天以后右侧胸腔积液基本消失，10天以后出院。
这个病人的治愈就是抓住了“咳唾引痛”这个主症。
还有一个病人，是痉挛性斜颈病，已经两年多了，脖子歪到什么程度呢？几乎要贴到肩上了。
而且他右侧颈部经常感觉被牵拉的抽搐、疼痛，他前后走了很多地方，都没有疗效。
后来有人建议他做个手术，但是手术后可能会引发面瘫，费用28万，他拒绝了，他甚至有轻生的念头，因为实在是太折磨人了。
后来他找到我，我用了葛根汤：葛根60g，麻黄、桂枝各30g，还加了大剂量的芍药，加了祛风药全蝎。
10付药以后，他好转了50%，30付药后，他完全正常了。这是他治疗前后的照片对照（指幻灯片）。这个病例我主要抓住了他“项背强几几”这个主症。
02
经方与证：
大家都强调辨证论治，
忽略了《伤寒论》中辨汤证的内容
昨天山西运城的畅达教授送给了我一本关于汤方的书，写得非常好。
现在经方里面特别强调汤证，哪几个症状合在一起就构成了一个汤证，由于后世医学的发展和现代中医院校的教育体系，大家都特别强调辨证论治，从而忽略了《伤寒论》中辨汤证的内容，一种病属于什么证候，就现代意义理解，其实汤证里面已经归纳出来了。
比如提到葛根芩连汤证，我们就想到湿热下利；说起猪苓汤证大家就知道是阴虚水热互结于下焦。
这样归纳出来以后，对于许多异病同治的情形就可以根据什么证候而直接选用相应的方剂。
过去是一定要见到几个证，现在辨方证只要归纳出核心病机，就可以反过来用这个方子，所以说经方辨证本身就是对汤证的一个发展。
我们从理解伤寒病推出伤寒方治疗各种外感病，从各种外感病推出治疗各种疑难杂病，这就是对伤寒很好的开拓和创新。
刚才梅老师讲四逆散，他以四逆散为基础，灵活加减，从而应对各种病症，从症状群推理出汤方，然后再提炼核心病机，再反过来运用这个汤方，大体上就是这样一个路线。
对于西医诊断明确的病，如何根据核心病机去运用汤方呢？比如我们治疗心衰病人，不管他西医的指标多么差，只要见到有水热阴伤的症状，我们就可以用猪苓汤。
包括2003年我们治SARS时，很多病人就是个阴虚水热互结的病机，只要我们提炼出了这个核心病机，就可以放心大胆地用。
大柴胡汤是一个治疗少阳阳明合病的方子。大柴胡汤证在肝胆疾病系统里面见得特别多，其核心病机就是肝胃瘀热，既然抓住了这个核心，那么我们糖尿病患者出现肝胃瘀热的情况照样也好用。
还有大黄附子汤，这是治疗寒湿内积的冷秘证，但是邹云翔教授就用它来治疗终末期的慢性肾衰。
邹云翔教授是我的正博士生导师，我是他的关门弟子，他已经过世了，我的副导师是周仲瑛教授。
邹云翔教授认为慢性肾衰终末期有一个浊毒内蕴证，早在上个世纪60年代他就开始用大黄附子汤治疗，取得了很好的效果，所以对证候拓展应用的研究也是很有意思的一件事。
我们以这个方子加减前前后后治疗过500多例慢性肾衰患者，我们也在探讨多大的剂量疗效最好。
有一个肾病患者肌酐是460umol/L，尿素氮1567mmol/L，还有高尿酸血症，轻度贫血，我们用大黄附子汤治疗。
病人服用了2个月以后，肌酐降到了276umol/L，尿酸有所下降，血色素也上来了，到现在已经用了一、二十年了，也没发现什么不好，我附片经常和半夏合用，附片原则上超过30g都要先煎8小时，这是两次的经验教训得来的。
其实我们博士后做过附子煎煮时间的研究，当煎煮40分钟以上时，安全性是非常好的，没有问题。
但是有一次我看了一个河北保定的患者，我给他开的是制川乌60g，第一次在广安门医院抓的药，效果非常好，没有副作用；第二次他回到保定抓药，吃完之后就出现乌头桂枝汤里描述的症状了，什么口麻欲吐都有了。
当时我一看他抓的药是生附子……所以当患者在外面抓药的时候，你并不能保证他抓的一定是制附子，而且即使是制附子，炮制得是否到位，这些都存在安全隐患。
我就出个笨招——文火8小时，那么即使是生附子，我也给你煎出个制附子来。但是如果你能确保药材没问题，40分钟就足够了。
仲景在用附子的时候也没有强调先煎，我们只是确保它的安全性而已。
另外仲景在用附子的时候，一个是配姜，一个是配甘草，还有一个是配白蜜，如果不是糖尿病的患者，配白蜜可以减少乌头的毒性。
大黄附子汤的主要病机就是温下寒积，终末期肾衰的浊毒内蕴阶段非常符合这个病机，所以可以扩展应用。
有个50岁的病人，得糖尿病15年了，后来又出现心衰，全身高度浮肿，小便很少，喘憋，夜间不能平卧，从沈阳转过来的，强心、利尿、扩血管都用了，没什么效果。
他又不住院，我说先开一付药你回去试试，如果有效果你可以不住院，如果不行那你必须住院。我用的是猪苓汤急煎，分4次服用。
其中猪苓、茯苓我都用到120g，结果当天晚上心率就降下来了，水肿明显减轻，各方面情况都有所缓解。再给他3付药，水肿完全消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