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赟任徽州府学教授期间二三事
周赟任徽州府学教授期间二三事
许绍乐
周赟（1835—1911）字子美，号蓉裳，宁国市胡乐乡人。清同治三年（1864），南京开科取士，他考中举人，清廷授予奉政大夫和花瓴同知，以后就开始担任训导、教谕等学校的官。大约是在清光绪二十八年（1902）乍暖还寒的早春二月，到达徽州府所在地歙县，担任府学教授一职的。宣统二年（1910年）十一月，他从徽州府学教授职上辞官，回归胡乐中川村，在周氏故居里过着隐逸的生活。第二年（1911）六月病逝于故里。
据说，当年周赟是骑着马，沿着徽宁古道，到徽州府上任的。当途经梅岭古寺时，他特意下马，沿着石阶小路，向着这个曾经秉烛夜读的地方，默默走去。走近古寺，只见这里景色依旧：林木森森、庙门半合，台阶四周长满了一丛丛、一簇簇的野草、箭竹，藤萝在窗前摇荡……唯独不同的是，梅花在古寺的残垣断壁中怒放，喜鹊在枝头欢歌。世事沧桑，此情此景让周赟思如潮涌、感慨万分。回想当年，遭人诬陷、离职返乡，曾在这里与山僧为伴，与佛灯共眠；看眼前，官服补子、顶戴朝珠，春风得意马蹄疾。禁不住随口吟出“寒梅古寺读书曾，依旧书窗挂绿藤。高树落花轻似雪，远山飞瀑静如冰。朝饥借饭留僧钵，夜读分膏辗佛灯。旧梦十年今夜续，暗香横岭月初升。”的诗句来。但又想到徽州历史悠久、山川秀丽，文风鼎盛、流派纷呈；特别是所辖的一府六县，民风、民俗独特，不由深深地感到肩上的责任重大。
这次在查寻周贇在徽州所留下的故事时，从当年与周贇熟悉人士的后人口中得知。周贇到任后，除非常注意与缙绅学儒、商贾名士结交友好外，在徽州不少的山水名胜，都曾经有他走过的足迹和留下的诗文，如在徽州府绩溪县写成的“十景诗”、“鄣山辨”等。他们听祖、父辈说：当时，周贇无论是严寒酷暑，还是凄风苦雨，只要他能安排出空挡时间，就会到各县行走考察。他不仅喜欢名山大川，更愿意深入田野村落；不但考察人文地理生态环境，而且穿村入户了解民俗民情，搜集庶民百姓的生产生活情况。立三戒碑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
在徽州府城外，河西二里虹桥大路旁有一坟塚，旧有碑题云：“呜呼，幽冤妇黄氏之墓”。傍注“万历庚子清明前十日，歙西竦塘父黄朝宾告照造坟。”事情起因是这样的：相传，歙西竦圹村，一名黄姓女子，为徽州府城河西郭宏妻。婚后不久，郭宏即商游杭州。黄氏侍奉守寡婆婆甚谨，孝养备周。婆婆为悍妇，且与地保有私，被黄氏所撞。从此，婆婆便对黄氏刁难凌辱、百般折磨。后嫌行事不便，辟庐另居。
几个月后，郭宏思家心切，半夜归。天黑身倦，又夫妻久别，当晚郭未去拜见母亲。天明，郭宏对黄氏说：“生意急事，如速返杭州可获多利，反之则必蚀本。”黄氏嘱郭宏须看望母亲后才可返回杭州。郭宏口上应声，却寻思时紧，见母必误生意，竟直奔码头。行至江边，巧遇好友吴鸣皋，遂托吴代传口信与母亲。怎奈鸣皋当日去绩溪，后又至旌德，将传信之事，丢之脑后。
婆婆得知子回家，未见母而返杭，心疑黄氏揭丑，儿怀恨，才不告而别。歹念忽起，欲除去黄氏，以解心头之恨。时隔不久，邻村发现一无名男尸，腐烂不能辨。婆婆遂与地保暗商，并至县衙诬告，黄氏谋害亲夫。地保则厚贿县官，欲置黄氏于死地。大刑之下，黄氏屈打成招，被问凌迟。待郭宏闻讯，冤案已铸。后黄父朝宾接连上告，黄氏才得洗净冤情。此塚就被当地称为“幽冤妇墓”。
当周赟耳闻“幽冤妇墓”的传说之后，当即就在被官府错杀的黄姓妇人墓侧勒石立碑，碑上镌刻着：“重利忘家者戒，寄信误人者戒，酷刑枉杀者戒！”三条戒律，以申张正义，告诫后人。事后，周赟立《三戒碑》，在当地一时家喻户晓，被传颂为美谈。
二、反对缠足、溺婴
周贇出任徽州府学教授的年代，正是清政府推行“光宣新政”的时期。时任徽州知府的有两人，前一位叫黄曾源，后一位叫刘汝骥。他们均为进士出身，并且有着长期的从政经验。特别是刘汝骥很得慈禧太后的信任，出任徽州知府时，正是年富力强的壮年时代。这使得他能有充沛的精力推行新政，造福一方。刘汝骥在徽州以“循良”的形象出现，致力于教化民众的诸多工作。但是，徽州又是一个丛山阻隔，交通不便，人文环境相对闭塞的地方，故有许多恶习根深蒂固。其中特别突出的有两件，其一是缠足，其二是溺婴。女子缠足，这在中国封建社会是极为流行的，但到了清末在全国的不少地区都已受到了冲击。可在徽州，此种陋俗却仍然相当盛行。不缠足的女子，往往被周围的人看成是下等贱户，故而一般人家的女童往往都是裹成三寸金莲。尽管刘知府颁布《劝禁缠足示》，并饬令乡绅学界随时演说宣传，但受到感悟的人家，却不过十之二三，收效甚微。为此，周贇专门用通俗易懂的文字，朗朗上口的语言，撰写出一篇说明女子裹小脚种种危害的歌谣，即《小脚十害歌》①，并广为宣传散发，以此唤醒民众、消除陋俗。
小脚十害歌（今徽郡大姓已结全足公会矣）
中国最坏是小脚，脚小生人材力弱。
小脚起自李窅娘，舞妓作俑亡南唐。
从来小脚有十害，明理之人必先戒。
小脚一害逆上天，天生形体不保全。
小脚二害违圣旨，若论违旨罪当死。
三害父母大不慈，无罪加刑虐女儿。
四害妇女大不孝，身体毁伤违圣教。
五害女命轻鸿毛，兵荒水火命难逃。
六害根伤阻生产（此名医之说），难产危急悔已晚。
七害动作太艰难，贫穷何以免饥寒。
八害摇曳太非礼，妇德妇容焉有此。
九害丑形不忍看，半死半活骨肉残。
十害腐臭不能洗，污秽深藏夹缝里。
大脚是完人，小脚是残形。
残形大可弗完人，谁敢笑吾家孙女。
智如葵足大，形全气不亏。
古来圣母皆大脚，小脚彳亍非令仪。
历朝皇后皆大脚，贵人小脚大不宜。
家家上祖尽大脚，小脚恶俗不多时。
古来美人皆大脚，小脚憔悴损丰姿。
但愿家家爱儿女，留双好脚免痛苦。
唯有小脚无国色，好脚同登仁寿宇。
光绪甲辰三十年（1904年）
溺婴，周贇在他担任训导和教谕时，就已经发现江南一带重男轻女，尤其贫困的家庭，常常生了女婴，就立即溺死，对此等罪孽行径他是极力反对的。这次到徽州府任教授以后，又对此进行了深入调查，发现溺婴（特别是女婴）具体原因主要是：社会风气奢华，奁费高、遣嫁难和重男轻女观念的影响。在徽州婚姻论财，一般的中产之家“亦勉强徇俗，嫁女盛妆奁，生女多不收。”穷人更是不堪重负。虽然朝廷官府对溺婴皆有禁令，但此风仍屡禁不止，随之而起的还有童养媳盛行。面对这样的风气，周贇一方面利用学堂、书院宣讲教育，要尊重生命，要尊重女性；同时向社会大声疾呼，开展道德劝化和救济婴孩的善举，以遏制溺婴恶俗。另一方面设立印刷厂，专为各处主编史记及宗谱，并将自己所得的稿费退还本宗；又责成兴建育婴堂、保赤堂，以拯溺济贫。据传，仅在徽州府任内就在各族兴建保赤堂十余个，并捐廉创办育婴堂于府城西关。可以说这一时期，正是因为有象周贇这样一些具有良知和正义感官员的倡导、主持和推动，民间力量得以各种形式广泛地参与，才使徽州传统的育婴救济事业，开创出了一个新的局面。
三、恪尽职守
周贇又是在时局动荡、政体腐朽，大清王朝已是风雨飘摇的年代，出任徽州府学教授的。那时，徽州早已不是戏剧家汤显祖“欲识金银气，须从黄白游”的徽州（此处的黄、白系代指徽州的黄山和白岳齐云山），也不是民谚中“海内十分宝，徽州藏三分”的徽州了。曾有诗对当时徽州府的所在地，做过这样的描述，诗云：“新安江上舟曾经，新安城中车初停。市廛冷落庐舍少，四围但倚山为屏。”当时的徽州知府也有一段精辟的描述：“歙处万山中，习俭朴。乾嘉之世，盐业盛，富户多，稍稍趋奢华，书籍字画、金玉古玩，储藏最富，一食用之细，日费万钱者有之。粤匪乱后，内容愈瘠，表面愈华，好洋货者多，好土货者少，外强中干，识者忧之。”
清光绪三十一年（1905），史书上记下了徽州府中的首县――歙县，与教育有关的这么几件事情：在县城九管创办官立两等小学堂；在县城紫阳书院创办徽州第一所中等学校新安中学堂；在唐模创办端则女子小学堂，这是本省最早创办的女子小学之一。同年，设县劝学所，管理全县教育工作，知县兼监督。从光绪三十一年至宣统三年（1911）的六年间，仅歙县就创办小学堂三十八所。也是在光绪三十一年，徽州最后一座牌坊“孝贞节烈坊”建成。这座牌坊还可能是整个徽州由最高地方长官主持动用官方资金组织修建过的唯一一座牌坊。然而，正是这座意义非凡的牌坊，却可能是整个徽州最寒碜的一座牌坊。知府老爷组织修建的牌坊，连石头都用不起了，只好用砖头砌，可见当时经济之凋败。
徽州府学宫始建于唐，后几毁几兴，至清末，府学宫拥有先师庙、崇圣祠、明伦堂、敬一亭、教授廨和东南邹鲁坊等建筑，但早已是宫墙倾圮、千疮百孔，急需修缮。周贇上任后，对于个人生活的清苦毫无怨言，但为了学宫之事，却一而再、再而三，多次禀报要求拨款修补，无奈官府拮据无钱可支，情急之下只得请求知府饬命各县筹捐。没想到饬令发下去以后，竟然无一县响应，只得再一次向知府禀报。
刘知府得知情况后，则作了如下答复，批云：“学宫墙壁倒塌，这不仅是教授尔等学官的责任，也是镇守一方的知府的责任。过些时日，我再行札文催捐，晓以大义，并举行孔子祭礼，祭祀物品按例从公事支销，并不加征索要。听说姓牛的经纪人，打着‘官府办理祭祀所用’的幌子，公然低价买来猪、牛、羊，私自宰杀，农民大受其害。如果有实据，或被人告发，请将此案移县究查”。“学官一职，生活如同修羊公般俭苦，取之不义，有伤廉洁，而大家此际生活贫困，为何却观望不报。东方朔曾不满清贫，经朱儒传递与汉武帝，后得待诏金马门。此时，我阅看了教授的禀文，心里为之恻然。应将此事发文至各县，商量出具体可行方案，大家应加薪贴即按此办理”。同时又云：“教授著作等身，以前即呈所著《九华志》、《山门新语》等书中的见识都是很有道理的，本府再三披览，甚为欣赏。他日藏之名山、传之其人，能有如此著作，又岂是一官半职所能相提并论？此刻我读杜甫‘但知高歌有鬼神，焉知饿死填沟壑’的诗句，恨不得立即为之拔剑斫地，然后满饮一大杯酒。请允许我用这样的话语作为对您的赠言。”
四、热心启蒙读物和编纂谱牒
从上面文字中，我们不难看出在周贇任职期间，徽州的经济已经衰落，庶民百姓的生活更是十分艰辛。但是 “重教崇文”的文化氛围依然存在，“十户之村、不废诵读”的俗风仍旧很浓，使得一般民众对于儿童的启蒙教育就显得更为重视。徽州人有句口头禅，“娇子不娇书，娇书变养猪”。子弟一到六、七岁，往往就送入蒙童馆习书识字。为使孩童能走好这安身立命的第一步，从小就能受到正确思想的薰陶。周贇在工作之余，就依据平时所了解的徽州文化、习俗等方面的内容，编写出《周氏三字经》，用以对少儿的启蒙教育。该书编入了当时徽州人诸多的日常生活经验、商业知识和道德礼仪，具有鲜明的徽州地域特色，很受当地民众士绅的欢迎。除此以外，还编有《山门新语》、《六声堂学书要诀》等书。
史籍上说：天子有玉牒、诸侯有年表、大夫有世家、庶人有谱传。谱传，也就是谱牒、宗谱、族谱。谱牒是以记载家族兴衰，传达先祖信息，续继血脉香火，致力家庭伦理为对象的。对于修谱，朱熹是非常重视的，他说，“三世不修谱，当以不孝论”。“谱与史同功而异位，史以寓褒贬天下之谱也；谱以藉亲疏一家之史也；皆所以维世也。”（《中川周氏宗谱序》）以今天的眼光看，将家谱与国史并列，似乎话讲得有些过头。但在过去的社会体制下，村民自治，这是保障社会稳定的最有效的措施之一。
也许是对于上述儒学理论、正统思维的赞同，周贇对于编修宗谱是十分热衷的。他除了亲自编纂了《中川周氏宗谱》外，还先后为十余个家族编纂过宗谱。就是在担任徽州府学教授以后，仍利用闲余时间为三、四个家族编修了宗谱。以《竹川陶氏宗谱》为例，其编纂的家谱内容，大致包括以下十个方面：1、序文，2、凡例，3、像赞，4、宗派源流，5、本宗支世系表，6、祖墓，7、族规祖训、家法家礼，8、义学、义田（含保赤堂）等族产记载，9、居住村图、十景诗，10、族人诗文、传记。
其中，最为世人所称道的有二。其一，将纂修宗谱的润笔费全数退还本宗，并责成以资兴建“保赤堂”、“育婴堂”。其二，是每当为某一家族编修谱牒，总能依据该家族居住村落的山川地貌，撰写出十景诗、或配图，即“诗处有画，画处有诗也”，为其住地增光添彩。对此，他曾有过一段自白：“余生平为人主稿修乘，所取甚微；乃忘餐废寝不惮烦劳者，有二乐焉！立保赤堂以拯溺，写山水图而题诗也。然或其人之情不真，则负吾诗；其地之景不真，则负吾画矣！”在清末一轮纂修绩溪周氏宗谱中，身为徽州府学教授的周赟也是功不可没的。他在《绩城周氏重修宗谱序》中写道：“自赟四十岁主修本宗谱，六十岁与修三房享源谱，今年七十又一矣，乃复修二房之谱，顾抱盛年而偿之晚岁，亦天也。”
周贇担任徽州府学教授一职，在任九年，所做的事情一定很多，但早已被历史的尘埃所湮没，无人知晓。俗话说“窥一斑而知全貌”，从他在任职期间：恪尽职守、关心民瘼、拯溺济贫、修牒著文等几个，犹如考古碎片一般的小故事中，我们似乎仍然能感受到为人师表的风范，和深受百姓爱戴的情景。清光绪三十年（1904）进士、翰林院编修许承尧对他十分推崇，在民国版《歙县志》第十六卷杂纪·拾遗篇中写道：“徽州府学教授，其最著者……光绪末有周贇，号山门，宁国人。精究音韵，著《周氏琴律切音》、《山门诗史》、《山门新语》、《周氏三字经》、《六声堂学书要诀》。曾捐廉创办育婴堂于城西关。又撰“小脚十害歌”，编谕广劝。在歙九年，能举其职。宣统辛亥以忧愤成疾去官。”这个叙评应该讲是中肯、准确和全面的，这也可以说是对周贇在徽州全部工作的充分肯定。
（作者系宁国市地方志办公工作人员）
宣城市历史文化研究会主办
制作：童达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