评朱熹“见得理明不须更卜”的《易》学思想
朱熹（1130—1200）字元晦，晚年自称晦庵，南宋婺源人，是宋代道学中理学派的集大成者。朱熹著述颇盛。单就其《易》学而言就有《原本周易本义》， 及其嫡长孙朱鉴辑语录而成《朱文公易说》， 以“补《本义》之阙”也。
朱熹之《易》，论主卜筮。谓伏羲《易》原本是一部卜筮书。文王、周公之辞， 就系在卦爻边上。其虽言“ 蓍与卦以德言，爻以义言”而推明义理，然毕竟没有改变《易》的卜筮性质。即便是孔子，亦随卜筮说理。所以，在朱熹笔下其论《易》的逻辑大体是：由“《易〉之为书因卜筮以设教，逐爻开示吉凶” ，到“孔却就这上依傍说些道理”而达于“用神而不用蓍，用知而不用卦”的认识境界。南怀瑾先生说，朱熹于《易》“一辈子也没有读懂，如参考他的就完全走错了路。” 也许这话是对的。然余不避嫌，之所以还要认真读了读《朱子语类》卷65至77之论《易》，并且还草成此文，正为要亲自见识见识朱熹《易》学思想这是是非非也！
一、《易》为卜筮逐爻开示吉凶
人类的认识，随着社会生产发展而发展。这点朱熹的认识是明确的。比如，他反复讲到这样一个问题：伏羲画卦不是什么都讲清楚了，无非说个阴阳的道理而已。然“今人便要说伏羲如神明样，无所不晓”，那不实际。不说“古时人蠢蠢然，事事都不晓，做得是也不知，做得不是也不知。”这是历史的观点。的确，时代太遥远了。今人对于伏羲《易》的内涵怎能完全了如指掌呢？ 朱熹客观地谈到这点。他说：
今人才说伏羲作《易》，示人以天地造化之理，便非是，自家又如何知得伏羲意思！兼之伏羲画《易》时亦无意思。他自见得个自然底道理了，因借他手画出来尔。故用以占筮，无不应。其中言语亦煞有不可晓者，然亦无用尽晓。盖当时事与人言语，自有与今日不同者。然其中有那事今尚存，言语有与今不异者，则尚可晓尔。
这段话讲得实在，符合认识发展规律。是啊，伏羲时代的事和言语，“自有与今日不同者”，这很正常。伏羲画《易》，“自见得个自然底道理了，因借他手画出来尔”，这已经很简单了。朱熹实话实说，谓卜筮本来自粗，故不可说精了。如曰：据某解，一部《易》，只是作卜筮之书。今人说得来太精了，更入粗不得。如某之说虽粗，然却入得精，精义皆在其中。若哓得某一人说，则晓得伏羲、文王之《易》，本是作如此用，元未有许多道理，方不失《易》之本意。
这段话讲的很朴实。是啊，《易》是一部卜筮书，“本是作如此用，元未有许多道理在”，精在这里，粗亦在这里。它是具体时代的产物。若离开特定历史条件， 把它说得精妙绝伦夸大了，拔高了，使其失却了根基，成了空穴来风，是天上掉下来的神物，囊括了现代科学，的确反倒是“更入粗不得”，则何《易》之进步可言也耶！ 所以朱熹批评说：今未哓得圣人作《易》之本意， 便先要说道理， 纵饶说得好， 只是与《易》元不相干。圣人分明说：“ 昔者圣人之作《易》， 观象设卦， 系辞焉以明吉凶。” 几多分晓！
是说圣人据实而言，话已讲得很明白了。圣人作《易》，“观象设卦，系辞焉以明吉凶”，就是这些，岂有他哉？ 干么偏要说些“与《易》元不相干” 的一堆大道理呢？ 殊不知伏羲作《易》是超越不了时代局限的，他解决的是时代提出来的课题。如朱熹说：伏羲当时偶然见得一便是阳，二便是阴，从而画放那里。当时人一也不识， 二也不识， 阴也不识， 阳也不识。伏羲便与他剔开这机。
这点正是他的伟大功绩。然正因此“一机”一开，《易》立乎其中，文明则由此而进矣。这对于“当时人一也不识，二也不识，阴也不识，阳也不识”的具体情况来说，无疑已是个极其巨大的历史进步了。“然才有个一二，后来便生出许多象数来。恁地时节，他也自遏他不住。”人们因圣人作《易》教之占，逐爻开示吉凶，“吉则为，凶则否，所谓'通天下之志，定天下之业，断天下之疑’者，即此也。”很显然是伏羲第一次给人们提供了一个认识世界的工具。伏羲高于同时代的人，所以伏羲是开发民智的圣人。于是乎人类文明则迅速地推向前进了！
二、夫子方始纯以理言
世界发展着，反映世界发展着的伏羲《易》则势必随之发展而发展，丰富而丰富， 此皆伏羲《易》理的进一步阐发也。这样一来，伏羲《易》则因之而为文王、周公《易》，为孔子《易》，乃至为程颐《易》等，则是必然现象。如朱熹说：伏羲是未有卦时画出来， 文王是就那见成底卦边说。文王、周公之辞， 皆是为卜筮。后来孔子见得有是书必有是理， 故因那阴阳消长盈虚， 说出个进退存亡之道理来。
这两段话是说伏羲在没有卦时画出卦来，“自卦体之全而立个名如此”，以卦画符号而见吉凶， 此乃《易》之初创也。文王、周公系辞在伏羲卦爻边上，以文字与符号的结合而见吉凶。朱熹之谓“及文王观卦体之象而为之《彖辞》，周公视卦爻之变而为之《爻辞》，而吉凶之象益著矣”，此乃《易》之发展也。“后来孔子见得有是书必有是理，故因那阴阳消长盈虚，说出个进退存亡之道理来”，以文章而见吉凶，此乃《易》之进一步向前发展也。于此可见，如果说《易》由伏羲而文、周， 非另起炉灶， 依旧是沿着《易》为卜筮之书向前推进，那么由文、周而孔子也是依傍卜筮说些道理而已。如果说“ 但自伏羲而上但有此六画，而未有文字可传” 则是《易》的本来面貌，那么“到得文王、周公乃系之以辞”，文字的序列与卦爻符号的序列有机结合，则已是有文字可传之《易》了。如果说文王、周公之文字序列依傍着伏羲卦画序列是有所据而道《易》理的话，那么伏羲之卦画符号序列也并非凭空产生的。
如朱熹说：
卦之未画也， 因观天地自然之法象而画。
是说伏羲画卦依据的是主观对客观的形象写真，此即朱熹之谓：
《易〉六十四卦， 三百八十四爻， 有自然之象，不是安排写出来。
无疑， 这话是对的是唯物的。且以阴阳而言朱熹说：
圣人见得天下只是这两个物事，故作《易》只是模写出这底。
说“模写”，则是一定要以被模写的东西为前提的。是之谓客观第一，主观第二，主观反映了客观。如果说客观世界是理无所不是的，那么模写客观世界之《易》亦自是“万物之理无所不具”的，这是符合逻辑的。然《易》之正为得揭示万物之理。万物发展着，万物之理运动着，所以反映万物及其固有规律的《易》则不能不随着客观世界发展而发展。这就决定了《易》既不能是凝固不变的，也不能是一蹴而就的。世界发展着，《易》就必然有一个永远前进发展的过程，是乃后者弥补前者缺陷、发展前者不具之必趋也。比如朱熹说：伏羲之卦又也难理会， 故文王从而为之辞。
这就是说，“文王、周公之辞，皆是为卜筮”之难理会处而作也。如果说卜筮“只是说个阴阳，因阴阳之消长，却有些子理在其中”，那么文王之《彖辞》、周公之《爻辞》系于卦爻之边上，便以文字的形式将其中的道理揭示出来，则吉凶之象便见于天下矣。如果说文、周《易》的文字序列与伏羲《易》的符号序列的有机结合，将形象反映世界发展之《易》向前推进到一个新的高度，那么孔子将文、周未能充分阐发出来的道理，则进一步以文章的形式阐发了出来，而吉凶之理益见于天下矣。这把《易》又向前推进到更新的一个高度，乃是《易》的丰富和发展也。然孔子却不曾抛开卜筮而言阴阳，他是沿着伏羲、文、周的足迹向前推进，一步步将《易》的思想丰富的发展的。如朱熹说：想当初伏羲画卦之时，只是阳为吉， 阴为凶， 无文字。某不敢说，窃意如此。后文王见其不可晓，故为之作《彖辞》；或卷得爻处不可晓，故周公为之作《爻辞》；又不可晓，故孔子为之作《十翼〉，皆解当初之意。
这既是说孔子《十翼》是在“又不可晓”的基础上写文章以晓之，同时又点明孔子同文、周一样“皆解当初之意”，也就是说孔子《易》、文、周《易》、伏羲《易》是统一的。孔子《十翼》说理，则是由卦爻文字说理、卦爻符号寓理中发展而来。于此可见，孔子是真正把《易》象明吉凶，初步地发展到义理明吉凶的高度。这点朱熹曾经反复说过：方伏羲画卦时，止有奇偶之画，何尝有许多说话！ 文王重卦作《繇（zhòu）辞》，周公作《爻辞》，亦只是为占筮设。到孔子，方始说从义理去。
这段直接道出孔子义理《易》虽由伏羲、文王、周公卜筮《易》发展而来，然认识却有着质的飞跃，是“孔子方始说从义理去”，“孔子始取而敷绎为《文言》《杂卦》《彖辞》之类，乃说出道理来”的，而不是别的什么人。“到得孔子，尽是说道理。”这就把孔子《易》在质上区别于文、周《易》、伏羲《易》表述得清清楚楚。真正从理性思维即从规律、从普遍联系上说《易》的，当始于孔子。如朱声说：“孔子恐义理一向没卜筮中，故明其义。”此之谓也。朱熹则非常客观地说：到得夫子，方始纯以理言，虽未必是羲、文本意，而事上说理，亦是如此。
这就《易》由卜筮而“ 到得孔子尽是说道理”，尽是“以理言”，“而事上说理” 则是认识的巨大进步，认识的质的飞跃。不过，应该注意的是，“介不可便以夫子之说为文王之说” 罢了。朱熹明确地主张：学《易》者须将《易》各自看，伏羲《易》，自作伏羲《易》看，是时未有一辞也；文王《易》，自作文王《易》看；周公《易》，自作周公《易》看；孔子《易》，自孔子《易》看。必欲牵合作一意看，不得。
如果真的作一意看，也就很难看到《易》学的历史发展轨迹了。不仅如此，还将出现一说而否定一说的现象，那就很不妥了。如朱熹说：“文王卦辞，当看女王意思；到孔子《文言》，当看孔子意思。岂可以一说为是，一说为非!”所以， 朱子告诫学《易》者说：“读伏羲之《易》，如未有许多《彖》《象》《文言》说话，方见得《易》之本意。”此其真也。殊不知“ 伏羲作《易》只画八卦如此，也何尝明说阴阳刚柔吉凶之理？然其中则具此理道”罢了，何必要把伏羲《易》搞的那么时代化呢？于此，朱熹认为《易》的历史则是江河日下的趋势，此乃治《易》者心之狭窄所致。如朱熹说：文王之心，已自不如伏羲宽阔，急要说出来。孔子之心，不如文王之心宽大，又急要说出道理来。所以本意浸失，都不顾元初圣人画卦之意，只认各人自说一副当道理。及至伊川，又自说他一样，微似孔子之《易》，而又甚焉。故其说《易》，自伏羲至伊川，自成四祥。某所以不敢从，而原《易》之所以作而为之说， 为此也。
这就是说文王之心有“急要说出”道理来的毛病；孔子也是如此，亦有“急要说出道理来”的心；及至程颐“却要扫去卜筮”，念的就全是自己的经了。固然这可以分作四家《易》看。但是“某所以不敢从，而原《易》之所以作而为之说，为此也”，就是说我不从文、周、孔、程而从伏羲，也是因为“伏羲画八卦，只此数画，该尽天下万物之理。”学《易》者能认识和把握“该尽天下万物之理”的伏義《易》，从整体上了解世界，灵活运用卜筮《易》中所包含的道理，那该多好啊！何必一定要急着说出卜筮《易》的道理来呢？此非心狭之所致也耶？ 故曰：“某之说《易》，所以与先儒、世儒之说皆不同，正在于此”也。他似乎不愿《易》理之揭示，《易》理之具体，《易》理之丰富，他要限制《易》的发展了，这是一。其次孔子说《易》，“纯以理言”，他所带来的直接后果是影响伏羲卜筮《易》的存在。比如，如果说孔子“ 犹就卜筮上发出许多道理”来，还看到卜筮《易》的一点点影响，那么迨至王弼研《易》：“用老、庄解，后人便只以为理， 而不以为卜筮”那就从根本上抛掉了“八卦之画，本为卜筮”之本质了。所以难怪到了程颐“却要扫去卜筮呢？这确也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朱熹《易》学思想的极大局限性，从其说，《易》便永远停留在卜筮的阶段了，很显然这是不妥的。
那么这是不是说朱熹一概否定文、周、孔、程了呢？通观《朱子语类》论《易》，看来也不全是，他主要是认为其在发掘《易》理的同时而抛弃了卜筮《易》， 这他是绝对不能同意的！不过客观讲来，他的确认为孔子《易》也罢，程颐《易》也罢，都各有的道理。孔子《易》只可当孔子《易》看，程颐《易》只可当程颐《易》看就是了。于此，朱熹有分析地指出程颐《易》说：《易传》义理精，字数足，元一毫欠阙。他人着工夫补缀，亦安得如此自然！只是于本义不相合。《易》本是卜筮之书，《卦辞》《爻辞》无所不包，看人如何用。程先生只说得一理。
“ 程先生只说得一理” ，是程颐《易传》最突出的特点。朱熹说：“ 看《易传》， 若自无所得，纵看数家， 反被其惑。伊川教人看《易》， 只看王弼《注》胡安定（名瑗） 、王介甫（名安石） 《解》。今有伊川传， 且只看此尤妙。”不必再周旋于他人《易》说之间了。于此可见，朱熹对程颐《易传》扫去卜筮虽有异议，然更多地则是肯定。
固然朱熹说《易》教门人弟子， 的确是留下了颇多的文字，这是事实。但这却不是说他主张以《易》立教。如说：“ 某不敢教人看《易》， 为这物阔大， 且不切己。兼其间用字， 与今人皆不同。” 所以， 不宜以《易》教也。他以为孔子就是这么个观点。比如他说：“ 孔子当时教人， 只说'《诗》、《书》、执礼’…… 元不曾教人去读《易》。但有一处说：' 假我数年， 五十以学《易》， 可以无大过矣。’ 这也只是孔子自恁地说，不会将这个去教人。”即便孔子自著《十翼》，不过“ 也只是取可解底来解， 如不可晓底也不曾说。” 实事求是而已。然“ 今人只是眼孔小， 是他说得恁地， 便道有那至理， 只管要去推求。” 结果竟自陷入穿凿附会的泥坑。“ 乃去添他实字， 却是借他做己意说了”，岂不谬哉！ 这是有碍人们正确认识客观世界尤其认识人类社会的。
三、用知而不用卦
朱熹说“《易》与《春秋》， 天人之道也。” 这点孔子已看到了。“ 孔子之辞说向人事上者， 正是要用得”《易》的， 可说这是研《易》者的落脚点。然人们用易最关键的“ 须是以身体之。” 就是说凡遇卦爻， 需是反求于自己的德操、行事与经历。事事都当如此，人人都当如此。于此可见，《易》是一部有关人生立世、社会进步的重要典籍。
1. “占者有德则获其应”
朱熹的口头禅是“《易》乃是卜筮之书” 那么何谓“卜筮”呢？ 朱熹说：“ 作《易》示人以卜筮之事， 故能通志、定业、断疑，所谓' 开物成务’ 者也。”这就是说卜筮是“ 通志、定业、断疑”的方法或手段。其特点是问答。这点， 明清之际心学大师孙奇逢，则直谓“ 今日之师友问容、博学、审问、慎思、明辨、笃行之类， 皆是卜筮。卜筮者， 不过求决狐疑神明吾心而已。” 此处之谓“卜筮” ，是向人求教而非伏羲问神求答也。如果说“ 问答、博学、审问、慎思、明辨”是“卜筮” 则侧重是问， 那么“ 笃行”则“卜筮”，则侧重是实践。就是说“卜筮” 既是问决狐疑， 也是实践明心。所以孙氏说“ 天下之理孰有大于卜筮者乎。
是啊，人类由蒙昧而文明的历史发展，就是一代代一朝朝不断问天问地、斗天斗地中前进的，这是一个披荆斩棘的“实践、认识、再实践、再认识， 循环往复， 以至无穷” 的伟大历史过程。于此而言“ 天下之理孰有大于卜筮者”， 的确不为过也！ 朱熹说：“古人遇一事理会不下，便须去占”，这不就是有问题了， 定不下来， 就“问答、博学、审问、慎思、明辨、笃行” 而寻求答案、明吾心、以决狐疑的吗？
这里有个重要问题，即遇事理会不下便占。那么占之灵不灵则究竟取决于什么？ 是取决于问卜者“ 心诚” 之在先还是取决于问卜者实践之在先？ 这点朱熹于《原本周易本义》释《损》卦“ 六五或益之十有之龟，弗克违，元吉”时则做了明确回答。如说：柔顺处中以居尊位，当损之时，受天下之益者也。两龟为朋，十朋之龟， 大宝也。或以此益之，而不能辞，其吉可知。占者有是德，则获其应也。
是说，就占者而言，若是占得此爻，而有此美德在前，卦就灵。这是一个前者决定后者的决定与被决定的关系。德者，得也。德反映人们行事之顺理上。比如说《乾》之德“只是健底意思，恁地做去”，《坤》之德“只是顺底意思，恁地收敛” 。“ 恁地收敛” 或“ 恁地做去”， 都是见之于行的事。见于行，就有德，所以说“ 德”“ 行” 是密切相关的。人当行健则行健，其德美；人当行顺则行顺，其德美。其谓“占者有是德，则获其应”， 就是说的前有“ 六五柔处中以居尊位” 之行美，而后则有“ 十朋之龟” 益之“ 而不能辞”之应验， 是则德美久著之必归也，这是规律。就是说占得此爻者，则不一定能“ 获其应， 而“ 有是德者获其应也”。反之，而无是德，一厢情愿则何以能获其应也？ 那是绝对不可能的。朱熹说的好：
德者， 得之于心者也； 业， 乃事之就绪者也， 如古人所谓“业已如此” 是也。 且如事亲之诚心， 真个是得之于吾心， 而后见于事亲之际， 方能有所就绪。然却须是忠信， 方可进德。
是说“ 德” 在内，“ 业” 在外，“ 见于事亲”， 见于行事。如朱熹说：“ 人如占得一爻，须是反观诸身， 果尽得这道理否？ 《坤》之六二：' 直方大，不习无不利。’ 面看自家能直， 能方，能大， 方能' 不习无不利。’ 凡皆类此。” 是说《坤》之六二有“ 直方大” 之象。占者“ 反观诸身” ，如确有此德， 确曾“ 尽得这道理”， 行事确能兢兢业业，确实是能直、能方、能大之在先，那是自能不习无不利的。占者“ 若占得这爻， 须是将自身已体看。” 如已知在“ 直方大” 上作的不够“未是直不曾方，不曾大，则无所往而得其利” ，那就立马改弦更张， 以“ 直方大”之德要求自己，严格规范自家的行为，“ 是直，是方， 是大，去做某事必得其利” 也，这是一定不移的规律。否则， 占者反观诸身， 本无此德又不立马改弦更张， 靠得偶然占吉，坐待福从天降， 那样美梦终将会被现实击得粉碎。所以说，卜卦， 若占一爻一定要注意用该爻爻辞规范自己的行为， 方才会有好的结果。如朱熹说：
“夕惕若厉， 无咎。” 若占得这爻， 必是朝兢夕惕， 戒慎恐惧， 可以无咎。若自家不曾如此， 便自有咎。
这就是法则， 是一定不移之理。是啊， 爻辞是吉是凶已明讲了，响已提过了， 是犹今人读书， 已明得“ 事成于惧而败于忽”的道理， 明得“ 居安则危”的道理一样， 那就按照这个道理严格要自己的行事就是了， 于事业之成或受挫，都能借为座右铭， 借为自警之钟，不仅能居安思危， 且能生于忧患； 不仅于事业成时能不稍懈其志， 即便于事业受挫时亦能不稍懈其志。行以天健，而修省不殆，则始终是自励自奋一往直前也！
2.“ 事事理会得亦不待卜”
朱熹说过“ 古人淳质， 不似后世人心机巧，事事理会得。”是说从古至其生活的时代认识发展有两个大的阶段： 即古人遇事不理会便去占的阶段。占得《乾》“元亨利贞”，知其大亨，守正以俟事态之变， 自常见用《易》而已。然后世“ 人心机巧” “ 事事理会得，亦不待占。”
世界发展着“ 人处大运中， 无一时闲。” “吉凶悔吝，一息不曾停，如大车轮一般，一恁滚将去。圣人只随他恁地去。” 认识也随之发展了。于是人们便由就卦爻上明吉凶， 进而发展到《易》理在胸， 而就“事上说理”，惟尽人谋已足矣。如朱熹说：及后来理义明， 有事则便断以理义。如舜传禹曰：“ 朕志先定， 鬼神其必依， 龟筮必协从。”已自吉了， 更不用重去卜吉也。周公营都， 意主在洛矣， 所卜“涧水东，瀍水西”， 只是对洛而言。其他事惟尽人谋， 未可晓处， 方卜。故迁国、立君，大事则卜。《洪范》“谋及乃心， 谋及卿士” ，尽人谋， 然后卜筮以审之。
是说“ 理义”已明，“ 谋及乃心”，“ 断以理义” 而已，无须乎再卜了。
朱熹说：“圣人见得那道理定后， 常不要卜。” 如舜之传禹， 周公营都，就是这样的。是啊，如果“这个道理已是断在见得如此，必是吉了， 便自不用卜。若卜， 则是重矣。”努力去实现就是了！
于此， 朱熹主张说：“退藏于密”时， 固是不用这物事。“吉凶与民同患， 也不用这物事。用神而不用耆， 用知而不用卦全不犯乎。那么何谓“ 神” 呢？ 朱熹说“ 神”即张载“一故神”之神。如说：“横渠云：'一故神’。' 神’ 字' 用’ 字一样。”是说“神”是“一”中阴阳对立之作用。就是说用阴阳矛盾对立统一之作用而不用占卜， 用智慧之判断而不用卦爻。于此可见，他也把理论思维指导立身当世提到了首要地位。
3，“ 人经历事变读《易》方知有理”
朱熹既谓《易》“只是模写出”的， 那么人们经历的事越多则越能明白《易》的道理。孔子生活于春秋末期，周游列国， 饱经沧桑，作为思想家他比别人能更多地体会《易》理， 所以说他是一位真正识得《易》理的人。如朱熹说：夫子读《易》， 与常人不同。是他胸中沿见阴阳、刚柔、吉凶消长、进退存亡之理。其赞《易》， 即就胸中写出这道理。
是说其著《十翼》也就是这么撰写出来的。如果说“爻以义言，只是具这道理在此”那么， 六十四卦，三百八十四爻，就是推这些道理的工具。同样的道理，孔子“《彖》《象》《文言》《系辞》， 皆是因而推明其理” 的工具，即因“阴阳刚柔吉凶消长进退存亡” 之变， 而推明人生立世这理的工具。如朱熹说“ 悔了便吉，吉了便吝，吝了便凶， 凶了便悔。正如' 生于忧患， 死于安乐’相似。盖忧苦患难中必悔，悔便是吉之渐； 及至吉了， 少间便安意肆志， 必至做出不好、可羞吝底事出来，吝便是凶之渐矣；及至凶矣，又却悔；只管循环不已。” 这是理之所必然也。“ 有昼必有夜，有暑必有寒， 有春夏必有秋冬。人有少必有老，其消长有常，人亦不能损益也。” 此亦理之所必然耳。是说“ 理” 就在春夏秋冬推进中，就在昼夜寒暑更迭中，就在人之少老替代中， 就在吉凶悔吝循环中。“ 理自如此，本无相待” 是乃事物自身之运动也。人们反复经历了春夏秋冬，则自有对春夏秋冬之理的认识， 是说认识则产生于实践中。如朱熹以自己为例，说旧因登山测识得险阻的观念云：寻常将险阻作一个意思。其实自高而下，愈觉其险，《乾》以险言者如此； 自下而升， 自是阻碍在前，《坤》以阻言者如此。
于此可见， 实践对于人们认识的重要性。人们没有认真实践， 则是难以认识“ 理之所必然” 也。不能认识理之所必然， 则何以认识模写出的“该尽天下万物之理” 的《易》呢？ 如朱熹说：《易》不比《诗》《书》，它是说尽天下后世无穷无尽底事理， 只一两字便是一个道理。又人须是经历天下许多事变，读《易》方知各有一理， 精审端正。
如此， 方能真正体会到《易》理的深邃。然“今既未尽经历，非是此心大段虚明宁静，如何见得？ 此不可不自勉也。” “ 此心大段虚明宁静”， 尚可弥补“ 未尽经历”之憾也。不过真知还在实践中。且以“慎独”为例， 他说，“慎独” 乃在行事之初， 在“ 动之微”也。如朱熹说：凡是未至而空说， 道理易见； 事已至而显然， 道理也易见。惟事之方萌， 而动之微处， 此最难见。
是说难就难在“动之微处”，难在身在其中而失却把握“动之微处”的理智。且以“君子上交不谄下交不渎”而言， 朱熹说“ 上交贵于恭，恭则便近于谄； 下交贵和易， 和则便近于渎。盖恭与谄相近，和与渎相近， 只争些子，便至于流也。”怎么办？ 惟一的法子是知“ 几”。朱熹说：“所谓几者， 只才觉得近谄、近渎，便勿会如此， 此便是知几。' 几者， 动之微’， 吉凶之先见者”也。所以朱子认为“ 圣贤说慎独，便是要就几微处理会”也。人于“ 几微处理会”，第一是要有超脱之知，懂得超脱； 第二是要有超脱之智， 学会超脱； 第三是要有超脱之志，敢于超脱。知、智与志则一德而尽之也！
总之， 朱熹于程颐《易》扫卜筮之后， 对文王、周公、孔子， 尤其程颐等虽有心狭相继之责，从而力主《易》为卜筮之书， 其旨则在伏羲画卦初意之不可失也。这固然不可厚非。然其将之变为口头禅，也的确是不无迂嫌也。但通观《朱子语类》370多页之论《易》，他的确也非真要否定孔子、程颐义理之《易》也。随着社会进步，智慧开发， 他不仅认为文、周之辞，尤其孔子《十翼》“ 事上说理”、程颐“《易传》义理精”，其《易》则可以各自道也，而且，迳直发展到蓍卦当以德操、行事、经历为本，用卦爻辞规范行为，从而判断事物“ 用神而不用蓍，用智而不用卦， 这不能不说是中华《易》学理论的新发展。他的这一思想则直接影响到明清之际道学家孙奇逢的《易》学见解。如其道：“气运之盛衰废兴，人事之得失休咎，往事昭然，来者可鉴。夫子曰：' 百世可知’ ，正所以验往也。藏往知来， 非二事，'用神而不用蓍，用智而不用卦’， 无卜筮而知吉凶。” 这明显是朱熹《易》学思想的继承和发展。
选自《朱子学刊》总第8辑
作者简介：
李之鉴 男，教授。河南师大政教系教授。发表学术论文近百篇，约85万言，其中7篇在人民大学《逻辑》、《中国哲学史》、《明清史》等月刊上转载。与人合著出版《北宋哲学史》、《中国宋代哲学》（执笔第13－17．32、33、39、41－43章）、《中国宋学与东方文明》3部，专著有《陆九渊哲学思想研究》《孙奇逢哲学思想新探》、《王安石哲学思想初论》3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