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石声韵 | 金文书法艺术的发展
国殇 音乐： 赵维瑞 - 千古绝响 曾侯乙编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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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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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
金文，是古文字中一个特定的概念，指商周时期铸刻在铜器上的铭文。在先秦时期，人们把铸造礼器、乐器等器物的铜称为“金”，也把铜铸造的钟、鼎等器物称为“金”，所以铜器铭文就叫“金文”或“钟鼎文”。金文又有大篆、古籀之称。大篆之名见于《汉书·艺文志》，在《说文解字·叙》中列为秦书八体之一。
金文是指铸造在殷周青铜器上的铭文，也叫钟鼎文。商周是青铜器的时代，青铜器的礼器以鼎为代表，乐器以钟为代表，“钟鼎”是青铜器的代名词。
中国在夏代就已进入青铜时代，铜的冶炼和铜器的制造技术十分发达。因为周朝把铜也叫金，所以铜器上的铭文就叫作“金文”或“吉金文字”；又因为这类铜器以钟鼎上的字数最多，所以过去又叫作“钟鼎文”。金文应用的年代，上自商代末期，下至秦灭六国，约800多年。金文的字数，据容庚《金文编》记载，共计3722个， 其中可以识别的字有2420个。
青铜器的发现和研究，早在汉代就已经开始了。
汉武帝时，“得鼎汾水上”，并因此改元为“元鼎”。这是金文研究的肇始。
到宋代，青铜器发现的数量渐渐增多，收藏和研究青铜器的人也多了起来，青铜器及其铭文成为宋代兴起的金石学的主要研究对象。刘敞的《先秦古器记》、欧阳修的《集古录》、吕大临的《考古图》、薛尚功的《历代钟鼎彝器款识法帖》等三十余种著作，记载了宋代发现的青铜器。
清代以来，新发现的青铜器超过了以前发现的总和，金文研究在不同领域中都取得了极大进展。
金文是中国古汉字一种书体的名称。商、西周、春秋、战国时期铜器上铭文字体的总称。金文可略分为四种，即商朝金文（前1300年左右～前1046年左右）、西周金文（前1046年左右至前771年）、东周金文（前770年～前222年）和秦汉金文 （前221年～前219年）。
商朝金文
纵然商朝以前已有青铜器，金文之始，实在盘庚迁殷（今河南安阳西北）后。初时只有寥寥数字，及至周初，已达千二百余字。商末铸有金文之青铜器日多，然所述仍十分简略，多为铸者或其先祖之名讳。至商亡时，方有文章出现，然其时最长之文，仍仅有四十余字。
西周金文
及至周代商起，金文渐兴，天子之事，如昭王南巡，穆王西狩等，多有记述。
东周金文
自平王东迁以降，铁器渐见，钟等青铜乐亦渐多，且亦能铸文于青铜器外侧，故金文所录，已非如当初般，只为王公大臣之事，战功、音阶等，皆有铸录。此时金文被广泛使用，堪称全盛时期。
秦汉金文
秦始皇一统天下后，诏令书同文，并于四方立碑，所用之文字皆为小篆，且不再刻铭文于钟鼎之上，由是金文渐衰。及至汉代，民间多铸铭文于铁器之上，青铜之器，不复使用，金文自是不见于史。
进入春秋战国时期以后，汉字由图形化向线条化的演变已经基本完成，并开始向笔画化演进。汉字形体的演变，也是汉字书法演变的两个重要标志：
一、图形意味的消失，使汉字线条化的程度更加成熟了。
二、青铜器断代，首先是要根据铭文本身的记载，确定其时代、所属王位和国别。例如利簋铭文，记载了武王征商的关键一战——牧野之战的经过，因此它就成了西周早期武王一朝所铸青铜器的“标准器”。确定了某一王朝的一些标准器之后，再根据这些器物的形制、纹饰、书体特征、文例以及铭文中出现的人名、事件等，与铭文本身不能确定时代的器物排列、比较、综合研究，就能基本判断出某一件青铜器所属的时代。这就使众多的青铜器铭文在我们面前有了一个较为清晰的排列，大大便利了我们对其史料价值和书法风格演变的研究。
商代晚期
金文早在汉代就已不断出土，被学者所研究。金文是研究殷商、西周、春秋、战国文字的主要资料，也是研究先秦历史的最珍贵的资料。与甲骨文相比，甲骨文笔道细、直笔多、转折处多，为方形有所不同，金文笔道肥粗，弯笔多，团块多。铜器上的铭文，字数多少不等。所记内容也很不相同。其主要内容大多是颂扬祖先及王侯们的功绩，同时也记录重大历史事件。如著名的毛公鼎有497个字，记事涉及面很宽，反映了当时的社会生活。
金文的内容是关于当时祀典、赐命、诏书、征战、围猎、盟约等活动或事件的记录，都反映了当时的社会生活。金文字体整齐遒丽，古朴厚重，和甲骨文相比， 脱去板滞，变化多样，更加丰富了。金文基本上属于籀篆体。这些文字，在汉武帝时就已被发现，当时有人将在汾阳发掘出的一尊鼎送进宫中，汉武帝因此将年号定为元鼎。以后金文又陆续有所发现。宋代文人欧阳修、赵明诚都善书，对金文作过研究和记载。周宣王时铸成的《毛公鼎》上的金文很具有代表性，其铭文共32行，497字，是出土的青铜器铭文最长者。《毛公鼎》铭文的字体结构严整，瘦劲流畅，布局不驰不急，行止得当，是金文作品中的佼佼者。此外，《大盂鼎》铭、《散氏盘》铭也是金文中的上乘之作。
青铜器上铸刻铭文，始见于商代晚期，这也是中国青铜文化的一个鼎盛时期。
商代晚期 六祀邲其卣
西周早期
西周时期共经历了三百余年，先后有十二王在位，目前金文研究中一般按照王位划分为三个时期：武王、成王、康王、昭王为早期，穆王、恭王、懿王、孝王为中期，夷王、厉王、宣王、幽王为晚期。凡不能确定王位的青铜器，则分属于不同时期之中。
西周早期 利簋
西周早期的青铜器，器形和纹饰都是商代风格的延续。商代金文中图形意味和毛笔书写的笔意，也被西周早期的金文所继承。西周早期金文开始有突出圆转的封闭性结构，带有某些装饰意味的书法风格，其代表作就是天亡簋（又称大丰簋、朕簋）。这种装饰风格在西周早期还未有充分发展，到西周中晚期才逐渐流行开来，并一直影响到春秋战国时期的金文书法。
西周早期 大盂鼎
西周中期
西周中期，青铜器的形制、纹饰趋于简朴，长篇铭文却更多了。作为文字，西周中期的金文表现得更加成熟了，而从书法艺术的角度看，却减少了几分风韵。
西周中期 叔䟒父卣
西周晚期
西周晚期，青铜文化逐渐走向衰败，青铜器制作简率、粗糙，纹饰没有任何新的发展。从金文的书法看，西周晚期也处于一个下滑的阶段。其中只有一段时间可以称为“例外”，那就是周宣王时期。宣王史称“中兴之主”，据说在他的时代由太史籀整理出了《史籀篇》，金文书法也在那时出现了一个复兴期：如毛公鼎的敦厚、凝重，颇有西周早期的遗韵，而颂簋、颂鼎等铭文，它的书法风格对春秋战国时期的秦国书法乃至秦汉的篆书都产生了很重要的影响。
西周晚期 颂簋
春秋战国时期
春秋战国时期，春秋战国时期的金文书法，大致经历了三个阶段的风格演变。
春秋晚期 臧孙钟
第一阶段即考古学所称的春秋早期和中期，此时的青铜器无论是器形、纹饰还是铭文书法，在西周晚期的基础上还没有什么发展，金文书法中也没有形成明显的地域性风格，总的来看，这一阶段的金文书法基本属于西周晚期的延续，真正的东周书风还没有建立起来。
第二阶段是春秋后期和战国早期，这是一个青铜文化的复兴时期。这时的青铜器铸造工艺有了进一步的完善和改进，器形和纹饰变得华丽、精美。这一阶段的金文书法，最能代表整个春秋战国时期的金文书法风格，它是书写者的主观审美情趣糅入书写过程的产物。另外，不同地域文化发展的相对独立性，也使不同地域“文字异形”的现象日趋严重，各种“俗体”开始渗透到金文这种以往正体文字为主的领域中去。到战国中晚期，这种现象愈演愈烈，一发不可收拾。这是秦代之所以要统一文字的主要原因。
春秋晚期 齐侯盂
第三阶段为战国中晚期。这时的青铜器一改前一阶段的繁缛、华丽的崇尚，转为朴素、实用的全素面样式，铭文也多由铸款改为刻款。这种刻款铭文所表现出的质朴、率意，固然是制造者不求精意的产物，而另一方面也是对前一阶段繁缛、华丽的装饰意味的一种反动，其中于纵肆和漫不经意中所流露出的天真活泼的生动趣味，也反映出了当时人审美情趣的转变。
蒋维崧临虢季子白盤
蒋维崧临二祀邲其卣
战国·楚 燕客铜量
和其他各类书体的书法家相比，金文对书法家文字学的水平要求最高。以金文书法著名的吴大澂、罗振玉、丁佛言、容庚和商承祚等先生，都是文字学家。随着当代各类古文字资料的发现大大增加和研究水平不断提高，金文书法的水平也在前人基础上有所突破，代表人物当属徐无闻和蒋维崧先生。徐无闻先生晚年以中山王诸器铭文作书，清劲爽利，颇得中山王器铭文神韵。蒋维崧先生青年时代从乔大壮先生学印，即以金文如印见长，晚年则遍览商周金文，择其优者而取之。在他的金文书法中，将金文体势的生动多姿，用笔的变化丰富淋漓尽致地表现出来。这些前辈在书法艺术史上，为我们留下了金文书法的一座座丰碑。
END