封面故事 | 我们还在羞于求助吗?
2021年10月10日，是第30个“世界精神卫生日”。
从2019年新冠疫情在全世界范围内大面积流行至今，我们每个人每天都在经历着疫情对生活、心理等各方面的冲击和考验。
早在2006年，《中国行为医学》研究人员曾对SARS患者、一线医务人员和疫区公众进行创伤后应激障碍调查研究。结果显示，PTSD症状检出率分别是55.1%、26%、31%。
《柳叶刀》杂志2020年研究了3500多名SARS、MERS和COVID-19住院患者的精神症状后果。在SARS和MERS幸存者中，创伤后应激障碍的患病率在急性期后的34个月（平均）为33%。
创伤后应激障碍，简称PTSD。2008年汶川大地震后，国内对PTSD的关注和研究逐渐增多。世界上对PTSD的最早记录，源于对第一次世界大战士兵的研究。心理学家们发现，经历战争的极端压力后，有很大一部分人患上了抑郁症、焦虑症或精神分裂症。
后来，进一步研究表明，除了战争，其他一些极端事件也能导致心理创伤，包括自然灾害（如地震、水灾）、持续发生的暴力事件（职场或学校欺凌、家庭暴力、身体和性虐待等）以及创伤性丧失（如父母离异、领养、交通意外和失去家人等）。
因此，当疫情初期的恐慌和无措渐渐平息，我们更应当关注疫情对心理健康的影响，警惕疫情过后的PTSD。
警惕灾后PTSD
2021年7月，河南持续遭遇极端强降雨天气，多地受灾严重，造成重大人员伤亡和财产损失。
救灾结束之后，9月22日，香港心理学家、叙事绘画疗法创始人黄晓红博士辗转从香港来到内陆，率领心理服务志愿小组一行8人到达河南郑州，开启灾后心理援助服务。
从2008年到2021年，从汶川大地震到2013年雅安地震，2017年九寨沟地震，2018年印度尼西亚的海啸、地震和火山喷发三重灾害，黄晓红曾前后18次前往国内外各灾区做灾后心理重建公益服务。
每到一处，黄晓红总要讲述一个故事，这个故事来自汶川地震灾区。
故事由一幅画开始。这幅画来自黄晓红做叙事绘画治疗过程中一个小男孩的手绘（叙事绘画疗法，是黄晓红博士结合叙事疗法与艺术治疗创立的一套心理治疗模式，通常由投射性绘画进入）。
男孩名叫露露，11岁，借助绘画，他向黄晓红讲述了三个故事——
第一个故事是《我的家》：整幅画由黑色蜡笔画成（尽管整盒彩色蜡笔就在他眼前）。画中有一栋房子，黑色的屋顶，地基十分不稳固，屋子旁写着“危房”。屋外天空乌云笼罩，正下着雨。房屋不远处有一顶帐篷（虽是帐篷，却长满了潮湿的草）。帐篷中有两个躲雨的孩子，满脸泪水。画的左上角写着：“天下起了大雨，刚地震过后，他们在帐篷中躲雨。”
待露露画完，黄晓红请他讲述画中的故事，于是有了第二个故事。在这个故事中，帐篷变成了茅草房，画面背后的内容逐渐显现。露露说：画里的两个小孩是双胞胎。地震时，父母都被压死在瓦砾堆中，孩子成了孤儿。他们的房子在地震时都成了危房，天正下着大雨，家里不安全，双胞胎逃到家旁边的茅草房里，正悲伤地哭泣。更不幸的是，连夜大雨让茅草房漏水，两个孤苦伶仃的孩子哭得更凄惨了。
然而，随着治疗逐步展开，一天，露露鼓起勇气，向黄晓红讲述了第三个故事，他说：其实我跟你讲的那个故事不全是真的，地震时，虽然我的家没了，但幸运的是，家里的人都没事，我的爸爸妈妈并没有死。
听到这，黄晓红形容自己“头皮发麻”，心中仿佛有什么东西跃然欲出。那么，既然孩子的爸爸妈妈并没有死，为什么他会在自己的故事中加入这样一个情节呢？
果然，露露说，这第二个故事，其实是他在地震之后一个月几乎每晚都会做的一个梦！
“所以，透过露露的画，我们看见了他的梦，在这个梦中，男孩内心深处的恐惧展露无遗。虽然地震已经过去一个月，但恐惧始终存在于孩子心底，午夜梦回，他总担心爸爸妈妈哪一天被地震带走。”黄晓红说。
“每当有灾难，我们听到最多的一句话，就是'忘记过去，放眼将来，别哭’，这些话能够真正帮助到这些孩子，这些经历创伤的生命吗？显然不能。”
男孩露露的画作《我的家》，简单的线条之下是一段有关地震的沉重记忆
她至今记得自己在汶川地震灾区做心理辅导时，一名心理支持志愿者在看完全程之后，激动地对她说的那席话，她说，“我希望您不只是过来一次，也不是十次，而是能够陪伴这些孩子，直到他们真正走出来。我真的希望您能这样做。”讲着讲着，她开始哭起来。
原来这是一位唐山大地震亲历者。从1976年到2008年，时隔32年，当年的青壮年已经步入老年，当年的儿童、少年们也都已成人成才，成为社会主力。但是她说，每年一到地震纪念日前后，整个城市依然弥漫着一股低沉、压抑、悲伤、负面的氛围。有多少死里逃生的亲历者至今没有走出当年的恐惧？还有多少丧失至亲的人，依然时时被悲哀侵袭？
后来，这位亲历者选择成为一名心理咨询师，常常以志愿者的身份奔赴灾后重建现场。她说，如果唐山大地震时，灾后心理重建工作能够得到足够重视，当年的儿童、青少年们能够及时得到适切的心理辅导或治疗，那么，他们一定会很不一样。
同样，如果社会大众对创伤心理有足够认识，媒体人张进或许也不会陷入深度抑郁。
作为资深媒体人，2008年5·12汶川大地震发生后，张进曾全力主导了自己所在平台的抗震救灾系列报道。整整两个月时间，在满目疮痍的地震灾区，他的所见所闻、所思所想，全都与灾情相关，不分白昼黑夜，全身心、全情投入。
两个月结束后，他回到北京，和灾区正逐步回归生活正轨一样，他的生活也回到原有轨道。一切如常，似乎并无任何异样。
直到2012年，他不得不因为重度抑郁辞职就医，他这才开始追溯：自己是什么时候开始经常性失眠？什么时候开始出现长时间的情绪低落？什么时候开始思维迟缓、判断力下降、决断力下降，以至于阅读能力、表达能力都下降？
最终，他溯源到2008年在地震灾区的两个月，这个结果是他自己没有想到的。后来，他总结自己的患病原因，“（在灾区的两三个月）是一次巨大的消耗，而抑郁的本质是一种对于耗竭的自我调整。”
新冠疫情在全球大范围流行，对人们的生活与心理都造成了极大冲击。民众的心理健康，是后疫情时代我们需要关注的问题
一条看不见的“黑狗”
张进的故事来自纪录片《我们如何对抗抑郁》，这是国内首部全方位解读抑郁的系列纪录片。
世界精神卫生日前后，有关抑郁的话题“抑郁症不是'想不开’”，曾在微博上激起热议。其中，一名抑郁症患者的辛酸自述引发了很多人的共鸣，他说，“没有人觉得我病了，他们只是觉得我想太多。”“患病以来，最让我崩溃的一句话是，'你就是心太重，想不开。’”
事实是，抑郁症在人群中的普遍程度，远远超过人们所以为的。
根据《中国国民心理健康发展报告（2019～2020）》数据，2020年，青少年的抑郁检出率高达24.6%，存在抑郁情绪的人群比例更高。在很多人眼里，抑郁症是“比常规癌症还要可怕的存在”，但在中国，接受过专业帮助的患者比例却不到20%。
在对抗诸如抑郁症等精神类疾病的路上，于更广泛的大众而言，我们尚未迈出真正的第一步：认识它、了解它；于抑郁症患者而言，在谈论治疗和社会支持之前，他们尚在寻求一份来自家庭、社会的理解与接纳。
于是，纪录片节目组走近真实的抑郁疾病患者，追访医学界、科学界专家与学者，从个人、家庭、社会多角度呈现对抗抑郁的经验、路径与方法，试图提升大众对抑郁症以及抑郁群体的了解。
纪录片的叙事，是从广州心理援助热线的一个求助来电开始的。
电话来自一名14岁的中学生，她的诉求是，希望热线能给自己的母亲打电话，以权威的身份告诉母亲，自己的状态可能是抑郁，需要去看医生。
听上去有些不可思议：为什么要采取求助的方式，而不是直接与父母沟通？
对于这个困惑，另一个女孩用自己的亲身经历做出了解答——
子烨，高中生，三年前为了让父母接受自己“真的生病了”这件事，她像发疯一样在家里发脾气、摔东西、摔门，终于成功逼迫父母带自己去看医生。在此之前，从初一到初二，她已经求救了两年，但父母的答复都是：你没有问题，只是心情不好。
当被问及“确诊之后有什么感受”时，子烨说，“从医院回来的时候，我妈非常难过，一副天要塌下来的感觉。而我自己却觉得松了口气，终于有白纸黑字证明我是真的需要休息的。”
同样的话也从抑郁患者小平的口里说出来：“我当时觉得如释重负，真的，心情还蛮好的。我是生病了，我是有救的。找到理由了，找到出口了！”
在国内，勇敢地向父母袒露，通常是抑郁少年自救的第一步，也是最难、最重要的一步。但是，如何让父母相信并且接受，却是他们需要面临的第二大难题。
由于对抑郁症认识不足，无论是青少年还是成年人，从出现抑郁症状到接受治疗，都有一条漫长的路要走。
比如，多年从事媒体工作的乙辰说，“我躺在一个三人沙发上，一个月起不来，除了偶尔吃点饭，从早到晚，躺在上面，就像僵尸一样，我不太清楚是不是病了。”
即将步入老年的老袁说，“知道自己有毛病，但是不知道出了什么毛病……就是不想见光，不想看见白天来临，就认为这个世界一直黑乎乎的才好，就躺在床上。”
抑郁患者、《抑郁生花》的作者蔓枚说，“很多人以为抑郁是郁闷，是忧郁，是很强烈的一种忧伤在作祟，但不是的，它到最后是被压抑，像一个很大的黑洞，所有的东西都被吸进去了。”
抑郁患者、《抑郁生花》的作者蔓枚希望通过文字，给予有同样困扰的人以精神支持和帮助
相较青少年，成年抑郁群体身上背负的“包袱”更加沉重。对疾病本身的忧虑，对社会评价、他人目光的畏惧，以及无法脱卸的生活重担，让更多成年抑郁患者选择对身边所有人隐瞒，包括家人和孩子，一个人默默支撑，直到病情恶化。
社会的偏见和不接纳带来的“病耻感”，是阻碍成年人就医的最重要因素之一。
一直陪伴蔓枚对抗病魔的丈夫之言说，大家可能会很乐意关注和帮助一个抑郁症患者，但是却不希望跟他有过分密切的交往，更加不希望他是自己生命中不可或缺的一个人。
但是，疾病却并不会因为我们的忽视而退却，相反，就如饱受抑郁困扰的丘吉尔那句名言所说——“抑郁就像'黑狗’，一有机会就咬住我不放。”而这条看不见的黑狗，已经在不声不响中，夺走了无数人的生命。
“病耻感是全社会的合谋，不是一两个人的问题，也不是一个家庭的问题，更不是当事人的问题，它与整个社会文化、经济发展水平以及文明程度是相关的。在全世界，抑郁症都是有病耻感的。”张进说。
治疗抑郁症，药物或许不是唯一的方法，但是，社会的认识、理解和接纳，却是对抗精神疾病的必要条件。
很多抑郁症患者在走出抑郁之后，都选择成为宣传者、沟通者，一面用自己的经验为抑郁患者提供帮助，一面试图搭建起普通大众和抑郁群体之间相互理解的桥梁。
比如蔓枚，她以微博为窗口，将自己的生活日常、情绪体验、抗抑郁过程，都用文字记录下来，尽可能给予有同样困扰的人一些力所能及的精神支持和帮助。
她说，“我们可能都是孤岛，我们可能终其一生都没有办法踏上彼此的秘境，知晓彼此的浩瀚与渺小，但总有一些东西可以像水流一样，在我们之间传递那些花粉和种子，让我们知道，我们不是唯一的存在。”
在走过漫长的抗抑郁路之后，张进也没有再回到曾经的工作岗位，而是创办了对抗精神疾病的工作室，选择做一个抑郁症宣传者。他曾一年内走过二十个城市寻找抑郁患者，坚持写作、演讲，一直在路上，希望寻找到一条个性化的、有温度的疗愈之路。
他说，“希望社会方方面面，无论政府，还是医学界、心理学界等等，能够团结起来，把所有力量凑在一起，打消病耻感，营造一个良好的氛围，改变整个中国的精神健康生态。”
《我有一只叫抑郁症的黑狗》，是首本由抑郁症患者及其陪伴者共同完成的疗伤绘本
在河南郑州，黄晓红团队到达的第一站是郑州市儿童医院，为参与灾害救治的医务工作者们提供减压指导。
之后，他们又去到郑州心灵家园青少年社会工作服务中心，为中心的社会工作者开展公益讲座，分享如何将叙事绘画疗法（NDI）应用于社会工作实践，如何运用NDI的视角陪伴服务对象更好地面对和处理问题。
最特别的一站，是一场“出征仪式”。
这是一支即将出征到灾区开展灾后支援行动的队伍：中国社会工作联合会重大自然灾害与突发事件社会工作支援服务队。队伍由来自全国不同地方的志愿者组成，其中有经验丰富的心理工作者、社会工作者，更多是临时领命的年轻人。
7·20河南暴雨，受灾严重的，除了郑州，还有浚县和卫辉，也就是此行的目的地。此去条件艰辛，唯一能预料的，是有很多困难正等待着他们。他们此行的一项重要任务，即提供心理援助。
自2008年汶川大地震之后，国内应对突发自然灾害的能力、灾后重建的经验都有很大提升，但是，离真正的成熟尚有距离——不只是法律、制度保障，系统支持，人员、物资配备，更是观念意识层面的真正提升，尤其对于灾后心理重建工作而言。
图片来自黄晓红博士，她在2008年在汶川地震为孩子们做心理疏导时所拍
中国社工联合会副秘书长林平光说，特别是中原这个地方，不到万不得已，大家总是不愿意求助，或者说，我们总是羞于求助。
究竟是什么让我们羞于求助？就像抑郁症患者产生的“病耻感”，其背后是社会文化、价值观、经济发展水平、对疾病的认知水平等等综合作用的结果。
2019年7月，国务院正式启动《健康中国行动（2019—2030年）》，围绕疾病预防和健康促进两大核心，提出将开展15个重大专项行动。“实施心理健康促进行动”是其中之一，目标是，“到2022年和2030年，居民心理健康素养水平提升到20%和30%，心理相关疾病发生的上升趋势减缓。”
在后疫情时代，让更广泛的普通民众正确认识、应对常见的心理障碍和心理行为问题，主动关注自己、孩子、身边人以及特殊群体的心理健康和精神卫生，也正是我们此次报道希望达成的效果。
END
2021年/第81期∣2021/10月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