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民

1976年春天我到农村插队，第一次和农民接触，感觉什么都新鲜。

第一天我们安顿好住处后，管知青的村书记叫我们去领劳动工具，每人一把铁锹、一把锄头、一个三齿耙子、一把镰刀。告诉说：这是干活的家伙，你们自己保管着。      

那时候农村的土地是集体的，一个村叫一个大队，下面划成几个小队。生产活动是按照小队，我分在第三小队。小队有正副两个小队长，农民叫做社员，每天到地里干活叫做出工。

第二天早上，我们早早起来，吃过伙房的早饭，玉米粥和馒头，听着大队大喇叭广播。大队有个广播室，早上有人播放集合号，就是滴滴答，嘀嗒嘀嗒嘀嘀哒的部队的军号，听到这个号声，农民们就要到各小队的集合点。集合点叫做市场，一般是在村里宽敞的地方选个大致范围，是每天小队长分配活的地方，这个过程也叫上市儿。我们一听吹号，赶紧到市场集合。农民们可不着急，他们说说笑笑、懒懒散散的来了，有的还抱着孩子、推推搡搡、追追打打、男男女女、三三俩俩，到了之后就找个有太阳的地方蹲着、靠着。年龄大的男人都穿着黑色的粗布棉袄棉裤，腰上系着布绳子，带着瓜皮毡帽，拿着烟袋；年轻的男人，棉衣外面穿着罩衣罩裤，带着蓝色帽子，帽檐都软踏踏的；年岁大的女人棉袄外面有花罩衣，下面也是粗布大棉裤，头上系着破旧的头巾；年轻的女人一般穿的是格布上衣，裤子有罩裤，会系个格子围巾。他们的脸由于风吹日晒都是黝黑粗糙的但头发都是自然乌黑的。

小队长一般是大家选出来的，有威信，关键是懂农活，因为什么时候种什么，什么时候施肥、除草、打药、收割他都要懂。我们找个靠墙的地方站着。等农民们陆续到差不多了，队长就开始发话，先介绍我们几个知青，说着半截，有个妇女忙忙叨叨，连跑带颠的跑过来，一边跑一边系着上衣纽扣，头上的围巾还掉了，队长一看扯着嗓子骂她，“你这老娘们，见天个晚，瞧你个傻样。”大家一哄而笑。队长转过脸接着问：“我刚才说到哪了？”我还是像上学时那样，回答队长说您介绍我们呢，队长说，“对对对，这几个知青以后就跟大伙儿一起干活了。”接着队长开始派活了，谁谁几个去哪块地，队长说的话我们都听不明白，最后队长说了声“散了”。

农民们就嘻嘻哈哈的散开回家了，我还傻乎乎的站在那，不知该干什么，这时一个看着比我大一点的女孩走过来，跟我说队长分派社员的活不一样，我的活是到地里撒粪。她让我先回宿舍，拿铁锹，一会她来找我一起去地里。过了一会，她来找我，她叫二英，比我大三岁，我就叫她二英姐。这天的活是在地里撒粪，田里已经放着一堆一堆的粪，用铁锹把粪一锹一锹的撒开。粪土又湿又黏，铲起来很费劲，二英姐教我怎么用铁锹，铁锹铲土时不是用两只手使劲，而是用大腿帮助顶，我会了后就使劲干活，手心摸的火辣辣的疼。旁边干活的农民笑嘻嘻的说我可真能干啊。

二英姐是我们队的记工员。她是高中毕业生，在队里算文化人，她不用干农活，而是给干活的农民登记工分。当时农民干活是工分制，年初大家根据每个人的干活能力评定出分数，最高10分，特别能干的男的能拿到10分，女的最高8分。我们知青刚来农村给6-7分，我就是7分。农民手里有个小红本，登记你今天出勤和分数，二英姐给登记盖章。她手里有个夹子，是登记工分做统计用的，双方都能清楚每天、每月、全年的工分情况，便于核对。工分可重要了，到年底就是依靠工分数量核算出你一年的收入。二英姐到各个地块登完工分回来，看我满头大汗，已经撒了一大片就小声跟我说，别干这么快，看着点别人。我抬头一看我已经超过别人一大截了。她说：干不完的活，吃不完的饭，跟大伙一块往前走。我明白了，我不能太突出，队长看了会骂他们不出力。

二英姐叫我跟她去解手，有个女孩也要一起去。我们仨走到地头的洼地，蹲着不会被人看见，就方便了一下。我看见那个女孩来月经，她不用卫生纸，而是用一块深色的破布，叠来叠去，我没看出来她是怎么在裤子里把破布固定好的。我小声问二英姐她怎么不用卫生纸，二英姐说农村人家里穷没有钱买纸，月经完了把破布在水坑里涮涮洗了晒干下月再用。

回到地里，队长来了，农民们都起劲的干起来，队长眯着眼睛，用眼睛瞟着大家，什么都没说。慢慢的我知道了干活的技巧，学会了不打勤的，不打懒的，单打不长眼的。但是离农民的机灵差的还是很远，一块地要拔草，每人站六垅，我拔着拔着，前面不是草多，就是一个坟头，后来我索性先不站位置，让农民先挑，我站哪都行。

我管年岁大的社员叫大爷大妈。中年的叫大叔大婶。差不多大的叫姐叫哥。他们这里管没结婚的女孩子叫姑奶奶。管女社员叫妇女，我也是妇女。

队长安排妇女剥花生，坐在库房的大炕上。半天把六斤花生剥出四斤二两仁，来年当种子用。花生仁可以生吃，我不吃，觉得不好吃，吃的满嘴白渣滓，生花生吃多了还会头晕。妇女们一边剥一边吃，等上交花生仁时不够秤，队长就骂她们偷吃，说你看知青能交四斤八两。我一听下午在交花生仁时就抓出一大把给几个姑奶奶，免得队长骂她们。

山上的地块不大，东一块西一块，村里有个老人头几天死了，埋在山上的地边。新坟堆上是黄土，还没长出草。我们到山上干活，地块就在埋死人的旁边。快到地头，一个大叔抢着往前跑，我看见坟头前扣着一只瓷碗，他翻开瓷碗下面是一块核桃酥，她们管核桃酥叫“大片果子”。上面爬满了蚂蚁，成了蚂蚁窝。农村的蚂蚁是城里蚂蚁的两倍。他用手捧着“大片果子”吹吹上面的蚂蚁，就吃起来，一边吃着蚂蚁一边往下掉。

秋天队长安排妇女摘棉花，每个人腰上系个白布口带，把开着嘴的棉花揪出来，放在口袋里，口袋装满了，就倒在地头上的大口袋里，太阳落山了，队长喊，收工啦！大家都高兴的跑到地头把棉花倒出来，一个大妈倒完转身要走，队长说，“别不要脸，等我翻啊。”我愣在那，不知发生了什么，大妈笑嘻嘻的说“咋啦？”队长厉害的说“让我扒你裤子？”大妈不情愿的把裤脚的绑腿解开，带着树叶的棉花陆续掉了下来。队长骂道：“臭不要脸。”大妈满不在乎走来了，屁股还一扭一扭的。

农民家里养猪就是喂大了卖钱，给猪吃的都是泔水，就是用粗粮、米汤、野菜熬成汤水喂猪。一段时间公社供销社来村里收猪，农民就把养到200多斤的猪卖掉。收猪的车就停在我们知青宿舍西边的场地上，农民卖猪这天会把猪喂的饱饱的，不是跟猪告别，是为了压秤多卖钱。他们喂完猪后还会用玉米芯把猪屁股塞住，防止猪在过秤前拉屎。过完秤的猪实在难受一使劲拉一地屎，大家就会哄笑。

那时白天出工干活，晚上有时还会开会，开会地点是在老乡家的屋里。开会时小队长会通过大喇叭通知大家，他会说，“三队社员注意啦，三队社员注意啦，今儿后晌到XX家开会，大伙儿别迟到。”具体时间没有，还说别迟到。后来我明白了，他说的就是一个大致时间，差不多别太晚了就行。在谁家开会谁家会腾出大炕做会场，炕上放着一小笸箩烟叶。男人们都抽旱烟，有的用烟袋锅，有的用纸条卷烟，我先上炕占个坐的地方，晚了就得在地上站着。待着没事，就卷纸烟玩，叫卷大炮。10厘米*3厘米的小纸条对角折好，放上捏碎的烟叶，卷成喇叭形状 ，把大头捻紧就行了。屋子里人多，乌烟瘴气，烟呛的人咳嗽流眼泪。这天开会，空气有点紧张。我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大队的一个副书记站在地上严肃的说我们小队的一个80多岁的老党员做出了掏扒的事，大家要对他进行批判。我不知道什么事是掏扒，悄悄的问二英姐，才知道这个老党员和儿媳妇发生了男女关系。后来这个老党员被安排劳动改造，每天到猪场起粪，我看着他满脸皱纹，胡子拉碴，站在到膝盖深的猪粪里，吃力的劳动心里挺可怜他，想不明白他干嘛要和儿媳妇做出这种事。

跟农民熟了，相互就有了感情，她们虽然穷但有点新鲜的吃的就会给我们，像白薯干、柿子干、小酸梨。我们也给他们吃家里带来的块糖，点心。一次我们吃元宵，伙房做饭的知青给一个老乡三个元宵，嘱咐他回家煮着吃，等他出工回来，找不见元宵了，一问孩子生着就吃完了。还有一次，一个知青给老乡一根香蕉，他回家吃完说你给的啥呀，一点都不好吃。知青一问他才知道他是连皮吃的。

大爷大妈对们这些城里孩子挺好的，喂牲口的张大爷常跟我聊天，我喂鸡的鸡场对着场院，张大爷喂的牲口就在鸡场对面的场院里。张大爷问我，前门大街上来来往往的人都干嘛呢，我不会回答，大爷眯着眼睛说，天下熙熙皆为利来，天下攘攘皆为利往。冬天大妈看我的棉裤短，脚都冻伤了，把我的棉裤接长了三寸，脚面都盖上了，第二年我的脚就没冻伤。要知道农民是买不起棉布的，他们穿的衣服是自己用棉花捻成线用织布机织出来的家织布。

麦收后知青放假都回家了，我养鸡离不开，一个人待在知青宿舍，没人做饭，我就天天去老乡家吃饭。跟他们一起烧火，贴饼子，一起坐在饭桌上吃饭，他们待我就像自己的孩子。我也把他们看成我的亲人。                             

 2019/03/10

鼓楼脚下生命的欢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