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都城的轴线之变：长安、洛阳、开封皆沿此线
汉文化的核心地带长期处于黄河中、下游，汉民族的政治和文化活动以黄河及其最大支流渭河的河谷为轴线，呈东西向，中国的几个著名古都长安、洛阳乃至后来的开封等，皆分布在这一轴线上。
然而，自东汉末年以来，中国北方多次遭到游牧民族的冲击，而相对安定的长江流域随着生产力的发展和技术的进步，优越的自然条件日益凸显，中国的经济文化重心逐渐由黄河流域南移至长江流域。
01 兵燹逼迫下的南迁
导致中国经济文化重心南移的客观因素很多，诸如自然环境的变化（包括气候、水文、植被和土壤等）以及历次兵燹的逼迫所带来的移民浪潮，后者无疑是直接、主要的外因。今日分布于广东、广西、福建、江西、四川、湖南、台湾等省以及东南亚各国的4529万“客家人”，便是由秦汉以降从中原南迁的汉人组成的民系。目前，被中国及海外广泛研究的“客家史”，生动展现了中华文化由北向南移动的历史。
第一个迫使中国经济文化南向转移的大波澜是永嘉之乱以及接踵而至的诸胡入主中原。公元3世纪末至4世纪初，西晋政治腐败导致八王之乱，匈奴贵族刘渊建立分裂政权“汉”，开胡人入主中原之先河。至晋怀帝永嘉五年（311年），刘汉武装攻陷洛阳，俘晋怀帝，大肆杀戮，史称“永嘉之乱”，给黄河流域的经济、文化带来沉重打击。“属永嘉之乱，天下崩离，长安城中户不盈百，墙宇颓毁，蒿棘成林。”“中原萧条，千里无烟，饥寒流陨，相继沟壑。”随之而来的诸“胡”争夺，更“骚动苍生，疲弊中国”。黄河流域受到深重的损伤。
永嘉之乱后政治局面的混乱以及外族入侵的巨大压力，迫使汉族士民大规模南移，《晋书·王导传》称：“俄而洛京倾覆，中州士女避乱江左者十六七。”据谭其骧估计“截至宋世止，南渡人口约共有90万”，约占南朝人口之1/6。北人南迁线路有三：西路自关中取金牛道入川，中路自关东循汉水抵荆襄，东路自青徐循邗沟或淮河东南支流南下江都等地，目的地皆在长江流域。“此次移民浪潮的边缘大致在今四川盆地的中部、湖南北部、江西北部和浙江中部，在此线以南就只有很少量分散的移民了”。因东晋南朝定都建康（今南京市），故东路移民尤多，建康至梁代时已拥有户口28万、人口140万，如此都市规模，在中国乃至世界史上都前所未见。
汉族士人将北方文化传播至南方，大大促进了南方衣冠文明的发展。大量劳动力的投入，使南方的经济开发呈现出全新局面。虽然从总体格局上来看，北方的经济实力仍然远远超过南方（北魏统一北方后，北方经济的复苏显示了北方的实力），北方的文化实力也依然占有优势，但是，此时的南方已不再是《史记·货殖列传》中所描述的那样“楚越之地，地广人稀，饭稻羹鱼，或火耕而水耨”，而是“地广野丰，民勤本业，一岁或稔，则数郡忘饥。会土（稽）带海傍湖，良畴亦数十万顷，膏腴上地，亩直一金，鄠、杜之间，不能比也。荆城跨南楚之富，扬部有全吴之沃，鱼盐杞梓之利，充仞八方，丝绵布帛之饶，覆衣天下”的繁荣景象。
长江流域一经开发，便借气候与江河舟楫之利，经济迅速发展，至唐初，南北均势局面已被打破，南方经济开始超越北方。《新唐书·食货志》载：“唐都长安，而关中号称沃野，然其土地狭，所出不足以给京师、备水旱，故常转漕东南之粟。”此语便显示了这一态势。但就文化重心而论，北方仍有优势。
第二个迫使中国经济文化重心向东南推进的大波澜是“安史之乱”，大唐帝国从此衰落，黄河中下游地区经过浩劫，残破不堪，继之而来的藩镇割据与政局动荡使士民再次大规模向南迁移。李白晚年曾目睹北方人民南逃的惨况，有诗云“三川北虏乱如麻，四海南奔似永嘉”。
此次北人南迁亦分东、中、西三路。东路自华北进入淮南、江南，中路自关中及华北平原西部进入南阳、襄阳一带，西路自关中进入汉中及巴蜀。其中，东、中两路的相当一部分移民仍会继续向南迁徙，“长达一个半世纪遍及南方各地区的北人南迁，规模十分可观，其分布地域远比永嘉后的南迁为广”。
唐代“自至德后，中原多故，襄邓百姓、两京衣冠，尽投江湘，故荆南井邑，十倍其初”。南方州郡的人口因此迅速增加，经济也逐渐超越北方。《全唐书》卷630《故太子少保赠尚书左仆射京兆韦府君神道碑》云：“天宝之后，中原释耒，辇越而衣，漕吴而食。”当时北方藩镇林立，唐中央政府的财政完全仰给江南，诚如唐宪宗所言：“军国费用，取资江淮。”江南已成为唐朝的“国命”之所在。又唐宪宗元和二年（807年），宰相李吉甫在《元和国计簿》中指出，朝廷“每岁赋税，倚办止于浙江东西、宣歙、淮南、江西、鄂岳、福建、湖南八道四十九州，一百四十四万户”。
到北宋时期，长江流域的经济已远超黄河流域。北宋中期史学家范祖禹直截了当地指出：“国家根本，仰给东南。”《文献通考》卷23《国用》记载了宣和元年（1119年）17路上供京师的财赋数字，在前8位中，除京东路（今山东、河北一带）外，其余皆属江南。其中两浙路第一，江南东路、江南西路、淮南路、福建路、荆湖北路、荆湖南路分列第二、四、五、六、七、八位。
然而，中国经济重心虽已在唐末完成由北向南的转移，但全国文化的重心还滞留在长安—开封—洛阳的东西轴线上，这种情形至北宋依然不变。仁宗末年，洛阳乃文化重镇。“二程”毕生从事讲学，其活动中心便在洛阳。重臣退休、半退休，或因政见不合辞官后，多被安置到洛阳。“洛下多水竹奇花”，牡丹更闻名天下，每逢花会，“士庶竞为游遨”，斯文流曳。故《墨庄漫录》言：“许、洛两都轩裳之盛，士大夫之渊薮也。”
但至北宋时期，文化重心南趋的态势已十分明显。“二程”在洛阳讲学，弟子却以南人居多。故程颢送他的大弟子杨时南归时，就有“吾道南矣”之语。词是宋代文学的主体，就地域性而论，其风格、题材、情调均具有“南方文学”品性。北宋的词家，前期的晏殊、欧阳修、张先、柳永等，全都是南人，后期的苏轼、黄庭坚、秦观、周邦彦、李清照等，也多数生长于江南或其周边。
宋代书法与绘画盛极一时，诚如杨维桢的《图绘宝鉴序》所云：“书盛于晋，画盛于唐、宋，书与画一耳。”而当时画家与书法家中亦南人颇盛。印刷业是播扬文化的中心，宋代书籍大多刊印于杭州，从流传后世的宋版典籍来看，也以出于江南地区者独多。江南地区的文化氛围十分浓烈。北宋嘉祐年间（1056—1063年），曾有吴孝宗作《余干县学记》，文中云：“宋受天命，然后七闽二浙与江之西东，冠带诗书，翕然大肆，人才之盛，遂甲于天下。”“为父兄者，以其子与弟不文为咎；为母妻者，以其子与夫不学为辱。”
“靖康之难”给予了文化重心南迁最后的推动。1126年，金人攻破汴京，随之统治北方100多年。宋室如同当年晋室，只得南渡长江。与之相先后，“中原士民，扶携南渡，不知其几千万人”。此次南迁路线与安史之乱后的南迁路线大致相同，但移民人口更多、更深入，仅1141年绍兴和议前的南迁北人数量已达500万之巨。
当时，山东籍文化名人李清照、赵明诚夫妇和辛弃疾等都是在这一时期南下的，以此为契机，中国文化重心彻底由黄河流域转移到了长江流域。正所谓“秦汉以前，西北壮而东南稚也。魏晋而下，壮者之齿益衰，稚者之年方长。至于宋朝，而壮者已老，稚者已壮矣”。
02 都城轴线的东西、南北之变
殷商以来，黄河中下游，即中原一带，是全国最富饶的区域，又接近王朝版图的中心，是兵家必争之地，占据中原就意味着把握天下，因此，从殷周至隋唐，国都始终在中原徘徊。今安阳、西安、洛阳一带被多次选为国都，原因盖出于此。不过，从隋炀帝开凿通济渠，迁都洛阳，唐代武则天也从长安迁都洛阳，到北宋进一步将京师东移开封以靠近运河干道等迹象来看：唐宋之际，中国古都在东西轴线上有一种自西向东迁移的明显态势。
都城长安丨电影《妖猫传》剧照
从北宋开始，东北契丹、女真等半农半牧民族兴起，农耕民族与游牧民族冲突的重点区段已由长城西段转至长城东段。再加之运河淤废，黄河泛滥，无论政治、经济还是军事、交通，关中、河洛已丧失控扼天下的地位。自宋室南渡以后，长安、洛阳、开封等古都已不具备昔日制内御外的功能，以至元、明、清三朝，国都与黄河中下游无缘。长安更名西安，形象地表明它已由一国雄都变为一方重镇。
南宋朝廷偏安临安，即杭州。杭州早在北宋中叶，就有“东南第一州”之称。柳永曾有《望海潮·东南形胜》一词赞颂杭州的富丽：东南形胜，三吴都会，钱塘自古繁华。烟柳画桥，风帘翠幕，参差十万人家。云树绕堤沙，怒涛卷霜雪，天堑无涯。市列珠玑，户盈罗绮，竞豪奢。重湖叠喊清嘉，有三秋桂子，十里荷花。羌管弄晴，菱歌泛夜，嬉嬉钓叟莲娃。千骑拥高牙，乘醉听箫鼓，吟赏烟霞。异日图将好景，归去凤池夸。
南宋杭州的发展更为迅速，至南宋末年，临安户籍已有39万，人口有124万。当时有俗谚云：“杭州人一日吃三十丈木头。”其意指城内30万户，每十户日磨损米槌一分，一天耗费三十丈材木。杭州又拥有天下绝美的西湖：断桥残雪、平湖秋月、曲院荷风、双峰插云、苏堤春晓、花港观鱼、南屏晚钟、雷峰夕照、三潭印月、柳浪闻莺。绰约多姿的自然山水经文人点化，更令人心醉神迷。
苏州在当时也颇为繁盛，在北宋末年已拥有户籍40万,被视为百事繁庶的地上天宫。南宋范成大流连苏杭，不禁在《吴郡志》中发出“天上天堂，地下苏杭”的由衷赞叹。而此时北方的汴京，“荆棘遗骸，交午道路，止存民居千余家”。“北地称真定府最为繁华富庶。有南人北游，归而言曰：'曾不及吴城十之一二。他州城郭，更荒凉不足取。”
苏杭二州不仅自身富庶繁华，而且具有文化重心的功能。明人章潢曾从苏州立论，对苏杭的文化重心意义进行阐述：
夫吴者，四方之所观赴也。吴有服而华，四方慕而服之，非是则以为弗文也；吴有器而美，四方慕而御之，非是则以为弗珍也。服之用弥博，而吴益工于服，器之用弥广，而吴益精于器。是天下之俗，皆以吴侈，而天下之财，皆以吴富也。
章氏所论是明代情形，也是南宋以来一脉贯通的态势。
以宋代为界，此前中国都城主要在东西轴线上移动，此后则主要在南北轴线上移动。南宋立都临安，金朝立都燕京，起于北方草原的元朝以大都为京师，成帝业于东南的朱元璋又建都南京。燕王朱棣从侄儿建文帝手中夺权，是为明成祖，他把首都迁到自己的根据地北平，升北平为北京,借天子之威，震慑北方游牧民族，自此，北京成为明清两代国都。而兴兵南方的太平天国和中华民国又相继定都南京。
不过就整体而言，经济文化重心的南移，并不意味着政治军事重心的随之南移，因为后者的确立除经济因素外，还受其他因素影响，比如，地理位置居中以驭四方，择都的习惯性标准，抗御北方胡人的战略考虑等，这使得经济文化重心已经逐渐南移的诸王朝仍将首都设于北方。
不过，位于黄河流域的军政重心，需要依靠东南财赋。为调适这种“政北经南”的格局，隋唐至宋元南北运河的开掘便启动了，以富庶的长江经济支撑北方的政治军事重心。比如，元代立都于燕，“而百司庶府之繁，卫士编民之众，无不仰给于江南”。又如早年间老北京谚语“紫禁城是大运河上漂来的”所云，元明清时期的北京物资供应十分依赖通过大运河漕运而来的东南财赋。“西北甲兵”与“东南财赋”共同构成唐、宋、元、明、清各朝赖以立国的两大支柱，而长江流域无疑是东南财赋的主要输出地。
在经济文化重心完成由西北向东南的转移之后，长江流域的开发也经历了由下游向中游扩展的过程，这从南宋谚语“苏湖熟，天下足”转变为明清谚语“湖广熟，天下足”即可见一斑，全国最重要的粮食基地，在南宋至明清时期，从长江三角洲逐渐转移至拥有更广沃土地和水热资源的长江中游地区。
冯天瑜、马志亮、丁援 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