范仲淹在仕途上升阶段遭遇了官场中的尴尬，...

范仲淹在仕途上升阶段遭遇了官场中的尴尬，母亲去世了，按照规定须守丧丁忧。

三年，在漫长的人生里不算长，在官场里却是个漫长的过程，因为多数人无法预知三年后的政治环境是什么样子。

这时，恰好有了一个机会:南京应天知府晏殊聘范仲淹为应天府书院校长，这个经历为范仲淹树立了全新的形象，也为他以后的仕途铺平了道路。

范仲淹母丧结束回到朝廷，很快发现了一个官场漏洞，这个漏洞就是“建言”，给领导提意见，有用的也说，没用的也说，总之目的只有一个，让领导记住自己。

宋仁宗即位时十二岁，由章献太后刘氏摄政。这是晏殊提出来的，晏殊害怕真宗朝元老大权独揽，想出了这么一个权宜之策。

范仲淹能够回到朝廷任秘阁校理是晏殊举荐的。刘太后过生日时，晏殊为了拍太后的马屁，撺掇皇帝率领百官献寿于庭。

朝中只有范仲淹一人反对，他说“奉亲于内，自有家人礼”，皇帝给皇太后过生日自然有家庭礼仪，百官给她老人家过寿成何体统？百官隶属朝廷，当有朝廷的礼仪，这是两码事儿。

晏殊将范仲淹一顿痛骂，你这不是不识好歹吗，你自己怎么回京的不清楚吗？我提议给太后过寿，你给我拆台！

范仲淹反而振振有词地说，我是坚持原则，这么做不怕得罪您，反而是为您考虑，因为您举荐了我，反驳得晏殊惭无以应。

单单从这一点来看范仲淹对时局的判断非常准确，晏殊反而还在走老路。当时提出刘太后摄政是为了防止朝臣大权独揽，如今真宗朝那些个官员死的死，贬的贬，完全改头换面了。

并且宋仁宗已经长大了，具备了执政能力，反观刘太后七老八十，说不定哪天咽气，献媚于她有什么发展？于是范仲淹上疏，请求刘太后还政于宋仁宗，结果可想而知了。

范仲淹自己主动寻求下地方工作，这是范仲淹的聪明之处。因为刘太后势力还很大，留在京城难免被黑，与其被整不如主动下地方。

范仲淹通判河中府，下了地方依旧不忘与未来的新君取得联系。当时，营建洪福院，木材从陕西运取，范仲淹上疏说这不是“太平之政”，请求立刻停建。

宋仁宗看过后，虽然范仲淹提的建议不现实，但“以为忠”，这时候宋仁宗记住了范仲淹。以至于在宋夏战争时期，范仲淹犯了“通敌”之罪，仁宗都没有过多追究。

果不其然，刘太后没让大家等得太久，宋仁宗执政，召范仲淹回京为右司谏。这个官职不大，但是政治地位特殊。

职位虽然不高，但我们清楚地知道这是暂时的，右司谏不过是范仲淹仕途的起步而已。因为营建疏院，范仲淹上疏，宋仁宗给他的评价是“以为忠”，建言朝廷不要大兴土木与忠心有什么关系？问题就在这里。

大概因范仲淹冒着仕途被贬的危险，给未来的老板争过面子。结果当然失败了，甭管什么结果，范仲淹牺牲了仕途，在新老板心里打下了忠心耿耿的烙印。

站在宋仁宗的角度分析下即可得知，当时刘太后执政，宋仁宗长大了迫切希望自己说了算，但他又不能主动提出来，也没那个政治势力，忽然朝廷中有个小官建言刘太后还政帝国合法继承人，宋仁宗会怎么想？

他的心里一定非常温暖。所以宋仁宗一执政，就将在地方工作的范仲淹召回了京城。纵观范仲淹一生仕途，他前半生演戏的成分略少，或者说较为生油滑。

官场惯例，前任执政者下台通常会被后来者搞臭，之间顺利交接还好，若曾有龃龉摩擦，必将搞死搞臭搞到底。宋仁宗执政后朝中有很多官员非议刘太后的各种不是，不知道是为了迎合新君还是出于什么目的，总之“言事者多暴太后时事”。

能够准确把握时局变化的范仲淹说话了，不管刘太后有什么不是，毕竟她庇佑官家十余年，应该“掩其小故，以全后德”。宋仁宗觉得有理，遂下了诏书，以后官员士大夫后时事。

宋仁宗为什么听取了范仲淹的意见？原因还在范仲淹切中了老板的心理。要知道无论皇帝也好、官员也罢，都是官场中的一员，也就是政治家。

高明的政治家通常对外树立一个形象，在道德管制的社会里必然符合道德价值观，宋仁宗也不例外，他向百官树立了仁孝的形象，时逢真宗祭日总要哭一通的。

范仲淹准确地切中了老板的道德观，刘太后虽不是宋仁宗的生母，但你对亲爹那么孝顺，对养母难道就抵触吗？

即便宋仁宗生活在刘太后阴影下心里有怨气，表面上那也得过得去，毕竟“死者为大”是我们一贯的道德传统。破坏了这个，那便是破坏了自己的形象。

从内心感受来讲宋仁宗的确不满刘太后，因为她留下一颗定时炸弹。刘太后遗诏，以太妃杨氏为皇太后，参决军国事。棘手的麻烦来了，宋仁宗一直想朝纲独揽个难题。

皇帝因为遗诏正闹心时，范仲淹又说话了：“太后，母号也，自古无因保育而代立者。今一太后崩，又立一太后，天下且疑陛下不可一日无母后之助矣。”

“太后”只是母亲的一个官方称呼，并非国家储君，死了一个又立一个，这将会给全国人民造成官家离不开母亲帮助的形象，潜台词说你要当个爷们儿，于是宋仁宗在范仲淹的配合下当了一把爷们儿，迅速解决了该事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