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人是否厚道，关键看这三点！
中国人自古以来常常说“做人要厚道”，那么到底什么是厚道？
《说文》中说，“厚，山陵之厚也”，厚道，是中国人性格里如山的一面，从古时困苦逆境里开拓，到点滴累积的历代盛世，乃至如今，中国人受过的苦难无数，但从不倒下。
精明的最高境界就是厚道，《周易?坤》曰：“君子以厚德载物。”厚道之人，能驾驭自我，驰骋四海；厚道之人，能海纳百川，以德服人。人们都愿意与厚道之人交往，因为他们能让人感到放心，让人觉得可以信任。
为人处世，莫不如此，厚道是我们的平常心，也是我们的底气。
但纷繁世界，千人千面，每个人的性格都有自己的特点，有什么办法可以看出一个人是厚道还是慢待呢？关键就在观察其精神内涵。
如果一个人拥有以下这三种品质，那么我们可以说这个人基本是一个厚道之人了。
1厚道之人，必定心存善念
厚道与才能、学识无关，它是一种关乎人性的美德。司马光在《资治通鉴》中说：“君子挟才以为善，小人挟才以为恶。挟才以为善者，善无不至矣；挟才以为恶者，恶亦无不至矣”。要是一个人永远只会考虑自己、不考虑他人，那他的心胸则不够豁达。能称得上厚道之人，必是处处能为他人着想之人。
为他人着想，就是希望他人的生活过得幸福美满。为他人着想，就是希望他人的生活少点困顿苦难。因此这种人基本都能够做到换位思考。
心怀善念是根本，不以恶小而为之，不以善小而不为。鼎力相助，是谓小善；赴汤蹈火，舍生取义，是谓大善。
虽然换位思考只是一个小小的善行，但是厚道之人大抵都有这种品质。他们热心公益，投身群体事业，或是在社区工作中扮演着活跃的角色。因此人们都乐意将责任委托给他们。
2厚道之人，必定立身正直
如果说善良意味着为他人着想，那么正直的含义则是遇事能够以“是否对错”的标准来加以衡量。厚道之人必是正直之人，他们有一套明确而且牢固的价值观，在小事大事面前都能作出合乎人情道理的判断。
正直之人，遇事不会单纯根据利益作出判断，而是反复观察自己的良心，什么是可以容忍的，什么是不能原谅的。他们的心中有一条界线，心头有一把尺刃。一旦越过了这条界线，他们就马上警觉起来，采取行动维护自己的是非观。
面对欺负老幼的行为，他们能及时出来抵制；面对路人遭劫的情况，他们能设法智斗勇斗。这都是厚道之人的表现。
正直的人容易让人信任，正直的人行为可预测，容易得到各方的信任，无论正直的人所秉持的理念与其相左于否，积聚威望的速度会更快。
心底无私天地宽，正直，乃君子所为。倘若己不正，何以正人？人要想学会“处世”与“做人”，就要立身处世，以德律已，以德待人。
厚道是无法装出来的。
3厚道之人，必定做事严谨
孔子曰：“君子泰而不骄，小人骄而不泰。”泰即泰山，泰山在人心中有安、稳、庄、重四个意象，表示严谨的态度如同泰山一般稳重。这样的人是能够让他人信任之人，这样的人是能够让他人放心之人，因此也才能被称为厚道之人。
严谨精神说的就是做人不精明，不刻薄，不计较，不决绝，不自私，用平和的心态看待世间一切。用中国传统中的“厚德载物”、“厚德载福”、“厚积薄发”就是对厚道很好的解读。
人生如棋，退一步不为亏我。心田似海，纳百川方见容人。正因为时刻严谨，恪守诚实，有严谨的态度，才有机会取得成功。
在生活中，我们总是会遇到一些人，他们做事丢三落四、没头没尾，每当我们交办事情到他们手上时，难免会感到担心和焦虑。其实这就是不厚道的表现。
厚道的人做事一定是严谨的，凡事都能落到实处，对每一个细节、每一个不起眼的地方都能有敏锐的洞察力，并坚决将细小问题解决好。处事严谨，方能称得上厚道之人。
厚道，不是无的放矢，容忍他人肆意违反原则。厚道，也不是一味地做“老好人”，宁愿自己的权益被屡屡侵犯，也不提出抗议。
厚道是一种建立在明辨是非基础上的包容和宽心，因此他们处事的方式极为严谨。当我们在生活中遇到这样的人时，应该多加交往，并师从其心。
据《尚书·吕刑》记载，周穆王在叙述刑法的起源时说：“蚩尤惟始作乱，延及于平民，罔不寇贼鸱义，奸宄夺攘矫虔。苗民弗用灵，制以刑，惟作五虐之刑曰法，杀戮无辜，爰始淫为劓、刵、椓、黥。越兹丽刑，并制，罔差有辞。民兴，胥渐泯泯棼棼……”这段话的意思是：蚩尤一开始作乱就祸害到了百姓，他的种种行为不仅没有对那些贪婪得像鹞鹰一样的人的嚣张气焰构成预防和打击的效果，反而使他们装出一番虔诚的奉上峰命令架势，更加疯狂的去掠夺人民的财物。所以，九黎族人不听从蚩尤的命令。在这种情形下，蚩尤制定种种严酷的刑罚来威逼九黎族人服从，并美其名曰“这就是法令。”于是，削鼻子、割耳朵、破坏人的生殖器、在人面上刺字等各种严酷的刑罚就开始滥加施行并成为制度了。从此以后，那些贪婪之徒杀人掠夺都有了华美的托词，他们说他们这样做是依法行事。这样，九黎族人才跟着他乱哄哄的干起坏事来。这一段记载给了后世读者一个印象：蚩尤是九黎族的暴君，太平盛世时期倡令作乱的凶顽之徒。如果你有兴趣再读一读其它史籍的话，或者如果你有兴趣还去读一读像《龙鱼河图》、《遁山开甲》等五行、谶纬或者志怪类如《述异记》等古代典籍的话，你会发现蚩尤的形象几乎被定格了：暴君、乱贼、贪婪凶顽之徒，一句话，这是一个绝对的反面形象。也许与“暴君、乱贼、贪婪凶顽”有关吧，在上述典籍中，蚩尤的形象又是那么怪异：“铜头铁额”、“八肱八趾”、“人身牛蹄，四目六手”、“食沙石子”。不仅如此，就连“蚩尤”这个名号也是怪怪的：《广雅释诂》：“蚩，乱也。”《方言》：“蚩，悖也。”又说尤，同由尤，是人肚子里一种虫；“蚩”、“尤”合起来意思就是一种行为悖乱的虫子，这自然是人们一句字义望“字”生义的结果。如果说《龙鱼河图》、《遁山开甲》、《述异记》等典籍是因其本身怪异而有意塑造蚩尤这样的怪异形象的话，人们望字生义而诠释蚩尤名号的意义则有明显的歧视、贬损、嘲讽等负面意义。那么，人们为什么要这样做呢？
这里要说一段重复的话。我在《从史籍中看炎帝和黄帝》中说过这样一段话：“司马迁采信《大戴礼记·五帝德》、《大戴礼记·帝系》的记载和观点，以黄帝为五帝之首，实际上就是以黄帝为尊，也就是以黄帝为正统，自然，举凡与黄帝所言所行所思相悖的就是非正统的，也就是非正义的了。用春秋笔法来记载和叙述非正统、非正义人物的历史，自然就要将炎帝对子氏族部落的征伐活动斥之为‘侵凌’了。”《大戴礼·用兵》把蚩尤说成是“庶人之贪者也。及利无义，不顾劂亲，以表厥身。蚩尤愍欲而无厌者也。”这是一种很有代表性的意见，由此推而广之，蚩尤与黄帝有过敌对行为，而且，很有可能，终蚩尤一生，他与黄帝只有敌对，没有合作。所以，人们在评述蚩尤的种种行为及由此而来的功过是非时，也受这种意见支配，并且，较之于评述黄帝的其他曾经有过敌对关系的对象，其批评、贬斥的主观态度又更为显著。司马迁是这样，其他古代史学家也是这样。
《史记·五帝本纪》说：“蚩尤作乱，不用帝命，于是黄帝乃征师诸侯，与蚩尤战于逐鹿之野，遂禽杀蚩尤。”这一段话暗合了蚩尤是暴君、乱贼、贪婪凶顽之徒的形象，也似乎印证了《尚书·吕刑》的记载。但是，它给人留下的悬念实在太多了。
《史记·五帝本纪》在记载黄帝为建立统一的国家雏形所进行的一系列战伐活动，重点记叙三场战争：降服炎帝氏族部落的阪泉之战，平服蚩尤的涿鹿之战，安定北方的北逐荤粥之战。人们不禁要问：司司马迁为什们要单单叙述这三场战争呢？
阪泉之战促成了黄帝、炎帝氏族部落联盟的产生，奠定了一个统一的国家和民族雏形的基础，为人类社会迎来了文明的曙光，它的意义深远，值得一记；炎黄氏族部落联盟剑指北方少数民族，发动北逐荤粥的战争，在安定北方的同时，彰显了新兴氏族部落联盟在军事、政治、经济等方面的综合实力及影响，在坚决打击敌对势力之余，震慑了其它潜在的敌对和分离势力，其政治意义胜过军事意义，是炎黄氏族部落联盟共同维护和巩固统一民族和国家雏形而进行的一场宣传战，意义非凡，也值得一记。那么，涿鹿之战为什么也值得一记呢？我们不妨先在史籍之外的典籍中来搜寻有关线索：
《山海经·大荒北经》说：“蚩尤作兵伐黄帝，帝乃令应龙攻之冀州之野，应龙畜水，蚩尤请风伯雨师纵大风雨。黄帝乃下天女日魃，雨止，遂杀蚩尤。”《龙鱼河图》说在涿鹿之战的初期，黄帝“遂不敌”蚩尤，“乃仰天而叹，天遣玄女下授黄帝兵信神符”，在天神的帮助下才制服蚩尤。《黄帝玄女战法》说：在涿鹿之战中，“黄帝与蚩尤九战九不胜。”最后在仙女的帮助下才战败蚩尤。《玄女兵法》则说：“黄帝攻蚩尤，三年城不下。”注意，这里说“九战九不胜”、“三年城不下”，以至于或交战双方都比拼神力，或黄帝一方的神灵暗中相助，这才取得胜利，无非是说蚩尤是很强大的对手，其战斗力不亚于黄帝，甚至比黄帝还要高强，因此，仗打得惨烈，赢得艰难。这是涿鹿之战值得一记的原因之一。
史籍《逸周书·尝麦解》有这样一段记载：“昔天之初，诞作二后，乃设建典。命赤帝分正二卿，命蚩尤宇于少皞，以临四方，司＿＿（缺两个字）上天未成之庆。蚩尤乃逐帝，争于涿鹿之阿，九隅无遗。赤帝大慑，乃说于黄帝，执蚩尤，杀之于中翼。以甲兵释怒，用大正顺天思序，纪于大帝，用名之曰绝辔之野。”这段话的意思是从前，天下还没有安定的时候，上天降生了炎帝、黄帝两个圣人，他们降生之后，才开始定制的制度、建立章典，并按制度、章典治理天下。在这个过程中，黄帝授命炎帝分派两个官员去管理地方事宜，炎帝就让蚩尤去少昊氏的故地山东任职。可是，蚩尤却在那里兴兵作乱，驱逐炎帝，炎帝大败而逃，蚩尤一路紧追，一直追到涿鹿，并进行了更为激烈的交战。炎帝非常害怕，只好先黄帝求援，黄帝就出兵与蚩尤作战，最后，将蚩尤战败，并把战败的蚩尤杀死在冀州一个叫“绝辔之野”的地方。
这段记载可以补充司马迁上述记载的缺漏，它交代了涿鹿之战发生的原因和大致经过：蚩尤氏族部落归属了炎黄氏族部落联盟，在职务上，蚩尤是炎帝的直接下属；当炎帝奉命委派两个官员去管理地方事宜时，炎帝作出了让蚩尤一同去山东赴任的安排，而炎帝自己也在山东一带，这说明炎帝和蚩尤除职务上的上下级关系之外，可能还有其它特殊的关系，这为蚩尤到山东以后，积蓄力量，整军备武，最后，举兵驱除炎帝创造了机会；蚩尤举兵驱逐炎帝，并把炎帝打得大败，这说明蚩尤拥有一个强大而又有实力的集体，即氏族部落，而蚩尤则是这个氏族部落的首领；黄帝让炎帝派蚩尤去山东赴任，也就是让蚩尤氏族部落迁徙到山东去，对于蚩尤氏族部落来说，这是被迫背井离乡，这应该是导致蚩尤举兵逐炎帝的主要原因；涿鹿之战分两个阶段，前一个阶段是蚩尤逐炎帝，后一个阶段是炎帝联合黄帝共同战胜蚩尤，在形式上是氏族部落联盟平定子氏族部落的叛乱，属于平定内乱的战争。
涿鹿之战是一场平定内乱的战争，它的发生时期很特殊，因此，意义非同一般：涿鹿之战发生在炎黄氏族部落联盟建立之初，也就是一个统一的国家和民族雏形形成初期，平定这样的叛乱直接关系到了这个统一的国家和民族雏形的存亡和发展。这是涿鹿之战值得一记的主要原因。
《逸周书·尝麦解》的记载也许是可信的，所以，后世有不少史学家采用了这段记载。其中最值得我们关注的是罗泌，他在所著的《路史·后纪四》中是这样转述的：
“炎帝参卢，是曰榆罔，居空桑。政束务乘人而斗其捖，于是诸侯携贰，乃分正二卿。命蚩尤宇于小颢，以临西方、司百工。德不能御，蚩尤产乱，逐帝而居于涿鹿，顿戟一怒，并吞亡亲。黄帝，时为有熊氏，实懋圣德，诸侯利宾之。参卢大惧，设襢于熊，黄帝乃暨力，牧神皇风后，邓伯温之徒及蚩尤氏转战，执蚩尤而诛之。于是四方之侯争辩者宾祭于熊，爰代炎辉，是为黄帝，乃封参卢于路，而崇炎帝之祀于陈。”
罗泌的转述较之《逸周书·尝麦解》的记载更为详细。第一，他告诉我们，炎帝氏族部落的首领，也就是炎帝，名叫参卢，又叫榆罔，榆罔及其氏族部落原来居住在空桑。空桑是一个地名，大致在现在的鲁西豫东地区。第二，到炎帝榆罔时期，炎帝氏族部落内部处于不稳定状态，面临分崩瓦解，这说明此时的炎帝氏族部落已经衰落了。第三，就在炎帝氏族部落处在这样的困境时期，炎帝派蚩尤去镇守山东西部，并管理工匠事宜。第四，到山东后，蚩尤接受炎帝的节制，但是，炎帝却缺乏节制蚩尤的实力，于是，蚩尤乘机起兵驱逐炎帝，这说明，炎帝和蚩尤同属一个氏族部落，他们之间是一种上下级关系；蚩尤举兵驱逐炎帝，也就是争夺氏族部落的领导权。第五，在连吃败场之后，炎帝求助于黄帝，黄帝派邓伯温等人领兵战败了蚩尤。这说明此时炎帝氏族部落已经归属了黄帝氏族部落并因此组成炎黄氏族部落联盟。第六，战胜蚩尤对于巩固和壮大以黄帝为首的氏族部落联盟有着非凡的意义，黄帝的天下共主地位由此而确定。
罗泌的这一段转述很容易使人产生这样的联想：炎帝为战胜蚩尤而归顺黄帝并与黄帝组成炎黄氏族部落联盟，我们能否由此推断炎帝和黄帝之间是先后合作后又分裂呢？这样的联想至少可以引出两个问题：其一、是涿鹿之战促成了炎黄两个氏族部落的联合吗？其二、是先有炎帝、黄帝平定蚩尤的涿鹿之战然后才有炎帝、黄帝之间的阪泉之战吗？
这两个问题的支撑点在第一个问题上，我们不妨用解读文本的方式来探讨这个问题。在罗泌的转述中有三处缺主语：“乃分正二卿”，“命蚩尤宇于小颢，以临西方、司百工”，“德不能御，蚩尤产乱”。从文言文省略句子成分的一般特点来看，这里应该是承前省略主语，这个省略的主语是“炎帝参卢”。“政束务乘人而斗其捖，于是诸侯携贰，乃分正二卿”，这是说炎帝榆罔时期，炎帝氏族部落联盟领导层内部矛盾重重，以至于疏于对子氏族部落的有效控制和管理，这导致了子氏族部落的离心离德，由此引发了氏族部落联盟内部的动荡不安。在这样的特殊背景条件下，炎帝“乃分正二卿”，对氏族部落联盟的最高领导层进行了调整，确定了自己与蚩尤在氏族部落联盟内一正一副两个最高领导职务，与蚩尤共同管理氏族部落联盟。“命蚩尤宇于小颢，以临西方、司百工”，这是说在具体分配工作的时候，蚩尤被委任主持管理少昊氏的故地山东一带，这是炎帝氏族部落联盟的西部边境。到此为止，我们可以获得这样的印象：炎帝榆罔和蚩尤之间的争斗乃是炎帝氏族部落联盟，甚或是炎帝氏族部落的内部事务，我们不妨称其为“内讧”。“黄帝，时为有熊氏，实懋圣德，诸侯利宾之。参卢大惧，设襢于熊，黄帝乃暨力，牧神皇风后，邓伯温之徒及蚩尤氏转战，执蚩尤而诛之。”这是说作为新兴的天下共主，黄帝的实力和影响力正如日中天，不仅赢得了其它氏族部落的拥戴，而且，在走投无路的狼狈处境下，作为老牌天下共主的炎帝榆罔也不得不屈尊相求，这就促成了炎黄氏族部落联合，炎黄氏族部落联盟共同战胜了蚩尤。如此说来，问题的答案似乎应该是这样的：涿鹿之战促成了炎黄氏族部落的联合，先有涿鹿之战，后有阪泉之战。
父，《说文》的训解是：“巨也，家长率教者。”这就是说父就是大的意思，指的是拥有对人行使统领、管教权力的人，即首领。后来，“父”的这个意义被“后”、“帝”所取代。有了这样的认识之后，我们不妨也用解读文本的方式来看一看《逸周书·尝麦解》。“昔天之初，诞作二后”，这“二后”指的是谁？从“命赤帝分正二卿”的叙述来看，“赤帝”乃是“二后”之一，从“赤帝大慑，乃说于黄帝”来看，另一后应该是黄帝。“命赤帝分正二卿，命蚩尤宇于少皞”，这里承前省略了两个主语，前一个主语是黄帝，后一个主语是赤帝，也就是炎帝。“命赤帝分正二卿”，套用现在的话来说就是黄帝授命赤帝分派、任命两个行政主管管理地方事宜，这说明在涿鹿之战前，炎黄氏族部落联盟已经存在了。“命蚩尤宇于少皞”， 套用现在的话来说就是赤帝任命蚩尤去少昊氏的故地山东赴任履职，这说明赤帝和蚩尤之间是一种上下级关系。联系下面叙述蚩尤举兵驱逐炎帝的情节来看，赤帝和蚩尤很可能属于同一个氏族部落，而且，他们是这个氏族部落的两个重要首领。所以，蚩尤逐赤帝应该是炎帝氏族部落内部争夺领导权的斗争。再读《路史·后纪四》所附的《蚩尤传》，我们更容易理解赤帝和蚩尤之间斗争的性质：
“帝榆罔立，诸侯携，胥伐虐弱，乃分正二卿。命蚩尤宇于小颢，以临西方、司百工。德不能驭，蚩尤产乱，出羊水、登九淖，以伐空桑。逐帝而居于涿鹿，兴封禅，号炎帝。”
这一段话意思是：榆罔继承炎帝地位的时候，氏族部落联盟内部的子氏族部落各自为政，以强凌弱，氏族部落联盟面临瓦解。于是，炎帝榆罔选派两名得力官员区地方上管理个子氏族部落。他任命蚩尤到少昊氏的故地山东去，分派蚩尤管理西部的子氏族部落和各种工匠。但是，蚩尤的实力和影响力太大了，炎帝榆罔更本就无法驾驭蚩尤，蚩尤乘机兴兵作乱。蚩尤反出羊水、九淖，直指炎帝榆罔的大本营空桑，把炎帝榆罔驱赶到涿鹿。之后，蚩尤取代炎帝榆罔而自称炎帝，并举行了祭告天地的封禅仪式。
这一段话说得十分明确：蚩尤驱逐炎帝榆罔，目的是取而代之，自立为氏族部落的最高首领炎帝。
那么，怎样来理解《逸周书·尝麦解》和《路史》对这段史实叙述的不同之处呢？我们认为三者之间可以互为补充，《逸周书·尝麦解》着重于交代事件发生的背景，即涿鹿之战是在炎黄氏族部落联盟形成之后发生的，所以，作者特意在叙述之后来了一段这样的评述：“以甲兵释怒，用大正顺天思序”。作者认为，蚩尤兴兵驱逐炎帝，这是“以甲兵释怒”，用战争说话，述说自己内心的不满。联系前后文来看，蚩尤不满的多半是炎帝分任给自己的职务和工作。作者又认为，黄帝援助炎帝平定蚩尤之乱这是顺天意，有利于稳定炎黄氏族部落联盟内部的稳定和有序运作，所以说平定蚩尤之乱是“用大正顺天思序”。我认为，这样的评述是紧扣涿鹿之战繁盛的背景来说的。《路史》的转述则着眼于“展示细节的真实”，补充说明《逸周书·尝麦解》叙事细节方面的不足。
《蚩尤传》的上述叙述给后世留下了一段公案：蚩尤是否就是炎帝？吕思勉等前贤经过考证以后认为阪泉和涿鹿是同一个地方，阪泉之战和涿鹿之战乃是在同一个地方发生的两场战争，很可能就是同一场战争中前后两个阶段中的两场大仗。以此为一个依据，吕思勉等前贤认为炎帝和蚩尤可能就是一个人。我认为不同的人可以在不同的时间在同一个地方进行不同的战争，在同一个地方进行不同战争的未必就是同一个人。今人刘俊男老师在其《炎帝就是蚩尤》一文中，先论述炎帝不是神农，然后从十一个方面举证论述炎帝就是蚩尤的理由。我也赞同炎帝不是神农，但并不是说炎帝和神农之间没有任何关系。我认为就单纯的名称这个意义来讲，神农和炎帝是同一氏族部落前后不同时期的首领。这是一个方面。另一个方面，从《逸周书·尝麦解》和《路史》的叙述来看，蚩尤和炎帝之间应该也有一种特殊关系：很可能，炎帝榆罔和蚩尤是同一氏族部落同一时期的两个主要首领。所以，《遁甲开山图》说：“蚩尤者，炎帝之后，与少昊治西方之金。”《路史·后纪四》说：“蚩尤姜姓，炎帝后裔也。”一般认为，榆罔是神农、炎帝家族的末代首领，而蚩尤则与榆罔同时，这与《遁甲开山图》、《路史》说蚩尤是炎帝的后裔并不矛盾。从《蚩尤传》来看，蚩尤有过逐炎帝榆罔而自立为炎帝的举动，从这个意义上来说，蚩尤是众多的炎帝中的一个，言蚩尤冢是炎帝陵不是没有道理的。但是，以此断定蚩尤就是与黄帝同时代的炎帝而直言炎帝就是蚩尤，这是不恰当的。
蚩尤与炎帝同属一个氏族部落，蚩尤乃是炎帝氏族部落的后裔，其族源、出生地及早年活动地、活动范围及“牛首人身”的形象的相同乃至重叠实属正常。当炎帝氏族部落归顺黄帝氏族部落并由此组成炎黄氏族部落联盟以后，作为炎帝氏族部落的后裔及炎黄氏族部落联盟的一个中成员，从职业上来说也好，从职务上说也好，蚩尤从事于炎帝相同的工作，这也是正常的现象。当蚩尤与黄帝交恶的时候，蚩尤秉承氏族部落的传统以火攻黄帝，与黄帝以谴责炎帝氏族部落的罪状去谴责蚩尤，这也属正常现象：蚩尤不是炎帝氏族部落的吗？这些都蚩尤与炎帝相同的方面。在古籍中，蚩尤主兵，是战神，蚩尤主法主罚，德合荧惑星，即火星，所以，与火星相对应的炎帝，也体现了蚩尤的特征。但是，当我们把注意力放到古代人帝陪天帝、人间帝王的臣佐陪人间帝王的祭祀体系之后，我们就会发现，作为神灵的炎帝和蚩尤在古人的表述中还是有区别的。《淮南子·天文训》说：“南方火也，其帝炎帝，其佐朱明，执衡而治夏，其神为荧惑。”这段叙述告诉我们：炎帝是天帝，在星宿上表现为太阳，人间帝王炎帝与之相配受祭，朱明是人间帝王炎帝的臣佐（一说朱明是夏季的另一种说法），与人间帝王炎帝相配受祭，在星宿上表现为荧惑星，荧惑星就是火星。这样的表述暗合炎帝与蚩尤的关系：在南方天宇的星宿，太阳和火星一主一次，与炎帝和蚩尤的一主一次的关系一样。在《史记·五帝本纪》中，司马迁在叙述炎帝、黄帝、蚩尤三者之间的关系时，他的政治倾向性十分明显：以黄帝为正统，在叙事时始终以黄帝为本位和中心，故不惜使用春秋笔法。你看，言炎帝，则称其“侵陵诸侯”，言蚩尤，则称其“作乱，不用帝命”，而且是“最为暴”，特别是司马迁前面说“炎帝欲侵陵诸侯，诸侯咸归轩辕”，后面又说，在这样的敏感时期，“轩辕乃修徳振兵”，其言外之意就是炎帝无德，炎帝失德。司马迁更本就没有以炎帝为本位来纪事。既然已经在做了这样的铺垫，司马迁为什么还要讳言黄帝啥蚩尤呢？没有必要，事实上，司马迁并没有讳言黄帝杀蚩尤，你看，他不是说黄帝“遂禽杀蚩尤”吗？既然如此，我认为，说司马迁为避免轩辕黄帝有“犯了弑君之罪”之嫌而有意识的将本为同一个人的炎帝、蚩尤分为两个人来叙述是没有道理的。
那么，怎样来表述炎帝和蚩尤之间的关系才比较合适呢？我觉得这个答案可以这样来写：炎帝和蚩尤是同一氏族部落同一时期的两个主要首领，蚩尤曾一度驱逐炎帝榆罔自立为炎帝，这是涿鹿之战发生的直接原因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