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且涟猗 || 心灵的回乡之旅 ——读汪汶洋的散文《我磕头的经历》 / 四六文摘

清且涟猗

风流著

窗外

心灵的回乡之旅

——读汪汶洋的散文《我磕头的经历》

“哀莫大于心死。”一个正常的人，总是有许多想法的。只不过，有的想发财，有的想升官，有的想拥有豪华的别墅，有的想阅尽天下美人……所不同者，乃是当今喧嚣世界中的所谓“异徒”，其实是传统的守望者。他们常常在午后打盹儿或者夜阑梦醒时，穿越众人的浮躁，轻装简从，让灵魂回归故乡。《我磕头的经历》，可以说就是汶河岸边长大的汪汶洋远足他乡跋山涉水之后，驾驭心灵的一次回乡之旅。

不是迷信，不是作秀，不是茶余饭后的无病呻吟。你看，七岁的儿童，面对重病已久的母亲，那“一脸的凝重和虔诚”，不是强逼一个不更世事的孩子，过早地摆脱幼稚，走向成熟？“父亲去世后的第九个年头”，一首其实是非常平常的流行歌曲《常回家看看》，成为记忆长河中“父亲悲苦的一生”的过门曲，催生“我”无尽的泪水，渐渐汇成“子欲养而亲不待”的遗憾。那七十年代末的“奔丧”经历，“把嫂子迎进家门的那一年”的祭祖仪式，与其说是对传统文化香火的传承，不如说是对久违亲情的深切呼唤。

温柔富贵乡的子弟，可以把漂泊四方的游子羁旅的情怀讥为“穷酸”；生死寻常地的乡亲，可以把少小离家的故人回乡的偶感化作“茫然”；即使天涯若比邻的知己，也可以把多情朋友的感伤视为“无聊”。但终改不了那回乡的一厢情愿，如云气化雨，如水滴汇溪，如众溪成河，东流至海，无怨无悔，永不回头。

回乡，是重温那逝去的亲情，是反思那难忘的历史，是寻觅那丢失的文化。面对早逝的双亲，面对浓浓的乡情，面对美好的愿望，我们有什么理由不可以低下并不高贵的头颅，弯下僵硬的双腿，将最隆重的礼节，以最虔诚的举动展示出来呢？当然，对那些“无根族”而言，说什么都是多余的话。“快活”之后，再过几年、十几年、数十年，会有一个名叫“空虚”的驿馆，等待“快活的人们”前去歇脚。

把血浓于水的拳拳深情聚焦为严肃沉重的传统礼仪，把感悟到的无形文化释放于记忆中的有形乡俗，无疑是找到了魂归故乡的一条捷径。故乡，我们永久的港湾。不管它有形无形，我都愿意与汪汶洋一起，向它再一次叩响回归的头颅，让跪倒在黄土地上的那一声“扑通”，汇入心灵深处的一炷线香燃起的青烟，袅袅升起……

2006年12月3日于泰山脚下泮河中学

附：

我磕头的经历

汪汶洋

我有过四次难忘的磕头经历。

第一次磕头是在七十年代初，我当时七岁。我的母亲得了癌症，住了两次肿瘤医院，已经没有了康复的希望。我行伍出身的父亲听从了别人的建议，要求神拜佛。于是，请来了我们本村的一个大嫂。从此很长一段时间，她就吃在我们家。我们姐弟几个都亲眼目睹她双手化云，口中念念有词，让我的母亲喝下了很多带有香灰纸灰的东西。

母亲的病情没有好转，也不可能有好转啊。她就撺掇我们家举行一次盛大的不知是驱邪还是还愿的仪式。我的哥哥姐姐们从邻居百舍那里跪求来香火，进行焚烧。在那个年代，这是不允许的。我们的家，原有一个四合院，正房是很古老的屋子，有非常粗大的房梁和密排的椽子，覆盖着精致的布瓦和有美丽图案的滴水。这个房子为了给母亲治病拆除卖掉了。所以，我们家的庭院就临街敞开了一面。为了避人耳目，父亲借了许多秫秸箔挡住临街的一面，在庭院里摆上香案，燃上香火，供上果品，堆好火纸，那可是好大的一堆火纸啊。那承担“司仪”的大嫂，做着法功，振振有词，我们的家人，还有一些亲戚，逐个跪拜磕头。父亲怕我们“不懂事”，劝导我们说：家里有病人，不得不信神。为了你娘的病，磕吧！我们轮番磕头，一脸的凝重和虔诚。仪式最后，是焚烧火纸，那火好大呀！火光四射，青烟冲天。仪式结束后，很多邻居提着水桶在我们家院子外面转来转去。

可最终也没留住我母亲的生命。那大嫂后来的家境很不好，丈夫死掉了，儿子也打了光棍儿，后来动员大半村子的人力资源帮忙，好歹糊弄了一房有智障的妻子，养了很多孩子，连饭也吃不上。只是可怜了那些孩子。

第二次磕头是在七十年代末。农村已经实行了联产承包责任制，村委会对村民的管理苍白了许多，曾经被禁止的一些婚丧嫁娶的仪式又顽固的冒了出来。所以，一夜之间，办丧事祭奠的礼节一下子由鞠躬又变成了磕头，不磕头的人就被指责为不够“重义”。

有一次，父亲要带我去邻村奔丧，由于我不懂跪拜，父亲就给我示范了一遍，并反复叮咛我：他有三拜六揖九叩，我是一拜两揖九叩。就是说，他中间起来拜的时候，我要跪着等待，他再跪下磕头的时候，我再和他一起磕头。

到了“丧局”，呀，好多的人啊，可以说是里三层，外三层，墙头土堆树上都挤满了人。开丧、讨孝、吊慰之后，才是出丧。仪式分三步走，第一步是“请灵”，第二步是“路祭”，也有叫“送盘缠”的，第三步是“下葬”。在这三个环节中，看路祭的人最多。在路祭中，我们许多人，跟着父亲，“一”字纵队排开，一起弯腰作揖，一起跪下，一起磕头四个。这时，我们跪着不动，父亲起身作揖，然后跨前一步，作揖跪倒，拈香祭奠，磕头一个，再起身作揖，退回原位，再作揖跪倒，磕头四个，再起身作揖，完毕。在这个过程中，父亲要跪拜三次，作揖六次，磕头九个。在整个发丧的过程中，我要磕头四十个。如果逝者是祖辈，我还要给长辈的叩谢回礼，要磕头五个，共要磕头四十五个。路祭之后，要焚烧扎彩。这时，围观的就会争抢纸花和供果，据说抢到的人可以辟邪祛病，延年益寿。

这次奔丧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以前观看丧礼的人很少，而这次，我从来没见过这么多人前来围观。年轻人都瞪大了眼睛看跪拜之礼，年纪大些的人对年轻人的跪拜指指点点，找出毛病，哄笑闹场；年老的人啧啧称赞这发丧的场面，夸赞这家孩子们的孝道，自言自语的说自己死后能够这样就知足了。以前都是两指宽的白布条作为哀悼的标志，而这次是白布大褂子，白布长腰绳，还有白布孝帽子。以前不允许雇佣吹鼓手，而这次吹吹打打，甚是热闹。以前不允许扎彩，而这次见了许多彩纸扎的牛马楼阁摇钱树。以前只允许鞠躬，而这次作揖跪拜磕头，复杂严谨超乎意料。以前是开一个追悼会，而这次从起灵路祭到下葬，纷繁复杂，说词多多，只叫人万分紧张，不敢马虎。

这次丧礼，其实就是村民的一次大聚会，更是一次农村的文化盛宴。在那个文化贫乏的年代，丧礼搭建了一个文化交流的平台，文化展示的平台，文化传承的平台。吹鼓手吹打着流行歌曲，在路祭之后，还要点戏吹奏，围观的人脸上充满了兴奋。如果逝者年纪很大，孝子贤孙也并不十分痛苦，但一脸的凝重是必须保持的。所以，农村有时把丧礼和婚嫁并称，叫做“红白喜事”。（注：各地的丧礼有很大的不同，说法也有很大的差异）

我第三次磕头是把嫂子迎进家门的那一年，是1987年的春节。嫂子是外乡人，虽然年轻，但对祭祖那一套却非常地道，非常在行。在这之前，也许是因为我的父亲是当兵出身吧，曾在上海给一个革命家服务过，不信奉这些东西，所以我们家从来没有搞过供香祭奠。嫂子进了家门，要搞这一套。为了过一个祥和的春节，父亲也就默许了，并说：祭奠祭奠祖先也好，这也是我们后代的一个念想，列宁还说过忘记过去就意味着背叛呢。我和爱人回到家，虽然不乐意，但也不好强行阻拦，就陪着嫂子布置香案。按照以前的风俗，在八仙桌后面，要挂上“轴子”，就是历代祖先的名号和分支关系图。经过了文化大革命，那些东西都被烧掉了，只好立一个牌位，上写“祖先之灵位”用以代替，前面摆上供品，并燃上香火。地上铺一条麻袋，是磕头用的。院子里，也要摆上供桌，那是用来祭奠天地的。虽然天气冷，屋门和大门都要敞开，至少要留一条缝隙，是给祖先们进来留的通路。大门上还要放上一根木棍，叫做“拦门棍”，是用来阻挡邪魔鬼祟的。满屋子燃香的青烟让我头皮发麻，满耳朵嫂子的说法令我毛骨悚然。嫂子倒像没事人一样，有说有笑，无所顾及。而我和爱人生怕走错一步路，说错一句话，冲撞了神灵。

到了磕头的时间了，父亲说：磕吧，祈求祖先保佑我们明年更好。我就依照哥哥嫂子的样子磕了头。要到我爱人磕头了，她躲在了一边，不言不语，但就是不磕。嫂子看着我，眼睛里似乎看我调教媳妇的能力。我给爱人示意了好几次，她就是不理不睬。后来父亲说：算了，只要心里有，比磕多少头都强。我也只好作罢。我忽然想起了我大爷曾经埋怨过我们家不请祖先回家过年的一句话：为什么不请呢？又不是没有！上了供的东西还是你们自己吃，别人又不吃你们的。言外之意是我们家不请祖先，好像祖先都去他家去了似的，我们家好像不敬不孝，沾了好大的便宜。我想这次祖先们应该在我们家多吃一些，可以弥补上以前的亏空了。

正吃着饭，我们的一个邻居来了，进的门来，倒头便拜，作揖磕头，一丝不苟。我很是吓了一跳，这在以前是没有见过的。我们全家人赶紧站起来，敬烟让酒。父亲连连夸赞：你这孩子，真是懂事。我们村的风俗，年夜饭开始以后，家里只留老人和妇女在家，其他人都要出去拜年，走到哪家就喝到哪家，一晚上不得消停。所以，每年除夕夜，满大街都是东倒西歪的醉汉，有的甚至醉倒在厕所里。

睡觉后，我埋怨我的爱人：不就是几个头吗？不就是为了哄家人都高兴吗？爱人背对着我，一直啜泣。

父亲去世后的第九个年头，我第四次磕了头。

在那段时间里，我莫名其妙的经常想起家乡的小河，家乡的小路，还有家乡的青纱帐。时时梦见我家的老屋，我家的那棵老槐树，还有老家的那块门枕石。那年除夕夜，CCTV的春节联欢晚会上，一曲《常回家看看》震撼了我灵魂，立时，眼泪像关不住的闸门，并且长时间不能止息。爱人和女儿不知所措。

父亲的一生是悲苦的一生。先是军事生涯大半生，跑遍了大半个中国，最后立足上海。为了响应国家的号召，减轻城市的负担，毅然回到了家乡。由于个性耿直，从合作社的干部一步步的退为生产队长。进入七十年代后，先是中年丧妻，不久又老年丧子。可以说是一生坎坷不平。但我的父亲秉性豁达，为人公道，给我们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也塑造了我们厚道耿直的个性。只是到了晚年，仍为儿子的成家立业操心，仍为生活所困。父亲的一生可以说是青年英勇、中年好强、老年悲苦的一生。等我考上了大学，哥哥也已成家立业，我也找到了爱人，父亲应该享受天伦之乐的时候，却得了癌症，撒手人寰。我深切的感受到“子欲养而亲不待”的遗憾，这种遗憾时时压得我喘不过气来。

《常回家看看》这首歌曲，又使想起了我悲苦的父亲，想起了父亲悲苦的一生，感受到了报孝无门的憋闷和委屈。在我执拗的要求下，我要到大街上给父亲磕头。没有火纸，就用我的稿纸代替。磕过了头，像卸下了千斤的包袱，心情才渐渐平静下来。

从那以后，每当我感到疲惫的时候，每当我心情抑郁的时候，每当我特别思念故土的时候，我就会趁清明节或是农历十月初一，回家看看，随同我的哥哥嫂子，在父亲的坟前跪倒在地，匐下身子，久久不起。

作者简介

风流，原名冯昌红，后改为冯伟，男，汉族，山东肥城人，肥城市政协文化文史和学习委员会工作室主任科员。文史学者、业余作家。1967年4月生于泰山西南、汶水之阳东军寨村。1988年7月毕业于泰安师专中文系并参加工作，1995年7月函授毕业于山东大学中文系。由乡镇中学语文教师转任乡（镇）党委宣传干事、党委秘书、党政办公室主任，后调市优化办（纠风办），再调市政协。曾任肥城市左丘明文化研究院常务副院长。系中国先秦史学会、中国散文学会、中华诗词学会、山东省作家协会会员，泰安市政协文史委特邀研究员，泰安市重点社科课题负责人，肥城地方志特约研究员。个人业绩入编《中国散文家大辞典》《肥城年鉴（2018）》《边院文化》和新编《边院镇志》以及肥城市情网等，在新浪网建有个人博客（风流的博客）。斋名泰山西麓一鹤轩。

文学创作以散文为主，兼及诗词，作品散见于《时代文学》《山东文学》《散文百家》《青年文学》《泰安日报》《泰山学院报》等，入多部文选。出版散文集《清且涟猗》《甲午书简》。2017年1月，《甲午书简》荣获泰安市人民政府最高文艺奖“第三届泰安市文学艺术奖”三等奖。

主要学术研究方向：左丘明文化和肥城历史文化。主编、合编（副主编）、参编和策划文学、历史、文化、教育、党建、史志等各类图书20多部（正式出版11部，将出2部）；创办左丘明研究唯一专门杂志《左丘明文化》（省内部刊号），主编（执行）8期；在省级和泰安市级报刊发表学术论文多篇、消息与通讯百余篇。多次荣获省市以上文学奖、新闻奖、社科奖。2016年4月家庭荣获第二届全国“书香之家”称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