冈村宁次为何被判无罪
对国民党“以德报怨”深感“敬服”
1945年9月9日，日本代表冈村宁次在南京中国陆军总司令部，向中国政府代表，陆军总司令、冈村宁次“中国友人中最亲密者之一”的何应钦签署了无条件投降书。
不久，“在重庆政府内拥有众多友人”的冈村宁次出任了由中国派遣军总司令部改称的“日本官兵善后总联络部”部长，以处理200万在华日本军民的善后事宜。同时，日本在华各方面军司令官也改称为某某地区善后联络部长。
9月10日，冈村宁次应何应钦之邀，携副参谋长今井武夫及参谋小笠原清同去何宅拜访。会谈中，何应钦表示：“日本已经被解除了武装，所以，我想今后可以进行真正的中日提携了。让我们共同为此努力吧。”对于这种不论胜者败者，大家互相扶助的态度，冈村宁次深为感动。
关于停战以后的生活起居情况，冈村宁次在日记中写道：“即使在停战前，我也和幕僚们一样，大体属有闲之士，公务皆在上午完成。下午或接受访问，或去钓鱼。晚上下下围棋，或者看书。还经常外出旅行。”“停战后，在接收工作基本就绪以后，所谓公务只是处理一二小时电报和文件，因而更成了闲人。由于不能钓鱼和外出旅行，所以常常是昼读夜弈。读书厌倦了便沉思冥想，净想着国家之前途。”
12月23日，冈村宁次应邀与蒋介石进行了第一次、也是唯一的一次会见。会谈从上午9点半起约持续了15分钟。
蒋：您身体好吗？如有什么不便之处，请不客气地向我或何总司令提出。
冈村：谢谢您的好意。我一直过得很满意。
蒋：听何总司令说，接收工作进展顺利，堪值同庆。日本居留民有什么困难也请提出。
冈村：现在没有。如发生什么困难，再承情提出吧.。
蒋：我以为，最要紧的是中日两国均以孙文先生的遗志为基础，互相紧密提携。
冈村：我完全同意。
对于蒋介石在会谈中始终和颜相对，尤其是创造了这次会面机会，向自己表示慰问的长者风度，冈村宁次深感“敬服”。他不禁回想起1945年8月15日日本天皇发表《停战诏书》之前，蒋介石通过重庆国民党中央广播发布的《为抗战胜利告全国军民及全世界人民书》中提出的“不念旧恶”“与人为善”，禁止对日本人进行一切报复的演说来。并认为，这种“以德报怨”的东方人的理念，是完全不同于美国总统杜鲁门“我们决不忘记珍珠港”的演说和苏联领袖斯大林“以此讨还日俄战争之仇”的声明的。
1946年5月，随着引渡和遣返工作基本就緒，日本官兵善后总联络部和各地联络部又奉命改称南京总联络班和某地联络班，负责有关战犯审判的联络和其他遗留问题。
当时，东京的战犯审判正在进行之中。在中国，由于不把冈村宁次作为战犯处理无法向民众及外国交待，但蒋介石政府，尤其是军部内又对冈村宁次怀有同情，所以便决定以联络班的名义把冈村宁次留下来，以待机会。
这一年的岁末，冈村宁次在日记中写道：“年末所感，余活着之最大目的，乃为解决使200万军民平安回到日本这一战后最要紧之问题。因中方和美方之努力，此问题早在七月份便令人意外地基本完成了。担负遗留问题之同伴们亦已在几天前踏上了归国之途。因此，余亦安心了。被结核菌侵蚀着的身体也出乎意料地健康安好。如能照此下去该多好呵。”
但在此后，冈村宁次的战犯问题变得尖锐起来。国民政府穷于应付中外记者的经常质问，外国及中共报纸还对此大做报道。而冈村宁次却因国共内战趋于激烈，应邀到徐州、郑州、北京和东北等地“指导”对中共的作战。因此，国防部一口拒绝了所有国内外记者团去联络班采访调查的要求。这一来，国民政府内部也出现了是否有必要继续设立联络班的争论。结果，到1947年9月份，决定把冈村宁次以外的所有日本人都遣送回国。
10月13日，冈村宁次突然发起高热，潜伏已久的肺结核病终于发作了。
这年年底，冈村宁次的病情引起了国防部的关注，蒋介石尤其感到担心。不久，冈村宁次接到指示，受命转到有日本专科医生的地方去治疗。他遂决定于1948年3月底离宁赴沪。
30日，冈村宁次抵达上海，旋即住进了黄渡路王文成宅邸接受治疗。在此期间，在南京召开的“第一届国民大会”上，蒋介石和李宗仁分别被选为正、副总统。同时，国共内战的形势已在逆转，渐渐变得不利于国民党政府方面。
迟到的审判，意外的结果
1948年4月，东京的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审判仍未结束，中国的军事法庭已近尾声。冈村宁次尽管病卧在床，也不能不接受战犯审判了。7月8日，根据国防部长何应钦的指示，冈村宁次自停战以来一直等待着的审判终于到来了。
8月14日，冈村宁次接受了军事法庭的首次审判，接着被关进了战犯监狱。10月中旬，冈村宁次出现心脏期外收缩症状，病情恶化。10月25日，从东京又传来一个使他心惊胆战的消息：“昨日，在东京的A级战犯终审判决中，土肥原、坂垣均被处以死刑。”这不禁使冈村宁次联想起自己的命运：“作为青年时代同期中憧憬着大陆的同志盟友一起走过来的四人，土肥原、坂垣被处死刑，矶谷和我则被囚于战犯监狱。不由得令人感慨万端。今日，与矶谷对座，恳切地交换了命运观。”
两天后，冈村宁次以身体不好为由，提出了假释和延期公审的要求，获准后便又回到王文成宅邸。
12月27日，冈村宁次应汤恩伯之邀前往汤公馆与之会见。对此，冈村宁次在日记中写道：“停战后，在上海主管对日受降、处理问题宽厚而受到日本侨民爱戴的汤恩伯将军，最近被任命为京沪杭警备总司令又来上海。下午二时，他的参谋龙佐良少将来告，当晚汤恩伯希与我会面，并听取有关防守长江的意见。晚间，龙少将驱车来接，遂同赴汤公馆。汤将军告以半月前与蒋总统及何应钦国防部长商谈有关我的问题的内情。我对汤将军的努力表示感谢，并依据壮年时期以来研究长江下游军事要地的知识，陈述了有关防守长江的意见。”
1949年1月1日，冈村宁次“在上海黄渡路王文成邸隐居之家迎来了虚龄66岁的新年。上午，中山博士来诊。病变大体治愈，获准离床静养。下午四时，汤恩伯将军、龙佐良少将结伴来访，询余病情。遂一起就长江防御问题交换了意见”。
在冈村宁次的战犯审判问题上，汤恩伯历来主张无罪释放，并征得了何应钦的同意和蒋介石的首肯。为此，冈村宁次一直把汤视为最好的朋友和恩人之一。
新年伊始，国民党政府内部动荡加剧，在对中共对策等问题上的分歧进一步明朗化，最后终于导致蒋介石在1月22日辞去“总统”，宣告下野。
1月26日，是中国军事法庭对冈村宁次等人的公判日。出席旁听的仅20余名记者，比起1948年8月1000多人旁听的审判，场面显得格外冷清。
下午4时，冈村宁次被判无罪。其理由是：长沙、徐州等各次会战中日军的暴行及酒井隆在广东方面，松井石根、谷寿夫等在南京的大屠杀与冈村宁次没有关系。日本政府正式投降后，被告马上停战，并率领百万大军遵命投降。被告任期中，各地发生的大小暴行事件已由直接责任长官承担了责任，并且已在服役之中，没有证据表明被告与上述事件有犯罪意图之联系。
公审一结束，被意外结果激怒的记者冲进了庭长室。冈村宁次趁隙从后门溜走了。
在冈村宁次入狱的问题上，国民政府采取的是拖延政策。先是特设联络班，委起处理遣返工作。后虽从东京国际军事法庭审判的进展及舆论动向、国际关系等方面考虑，不得已将冈村宁次收监入狱，但不久便以他病情恶化为由，准予秘密保释。对于這最后无罪的终审判决，冈村宁次真是感激不尽。
国民党投之以桃，冈村宁次报之以李
1月28日傍晚，冈村宁次接到军事法庭的命令：次日早晨6时半前回到战犯监狱，然后与其他人一起乘美国轮船回国。翌日上午8时半，295名日本战犯登上“维克斯号”美国轮船。30日上午10时，轮船起航。
冈村宁次并不知道，就在他获释前后，国民党政府总统李宗仁已把向中共引渡他作为与中共实现和平的条件，并再度下达了逮捕他的命令。但是，上海的汤恩伯扣压了这道命令;在东京的国民政府代表商震也在与占领军当局协商后拒绝了这一命令。此间，东京代表团随从武官王武也获知了再度逮捕冈村宁次的消息，他在和美军联系后，专为冈村宁次派出了“维克斯号”轮船。
30日日落时分，轮船已行驶在公海上了。这时，传来了轮机长带笑的声音：“据东京广播电台消息，中共向国民政府提出把引渡冈村宁次作为和平的条件之一。不过，我们的船已在中国领海之外了。”
冈村宁次回国后，为了报答国民党政府的“恩情”，便应蒋介石之要求，于1950年2月组织了以少将富田直亮为首的19名原陆军参谋人员组成的被称为“白团”的军事顾问团，前往台湾帮助蒋介石政权。同时，他还在日本国内组织了“在乡军人会”，并出任第二任会长，继续其反共反华的罪恶生涯。1961年6月25日冈村宁次还前往台北市西郊的小山，拜谒汤恩伯之墓。以示不忘“救命之恩”。
1966年9月2日，冈村宁次在日本东京四谷区坂町的家中病死，终年82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