讲座概要：
中华民族在极端艰难困苦之中，以惊人的代价、惨烈的牺牲，赢得了抗战胜利，在此过程中中国社会也孕育和积累了现代化的新因素：特别是在敌人炮火威胁下的高等院校纷纷辗转内迁大后方，在异常艰辛的条件下继续办学，保存了中华民族教育文化的国脉
近代中国的大学布局十分不合理。无论是公立、私立还是教会大学，绝大多数集中在东南沿海和平津等几个主要城市。在整个抗战期间，大学的内迁几乎从未间断过。战时内迁的高校，主要分布在四川、云南、陕西、贵州四省。这些内迁院校，在教学和研究方面都做出许多成绩，并且对推动西南、西北的经济文化建设发挥了重要作用。战时，不少家住沦陷区的广大爱国青年背井离乡。为了保证他们能够顺利完成学业，政府大都给以贷金，后改为公费。战前，学生读书“年须数百元，非富有之家，无力送子弟入学，以至高等教育过于贵族化，不合平民主义的原则”。战时的贷金制度，不仅保证了来自沦陷区的青年学子继续求学，而且将近代以来高等教育贵族化倾向打破，一些家境清贫的学生，可以通过自己的努力，依靠政府的贷金和公费制度，享受高等教育。与此同时，受战争影响，这种变化发展又多形成于临时被动的危机应对状态下，并非近代社会演变符合逻辑的自然递进，而且国家垄断资本的急剧膨胀，国民党“党化教育”等战时统治的限制，所产生的负面作用也贻害甚深。但无论如何，抗日战争带来的民族觉醒，不仅支持抗战取得最后的胜利，也进一步推动了中国社会经济文化的发展，是中国坚持持久抗战的源泉。抗日战争是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枢纽！
讲座人简介：
金以林：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研究员、副所长，中国史学会副秘书长、北京历史学会理事。主要学术作品有《国民党高层的派系政治：蒋介石“最高领袖”地位是如何确立的》、《近代中国大学研究》等，主要研究方向为民国政治史、教育史、国民党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