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光潜 | 离开人生便无所谓艺术

一九二七年,朱光潜先生在巴黎。

人生是多方面而却相互和谐的整体,把它分析开来看,我们说某部分是实用的活动,某部分是科学的活动,某部分是美感的活动,为正名析理起见,原应有此分别;但是我们不要忘记,完满的人生见于这三种活动的平均发展,它们虽是可分别的却不是互相冲突的。

“实际人生”比整个人生的意义较为狭窄。一般人的错误在把它们认为相等,以为艺术对于“实际人生”既是隔着一层,它在整个人生中也就没有什么价值。有些人为维护艺术的地位,又想把它硬纳到“实际人生”的小范围里去。这般人不但是误解艺术,而且也没有认识人生。我们把实际生活看作整个人生之中的一片段,所以在肯定艺术与实际人生的距离时,并非肯定艺术与整个人生的隔阂。严格地说,离开人生便无所谓艺术,因为艺术是情趣的表现,而情趣的根源就在人生;反之,离开艺术也便无所谓人生,因为凡是创造和欣赏都是艺术的活动,无创造、无欣赏的人生是一个自相矛盾的名词。

人生本来就是一种较广义的艺术。每个人的生命史就是他自己的作品。这种作品可以是艺术的,也可以不是艺术的,正犹如同是一种顽石,这个人能把它雕成一座伟大的雕像,而另一个人却不能使它“成器”,分别全在性分与修养。知道生活的人就是艺术家,他的生活就是艺术作品。过一世生活好比做一篇文章。完美的生活都有上品文章所应有的美点。

首先,一篇好文章一定是一个完整的有机体,其中全体与部分都息息相关,不能稍有移动或增减。一字一句之中都可以见出全篇精神的贯注。比如陶渊明的《饮酒》诗本来是“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后人把“见”字误印为“望”字,原文的自然与物相遇相得的神情便完全丧失。这种艺术的完整性在生活中叫作“人格”。凡是完美的生活都是人格的表现。大而进退取与,小而声音笑貌,都没有一件和全人格相冲突。不肯为五斗米折腰向乡里小儿,是陶渊明的生命史中所应有的一段文章,如果他错过这一个小节,便失其为陶渊明。下狱不肯脱逃,临刑时还叮咛嘱咐还邻人一只鸡的债,是苏格拉底的生命史中所应有的一段文章,否则他便失其为苏格拉底。这种生命史才可以使人把它当作一幅图画去惊赞,它就是一种艺术的杰作。

其次,“修辞立其诚”是文章的要诀,一首诗或是一篇美文一定是至性深情的流露,存于中然后形于外,不容有丝毫假借。情趣本来是物我交感共鸣的结果。景物变动不居,情趣亦自生生不息。我有我的个性,物也有物的个性,这种个性又随时地变迁而生长发展。每人在某一时会所见到的景物,和每种景物在某一时会所引起的情趣,都有它的特殊性,断不容与另一人在另一时会所见到的景物,和另一景物在另一时所引起的情趣完全相同。毫厘之差,微妙所在。在这种生生不息的情趣中我们可以见出生命的造化。把这种生命流露于语言文字,就是好文章;把它流露于言行风采,就是美满的生命史。

文章忌俗滥,生活也忌俗滥。俗滥就是自己没有本色而蹈袭别人的成规旧矩。西施患心病,常捧心颦眉,这是自然的流露,所以越增其美。东施没有心病,强学捧心颦眉的姿态,只能引人嫌恶。在西施是创作,在东施便是滥调。滥调起于生命的干枯,也就是虚伪的表现。“虚伪的表现”就是“丑”,克罗齐已经说过。

“风行水上,自然成纹”,文章的妙处如此,生活的妙处也是如此。在什么地位,是怎样的人,感到怎样情趣,便现出怎样言行风采,叫人一见就觉其谐和完整,这才是艺术的生活。

俗语说得好,“唯大英雄能本色”。所谓艺术的生活就是本色的生活。世间有两种人的生活最不艺术,一种是俗人,一种是伪君子。“俗人”根本就缺乏本色,“伪君子”则竭力遮盖本色。朱晦庵有一首诗说:“半亩方塘一鉴开,天光云影共徘徊。问渠哪得清如许?为有源头活水来。”

艺术的生活就是有“源头活水”的生活。俗人迷于名利,与世浮沉,心里没有“天光云影”,就因为没有源头活水。他们的大病是生命的干枯。“伪君子”则于这种“俗人”的资格之上,又加上“沐猴而冠”的伎俩。他们的特点不仅见于道德上的虚伪,一言一笑、一举一动,都叫人起不美之感。谁知道风流名士的架子之中掩藏了几多行尸走肉?无论是“俗人”或是“伪君子”,他们都是生活中的“苟且者”,都缺乏艺术家在创造时所应有的良心。像柏格森所说的,他们都是“生命的机械化”,只能作喜剧中的角色。生活落到喜剧里去的人大半都是不艺术的。艺术的创造之中都必寓有欣赏,生活也是如此。一般人对于一种言行常欢喜说它“好看”“不好看”,这已有几分是拿艺术欣赏的标准去估量它。但是一般人大半不能彻底,不能拿一言一笑、一举一动纳在全部生命史里去看,他们的“人格”观念太淡薄,所谓“好看”“不好看”往往只是“敷衍面子”。善于生活者则彻底认真,不让一尘一芥妨碍整个生命的和谐。一般人常以为艺术家是一班最随便的人,其实在艺术范围之内,艺术家是最严肃不过的。在锻炼作品时常呕心呕肝,一笔一画也不肯苟且。

王荆公作“春风又绿江南岸”一句诗时,原来“绿”字是“到”字,后来由“到”字改为“过”字,由“过”字改为“入”字,由“入”字改为“满”字,改了十几次之后才定为“绿”字。即此一端可以想见艺术家的严肃了。善于生活者对于生活也是这样认真。曾子临死时记得床上的席子是季路的,一定叫门人把它换过才瞑目。吴季札心里已经暗许赠剑给徐君,没有实行徐君就已死去,他很郑重地把剑挂在徐君墓旁树上,以见“中心契合死生不渝”的风谊。像这一类的言行看来虽似小节,而善于生活者却不肯轻易放过,正犹如诗人不肯轻易放过一字一句一样。小节如此,大节更不消说。董狐宁愿断头不肯掩盖史实,夷齐饿死不愿降周,这种风度是道德的也是艺术的。我们主张人生的艺术化,就是主张对于人生的严肃主义。

艺术家估定事物的价值,全以它能否纳入和谐的整体为标准,往往出于一般人意料之外。他能看重一般人所看轻的,也能看轻一般人所看重的。在看重一件事物时,他知道执着;在看轻一件事物时,他也知道摆脱。艺术的能事不仅见于知所取,尤其见于知所舍。

苏东坡论文,谓如水行山谷中,行于其所不得不行,止于其所不得不止。这就是取舍恰到好处,艺术化的人生也是如此。善于生活者对于世间一切,也拿艺术的口味去评判它,合于艺术口味者毫毛可以变成泰山,不合于艺术口味者泰山也可以变成毫毛。他不但能认真,而且能摆脱。在认真时见出他的严肃,在摆脱时见出他的豁达 。

孟敏堕甑,不顾而去,郭林宗见到以为奇怪。他说:“甑已碎,顾之何益?”哲学家斯宾诺莎宁愿靠磨镜过活,不愿当大学教授,怕妨碍他的自由。王徽之居山阴,有一天夜雪初霁,月色清朗,忽然想起他的朋友戴逵,便乘小舟到剡溪去访他,刚到门口便把船划回去。他说:“乘兴而来,兴尽而返。”这几件事彼此相差很远,却都可以见出艺术家的豁达。伟大的人生和伟大的艺术都要同时并有严肃与豁达之胜。晋代清流大半只知道豁达而不知道严肃,宋朝理学又大半只知道严肃而不知道豁达。陶渊明和杜子美庶几算得恰到好处。

一篇生命史就是一种作品,从伦理的观点看,它有善恶的分别;从艺术的观点看,它有美丑的分别。善恶与美丑的关系究竟如何呢?就狭义说,伦理的价值是实用的,美感的价值是超实用的;伦理的活动都是有所为而为,美感的活动则是无所为而为。比如仁义忠信等都是善,问它们何以为善,我们不能不着眼到人群的幸福。美之所以为美,则全在美的形象本身,不在它对于人群的效用(这并不是说它对于人群没有效用)。假如世界上只有一个人,他就不能有道德的活动,因为有父子才有慈孝可言,有朋友才有信义可言。但是这个想象的孤零零的人还可以有艺术的活动,他还可以欣赏他所居的世界,他还可以创造作品。善有所赖而美无所赖,善的价值是“外在的”,美的价值是“内在的”。不过这种分别究竟是狭义的。就广义说,善就是一种美,恶就是一种丑。因为伦理的活动也可以引起美感上的欣赏与嫌恶。

艺术是情趣的活动,艺术的生活也就是情趣丰富的生活。人可以分为两种,一种是情趣丰富的,对于许多事物都觉得有趣味,而且到处寻求享受这种趣味。另一种是情趣干枯的,对于许多事物都觉得没有趣味,也不去寻求趣味,只终日拼命和蝇蛆在一块争温饱。后者是俗人,前者就是艺术家。情趣越丰富,生活也越美满,所谓人生的艺术化就是人生的情趣化。“觉得有趣味”就是欣赏。你是否知道生活,就看你对于许多事物能否欣赏。欣赏也就是“无所为而为的玩索”。在欣赏时人和神仙一样自由,一样有福。

阿尔卑斯山谷中有一条大汽车路,两旁景物极美,路上插着一个标语牌劝告游人说:“慢慢走,欣赏啊!”许多人在这车如流水马如龙的世界过活,恰如在阿尔卑斯山谷中乘汽车兜风,匆匆忙忙地急驰而过,无暇一回首流连风景,于是这丰富华丽的世界便成为一个了无生趣的囚牢。这是一件多么可惋惜的事啊!
朋友,在告别之前,我采用阿尔卑斯山路上的标语,在中国人告别习用语之下加上三个字奉赠:
“慢慢走,欣赏啊!”
(文章摘自朱光潜《慢慢走,欣赏啊——人生的艺术化》)
朱光潜,字孟实,1897年10月出生在安徽省桐城县,1922年香港大学教育系毕业,获学士学位,1925年起先后就读英国爱丁堡大学、伦敦大学、法国巴黎大学和斯特拉斯堡大学,获硕士和博士学位。1933年回国,先后任北京大学教授、四川大学文学院院长、武汉大学教务长兼外语系主任、北京大学文学院代理院长,商务印书馆《文学杂志》主编。新中国成立后,朱光潜一直是北京大学教授,历任第二、三、四、五届全国政协委员,第六届全国政协常委,中华美学学会会长、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等职。朱光潜是著名美学家、文艺理论家、教育家和翻译家。他的《悲剧心理学》《文艺心理学》《谈美》《美学批判论文集》《西方美学史》《美学拾穗集》等著作,以文笔优美畅达、见解独到精辟而蜚声于海内外,为中国美学和文艺理论发展做出开拓性的重大贡献。他精通英语、德语、法语和俄语,翻译了柏拉图《文艺对话集》、莱辛《拉奥孔》、爱克曼《歌德谈话录》、黑格尔《美学》、维科《新科学》等大量西方美学名著,为中国学术发展和中西文化交流留下宝贵的思想财富。朱光潜于1986年3月在北京逝世,享年89岁。
纵览中国近百年学术人物,朱光潜作为一代美学大师,其学术和人生在不少方面都是一个卓异的存在,呈现出与同时代学者颇为不同的风雅异韵,堪称20世纪中国学术文化一道亮丽风景。
通俗易懂与渊博精深
朱光潜一生著述宏富。安徽教育出版社1987年至1993年出版的《朱光潜全集》皇皇20卷,700余万字。中华书局正在陆续推出的《朱光潜全集(新编增订本)》,新增佚文近百篇,多达30卷,总字数约1000万字。避开众多高质量的翻译作品不谈,朱光潜的撰述若从表达方式和阅读难易上分,大体可划为研究型和通俗型两类,即既有许多严谨扎实、脍炙人口的学术专著,也有大量通俗易懂、有口皆碑的普及读物。前者如《悲剧心理学》《文艺心理学》《诗论》《克罗齐哲学述评》《美学批评论文集》《西方美学史》《美学拾穗集》等,后者如《给青年的十二封信》《谈美》《我与文学及其他》《谈文学》《谈修养》《谈美书简》等。如果说,前者学术专著以开拓性、厚重感著称,那么,后者普及读物则以知识性、可读性见长;如果说前者以材料翔实、论证细密为特色,那么后者则更多呈现娓娓道来、亲切有味的风貌。
近现代以来的著名学人,当然不乏重视和写作通俗读物者,如顾颉刚作《国史讲话》、艾思奇作《大众哲学》、朱自清作《经典常谈》、李四光作《中国地势变迁小史》等,均堪称“大家写小书”的翘楚。朱光潜与他们不同之处在于:上述学者写通俗读物多半偶一为之,而先生却纵贯一生。从1929年开明书店出版《给青年的十二封信》,到1980年上海文艺出版社推出《谈美书简》,他毕生撰写的第一部和最后一部著作(翻译作品除外),都是典型的通俗读物。对此,朱光潜自己毫不讳言,他在晚年所著“自传”里说:“我的大部分著作都是为青年写的。”
朱光潜的通俗著述如《给青年的十二封信》《谈美》等,出版已近90年,不仅是民国时期的畅销书,也是今天的常销书,曾扣动许多人的心弦。法国文学专家罗大冈当年就为其“广博的知识、明净高洁的文风”深深吸引,惊呼“我碰到真正的老师了!”他说朱先生的读物“给我印象那样深刻,以致决定一辈子的爱好和工作方向”。著名学者舒芜直到晚年都“很宝重它(指《给青年的十二封信》),常常翻读”,认为“现在重看还会觉得是上乘的散文佳作”。
朱光潜通俗读物的魅力从何而来?切实的话题、丰厚的学识、透彻的说理、亲切而优美的文风,应是其大获成功的主要原因。他通俗读物所谈论的议题,并非仅从书本中来、从已有概念中来,而是从生活中来、从青年所关心或所困惑的问题中来。他以深厚的国学修养和广博的西学知识为基础,以循循善诱、娓娓动听的解说为向导,带你走入如何读书、如何作文、如何参与社会、如何面对困难、如何欣赏美和艺术、如何成就精彩人生等浅近而又幽深的堂奥,字里行间无不透逸着“博观而约取、厚积而薄发”的神采。
朱先生不同时期写给青年读者的书,当然有寸长尺短之别,但总体看都相当精彩,与其说是通俗读物,不如说是说理散文。通俗读物与说理散文无疑有许多交叉重叠,但也有一定的楚河汉界。如果说,通俗读物主要着眼于对某一领域知识的简明介绍,或是对社会人生道理的一般讲述;那么,说理散文则在传授知识或道理的同时,更注重将作者个人对生活的体验、情感和思想,以优美畅达的文字表达出来。朱光潜曾反复说:“我所要说的话,都是由体验我自己的生活,先感到(feel)而后想到(think)的。换句话说,我的理都是由我的情产生出来的,我的思想是从心出发而后再经过脑加以整理的。”这就是说,他的通俗读物并非只是知识的罗列、材料的堆积和常理的叙述,而是注入了自己诸多切身的感受和独到的体悟,加上其文笔有行云流水般随物赋形的本领,因而在给人许多人生启迪和感动的同时,还给人带来欣赏美文悦心明智的享受。
考察近现代学者和作家,尚没有一位像朱光潜这样,既在学术研究领域深耕细作,硕果累累,又在通俗读物领域辛勤劳作,成就斐然。他的通俗读物远离简单应时和浅薄粗陋,并非学术专著以外可有可无的点缀,而是具有很高独立存在的价值——对他自己而言,是其学术成果的重要组成部分,有的堪称熠熠生辉的亮点;而对中国现代学术文化来说,则是产生广泛影响的佳作,可谓不可多得的珍品。他的学术研究和通俗写作既相互区别,又紧密联系;既各自为政,又互为补充。两者彼此影响,取长补短,不仅使高头讲章的学术专著呈现明晰好读的散文风貌,而且使面向青年的普及读物彰显言简意深的学术胜境。渊博精深与通俗易懂,似乎彼此对立相互矛盾,然而在朱光潜身上却得到完美统一。
朱光潜在20世纪40年代曾这样总结自己写文章的特点:“我的写作风格一直到现在还是在清醒流畅上做功夫,想做到'深入浅出’四个字。”我以为,做学问和写论文之妙,即在于深入浅出。只有入之深,才能做到成竹在胸、烂熟于心,入之不深,则难免生吞活剥、捉襟见肘;只有入之深并出之浅,才能做到举重若轻、言简意赅,而出之不浅,则难免艰深晦涩,让人望而生畏。庄子曾描述庖丁解牛、轮扁斫轮等技术纯熟、工多成艺的故事,做学问能真正做到深入浅出,其境界庶几可近似之。
开路先锋与稳坐中军
朱光潜做学问起步早,起点高。1921年,他24岁,还是香港大学教育系二年级大学生,就在当时全国标志性刊物《东方杂志》上发表论文处女作《弗洛伊德隐意识与心理分析》;同年,他还在很有影响的期刊《改造》上推出《行为派Behaviourism心理学之概略及其批评》,一时颇受关注,可谓一鸣惊人。此后,他一发而不可收,直至1986年仙逝,近千万字文质俱佳的论文、专著和译作等,如倾泻而下的瀑布,源源不断地流入现代学术文化的深潭大泽,在美学、心理学、文艺学、比较文学、教育学等诸多领域激起飞溅浪花,荡漾天光云影,为中国现代学术文化画卷增添新的七宝楼台,开拓了学术文化的新境界。
青年朱光潜跨入学界,并非仅从某一学科谨慎试步,单线作战,而是一开始就多路进发,多点突破,显示出强大的学术爆发力。在心理学领域,除上面提及的研究弗洛伊德和行为派的文章外,他还发表《完形派心理学之概略及其批评》(《东方杂志》第23卷第14号,1923年7月)等系列论文,出版《变态心理学派别》(开明书店,1930)、《变态心理学》(商务印书馆,1933)两部专著。...高觉敷先生堪称心理学泰斗,这里所说的三个“第一”,足以表明朱光潜在我国心理学发展史上应占有一席之地。
在美学、文艺学领域,朱光潜更是出手不凡。1924年面世的第一篇美学论文《无言之美》,对中国传统审美趣味的含蓄特征发微抉隐,钩深致远,曾让朱自清、夏丏尊等啧啧赞叹。1927年,他在《东方杂志》上连载以《欧洲近代三大批评学者》为题的三篇论文,分别系统评述法国圣伯夫(Sainte Beuve)、英国阿诺德(Matthew Arnold)、意大利克罗齐(Benedetto Croce)的批评理论和美学思想,为我国学术界首次掀开欧洲美学和文艺批评代表人物的面纱。随后,他不仅在法国斯特拉斯堡大学出版社出版英文著作《悲剧心理学》(1935年),还在上海开明书店推出《谈美》(1932年)、《文艺心理学》(1936年)两部专著。...
在比较文学领域,朱光潜1926年发表的《中国文学之未开辟的领土》(《东方杂志》第23卷第11号),揭示中国诗歌与西方诗歌从源头到流变的不同特征,并对其差异及原因作了深入分析。他还以《中西诗在情趣上的比较》(《申报月刊》第3卷第1期,1934年1月)、《长篇诗在中国何以不发达》(《申报月刊》第3卷第2期,1934年2月)、《从“距离说”辩护中国艺术》(《大公报·文艺副刊》第32期,1935年10月)等系列论文,对中西文学的异同特点做了广泛而深入的考察,并对比较文学的理论和方法问题提出许多精辟见解。1943年,国民图书出版社出版的他最富“独到见解”的专著《诗论》,既用西方诗论来解读中国古典诗歌,又用我国诗话及创作实践来阐释西方诗论,在中西比较互释中提出许多让人耳目一新的论说,被著名学者张世禄誉为是接受外来影响“近于消化地步”的“惊世之作”。我国首部《中国比较文学年鉴》称朱先生为“中国比较文学事业的开拓者”,绝非言过其实。
在教育学领域,朱光潜20世纪20年代曾发表许多有思想、有锋芒的论文,如1922年3月30—31日在《时事新报》上连载的《怎样改造学术界?》,针对当时思想文化教育界存在的种种弊端,提出精神改造、环境改造、人才培养等诸多措施和办法,表现出少有的改造教育和社会的睿识与激情。紧随其后发表的《智力测验法的标准》(载《教育杂志》第14卷第5号,1922年5月)、《在“道尔顿制”中怎样应用设计教学法》(《教育杂志》第14卷第12号,1922年12月)等等,借鉴西方教育的成果及理念,为中国教育发展吹进新鲜空气。
以上描述,仅是对朱光潜早年闯荡学界矫健身影的简略勾勒。...通览他的著述,尤其是他毕生专注的美学研究,不论是专著还是论文,从选题到观点、从材料到论证,或介绍西方学说,或阐述一家之言,均可见出别具之慧眼和独到之匠心,而其所引证材料,要么直接译自西方原著、要么发掘于中国典籍,绝难窥见与别人相似或雷同之处。...但不论社会思潮如何变幻,他多能立足于学术前沿,悉心研究,坦率发声,铺路架桥,嘉惠学人;他的研究成果,多发人之所未发,常处学术先锋,却从未流于偏激,实事求是,表率群伦,其披荆斩棘之作用,中流砥柱之地位,同辈学人中罕有可与比肩者。
一般说来,开路先锋多探索摸进之功、冲锋突破之力,而稳坐中军的将帅则长于运筹帷幄,专于排兵布阵。朱光潜博采西方美学之花,嫁接中国传统之木,不断开辟新论题、提出新观点,其开路先锋作用显而易见。然而,他从不以先锋自诩,更不以北大名师和学术名家的身份招徒聚众,摇旗呐喊,颇有龚自珍所说“一事平生无齮齕,但开风气不为师”的风仪。不过,朱光潜不立门户、不拉山头,却春风化雨、润物无声,沾溉学林、泽被众生。读中国现代美学史,朱光潜既是开疆拓土的勇士,又是深孚众望的将军;开路先锋与稳坐中军的形象,在他身上赫然并立又融为一体。
人生跌宕与进退有常
朱光潜先生的一生,在时代涡流的挟裹下,载沉载浮,屡经坎坷。新中国成立后,作为具有深厚学养和坚韧定力的大学者,先生面对时代巨变,调整心态,积极应对。...
美学大辩论的揭幕文章,就是朱光潜自我批判长文《我的文艺思想的反动性》(载《文艺报》1956年6月第12期)。在该文里,他否定了自己民国时期的丰硕学术成果。不过,他对涉及到核心学术的观点却坚守立场,并不轻易后退和让步。他明确说——
 “关于美的问题,我看到从前人的在心在物的两派答案,以及克罗齐把美和直觉、表现、艺术都等同起来,在逻辑上都各有些困难,于是又玩弄调和折中的老把戏,给了这样的答案:'美不仅在物,亦不仅在心,它在心与物的关系上面。’如果话到此为止,我至今对美还是这样想,还是认为要解决美的问题,必须达到主观与客观的统一。”
美学大辩论中有近百位学者直接参与论战,全国各主要报刊发表了近三百篇论辩文章,其中大部分都是剑指朱光潜。
面对来自各方的批判,朱光潜坚持在学术上虽有补苴罅漏,却决不低三下四,而是“有来必往,无批不辩”。他以大无畏的学术勇气秉笔直书,推出《美学怎样才能既是唯物的又是辩证的》《论美是客观与主观的统一》《“见物不见人”的美学》《生产劳动与人对世界的艺术掌握》等十数篇宏论,指出参加美学论辩者,虽然主观意图上都想运用马克思主义,可思想方法上却犯有严重的形而上学和教条主义毛病。朱光潜曾幽默地称自己是美学大辩论中的“众矢之的”,是供各路人马瞄准射击的“靶子”。实际上,他是一个用特种防弹材料制成的“靶子”,实在不容易击倒或打穿,而许多唇枪舌剑批判他的人,却在对这个“靶子”反复追踪打击中,提升了自己的学术水准和名声。...
朱光潜先生作为年过半百跨入新社会的旧知识分子,人生大落大起,学术毁誉交加。他的出类拔萃之处,在于身处困境而不失未来信念,仍坚信学术力量。他为学不断寻求,注重吸收,在处理政治与学术等种种繁难问题上,有变化更新,也有执着定见;愿意修正错误,亦敢于坚持真理。而在这执着与变化、定见与更新、修正与坚持之间,既有“识时务”的自我批判和自我保护;也有“不识时务”的固执己见和学术坚守,其进退出处,取舍拿捏,自有分寸,不失法度,彰显了一代美学大师的睿智人生和学术风范。
朱光潜先生作为年过半百跨入新社会的旧知识分子,人生大落大起,学术毁誉交加。他的出类拔萃之处,在于身处困境而不失未来信念,仍坚信学术力量。他为学不断寻求,注重吸收,在处理政治与学术等种种繁难问题上,有变化更新,也有执着定见;愿意修正错误,亦敢于坚持真理。而在这执着与变化、定见与更新、修正与坚持之间,既有“识时务”的自我批判和自我保护;也有“不识时务”的固执己见和学术坚守,其进退出处,取舍拿捏,自有分寸,不失法度,彰显了一代美学大师的睿智人生和学术风范。  ( 文摘作者:钱念孙,1979年毕业于安徽师范大学中文系,现为安徽社会科学院资深研究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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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王阳明最精悍的一句语录,仅三个字!一旦悟透,人生便会豁然开朗

    做人,悟透王阳明这一天规,不向现实投降,才能活出最成功的人生.这条天规也可以说是王阳明最精悍的一句语录,仅三个字!却是阳明心学的精华,一旦悟透,内心会越来越强大,人生便会豁然开朗,那就是--"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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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读懂,人生便可猛然开悟 主客观循环链: 心念决定行动→行动作用事物→事物 改变环境→环境影响心念→心念决定 行动(重复) 心念和行动是主观因素,事物和环境 是客观因素. 主客观因素相对于我们而言,相互 ...

  • 人生随笔:艺术哲学研究什么?两点思考。

    这是一张笔记照片 今天从长春回京,在空中继续阅读<言语幽默的逻辑视角研究>,读到语用学部分,有了以下感悟. 艺术哲学是研究艺术之美的,艺术之美的产生,不一定是分层产生的.分层应该只是产生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