鲁北往事:老家的热炕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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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旧时王谢堂前燕,飞入寻常百姓家。”总以为,桑拿、汗蒸、瑜伽这些带有小资情调的消费与我这个劳苦大众出身的普通人没有关系,可随着近年来各种养生保健馆的增多,这些昔日的贵族消费项目逐渐走向大众。这个星期天,我就尝试性地去做了一次汗蒸。换上汗蒸服,躺在焦灼烫热的大炕上,我不由得想起了小时候我们老家的土炕。
在我儿时的鲁北乡村,家家户户都睡土炕。土炕是用土坯和红砖盘做的,炕沿用红砖镶边,后来讲究一些的也用磁砖镶边。呈现在外面的边缘用红砖和红瓦砌出方形和菱形的造型,既为了美观也为了小孩子上下炕有个蹬脚方便。土炕的绝妙之处在于与隔壁柴屋的灶膛相连接,烟道在土炕中穿越而出,一日三餐生火做饭,就使得土炕热乎乎的。一铺大炕与卧室同宽约4-5米,一家4、5口人睡在炕上,也不觉得挤。
我是家里最小的孩子,所以我一直睡在最贴近灶膛的那一端,那是最热乎的一段炕头。炕上铺上大芦席,芦席上铺着蓝印花布做的厚厚的棉花褥子,褥子上面再铺一层大油布,油布是用来防水防尘的。枕头是圆柱形的,足有大半米长。印象中炕席子下面总有跳蚤,一掀开褥子,跳蚤就能跳很高。那时的孩子对虱子、跳蚤等小玩意是见多不怪,能抓住就把它放在手心里碾死,抓不住就与它们和谐共处。也有实在忍不住的时候,母亲就在炕缝里撒六六粉。据说,这是剧毒农药,现在都禁用了。但那时好像家家户户都用六六粉来除跳蚤。
土炕除了睡觉外,还能在上面吃饭。被子贴着北墙卷起,宽阔的大炕上放下小方桌,一家人围桌盘腿而坐,小孩子盘不了腿就坐小板凳。那种其乐融融的和谐氛围,是现在坐在餐厅的餐桌上吃饭所没法比的。吃过晚饭,把筷子和盘碗收拾了,但小桌子不撤。母亲还要在上面就着煤油泡子灯纳鞋底,我们则趴在上面写作业。微弱的灯光下,一家人聚拢在方寸大的小方桌上各忙各的。偶尔小孩子打嗝儿放屁,就会招来兄妹的奚落、大人的呵斥和数落。
一般9点多钟小孩子们打起了哈欠,母亲就把小方桌撤下。把油布先用笤帚扫一遍,再用抹布擦过,孩子们各自放下自己的铺盖卷,钻进了温暖的被窝。先是叽叽喳喳地讨论一会儿新上映的电影,议论最多的是《小兵张嘎》《地道战》《铁道游击队》等战斗片,把鬼子打得满地找牙,真带劲。二哥在炕上连蹦带跳地比划着能把刘兰芳的《杨家将》《岳飞传》等评书复述一遍。睡前的这段时光是轻松欢快的,有时越说越带劲竟然没了睡意,母亲一遍一遍地催促:“快睡觉,明天还要早起上学呢!”把闹腾得最欢的那个摁下去,慢慢地就都不说话了,一会儿就会听到此起彼伏的鼾声。我经常一觉睡醒了,还能看到母亲坐在炕头上为我们做棉衣棉鞋的情形。
土炕上也是全家人劳动的场所。小时候我们村靠一项副业打苇帘子创收。芦苇需要经过切割、剥皮、打磨关节、洗刷、用硫磺熏蒸,最后在架子上用线布袋把一根根芦苇捆绑在一起,结成苇帘,然后卖到收购站。苇帘有大小不同的规格,小帘子大约30平方厘米,大帘子1平方米还要多。加工一件大帘子能挣1元钱左右,小帘子能挣3毛。这是一项很繁琐的劳动,一般全家老小齐上阵。母亲用剪刀把芦苇裁剪出相应的尺寸,哥哥用镰刀头打磨苇子关节,姐姐把领来的麻钱整理好缠在小布袋上,我则坐在炕头上的架子上,上下翻飞线布袋打帘子。我从7、8岁时就坐在家里的土炕上打苇帘。十岁以前打小帘子,十岁以后就开始打大帘子了。把加工好的苇子摆在土炕上,架子放在炕边,我则挑选粗细均匀的苇子,甩着线布袋一根根编织。我当时个子矮,够不着架子,就在脚底下垫一条小凳子。我打帘子的技术和速度都很娴熟,能双手左右开弓一起打。记得我上小学时,放了学一天就能打完一床大帘子。
那时的时光感觉流淌得很慢,土炕上承载着全家人的生计和活络,也有孩子们的欢笑和嬉闹。过去感觉到很辛苦的劳作,现在想起来却也很甜蜜。
时过境迁,时代发展到现在,没想到在汗蒸房里又体验到了大火炕的温暖。只是此时包装华丽的火炕与彼时的土炕已大相径庭,承载的内容和使命也大不相同。过去的土炕承载的是贫瘠生活状态下的艰辛和全家一起劳作的快乐,现在的汗蒸火炕承载的却是富裕起来的城市人身体的疲惫焦灼和心灵的孤独。
多想再回趟老家,陪母亲说说话,睡一晚老家的热炕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