阳信人走天涯（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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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铁头的到来，虽然平息了一场家族之间的械斗，但疙瘩队长依然找茬报复，以泄私愤......
军人李连堂的牵挂
凛冽的寒风夹杂着雪花，从山口那边吹过来，好几天不停歇。缺乏植被，怪石嶙峋的山峦被斑驳的白雪妆点得不再狰狞。蜿蜒曲折，纵横交错的石缝中，稀疏孤独的沙棘棵子被风吹光了叶子，却依然倔强的挺立着。山谷里正值萧条而漫长的数九寒天。通往山外的盘山公路被大雪封死。远远望去，像一条玉带缠绕在山腰间。
山梁子上，那座用石头、混凝土筑成的扣瓮状碉堡岗亭里，山东阳信老兵李连堂裹着绿色军大衣，抱着大枪在放哨。他的眼睛，通过射击孔望着通往军营，也通往田家峪村，被积雪覆盖了的石阶小路。此刻，小路上连一个人影都没有，远处一片白茫茫。
李连堂又想起了庭华和荣英子弱小的身影；张玉兰那饱含愁苦的眼睛。两个月前，探亲返回部队的旅途中，那一场偶遇，如同放电影一样，一幕一幕，不间断地在他脑海里回放。这些画面，促使他不断地想着一些问题：张玉兰娘仨在这冰天雪地的季节里，有没有吃的呢?有没有烧柴呢?他们怎样度过这样一个冰天雪地的冬天呢？他的思虑中有对两个孩子的怜悯与牵挂，也有对张玉兰境遇的担忧。他反复思索着，自己怎样才能在复员回山东阳信之前，给两个孩子一些帮助，让他们顺利地长大成人；也希望能够拉张玉兰一把，让她走出人生困境，重新面向未来。然而，眼下李连堂只是一名普通战士，人轻言微；又是一个没结婚没复员的军人，无端去照顾一个虽然同乡，却是萍水相逢，没有男人的家庭。在那个特殊的年代，李连堂的内心不免有许多纠结与忌惮。权衡再三，纵然他有许多好主意与想法，自身也没有去付诸实施的能量。在张玉兰娘仨身上，二十多岁，意气风发的李连堂，前所未有地感受到了挂念与怜悯的痛楚；以及人生无常，磨难重重……
山谷里的时光，在寒风呼号和白雪皑皑中走到了年关。山梁子上的小路上，开始有男人捂着棉帽子推着小车，女人包着头巾挎着包袱，赶集上店筹备年货。李连堂跟往常一样轮岗放哨，三个小时一换。只是临近春节，领导说，更需要加强防守，确保万无一失，不能让敌人钻了空子。于是，加双岗，两个人一班了。两人一班岗，反而给了战士们放松一下的机会，他们其中有一个人，可以走下岗亭在附近转转走走，在路边看看形形色色的行人。
这是一个腊月里难得的上午，太阳很亮，照在积雪上熠熠发光。李连堂正抱着大枪在岗亭下的小路边踱步。远远望见一名妇女推着一辆独轮小车，吃力地从公路的远处向这边走来。待到走近，他才看清这妇女头上包着一块蓝色方巾，小推车的一侧绑着一只荆条筐，荆条筐上盖着一床破棉絮。而小推车的另一侧坐了一个小男孩。隔着二十来步远，还没等李连堂看清这妇女和小孩的面目。坐在一侧的小男孩突然从车上出溜了下来，独轮小推车一下子失去了平衡，随即向一侧歪倒。而这小男孩不管不顾地向李连堂跑过来，嘴里还支支吾吾地喊着。而推小车的妇女两只手扶着车把，嘴里哇哇地责怪着孩子，跌坐在了独轮小推车的旁边。小推车上的荆条筐歪了，里面的土豆撒了一路，有几个向山坡下滚着。李连堂一下子明白过来，这正是他日夜惦念着的山东阳信老乡——战友张福海的遗属张玉兰和庭华娘俩。庭华嘴里喊着叔叔、叔叔，向他跑了过来。
十来岁的庭华，痛失父爱。在他幼小的心灵里，是多么渴望得到他这个年龄应有的关爱啊！他天天想着——火车上在李连堂的怀抱里，枕着李连堂温暖的大腿睡觉；在冰天雪地里疾驰的军车上，李连堂把绿色的军大衣脱下来，裹住他瘦小单薄的身体……
李连堂赶忙伸手拉住庭华，把大枪甩到肩上背着。一边喊：“庭华别跑，你娘摔倒了。”一边向张玉兰跌倒的路边跑过去。
此时的张玉兰已经站了起来，只是小推车还歪倒在路边。她一边把荆条筐子扶正，一边弯腰忙着把散落在路上的土豆往筐里捡。却也没耽误笑着跟李连堂打招呼：“大兄弟，是你啊！站岗呢？你看庭华这小贼孩子，我让他压着偏沉来着，他看见你，也没吱声就出溜了下来，小推车一偏就倒了！”说完，脸上露出了苦涩的笑容。
李连堂一边帮着张玉兰往筐里捡拾土豆。一边吃惊地问张玉兰：“嫂子，这冰天雪地的，你去干啥呀？还带着孩子！”张玉兰一边忙活，一边说：“兄弟呀，这不快过年了么！家里只有这些土豆。我寻思着，推到集上换点粮票到粮站上买几斤白面。要不，孩子们过年连饺子也吃不上哩！我让庭华给我压着车子，也好做个伴。”李连堂又问：“卖了土豆，家里还有吃的吗？”张玉兰叹了口气说：“先过个年再说吧！眼下还饿不着！”说着话的同时，她把车子掀起来扶正了。李连堂把捆着荆条筐的绳子给她紧了又紧。张玉兰自己重新把破棉絮严严实实地盖在土豆上，她是担心着土豆冻烂了，就换不成粮票了。
张玉兰坐在一侧的车把上，保持着独轮小推车的平衡。她只能等着庭华重新回到小推车一侧坐好，才能平稳地抬起车向前推。而庭华一只手扯着李连堂的大衣袖子，正聚精会神地打量那杆挎在李连堂肩膀上的56式半自动步枪。全神贯注中，他似乎忘记了——没有自己做配重，妈妈没办法平稳地推起独轮车去赶集。
张玉兰苦笑着招呼庭华：“孩子，咱们走吧，还有十几里路呢！回来再看叔叔的枪好吗？”庭华这才恋恋不舍地松开拉着李连堂棉大衣的手，不情愿地跑过来坐在小推车的一侧。张玉兰哈腰架起车把，撑住小推车，跟李连堂说：“大兄弟，谢谢你啊！俺去赶集了。”说完，迈步向前推车。庭华也冲着李连堂挥了挥手。李连堂望着娘俩离去的背影，摇了摇头，长长地叹了一口气。
当张玉兰走出十几步远的时候，李连堂突然想起来，在自己的内衣兜里还有五元钱纸币。他赶忙掏出来，手里攥着钱快步赶上去，塞进庭华的手里。说：“嫂子，你用这点钱再添凑点粮票去买几斤白面吧！”张玉兰推着小车，一下子感动得不知所措，嘴里喊着：“大兄弟，大兄弟，您这是……这可叫我怎么谢你哩！”她本想停下小推车推辞一番，却被李连堂顺势拥着胳膊向前推了她一下，小推车没停下来。李连堂说着：“快走吧！嫂子，我还有呢！”回身跑回了岗哨。
张玉兰架着小推车，只好歪着身子，向后点了点头，眼睛里的泪水瞬间滚满了脸颊。因为她不想让李连堂看见自己流泪，便猛地拧过头去，弓起身子，一步一步的向山外走去。李连堂回头望着缓缓而去、渐行渐远的张玉兰娘俩，蓦然间，眼睛里涌出来一汪泪影，眼前的一切变得模糊不清了……
革命目的不纯的人
田家峪这一年的腊月，过得与往年大相径庭。几个田姓的地主富农在腊月二十九的下午，把村里的旮旮旯旯打扫得跟狗添地一样干净。然而，这么多年村里的干部民兵，第一次放了他们的鸽子。贫下中农们更是一个也没有来。他们心里空落落地，面面相觑，又不敢擅自离开。白白等到了太阳落山，才怯生生，悻悻地各回各家。
其实，村革委会主任张铁头，就蹲在大队部石头房子的宽板凳上，一根接着一根地抽烟。麦克风就在嘴边，他却一句话都懒得说，更懒得理会那几个蹲在墙根下等着的地主富农。
一个多月前，在公社大院里替疙瘩队长——张金山，挨了公社革委会李主任一顿猛批之后，他就再也打不起斗争地主富农分子的兴趣来了。
那天，张铁头骑着自行车来到公社已经晌午了。在公社大院里，他打听了好几个人，好不容易才找到了公社现任革委会主任的办公室。四十来岁，微胖的李主任脸色严峻，对这个村干部的到来不理不睬。他披着一件军大衣坐在办公桌的后面，张铁头坐在靠南墙的木头长凳子上。李主任听完张铁头对田家峪村女盲流张玉兰的情况汇报后，脸上的表情凝重起来，眉头皱成了一坨肉疙瘩。他旁若无人地点上一支烟，吹灭火柴，慢条斯理地说：“老张啊！你是老同志了，怎么对党的政策方针置若罔闻呢！这种情况还用问吗？一个复员军人的家属回山东老家怎么能成盲流呢？盲流是指不愿参加劳动，不是非农业户口，扎堆往城市里跑的人。张玉兰怎么能算盲流呢？即便是盲流，人家城里遣返回来，我们也得给活干给口粮啊！”说完，重重地拍了一下桌子，加重了语气：“简直就是胡闹！你回去，把你们村里革命目的不纯，乱扣帽子迫害无辜群众的人，给我报上来，不能再让他们继续损坏党的形象。”
李主任似乎是听够了，忍着怒气，肉坨子两边的眼睛，狠狠地盯着张铁头。抬起手，用手背冲着门口慢慢地挥了两下。张铁头赶忙站起来，鞠躬、点头、没转身，倒退着走出了李主任的办公室。他又像墙根下的老鼠怕惊醒了眯着眼的猫似的，回身轻轻地掩上了李主任办公室的门。
张铁头走到公社大院门口，推起自行车悄悄地离开了公社大院。他生怕李主任一生气，追上来留下他，让他跟马主任一起“靠边站”。他迫不及待地骑上自行车，一溜烟似的下了一个陡坡，又忙不迭地推着自行车越过了两道山梁子。一路上，他脑子里反反复复想：回去怎样揪出田家峪那个革命目的不纯的人，向李主任交代。
回到田家峪的时候，太阳已经严严实实地藏到了大山后面，村子里面静悄悄地。张铁头奔波了一整天，布褡子里的干粮和水壶里的水竟然没顾上动。他把自行车随便往墙上一靠，便跌跌撞撞地栽倒在自家炕上。抱着头想：田家峪谁的革命目的最不纯呢?
这一夜，鸡叫头遍他还没睡着。烟卷抽没了，纸条子卷上碎烟叶继续抽。张铁头终于想明白了：这次，如果自己不快刀斩乱麻，抓紧与村里那几个曾经一个“山头”的人划清界限，离得远远的。自己免不了也要享受“靠边站”的待遇。
他一想起公社李主任——那堆成一坨子肉的眉头。脊梁沟子一阵儿、一阵儿——嗖嗖地发凉……
田家峪要分粮
场院里，堆满了用玉米秸秆和谷草覆盖着的成堆土豆。拔了皮又编成串的玉米棒子，透着诱人的金黄，挂在一排排两头架起来的横木上。
田家峪的男女老幼们，兴高采烈地推着小车，提着麻袋在场院门口排队等候分粮。分粮之前，张铁头召集村里四个生产队的小队长、保管员、会计、记工员开了一个简短的小会。
张铁头说：“今年的地蛋大丰收，玉米留够了种子也有不少富余。今天抓紧分下去，要不土豆冻烂了，社员们就没法存放咧！这是今年最后一次分粮食，还是老规矩，按工分多少，多劳多得。村里的军属、工属、民办教师吃个平均数。各小队都算好了么？”几个记工员、会计哼哼唧唧地说：“早就算好啦，就等着今天哩！”
正当人们要去场院开门分粮时。三小队的疙瘩队长——张金山却提出来一个问题，他梗着脖子说：“俺们队的张玉兰今年十个月没上工，公社马主任说她们是‘盲流分子’来着，咋分给她粮食么？！她一家三口要分走俺们小队三个人的口粮呃，太便宜她咧！”他话音未落，石头屋子里就嚷成一团了。有的村干部说：“也是这个理儿，他们说走就走，说来就来，给她们粮食，太便宜她们家了吧！”也有的说：“张玉兰一家人回山东，不是不想回来呃！是张福海生病了，又死咧，回不来啊！人家孤儿寡母的不容易，不给粮食，你让她们吃甚？！”
张铁头任凭一屋子人嚷嚷，低头抽烟不吱声，听着各方意见。
眼见疙瘩队长越说越来劲。张铁头猛吸了一口烟，咳嗽了一声，说：“都别嚷嚷了，张玉兰盲流分子的事，以后谁也不能提了，粮食一定要给，而且要给全年的。如果三小队觉得吃亏了，那好，咱大队里给补上点。张金山，你以后就不要再拿张玉兰什么‘盲流分子’说事咧！人家还是军人遗属哩！”疙瘩队长不服，站起来挥着胳膊说：“这不合理，不符合‘要把阶级斗争进行到底’的革命精神！”张铁头轻蔑地又瞅了疙瘩队长一眼，心想：张金山，你知道啥个叫——阶级斗争进行到底？不知死活的蠢儿子！
张铁头有点生气，又感到好笑，但他都忍住了。只因他感觉，疙瘩队长虽然非常可恶但又非常可怜，不值得去跟他争执，训斥他。毕竟以前他曾经跟着自己“鞍前马后”过，也给他留个面儿。张铁头老于世故，谙熟斗争策略。他知道：当一个人快要倒霉的时候，就让他尽情地去亢奋。
在这个节骨眼上，打死张铁头，他也不会把在公社里，挨李主任狠批的来龙去脉说出来。
至于怎样才能找出革命目的不纯的人，张铁头却早就想好了招数：田家峪不大，才六七百口子人，都是乡里乡亲，栽花不能栽刺，将来还不定谁家风生水起，谁家走霉运呢？更不知道谁家的狗会叼谁家的鸡！反正有一条，不能得罪人，不能把自己放在风口浪尖上。但是，这革命目的不纯的人还是要找出来的。他想出一个金蝉脱壳之术——那就是要发动群众。群众的眼睛可是雪亮的，群众揪出你来，不关我事，恨不得我。于是，他站起来说：“谁也不要吵了，先这么分下去吧！晚上到这里继续开会，还有要紧的事，要大家一起商量呢！”说完，叼着烟卷，慢吞吞地向粮食堆走了过去。
张铁头一走，村干部们有的扛着杆子秤，有的拿着账本子，纷纷走出石头屋子，涌向各自小队的粮堆。
疙瘩队长疯了
太阳红着脸转到了西山头上，等着走下山，去合上黑色的夜幕。田家峪的场院里，分完土豆又分完玉米之后，变得一尘不染，干干净净。贫穷的人们连一根玉米秸秆也没有留下，能拿回家的都拿走了。
这个有了粮食和柴草的黄昏，家家屋顶上炊烟袅袅。山谷里的田家峪村，气息里混合着一种柴草烟与烧糊了饭的味道；弥漫着一种山村特有的宁静与温馨。
随着空中传来两声咔嚓、咔嚓的响声，田家峪寂静的黄昏被打破了。电线杆子上的大喇叭里，传来了张铁头带着烟呛味，沙哑的喊声：“田家峪各小队的干部们，贫下中农代表们，注意咧：吃完饭，马上到村口的小学校里开会。有要紧的事哩！”张铁头连续说了三遍，还想再放一首郭兰英的歌曲，又感觉今天的会议内容不合时宜，便随手拧死了电钮。
当三十多位田家峪的各路精英，齐聚到村口的学校时，教室里亮起了煞白的汽灯。汽灯底下坐着的汉子们，手里各自拿着长枪短笛，喷云吐雾。烟雾缭绕中，他们露出焦黄色的门牙，嬉笑怒骂，插诨打科。几名穿着稍显干净利落的女青年，坐在教室后排的毛主席、华主席画像下面，借着汽灯的光亮，抽着麻线纳鞋底。
坐在讲台上的张铁头终于开口了：“大家都来齐了，咱们就开会了呃！抓革命促生产，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今年咱们村里粮食大丰收，这都是在华主席的英明领导下取得的，我们一定能从胜利走向更大的胜利。前几天，我去了公社，才知道马主任‘靠边站’了。公社李主任说了：咱们村里也有这种革命目的不纯的人，必须上报。是谁呢？群众的眼睛是雪亮的，咱们还是老办法，不厚爷不薄舅，不记名投票。选两个，得票最多的和第二多的，没啥说的，也马上‘靠边站’！明天呢，我把名单上报公社。”
张铁头讲完，话音落下了好几分钟，讲台下竟然没有一丝声息。教室里的人们瞪着六十多只眼睛盯着张铁头的嘴巴，好像不知所云何物。汽灯的白光下面，有几个戴着旧军帽的男人，脸色一下子变得像打了一层劣质的粉底，灰白灰白的。刚刚还插诨打科，刁钻灵巧的一张张嘴巴，紧紧地抿起来。
张铁头说完，面对着鸦雀无声的人群，沉着地拿出了一摞卷烟纸。似乎，这一切都在他的意料之中。他招呼后排的几名妇女：“你们把这三十张票发下去再收上来，就在这块黑板上画正字，两个人念，一个人记。大家都可以看着呃！田小娟你文化高，写字快，就你写吧！把这些圆珠笔也分下去，写完再交回来呃！”
田小娟虽然是富农的女儿，却长得端庄秀丽，思想改造彻底，品行端正。是正经八本的高中毕业生。深得贫下中农的信任。她走到了讲台上，用手捏起粉笔，站在黑板下，等着另外两名妇女把票收上来念名字。收票唱票的两名妇女，一个是田家峪的妇女主任，一个是贫下中农代表。她们都是读过书的青年，态度认真而且有责任心。
她们走到课桌前挨个收票，有的还没写完，她们就背过身去等着。毕竟都是乡里乡亲，谁也不愿意去得罪人，落嫌疑。这投票选“坏蛋”虽然被张铁头当做了金蝉脱壳之术。但是，在正确评价一个人的时候，这种惯用的方式相比“一言堂”还是相对公平的。教室里的人们噤若寒蝉，没有了往日的散漫与不羁，人们默默地把纸片叠起来递给妇女主任。气氛压抑而沉闷。
妇女主任对这种“选举”方式驾轻就熟。她把票抓在手里举起来宣布：“一共三十三张票，一张不少呃！”然后，她像洗牌一样把选票上下翻动了一番，交给了另一名妇女。接过票的妇女，在妇女主任的监督下开始唱出了第一张票：张金山、张福堂。此刻，张铁头插了一句：“下面的人谁不放心，可以上来看着呃！”
田小娟在黑板上写下了张金山、张福堂的名字，而后各画了一横。“张金山、张富贵；张金山，张宝柱；张金山、张宝国……”唱票妇女的声音在教室里回荡，讲台下面鸦雀无声。田小娟的粉笔，落在黑板上的哒哒声，清晰可闻。
三十三张票唱到一半的时候，教室里突然站起一个人。戴着绿军帽的头，几乎碰到了煞白的汽灯。教室里顿时乱了，桌椅的碰撞声中，人们居然鼓起掌来。人们闹哄哄地看着张金山——疙瘩队长跌跌撞撞地走出教室，影影绰绰地消失在了夜幕中。
结果已经毫无悬念了：张金山三个字的后面，三个正字已经成型。其他几个人的名字后面，正字的笔画还在激烈的角逐。
疙瘩队长回家后，闷起头来抽烟再也没说话。呱呱鸡叫也不应，推也不动。惹得呱呱鸡扯起公鸡嗓子，连续骂了三天，疙瘩队长也没回一句。到了第五天呱呱鸡惊奇地发现，从白天到夜里坐着不停地抽烟，不吃不喝不合眼的疙瘩队长，居然精神饱满；有时候仰着头看天，一看就是一个时辰，嘴里还振振有辞。这下，可把呱呱鸡吓坏了。她一扭一扭地甩着大棉裤裆，惊慌失措地跑去村东叫张铁头。人还没进门，就大喊着：“铁头叔——铁头叔，你快去看看吧！疙瘩魔怔咧——疙瘩魔怔咧呃……”
张铁头正在炕头上眯着。一个激愣之后，二话没说，跳下炕，趿拉着鞋，急急地跟着呱呱鸡，跑到疙瘩队长的院子里。
一进门，张铁头看见疙瘩队长正蹲在屋檐下看天。张铁头走过去，推了推疙瘩队长，问：“疙瘩，你小子咋咧？这是咋咧？”疙瘩队长好像没听见，脸依然冲着天，默不作声。骇得张铁头也跟着仰起头向天上看，他反反复复找了半天，但始终没有看出天上有什么异样。张铁头伸手摸了摸疙瘩队长的头，不热。又推了他一把说：“疙瘩，你小子哪里不对劲?”疙瘩队长依然无动于衷，直愣愣地看天。张铁头心里头有点发毛，盯着疙瘩队长的脸看。他看到疙瘩队长胡子拉碴，面色铁青，眼神黯淡空洞……
突然，疙瘩队长无所顾忌地哈哈大笑起来。惊得张铁头出了一身冷汗。笑过之后，疙瘩队长悠悠地说：“这是阶级斗争新动向，一定要把革命进行到底，一定要把革命进行到底呃！”
张铁头越听越瘆得慌，脊梁沟子一阵一阵地发凉，也没了主意。他点上一只烟卷，无奈地摇着头，转身走出了疙瘩队长的院子。
呱呱鸡一看，张铁头要一走了之。追到门口，在后面叫了两声：“铁头叔，铁头叔……”张铁头像没听见一样，头也没再回一下，毅然决然地走了。
呱呱鸡彻底绝望了。恼得她一屁股坐在地上，两只手扑打着花棉裤腿，扯起尖利的公鸡嗓子，边哭边骂起来：“小铁头哎——你这个没良心的呀——俺家疙瘩可没少帮你整人呀——要不是他把老书记给斗下去呀——你咋当主任呀——你个没良心的呀——疙瘩魔怔了呀——你不管了呀——你这个没良心的呀——遭报应呀……”
这一天的夜里，三更时分。挂在村中间一户人家屋檐下的生铁钟，急促地响了起来。田家峪的人们在睡梦里中纷纷被惊醒。
在以后的日子里。田家峪的人们，在深更半夜里，经常会被那只生铁钟的响声和“社员们快来开会呃......”的吆喝声惊醒。张铁头命人把生铁钟摘了。那喊声，却更加频繁了......
作者：韩军，山东阳信县人。滨州市诗词协会会员，喜好文学，散文、诗歌作品曾多次在报刊发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