若问哪个中国古代文人，对日本的影响最深。白居易就是当之无愧的王者，从公元9世纪到12世纪，这个温润的老头，持续影响了日本文坛，整整400年。纵观整个中国历史，甚至到今天，还没有哪一个作家，在外国能如此之长盛不衰。白居易曾经把自己的诗作，粗分作四类，即讽喻、闲适、感伤和杂律。日本人更感冒的，其实只有闲适与感伤两种。用通俗的话说，白居易诗中，越是骚的，越是俗的，日本人则最喜欢。大家早已达成共识，文化人骚起来，几乎就没明星偶像什么事儿了。因此说，哪怕经历400年光景，日本人依旧沉寂在，那股骚而媚的气息中。他的父亲叫白季庚，四十多岁时方才结婚，所娶之人是姐姐家的女儿，换言之，白季庚自己的外甥女。纵使“脏唐臭汉”，近亲之间通婚，也不被当时的社会所接受。但据现代学者考证，白家人是胡人后裔。所以嘛，彼之伤风败俗，吾之日以为常。
白居易天纵英才，照常理推算，凡极具才情者，往往也极为性情。某年某月，白居易的好基友元稹，游览至古通州，见到某尘壁之上有数行字，其落句云：元稹觉得诗写得颇雅，抄录下来寄给白居易。白看罢即大喇喇地承认：“没错，这就是十五年前初及第时，我写下的，赠给当时的长安名妓阿软。”不仅大方承认风流之举，白居易还依韵续成一诗：留在墙壁上的姑且不算，细究白居易有文字可考的狎妓生涯，大体也可以追溯到他及第之时。当时的白居易，尚不满30岁，在同榜进士之中，他是最年轻的。考得好自然就有理由进花楼、喝花酒、赏花魁。返回洛阳时，他与诸位同年，相会于郑家林亭，并且欣然赋诗，其中有如下几句：这首诗是白居易最早的狎妓之作。诗歌中的“桂折”、“莺迁”，皆是代指登第。白居易显然比他的爹早熟，初尝美人香，从此便一发不可收拾。
闻香嗅气、买笑求欢、及时行乐，逐渐成为白居易的日常，就像他在《长安道》里吟唱的那般：我并没有醉/我只是心儿碎/开放的花蕊/你怎么也流泪，如果你也是心儿碎/陪你喝一杯/我要美酒加咖啡/一杯再一杯……每每听到邓老师的歌曲，笔者总是想起白居易的诗作，1200余年前的某天，白居易岂不是遇到了，属于他的那个“邓丽君”？白居易首先是一个儒者，凡儒者都讲究积极入世，建功立业。他亦不能免俗。初为官时，白居易敢于直言，频繁上书，还乐此不疲地指出皇帝的错误，最后搞得宪宗皇帝都很头大，他对臣下抱怨说：“白居易小子，是朕拔擢致名位，而无礼于朕，朕实难奈。”对皇帝的絮叨也许不算什么，执拗的白居易无意间，甚至卷入进权利的纷争。公元815年的某天清晨，天色将明未明之时，时任大唐宰相的武元衡，在去往上朝的路上，众目睽睽之下，被刺客当众击杀。宰相横尸街头，此自古未有之事，各路机关大力排查与搜捕之时，刺客竟直接留下便条：“毋急捕我，我先杀汝。”面对“谁要查我，我先杀谁”的警告，连最精干的破案官差都怂了，他们一连几天不敢行动。白居易却很有胆识，他上表言事，主张大力缉拿凶手。虽然和武元衡既是同僚，更是朋友，但白居易和他之间，还有另一层关系，情敌。武元衡人长得帅，号称唐朝第一美男子；他还是武则天的曾侄孙，身居宰相之职，可谓仕途显达；在诗文之上，则与白居易齐名。
正因为此，武元衡和当时的美女诗人薛涛，关系不浅，极其暧昧，两人经常互写诗文诉衷肠。公元808年的时候，武元衡直接保奏薛涛为校书郎，让美人做起自己的贴身秘书。自古才子爱美人，白居易岂能不喜欢薛涛，但是面对武元衡的一系列操作，他唯有羡慕嫉妒恨。
白居易敢于直言不讳，替武元衡出头，显然是因为“公义”二字。权贵们却不这么认为，人家以为白居易想动他们的蛋糕，渐渐地想处理掉他。恰好，白居易的母亲因为赏花坠井去世，白却写下很多咏花之作，借着这个由头，当权者将他贬官至江州。贬滴江州是白居易一生的转折点，他之前的人生是“兼济天下”，其后的人生则是“独善其身”。毕竟，相比于在朝堂结党连群，安分地做一个情敌，不更好么。在江州时，他已然开始“骚化”，诸位从其诗文中，即可窥得一二。众所周知，白居易的《琵琶行》千古流传，其中的“同是天涯沦落人，相逢何必曾相识！”之句，可谓用情至深，直指人心。
但诸位认真考虑过么，琵琶女何许人也，一个长安娼女。白居易听到琵琶之声，便急不可耐地，“寻声暗问弹者谁”、“千呼万唤始出来”……他得有多么风流，多么火急火燎。诚如清人赵翼所言：“身为本都上佐，送客到船，闻邻船有琵琶女，不问良贱，即呼使奏技，岂非居官者所为？岂唐时法令疏阔若此耶？”《琵琶行》当然伟大，但是至于诗歌中的内涵，譬如对世态的炎凉，对不幸者的同情，那都是之后的事情，白居易当时的本意，“添酒回灯重开宴”罢了。今天的我们，谈论起某个古代名人，常常想当然剥离其人性本质，这其实也是不恰当的。白居易的诗歌，以通俗易懂著称，唯独这首诗歌，写得含蓄而迷离。而且，此作究竟写于何时，其实也是一个谜，《白居易诗选》中提到它，其注曰：“写作时间不详”。一直以来的观点是，白居易经历中年坎坷，家庭生活又屡受打击，在这种境况下，晚年的他，才作得此诗。至于诗歌的主题么，按照教科书里的说辞，表达了诗人，“对生活中出现过、又消逝的美好生活的追忆”、“往后余生虽然缥缈，诗人却饱含革命乐观主义精神”云云。白居易写这首诗时，是否想过如此高大上的主题，我们不得而知，但他凭啥就不能有“阴险”的情绪？譬如，自己的母亲，因为赏花去世，众人于是恶语相向，拿白居易的赏花之诗说事儿。白居易于是乎，干脆写一首谁也看不懂的《花非花》，来故意恶心别人。当然，以上观点，只是笔者自己的阴暗心理在作祟。很多真正的学者，则从专业角度考证出，这首诗其实也没啥高深，普通的“招妓诗”而已。据学者施蛰存先生的解释，这首诗是为妓女而作。唐宋之时，旅客招妓伴宿时，妓女往往半夜才来，黎明即去（貌似现在也是这样）。
“花非花”形容女士们行踪似真似幻，而“雾非雾”是说官妓为女性，上应女宿，女宿也叫婺女，借雾为婺。其实不单现代学者如此认为，北宋诗人张先，曾写出过《御街行》，其中有如下几句：夭非花艳轻非雾。来夜半、天明去。来如春梦不多时，去似朝云何处。远鸡栖燕，落星沈月，紞紞城头鼓。张先是谁？就是“一树梨花压海棠”的男主人公，他写的大部分诗词，总是离不开男欢女爱，这首致敬白居易的《御街行》，同样不能免俗。可想而知，白居易既不是清心寡欲之人，他写得诗词，亦非清心寡欲之诗。白居易最频繁的狎妓，是从出任杭州刺史之后开始的，那时候的他，已然年过半百，可想而知，往往力不从心。他却从不服软，依旧勉力而行，在《赠同座》之诗中，白居易如是写道：诗写得很雅致，但诗意却很粗犷，白老先生无非是想告诉同座，老夫“虎老雄心在”罢了。苏杭自古出美女，白居易于是将网罗美色的“渔网”，用尽全力抛了出去。后世之人于是通过其诗词，知晓他的一系列壮举。明清学者宋蓉塘评价白居易，说他在苏杭时，“忆妓多于忆民”，坦率地讲，并非虚言。白居易所忆之妓，有官妓、家妓、走红的妓、沉沦的妓。只要是妓，白老先生不问黑白，照单全收。不得不说，在其诗中留名的妓女之多，纵观整个唐朝，可能都无出其右者。笔者在文末列举相关艺妓的芳名，诸位如有兴趣，可以对号入座，找到相应的诗歌。
除了与妓女交往，他还时不时骚扰一下十四岁的小尼姑、十六岁的女道士。还在浔阳之时，白居易写过一首《赠韦炼师》，“炼师”即女道士，在诗歌中，白居易可谓将“厚脸皮”发挥到极致：这两句诗的意思是，不是说上界的仙女都没有情欲嘛，那你为何又留恋我呢？说得好像我们两人，在前世曾是夫妻似的。
幸亏白居易有文采，诗写得漂亮，要是用大白话去说，岂不就是耍流氓。老年的他，活得极其洒脱，家中专为其吹拉弹唱的歌伎，往往就有上百人。白居易颇得意地写道：诸位可不要肤浅了，菱角、谷儿、红紫绡，并不是单纯的瓜果或者布帛，其实都是歌伎的名字。纵使唐宋的官家默许官员豢养家伎，但白居易显然超标得过分。除了数量过限，白居易还采取类似“竞争上岗”的思路，每过三年，当他嫌旧的家伎老了丑了，便会换新鲜货色。白居易十年间隔换了三茬，他同样写诗炫耀：古代的家伎，除了吹拉弹唱，当然也可以用于暖床。一个糟老头子，哪里来得如此体力？白居易同样求助于“海狗丸”，六十六岁那年，他曾经赋诗一首，专讲此事：“钟乳”即白居易所服之药，他怕别人看不懂，还在诗下自注：“……前后服钟乳三千两，甚得力，而歌舞之妓颇多……”
也许是年龄大了，白居易服用的剂量并不小，足有“三千两”，而“金钗十二行”之句，似乎也说明了，服用后效果颇佳。如果没有诗歌传世，我们可能很难知晓白居易如此“流氓”，他不藏着掖着，大大方方地承认自己的好色之举，单这份胸襟和气度，就足以傲视大唐诗坛了。白居易是一个真·流氓。自古以来的“流氓”很多，但能做到至真之人，则屈指可数。而白居易呢，是千古至真之人中，最耀眼的那一个。樊素、小蛮、陈结之、真娘、商玲珑、眄眄、吴娘、杨琼、小玉、英英、菱角、谷儿、红绡、紫绡、春草、容、满、蝉、房窦二妓、李马二妓、雪中马上妓、山游小妓、崔七妓、卢侍郎小妓、柘枝妓、琵琶妓、鄂妓、龙华寺主家小尼、萧炼师、韦炼师、苏炼师、阿容、吹笙内人………… …………
参考资料：
1， 钟叔河：《忆妓与忆民》
2， 魏丕植：《读武元衡》
3， 焦尤杰：《谈白居易的狎妓生活》
4， 侯虹斌：《好色诗人白居易：侍妾三年一换》
5， 李春芳：《白居易女性诗研究》
6， 施蛰存：《唐诗百话》
作者：老谈。拾文化（ID：shiyafengshe），以理性的姿态看待人和物，以文化的底色，传达情感、新知、文化和生活。文化改变生活，信仰照进心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