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中国古代美学的猜测与妄言：读《美的历程》小得
中国古代艺术滥觞自石器时代，石器的形状、砾石的钻孔、犬齿的打磨、骨管的沟刻都是早期最原始的艺术作品，尽管一般很少如此看待。中国古代没有发现类似欧洲尼安德特人的洞穴壁画，也就没有这种更加偏向美术，实用价值至今众说纷纭的图像。反之，工具、装饰物、陪葬品甚至交换物的工具属性则更加明显些，尤其是宗教意味，就像龙与凤。
从现存古籍记载来看，黄帝时代中国大地上可能存在两个大的部落集团，一个是西部的黄帝部落联盟，有人称其为“炎黄集团”，可能以蛇为图腾。另一个是东部的部落联盟，即“夷人集团”，可能以玄鸟为图腾。后世蛇演化为龙，玄鸟演化为凤，当是比较可信的。
原始部落的宗教礼仪糅合着歌、舞、诗、乐、文、药、剧、符号等等内容，有人说原始的巫术和宗教活动，承载和诞生了后世所有被称为艺术的内容。那是宗教巫术礼仪不断理性化和人间化带来的，是在一个部落征服另一个部落时，图腾和神不断改换面目的过程中变来的。图腾歌舞的不断分化，就像是现代科学发展——科目越分越细致。越钻越深入，终于不可能有一个总领的权威涵盖一切了。
美术与文字都有个从写实到抽象的过程，两河的楔形文字和半坡彩陶瓦罐上的彩绘都是这样。最初文字的模拟写实演变成真正的文字符号，和最初的鱼形图案演变成简化抽象的几何图案，都是由写实、生动、多样化的事物形象演化成抽象、符号、规范化的线条结构，这似乎是一个总规律。就连现代艺术不也是不断抛弃形象的吗？这种变化或来自于理性的发展，或来自于审美的成长，但总之——纯粹——是这其中的关键词。我总觉得，这其中也许更重要的是其基于实用主义自然发展而来，因为写画符号和几何图案自然是更容易的。也许随着当时的社会发展，苏美尔人的泥板和原始人的彩绘陶罐有了越来越多的使用和需要，数量的增加要求更便捷的生产方式，于是，图案被简化了。就像篆书在汉代向隶书的演变那样，当然这纯属猜测。
每个民族都有其特色，那是因为不同的历史和自然环境所造就的。例如中国人驯养猪就是一大特色，这个特点非常有别于牛羊的驯养，因为猪是要与人自己争口粮的，养猪必须有多余的粮食结余。但是牛羊则不必，相反，牛羊能将人类无法使用和消化的草植转化成人类可以使用的奶、肉、粪和毛皮。这从一个侧面说明，当时中国这片土地上的农业生产还是很发达的。另外三足器也是中国远古社会所独有的，直至秦汉，三足的礼器和酒器仍是常见的东西。三足，最大的特点是坚实，因为三点一面嘛。三足可以相对简单的组成一个平面，从而让容器更加平稳，即使是测量制作不够精准，也不影响。我总觉得这才是三足器的直接由来。
有人认为黄帝以来，经过尧舜禹时代，部落氏族采取的是二头军长制，这是基于母系社会和部落战争的特色的推测。按照中国历史沿革，夏启之后便开启了宗法制度，上下层分野加剧，政教结构的意识形态越来越明显，其中祭祀时核心，所谓“国之大事，在祀与戎”。
虽说一般公认这一时代的巫术宗教变成统治者垄断的社会统治工具，专职巫师成了统治者的宗教政治宰辅。但是从世界历史来看，宗教人士大多有其独立性，这是由于宗教权威性的需要，古代中国也未必能外。就像中国学者认为巫、伊、史诗一回事，都是“知天道”的大人物。章太炎认为“士、事、史、吏”是一回事，王国维认为“史、事”是相同的。这些称谓既是最早的宗教僧侣，也是最早的文字垄断者。
中国古代史官秉笔直书的故事有很多。《春秋左传》记载“大史书曰：“崔杼弑其君。”崔子杀之。其弟嗣书而死者，二人。其弟又书，乃舍之。南史氏闻大史尽死，执简以往。闻既书矣，乃还。”说齐国大臣崔杼（崔武子）杀了齐庄公，太史记载说 “崔杼弑君”于是被崔武子杀了。太史死后，他的弟弟同样写下了“崔杼弑君”，然后又被崔武子杀了。可是太史伯的第三个弟弟写的还是“崔杼弑君”。崔武子无可奈何，只好由他去了。南史氏听说太史都死了，就拿了照样写好了的竹简前去，听到已经如实记载了，这才回去。
这个故事经常被用来证明古代史官的勇敢、正直、高尚和不屈，但是从现实的角度来思索，即使勇敢和不屈也需要现实精神的支撑，就像自认没有人格的奴隶是不会维护自己的人格的，就像纳粹集中营的囚徒普遍的卑劣和道德沦丧，那是没有大无畏的现实基础的缘故。所以，古代史官会不会是远古宗教家族一脉相承而来呢？他们所拥有的尊严意识是不是来源于宗教家族的垄断和独立传统呢？想一想，耶稣时代的耶路撒冷宗教祭祀不就垄断在法利赛人手里吗？
有人说人类从动物开始，为了摆脱动物状态，人类最初使用了野蛮的，动物般的手段，就像原始社会晚期的不是人道牧歌，而是动物般的野蛮战争。所有刻画着类似饕餮凶兽的青铜器皿，祭祀礼器，既是恐惧威吓的符号，也是歌颂夸赞胜利和征服的骄傲——文明的真相是野蛮。
但是如此污蔑动物似不太真实。现代动物种群和物种研究基本得出确信的结论，动物之间很少会出现你死我活的战斗。猫是老鼠的天敌，但拼命的老鼠能将猫吓退。蛇是禽类的天敌，但是蛇也很少会与拼命护崽的雌鸟直接对垒。在动物界，所有的战斗都是需要性质的，风险和收益的计算都刻画进了动物的基因。即使必然需要用战斗争夺雌性交配权的雄性，也绝不会出现“杀敌一千，自伤八百”的情况——动物对垒天生具有某种“绅士风度”。
但人类的战争却不同，毫无实用意义的，炫耀性质的屠杀，历史上比比皆是。所以将人类战争与动物搏斗同比，根本就是对动物的污蔑。再者，说文明的真相是野蛮，这句话逻辑上不通。如果说文明的真相是野蛮和暴力，那么是不是说没有文明的动物反而不野蛮不暴力呢？如果动物是不野蛮不暴力的，那么我们形容人类的战争就像动物般的野蛮不是就说不过去了吗？所以，本能产生需要，而野蛮可能来自理性。因为既然人比动物更加野蛮，而人类与动物的区别就在于人类拥有理性，那么野蛮就很可能是理性的产物。
毫无疑问，人类似乎拥有一种对暴力的向往，对暴力的崇拜。就像最扣人心的体育运动都是对抗性的，就像杀戮与对抗性的电子游戏更加受到年轻人的喜爱。这都说明，似乎人类喜欢暴力。但是我认为这是误解。暴力美学的魅力不在于暴力本身，而在于人天生对于自由自在的向往。暴力和破坏是自由向往的黑暗面，也就是肆无忌惮。就像制造一个陶罐的成就感只有拥有技艺和资源的少数人才能拥有，但是砸烂陶罐的畅快感却是人人都可以做到的。
所以暴力不是来自于文明，恰恰相反，文明是人类演化出来阻止争端和暴力的方式。
不过，如果我们抽身于当时的历史环境，置身事外，那么那种血与火的确能让人感受到一种生命的张力，野蛮、粗鄙、狰狞的确能给人以不加修饰的原始的生机勃勃感。但就艺术审美来说，这种美学感受是客观存在的，就像青铜器上饕餮纹饰的夸张可怖。
美，首先应该来源于人的本性，而不是后天的培养，制造美，发现美是人的需要，而不是事物和美丽本身的需要。社会的审美风尚观念的变化，往往是功利性和物质性的，而不是形而上的美学观念。例如对称美就是天生的，所有生物的肢体、器官和结构都是对称性。包括人在内的动物，都是两只手两支脚，自然界里还没有发现过不对称的器官结构。这种自然出现的对称性，深深的印刻在人类的理性选择中，就形成了人的一种最原始朴素的美学观念。
再比如对于音符的情感感受。关于音乐，不管理论多么的高深，都逃不开一个最基本的原则，那就是人类天生的情感感受。声音是自然界的现成，音乐与所有的声响并没有不同。音乐只是将不同的音调，按照特定的数学规律进行排列组合而已。传说毕达哥拉斯听到铁匠打铁的声音产生疑问，为什么有的声音悦耳？有的刺耳呢？据说毕达哥拉斯请求铁匠配合实验，变换铁锤、铁块、铁毡的大小、形状，来研究什么情况下能得到“好声音”。通过实验毕达哥拉斯得出结论，“好声音”是由铁锤的重量决定的——12、9、8、6磅的铁锤两两搭配能够发生悦耳的声音，而其他的搭配则不那么好听。也就是说，当满足一定频率规律的声音混叠和连接时，会让人产生“好听”的感觉。
关于毕达哥拉斯的传说我们可以另说，但是有一点毋庸置疑，那就是声音的好听与否，是人类天生的判断，再换句话说，音乐美学最基本的原理来自于人类天生的感受。还有一个例子也能证明这一点，所有欢快的乐曲，主基调都是音符呈上扬的排列。所有悲伤的乐曲，主基调都是音符呈下降的排列。这两种最简单的音乐与人类感情的共鸣，完全不需要学习和培养——即使是完全不谙世事的婴孩，也有这种共情和联情——人天生就能感受到什么声音悲伤，什么声音高兴。
中式美学最独特之处就是隐晦。不管是文字还是绘画，都不是外界事物的直接模拟，也不是主观情感的任意发泄，更不是诉诸概念的理性认识。而是“言有尽而意无穷”、“不着一字，尽得风流”、“羚羊挂角，无迹可求”、“贵情思而轻事实”。就像中国的文人画，以少胜多，以虚代实，计白当黑，以一当十“无画处均成妙境”。就像有的南宋山水画，画面大幅空白或者只有远水平野，只在一角有一点点画，空间感非常突出，空白成为画作最重要的组成部分。再比如中国的诗、词、歌、赋，“不道破一句”。早期诗歌的“赋比兴”之说，到后期几乎只有“比兴”而无“赋”。各种细致复杂的心境意绪通过景物各种微妙细致的描画，似有似无的传达出来。
倒不是说，中国古代艺术只有如此，相反，很多古代学士文人提倡“文以载道”“诗以采风”。白居易就说过“为君、为民、为物，不为文而作也。”但是，这种寄希望于给世间一个人为的、明确的、可遵循的、标准的理想，在现实面前往往是无力的。因为人为的秩序会带来的一个无法克服的缺点：不守秩序的权力将变成某种优势，就像插队的人更加有利。所以不守秩序的权力就变成了某种资源，建立理性秩序的过程就变成了对不守秩序权利的争夺。卫道者提倡儒学，期望天王圣明，做官得志，兼济天下。但事实上，现实总不够理想，生活经常事与愿违，皇帝不英明，仕途不顺利，天下也不太平。卫道者所追求的理想和信念，往往变成官场、利禄的沉浮和倾轧，于是“文以载道”多半就变成了“独善其身”。所以儒道互补，关心国事又远遁避世，心有志趣又寄情山水。
这也许是中国古代艺术美学观念的来源之一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