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刀记》是这样“炼”成的——郭澄清写书在家乡

文|王有金

郭澄清

一九七一年春天，在山东省文化局任职的郭澄清亲自向省委书记请了假，放弃了济南的优越条件和生活环境，回到老家宁津县时集公社郭皋村创作他的三卷百万字的长篇小说《大刀记》。

回到村后，他首先向村领导班子报了到，说明了回家创作的原由与愿望。其实省委和县委都给他安排了舒适的写作环境，但他坚持回故乡搞创作。他说老家是他的生养地。树有根，水有源，回到故乡接地气，思路清，干扰少。

他决意回故乡搞创作，绝不是轻率之举，而是经过好长时间的深思熟虑。他清楚地知道在农村的艰辛，生活条件差，将会遇到的冬寒夏热、家事缠身等问题。但他更知道大刀队是在农村形成的，梁永生是一个纯朴的农民孩子，而他领导的大刀队始终战斗在农村，生存在农村，发展于农村，成长壮大于农村。他在城市创作农村形成的大刀记题材，离开农村的现实生活，怎么能写出真实的、活生生的大刀队呢，怎么能把梁永生的高大形象写真、写实、写生动呢。

农村有田地，有树木，有庄稼，有与人相伴的生灵，有表述不尽的沟沟坎坎，水水洼洼，这些都是大刀队产生形成、生存发展的客观条件和自然环境。离开这些因素，不可能写出好的人物，好的题材。庄稼靠肥料，大树要有深土，离开农村的大环境、好条件去搞农村题材的创作，不就成了浮土地面种庄稼，浅土里面植大树了吗。

故乡人欢欣鼓舞，盼望郭澄清回乡创作能给老家带来生机，带来新气象，带来生活的新动力。

他找人修了四间小北屋，总计四十平方，单间十来平方，墙是土打的，断墙是旧砖磊的。所以人们都说：“澄清修房土打墙，没砖没瓦又没梁，胳膊粗的檩条不够长，睡觉头脚顶着墙'。就是在这样的条件下，开始了三年的写作生活，一千多个日日夜夜的艰辛创作。

他不怕苦，不怕难，不怕条件差，只求踏下身子，静下心来，搜集素材，快写多作，尽快把《大刀记》写好，让读者满意，叫组织满意，再现当年大刀队在梁永生带领下那艰苦卓绝的斗争生活。

他深入生活，深入群众，调查研究。他到烈属李金贞老人家，请她讲述儿子郭德林战死在抗日前线的壮举，述说儿子的性格特点、精神境况。又到抗美援朝老战士郭书贞家走访，请他讲解抗美援朝的激情岁月和给彭德怀司令员当警卫的事情，以及护送祖国慰问团梅兰芳等人慰问演出和回国的经过。他还找退伍军人郭连技、老同学郭书森的父亲郭连品，请郭连品讲述儿子郭书森十六岁从学校报名从军，从渤海军区直接西征，不远万里去新疆的艰难历程。这些，都作为写《大刀记》的情节素材。

他还专程找到了抗日战争时期的老八路阎成，请他讲解抗日战争的激情岁月、艰难历程。对了解到的情况，尤其是细节，他都细心静听，写入书中。

因为在那抗日峰火的年代，大刀队不能与日军正面冲突，只能东藏西击，夜出日归，出没于林间庄稼地，慢慢消耗敌人的有生力量。郭澄清常常请村医郭治明陪同，去村北边的庄稼地，远看近瞅，高站望远，时而走走看看，时而站站立立，还常常两眼呆呆地望着庄稼陷入沉思，心中在想着什么，构思着什么。每到这时，郭治明就不与他说话，保持一定距离，不打扰他进入角色。

他早晨出去散步，都是到村北边的田地小路上，因为那里安静，有少量本村田地，大部分是北村寨子的，认识人少，便于创作构思。他平易近人，不摆架子，逢人说话。他知道自己回乡的主要任务是创作，把长篇小说《大刀记》写好，而又不能久拖下去，必须抓紧时间，尽快完成，精力太分散了，影响构思和创作效果，所以他转村北，少见人，保构思。

他写作的大部时间在夜间，因为夜深人静，少有干扰。他常常身边备些花生米、饼干、干馒头，身边放个暖水瓶，写到三更饿了往嘴里放几粒花生，吃几块饼干，用开水泡点干馒头，以缓解饥饿。

那些年，天气变幻无常，冬天冷的大地开裂，连院中盛水的瓮都冻成厚冰。他的小屋就更寒冷了，他脚踏厚棉鞋，上身穿着妻子刘宝莲做的棉衣，还时而后背上再搭上一床厚棉被，以保持身上的热量少散发。

夏天，屋内闷热，空气流动差，蚊子飞来咬去，他边写边与蚊子战斗，常常脸腿被咬，边抓边写，边打边写。

他有时遇到复杂的构思情节，就停下笔，坐在椅子上，头靠后墙静思，也有时时间长了进入睡眠状态。他的头与后墙长时间摩擦，竟出现了一个黑黑的、亮亮的圆球痕迹，故乡人说澄清头磨出一个亮月亮、小太阳。

他在故乡创作的那几年，说是回到老家安静，其实也没安静多少。晚上写到半夜三更，第二天想睡一下，结果又来了不少客人，有领导来看望的，有同事来慰问的，有学者学习请教的，有来求帮助指导的。他有求必应，从不冷落怠慢任何人。这样，白天几乎都是与客人会面、谈话、交流，根本没时间写作。所以文学界都说，当时的郭皋村一下成了文学圣地，全国热血青年蜂拥而至。他们有的骑着自行车，有的徒步行走，因那时没有公共汽车，也没有出租车。他们来到村后，有的求相见交谈交流，有的想把带来的作品叫郭澄清看一下，获得指点，更有的对郭澄清的短篇作品长期崇拜，愿意拜郭澄清为老师，来人不同，各有所求。有的村民形容说，澄清在写《大刀记》的那几年，家里屋外天天就像修房忙喜事似的，客来友去，热闹非凡。

他的妻子刘宝莲，简直成了招待员、接送员、传令兵，一天到晚不住脚，迎来送往，沏茶倒水，忙个不停。村中邻居们都说：“刘宝莲这是过的什么日子，像沙家滨中的阿庆嫂，成天忙来跑去的，没个站脚的时侯。”

郭澄清有时写到半夜三更，需到院子里吸口新鲜空气，伸伸腿脚，活动一下。刘宝莲赶紧起床，以为他饿了，要给他做点吃的，澄清说：“夜间你不用管我了，有馒头、饼干、花生，有壸开水就行了，你一天到晚也够累的，你跟我够辛苦的啦”。刘宝莲知道自己丈夫的心境和不易，他从来也没说过泄劲儿的话，只能推着小车往前走。

重病后仍在工作的郭澄清

郭澄清是带着病疾搞《大刀记》创作的。据村医回忆，当时郭澄清回村时，身上就有明显的三种病：陈旧性心梗、慢性肺病、阵发性阑尾炎。按当时的情况，他不应承担写《大刀记》这样重的任务，可他有一种崇高的责任感、使命感，愿意用自己的笔，来反映梁永生从被压迫中走出来，进行反抗，投身革命，组建大刀队，进行艰苦卓绝的革命斗争和积极参加抗日战争，直至投奔延安，走向胜利的整个过程。

他这种构思早己形成，决心己定，不然他怎么能放下工作，离开省城，直接和省委书记请长假回老家搞创作呢。

郭澄清写《大刀记》的三年，生活十分艰苦，工资多年没调，家中人口又多，除了四个孩子需扶养上学外，还有父亲、两个老叔叔和一个婶子，他们都己七八十岁，也多病在身，吃药打针是常事，更需要生活保障。那时农村大集体的分配制度是人七劳三，老人们不能下地干活，挣不来工分，只能分固定的粮食、柴禾，年终分红没有，更谈不上积累，只能年年分粮年年光。

他常常对身边的郭书廷、郭德水说：“我是瘸老病瞎，十口之家呀”。可见他的难处、苦处是什么样子，真是心境难述，苦言难表。

他把尽有的工资用来支付一大家人的吃穿用，还要保障几位老人的吃穿用、疾病医治和儿子上学，还时常挤出钱来给村中的烈军属买药，买营养品，还要买烟、买茶用来招待客人。所以，他和刘宝莲一年到头很少添件衣服鞋袜，只能翻来覆去的轮换穿。在他身上，春夏不分、秋冬混穿的事是常有的。

郭澄清、刘宝莲夫妇

他和刘宝莲的日常穿戴，和普通村民的穿戴几乎没有什么两样。一九七六年，他病后在德州住院，郭向杰带大女儿到医院看望他，并在医院门口与他合影留念。他和宝莲粗布鞋、粗布裤，上衣也是自家做的。这张照片郭向杰保存了四十多年，常常望照联想，叫孩子们好好向这个纯朴的家乡大爷学习，任何时候都要保持艰苦朴素的优良本色。

在郭澄清身上，谈不上什么享受，他的全部精力，整个身心，都用在了创作写作与为人上，他丝毫没有自己，他除了对老人的孝敬关照外，对自己的妻子、孩子也根本顾不上。孩子们都是散养的，自我成长的。但他永远是长辈的孝道孩子，厚道的为人处事，正道的当官为民，从事他终生的创作生涯。

据他们孩子们说，他在老家写作的那几年，家几乎没有个家样，我们在外回到家，想跟父母坐下来说个话，啦啦家常都没有机会，只有过年初一吃顿饺子，算是了事，那种合合美美，团团圆圆的家庭生活，说说笑笑的美满氛围，只是一种愿望和想念，等到《大刀记》出版后，爸爸又成了残疾人，又带他到处看病治病。

郭澄清的四叔去世后，村民在给老人换衣服时，从他的旧衣里发现有一百多块钱，村民们清楚地知道，这是郭澄清和刘宝莲几年中给老人的零花钱，他们总怕老人缺着，断不了给个三元五块的，老人舍不得花，知道侄子侄媳生活节俭，所以留攒到一百多元。那个年代一百多元可不是个小数字，那是郭澄清刘宝莲两人合起来全月工资的总额啊。

在那个年代，人们的收入每天只能用分和角计算。老村支书郭金忠交给我一个笔记本，上面记录着他当年当支部书记时的工作记录，其中有一页是一九七九年年终给村干部、生产队长和专职人员的年终奖金分配情况。大队干部、生产队长年终全年奖三十元，副队长、会计、保管全年二十元，其它专职人员五元，电工郭万成三十元。郭澄清和刘宝莲几年中给四叔一百多元零花钱，他是多么的孝道啊。

老烈属家是他常去的地方，老退伍军人是他最关心的人员，谁家孩子老人有病他都牵挂在心，安排诊治。他还把乳名叫狗儿、生活不能自理的郭德林送进养老院，使其老有所养。

他在老家三年创作，年年关注村里的生产和村民生活，给村干提建议合并散块地，帮村里安电，买电视、拖拉机、化肥农药，帮助研究打深井、植树造林，并率先把自家的院落绿化了排排小树林。

他还关心学校建设、副业生产、两湾养殖。老支书郭金忠在回忆中写到：全村一千五百多亩地，块块留下了他的足迹和身影。

郭澄清在创作的征途上，坚韧不拔，力求完美，也确实获得了丰硕成果。但他有一个致命的弱点，就是太不关心自己的身体，春夏秋冬，生活太没有规律了，以致于严重透支了自己的身体，最后导致半半身不遂，更增加了生命后十三年的痛苦。

郭治明是他的邻居，也是他多年的保健医生。据他回忆，有一次郭澄清感冒发烧，体温到了三十九度，在给他打针时，他一边欠着屁股，一边还在稿纸上写作，感动得治明流下了眼泪。

他喜欢抽烟，一颗接着一颗地抽，几乎根根相连，中间无断。这已成了他多年的习惯，也是为了创作提神。他爱喝浓茶，也是为了兴奋精神。

妻子刘宝莲小他六岁，是他的学生，而先于他去世一年，死于肺癌，终年才五十四岁，究其原因，不能不说与他们长期吸烟或反复吸二手烟无关，当然这是后话。

郭澄清长期夜间写作，睡眠时间不足，白天与来人说话，耗费精力，精神始终处于紧张状态，不休闲，不放松，所以文学界称郭澄清是保尔作家，父老乡亲说他是累死的，不是没有道理。文学界都说郭澄清不是在创作，而是在拼命。

他还有很多的烦心事，几个老人在跟前，老了事事又多，也叫他挂心。几个儿子都大了，又有工作，成家的大事需求，村干、邻里、村民、身边的工作人员，都有这样那样的事情找他，求他帮忙处理，有的也想借他的大名得盼望，沾个光，各人都有自己的小算盘、小主意。

那些文学爱好者、各级领导、学生、亲友、同事，都来关心探望，他又是个爱面子的人，不见不好，见又耽误写作，左右两难。浩然创作《艳阳天》时，是躲在宁静的北京八大处作家创作基地，而郭澄清回到了生养地老家，回来了又走不了，换不了，变不了。

社会各界都知道他回老家写《大刀记》了，盼望着的，等着的，盯着的，使他有巨大的心理压力和精神负担，天上众星望月亮。

文学界说他长篇不如短篇，长篇的前部好于后边，不无道理。他是在巨大的压力下写书，在黑白乱境中创作，在心中装满杂事的情况下去完成他的初心大作，没法静心，只有乱心，旧事没处理完，新事又来了一大堆。

他把面子看得非常重，村民和邻里提出的任何一件小事，他都得有个回复，有个交待，人哪有那么多精力呀。

他的父亲郭芝堂又有个老脾气，也时而对他指手画脚，更甚至训两句，发号施令。郭澄清又是个孝子，又不得不听老子的话，有时头都大了。

他和妻子刘宝莲有时也吵嘴，有不同意见和见解，别人都知道闹别扭了，可不知道为什么。他两人从不说，也不能说，更没法说。村事、乡事、家务事，事事不大，但都是难事，烦心事。

对于回到家乡写《大刀记》，是好是坏，利还是不利，只有刘宝莲知道，只有郭澄清自己明白。

知情的村民说，郭澄清回来写书，困难真比办法多，压力更比顺利大，他自己心中最有数。

我一九七三年和一九七五年两次从部队回家探亲，两次到他家，两次见到郭澄清，印象中他是在乱境中写书，整个家院就象天天忙事，如婚丧嫁娶，这环境怎么能写书呢，怎么能静心构思呢，心静思路广，乱境难出章，这是我当时的感触。

他的身体状况也差了，长期熬夜，吃饭不规律，哪能受得了，书写完了，人也累倒了，象长跑运动员，到终点了，人也站立不住了，一个道理，同样情况。

后来， 我给郭澄清上过三次坟，我总觉得他委托我说话，叫我写东西，说他在天堂很好，不那么累了，也不那么难了，郭皋站站，齐鲁看看，全国转转。

他的家族大都是长寿的，父亲和叔叔都活到八九十岁，而他只活到六十岁，比长辈们少活二三十年。生活条件好了，反而早亡。

郭澄清创作的《大刀记》一九七五年出版后，先后被拍成电影、电视连续剧，加工成连环画、评书等，受到社会各界的好评与称赞。实现了他的初心愿望。

县委县政府根据群众的要求与愿望，在宁津文化艺术中心专门设郭澄清大刀记纪念展室，供人们怀念敬仰。他的人格品德，他的精神境界，同他的作品一样，将永远留在世间，留在人们的心中，留在他的故乡郭皋村，成为鼓舞青年人，引领教育后辈人的生动教材与精神动力。

（本文于2017年11月24日完稿，2021年2月3日立春夜修定）

作者简介：王有金，德州银行退休干部。1969年参军。原籍山东宁津县时集镇郭皋村，与《大刀记》作者郭澄清为同村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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