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月10日，迪哲医药向上交所提交的科创板上市申请获得受理。至此，阿斯利康的研发团队总算有了一个归宿。2017年11月，阿斯利康剥离中国的临床前研究业务，随之迪哲医药成立。阿斯利康原来的中国创新中心（ICC）几乎所有研发人员均加入新公司，ICC负责人张小林出任迪哲的首席执行官。阿斯利康和国投创新一起，成为迪哲的大股东。ICC创建于2007年，原是阿斯利康全球四大研发中心之一，十年来，ICC不是没有过辉煌的时刻：这里承担过肺癌新药泰瑞沙在中国的研发。即便如此，仍免不了被分拆的命运。据知情人士透露：“阿斯利康以获批的土地和实验楼入股迪哲，完全抛弃了在华的研发中心。”饶是如此，阿斯利康还算是外资药企研发中心撤退潮中处理得最好的一家。和其他企业的简单“关闭”不同，阿斯利康的分拆模式得到员工的认可，没有出现裁员潮，过渡也比较平稳。但不是每家撤退的企业都能考虑员工的感受。上述知情人士称：“现在行业里还在到处找工作的，很多都是某瑞士药企研发中心解散后的科研人员。”从2004年罗氏建立中国研发中心开始，研发中心就成为外资药企“是否看好中国市场”的投名状——既然都宣称中国是重要的战略市场，那么就应该把制药企业最核心的研发环节也放到中国来，而不仅仅是在中国卖药，这是政策制定的大逻辑。当然，外资药企也乐于在中国开展研发工作。一方面这些研发中心通常针对中国未满足的疾病进行定制研发；另一方面，中国人力、政府等各种资源也为外资药企提供了极大的方便。以上海为例，2000年7月28日，上海市外国投资工作委员会、上海市科委联合下发了《上海市外资研发中心认定扶持政策》，明确对开设在张江的生物医药产业外资研发机构给予政策倾斜，这一扶持政策一直持续至今。2020年11月2日，上海市政府办还下发了《上海市鼓励设立和发展外资研发中心的规定》，继续释放税收、土地、补贴、人才引进等多方面的优惠。一个很有意思的现象是：一开始敲锣仪式有多热闹，最后关门裁员就有多低调。1997年5月，诺和诺德在北京成立研究发展中心，掀开了外企在华设立研发中心的序幕。回顾这些研发中心成立时的盛况，令人不免有些唏嘘。2003年10月10日，礼来中国研发中心正式落成，甚至请出了退休不久的科技部原副部长惠永正担任研发中心负责人。2006年，诺华在中国建研发中心时表示：将中国研发重心放在肝癌上，并认为自己的研究能够和中医结合。2007年，葛兰素史克规划中国研发中心时曾放出豪言：要在10年之内，扩展到千人规模，使上海的研发中心与伦敦和费城的规模相当。同年5月，葛兰素史克中国研发中心落成，时任公司高级副总裁尼森说：“中国研发中心将开展从头到尾的药物研发，从靶点发现、临床研究直至药品注册。”2010年，阿斯利康曾透露，选择在上海建研发中心的初心并不仅仅是研发，而是为了“了解中国的病人和医疗的本地需求”。当时，阿斯利康在海外的部分研发中心正在陆续关闭，时任阿斯利康全球执行副总裁艾达生说：“当然，我们不会关闭做得好的研发中心。”如今，这些当年风光无限的外资药企研发中心都已经关闭：2018年9月，诺和诺德宣布重组全球研发中心，作为转型的一部分，丹麦和中国的研发中心共裁掉约400名员工。2017年9月，礼来制药宣布关闭其位于上海张江的中国研发中心。几个月之后礼来成立了中国创新合作中心，改为和本土药企、学术机构合作研发药物。2017年8月，葛兰素史克宣布裁撤中国研发中心，将其中的研发项目转入美国研发中心。2016年，诺华解散了中国生物药研发团队；2018年，诺华宣布将终止抗生素、抗病毒药物的早期研发，并裁员140人。艾伯维是这些外企里面中国研发中心“寿命”最短的一家，2009年3月，艾伯维的前身雅培公司中国研发中心成立，成为该公司全球7个研发中心之一。2015年，艾伯维关闭了中国研发中心，前后只存在了6年。
跨国药企在中国设立研发中心不外乎几种情况：将一部分非核心研发工作转移到中国；试图研发出中国迫切需求的新药；或者将中国更常见的病种研发放到中国，比如默沙东就侧重在中国研究中国常见的肝炎等疾病。
不过，这些研发中心没能给企业带来多少回报。时间和资本不断投进去，却没能研发出一批中国特有的创新药。
2、表面光鲜、各藏私心难以为继
中国研发中心在跨国药企内部的地位始终比较尴尬，只在特定领域有研发优势，研发成本并不低，投入产出比也不高。这种情况下，往前走很难，后退也很难。不知从什么时候起，中国的研发中心对某些跨国药企来说，成了一种近乎“鸡肋”的存在。成本是原因之一，在华兴建研发中心的投入成本越来越高，土地、人力、跨国管理等成本都在上升。2013年7月，葛兰素史克爆出商业贿赂案，此后政策趋紧，裁掉盈利能力不足的研发中心成为跨国药企控制成本的方法之一。但对于资金雄厚的跨国药企来说，这显然只是表面原因。有消息称，这些研发中心被跨国药企放弃，更重要的原因是研发生产率危机，投资回报率不足，“没能做出达到国际水准的研发成果”。2017年，某跨国药企大中华区CEO在媒体公开表示：研发中心成立后，很多预期难以实现，临床前研发非常困难，甚至只能“跟着总部研发屁股后面打杂”，深入的开创性研究和新药的发现都很难，顺理成章地成了裁撤的重点。这种水土不服是多方面的。一方面，各家始终对中国的知识产权保护存有疑虑，不轻易将核心业务放到中国，自然也很难做出核心的成果；另一方面，外资药企在华研发中心的“初心”里，其实还有些私心。
外企在中国的研发中心，有很大一部分因素是企业为了加快新药在中国的上市速度。过去，中国新药审批有个不成文的说法，即：纯进口新药审批一般会比国际上慢一个节拍。这当然是出于用药安全性的考虑，同时也有鼓励国内企业创新的意味。
但外企在华开设研发中心后，临床研究能全球同步，在中国的申报节奏也加快了。这是众多研发中心最重要的意义之一。
2017年6月1日，中国正式加入ICH。ICH即“国际人用药品注册技术协调会”，宗旨是建立关于药品安全、有效和质量的国际技术标准和规范，从而减少药品研发和上市成本。加入ICH后，中国与欧美的研发数据结果可以实现“互认”。这让跨国药企投入巨资在全球设立多个研发中心变得不那么必要。
与此同时，中国本土药企也不停地加入研发混战，各路资本也开始进入生物制药领域，这不仅扰乱了外企研发的节奏，更搅动了“军心”。
外资药企研发中心关停潮到来之前，人才流失大潮已经悄然开始：据不完全统计，辉瑞中国研发中心总经理谭凌石、罗氏研发(中国)有限公司首席科学家陈力、赛诺菲亚太研发中心总裁江宁军、葛兰素史克中国研发中心负责人臧敬五等人，都先后离职，创立或者加入华领、基石天境生物等本土创新医药公司。
不挣钱、没产出、小算盘失算、人才流失……外资药企的研发中心难以为继，也就不奇怪了。
一些外资药企的研发中心还在承受着上述压力，但更多的外企，已经逐渐走上了不同的选择道路。
2月底，阿斯利康代理君实生物PD-1的消息轰动业界。同样拥有PD-1类药物的阿斯利康帮君实“卖药”，很大一部分因素是君实的PD-1拥有阿斯利康所不具备的价格和适应症优势。
和10年前不一样，如今重磅单品不再是外资巨头们的独创。相反，大外企很难持续拿出惊艳世界的品种，世界制药行业格局正在悄然变化。别说中国研发中心了，就连这些外企的全球总部研发基地，恐怕都没把握能拿出重磅药物来。
如今，药企越来越多地选择战略合作的方式做新药，将研发的某一阶段与外部协作不失为更高效的方式，这当然包括早期研发。因此研发中心的关闭是自然而然的。
而且，中国的开放程度在进一步加大。3月8日，国家药监局药审中心发布《境外已上市境内未上市化学药品药学研究与评价技术要求（试行）》，未来，境内外数据可以统一标准，研发中心存在的意义进一步减少。
选择退出中国研发领域，这些外资巨头显然是有着充分考虑的。2017年，美敦力中国研发中心高级研发总监李元勋接受媒体采访时指出：“各大跨国药企研发中心存在竞争，一旦选择出局，再入场的成本将会很高。”
我们有理由相信，跨国药企选择进入中国做研发，是一个时代的开始：那些年里，巨头们的高歌猛进，映照着本土企业的野蛮生长。
我们也该相信，跨国药企选择撤出中国研发团队，正在按下另一个时代的启动键。接下来的这些年，巨头们可能会收缩，可能会倒下，世界医药行业市场格局将会有很大的变化。
编辑：詹晓东
审核：夏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