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考古百年 | 韩建业：百年来关于史前中国彩陶的三次争论

关于仰韶彩陶来源的争论

1921年安特生发掘河南渑池仰韶遗址，提出仰韶文化的名称，标志着中国近现代考古学的诞生。安特生在肯定仰韶文化为中华远古之文化的同时，又注意到仰韶和中亚安诺、东欧特里波列遗址彩陶花纹的相似性，表示“其图形相似之点，既多且切，实令吾人不能不起同出一源之感想”。随后他在甘肃发现更丰富的彩陶，使他愈加相信仰韶文化来自西方，但仍谨慎地表示“目下无术可以证甘肃之仰韶遗址较河南者为古”。

安特生的仰韶彩陶西来说虽影响巨大，但证据不足，自然会引起质疑和争论。1926年李济发掘山西夏县西阴村遗址后，就说“我们还没得着十分可靠的证据，使我们断定在中国所找的带彩陶器确发源于西方”。1942年裴文中进一步发现，新疆彩陶较黄河流域彩陶晚，彩陶文化西来说难以自圆其说。1965年苏秉琦指出仰韶文化、马家窑文化等包含彩陶的文化在甘肃境内的移动方向是自东向西而非相反。1978年，严文明发表《甘肃彩陶的源流》一文，清楚地揭示了彩陶文化自东向西渐次拓展的图景，澄清了仰韶文化西来说的谬误。另外，20世纪70年代末期以来，裴李岗文化、白家文化等前仰韶文化的发现，尤其是白家文化中彩陶的发现，为仰韶文化及其彩陶找到了中国当地的确切来源，仰韶彩陶西来说彻底破产。

但并非说东西方彩陶文化不存在彼此交流的可能性。距今6000年左右，在中原及其周边的庙底沟期仰韶文化，中亚南部的安诺—纳马兹加一期文化，东欧地区的特里波列—库库泰尼文化等当中，都开始流行圆点、勾叶、三角纹彩陶。安特生当年将它们联系在一起确在情理之中。虽然东西方彩陶流行区之间相隔数千公里，但不能排除存在交流的可能性。距今5000多年以后，中亚南部的锯齿纹彩陶影响到中国甘青地区，距今3500年以后源于甘青的新疆彩陶渗透到中亚南部，可见在丝绸之路前就已经出现了一条连通东西的“彩陶之路”。而无论是距今6000年左右是否存在东西彩陶的交流，还是“彩陶之路”的很多细节问题，都需要进一步的考古发现和研究来加以切实解决。

关于半坡类型和庙底沟类型彩陶关系的争论

20世纪50年代发掘陕西西安半坡和河南三门峡庙底沟遗址后，基于两个遗址彩陶等特征的比较，展开了关于仰韶文化半坡类型和庙底沟类型关系问题的争论。

一是根据彩陶花纹的繁简程度对两个类型早晚关系的争论。主张由繁到简的，认为庙底沟类型早，反之认为半坡类型早。按照类型学原理，依据彩陶花纹的繁简程度只能排列出一个变化的逻辑序列，早晚关系必须借助地层关系确定。稍后在河南洛阳王湾、陕西彬县下孟村等遗址都发现庙底沟期遗存叠压打破半坡期遗存的地层关系，张忠培和严文明对此进行了深入分析，半坡类型早于庙底沟类型的观点就逐渐被大家普遍接受，这个关于彩陶繁简的争论也就结束了。

二是根据彩陶花纹风格对两个类型关系的争论。1962年石兴邦提出了一种新的观点，他说半坡类型是代表以鱼为图腾的氏族部落，庙底沟类型是代表以鸟为图腾的氏族部落，“它们可能在同一时期存在于不同地区，也可能存在于同一地区”。1965年，苏秉琦对类似观点进行了深入阐发，认为半坡类型的彩陶鱼纹和庙底沟类型的彩陶鸟纹、花瓣纹，各有相似的变化序列，二者大体并行而非简单的先后之别，“我们看不到在半坡类型中的鱼纹的最后型式同庙底沟类型中的鸟纹或蔷薇花纹的最初型式之间具有发展关系，反过来说也一样”。苏秉琦的分析逻辑清楚，但也使得对半坡类型和庙底沟类型关系的认识更加复杂起来，是否真的“不能笼统地说是庙底沟晚于半坡，而只能说是庙底沟类型的最晚阶段晚于半坡类型的中间阶段”？

20世纪80年代前后，张忠培和严文明先后撰文认为，山西芮城东庄村仰韶遗存或者东庄类型是半坡类型向庙底沟类型过渡的中间环节，严文明更进一步提出东庄类型是半坡类型的“关东变体”。就彩陶来说，东庄类型的圆点、花瓣、弧边三角等元素的确很少见于半坡类型。20世纪90年代以后，由于山西翼城枣园H1遗存或者枣园类型的发现，才了解到之所以“变”的原因，很可能在于晋南地区在半坡期以前就有一个自己的文化传统。田建文、薛新民、杨林中等认为，是在“枣园H1遗存”的基础上受到半坡类型的强烈影响，才融合形成东庄类型并发展为庙底沟类型，虽然“半坡文化”早于“庙底沟文化”，但二者不存在直接渊源关系，“半坡文化”不能直接发展为“庙底沟文化”。这种认识在很大程度上弥合了上述争论。但由于枣园类型本身只有极少的简单红彩，因此东庄类型彩陶之“变”仍是一个尚未真正解决的问题。

周春茂和阎毓民将陕西临潼零口二期和枣园H1类遗存统称为“零口文化”，提出“半坡和庙底沟都是由零口文化分化、发展而来”的可能性。考虑到仰韶文化枣园类型在晋南缺乏源头，而仰韶文化零口类型在陕甘有白家文化这个明确前身，所以存在枣园类型源于零口类型的可能性。这样一来，半坡类型和庙底沟类型的最早源头就都在渭河流域了！由此可见，半坡类型和庙底沟类型及其彩陶的关系是一个十分复杂的问题。

关于彩陶中国的争论

距今6000年左右，庙底沟类型的花瓣纹彩陶不仅扩展到黄河上中游整个仰韶文化范围，还传播到黄河下游和长江流域、西辽河流域广大地区。1965年，苏秉琦就注意到庙底沟类型“对远方邻境地区发生很大影响”。20世纪八九十年代，严文明指出“庙底沟期是一个相当繁盛的时期，这一方面表现在它内部各地方类型融合和一体化的趋势加强，另一方面则表现在对外部文化影响的加强”。张忠培认为此时是“相对统一的时期”，西阴文化（即庙底沟类型）对周围同期考古学文化产生了积极作用。近年来王仁湘有专著论证庙底沟期的彩陶扩展是“史前中国的艺术浪潮”。笔者则进一步指出，正是因为以花瓣纹彩陶为突出特征的庙底沟类型从晋南、豫西、关中东部核心区向外强力扩张影响，才使得中国大部地区的考古学文化交融联系形成三层次的文化共同体，该文化共同体可称为“早期中国文化圈”或者文化上的“早期中国”。这个“早期中国”，与严文明所说史前中国的“重瓣花朵式格局”，张光直所说“中国相互作用圈”，苏秉琦所说“共识的中国”含义近同。

但不少人对于史前时期是否已经形成了一个文化上的“早期中国”，或者这样一个“早期中国”是否以中原为中心，还是深表怀疑。李新伟赞同张光直的观点，强调是在各地区平等多元互动的前提下形成“中国相互作用圈”或者“最初的中国”，不承认中原地区具有特殊的中心地位，不认同是由于中原强势而造成庙底沟式彩陶扩展，不认为存在一个“彩陶中国”。他说仰韶文化区域之外的庙底沟式彩陶数量有限，“彩陶只是当时被广泛交流的多种文化因素之一而非全部”，“庙底沟风格彩陶的广泛传播很大程度上依赖于其易于被模仿和应用于日常生活的特性。”可毋庸讳言，灵动变幻的庙底沟式彩陶的绘制肯定比制作一般陶器要困难，用“易于被模仿”还是很难解释其广泛传播现象。即便我们主张的中原扩张造成彩陶扩展的说法，也还得着力寻求背后军事、经济、意识形态甚至自然环境等方面的更深层次的原因。

如果我们从亚欧大陆的视野看，绚烂的彩陶时代大致对应于前文明社会，彩陶可谓是前文明时期最杰出的大众的艺术，中国自然也不例外。中国的彩陶肇始于8000多年前的上山文化、跨湖桥文化和白家文化，这正是文化上“早期中国”萌芽和中华文明最早起源的时期；而庙底沟类型彩陶的发达和大范围扩展，也正好对应文化上“早期中国”形成和中华文明起源的第二阶段——社会趋于复杂化的阶段；距今5000多年以后黄河中下游、长江流域等地陆续进入文明社会，彩陶则趋于衰落。彩陶可谓是史前中华文化之魂，彩陶的起源、发展，和中华文明的起源过程脉搏相通。彩陶所蕴含的中华文化“密码”，彩陶在前文明社会所具有的特殊文化和社会功能，彩陶的谱系脉络、发展传播动因，“彩陶之路”的真实图景，都值得我们继续探索下去。

（作者单位：中国人民大学历史学院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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