苟坝会议历史地位及启示

苟坝会议奠定了中央红军长征实现伟大转折的组织基础。

苟坝会议具有重要历史意义：中国共产党第一代中央领导核心的地位得到进一步确立；党中央的军事领导体制基本确立；奠定了中央红军长征实现伟大转折的组织基础。

中央红军长征中的伟大转折，是通过中共中央政治局在通道、黎平、猴场、遵义、扎西、苟坝和会理等地召开的系列会议实现的，苟坝会议是其中关键的一环，是中国革命史上一次比较重要的会议。

1935年3月10日至12日，围绕是否攻打打鼓新场，长征途中的中共中央政治局在遵义苟坝村召开了会议，史称苟坝会议。会上，毛泽东力主放弃攻打计划，理由是打鼓新场有坚固的城墙和碉堡，敌人防御工事坚固，以当时中央红军的武器装备水平，不能强攻固守之敌，应力争在运动中消灭敌人；打鼓新场的地形不利，红军的攻击能力发挥不出来；周围的国民党军队大约有40万人，快的半天即到，慢的也仅有2天半的路程。还有一个毛泽东在会上不能说的理由，就是他在扎西会议前后形成了彻底摆脱国民党军队围堵的战略计划，即调滇军出滇，北渡金沙江入川，在川西与红四方面军会师，这个战略计划与攻打打鼓新场冲突了。毛泽东的观点并没有得到中央政治局的认同。1935年3月10日晚上，毛泽东提着马灯来到周恩来住所，说服了周恩来和后来赶到的朱德。随后继续召开会议，决定取消攻打打鼓新场的计划，并成立了毛泽东、周恩来、王稼祥组成的中央新“三人团”(亦称“三人军事小组”)，代表中央政治局全权指挥军事，进一步巩固了毛泽东在党中央和红军中的领导地位。苟坝会议具有以下历史意义。

1.中国共产党第一代中央领导核心的地位得到进一步确立。在战争时期，尤其是红军长征途中，军事斗争是党最重要、最核心的工作之一。遵义会议增选毛泽东为中央政治局常委，协助周恩来领导军事工作。在苟坝会议上，中央政治局不再具体做军事指挥决策，由新“三人团”承担，毛泽东成了中央军事斗争上实际的决策者。遵义会议提出的“改组党中央领导、特别是军事领导”的任务，由此得以进一步落实。从这个意义上来讲，苟坝会议是遵义会议的“闭幕式”。

2.党中央的军事领导体制基本确立。猴场会议明确了军事决策必须置于中央政治局的领导之下，这种军事领导体制与瞬息万变的战争环境极不适应。在苟坝会议上，军事指挥决策交给了由毛泽东、周恩来、王稼祥三人组成的新“三人团”，实现了中央军事领导体制的变革。这一变革，让中央红军的最高军事指挥机关适应了当时战争环境的需要。1935年11月3日，中央政治局在甘泉下寺湾召开会议，成立了由毛泽东任主席，周恩来、彭德怀任副主席的西北革命军事委员会。会议决定，大的战略问题由军委向中央提出讨论，至于战斗指挥问题，由军委全权决定。而下寺湾会议关于党的军事领导体制的决定，其实是建立在苟坝会议形成的军事领导体制上的。

3.奠定了中央红军长征实现伟大转折的组织基础。苟坝会议后，毛泽东能够顺利地将他酝酿已久的战略付诸实施，即调滇军出滇，北渡金沙江入川，在川西与红四方面军会师。很快，中央红军三渡、四渡赤水河，渡过乌江，兵临贵阳，调出滇军，继而挺进云南，直逼昆明，最终巧渡金沙江，成功甩开了敌人几十万大军的围追堵截，大踏步挥师向四川挺进，实现了中央红军长征的伟大转折。

哲学家克罗齐说：“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可以理解为，一切历史都能读出当代意义和当下启示。苟坝会议已经过去80多年了，仍然有深刻的意义和启示。

1.中央领导核心的确立是我们党从胜利走向胜利的基本保证。毛泽东同志回忆苟坝会议时指出：“一个人有时胜过多数人，因为真理在他手里，不在多数人手里。”邓小平同志总结长期革命实践时指出，任何一个领导集体都要有一个核心,没有核心的领导是靠不住的。苟坝会议进一步明确了毛泽东在中国共产党中的地位，确保了中央红军长征中伟大转折的实现。

2.政治意识、大局意识是保持党勃勃生机的前提。苟坝会议之所以能够成功举办，关键一条是与会者中绝大多数有坚定的共产主义信仰，保持了共产党的初心，始终将党的利益置于个人利益之上，讨论问题、作出决策，首要动机是出于公心。党员尤其是领导干部的政治意识、大局意识，就来源于对党的信念的坚定和对初心使命的践行。

3.把握好民主集中制的“度”，必须立足实践。民主集中制是在民主基础上的集中和集中指导下的民主相结合的制度，是无产阶级政党、社会主义国家机关和人民团体的根本组织原则。在政治实践中，是民主多一点，还是集中多一点；什么事情上多一点集中，什么情况下多一点民主，这就是要把握好民主集中制的“度”的问题。只有把这个“度”把握好了，民主集中制的制度优势才能更好地发挥出来。在苟坝会议上，毛泽东等党的领导同志以取得战争胜利作为判断标准，始终立足实践，实事求是地作出决策，这是我们今天坚持民主集中制时必须学习、借鉴的地方。

（作者单位：深圳市社会科学院）

（原题《苟坝会议历史地位及启示》）

（作者：何国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