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药用量与作用之关系：突破常用剂量，八味中药“大变身”
“中医不传之秘在于用量”，此话不无道理。
盖其一，从单味药言，量变超出一定限度，必然会引起质变，故剂量不同，功效有别。如附子小量可温补脾肾，中量能祛寒止痛，大量则回阳救逆；红花小量可生血，中量能活血，大量则破血；大黄小量可健胃，中量清湿热，大量则泻下；黄芪小量无利尿效应，中量能显著利尿，大量则反使尿量减少；川芎小量能升高血压、大量反使血压下降等等。处方遣药，切莫一概认为量大则功胜，而盲目追求大剂应用，要因病、因人、因药制宜，力求做到既对症，又适中，否则难以达到预期效果。
其二，从组方配伍言，一方中药有主次，各药间又相互影响，彼此制约，故临证施治除，依法准确选择方药外，还要恰当处理好药物之间的量的关系。须知，适应不同病证的不同方剂，其主药间或主次药间各具一定的相对有效的剂量比例，倘此比例失调，势必导致全方功效重心的改变。如桂枝汤中桂枝和芍药等量，才能调和营卫，解肌发表；若倍用桂枝，则变为温阳降逆的桂枝加桂汤；若倍用白芍，就成了解表和里的桂枝加芍药汤。再如麻黄汤中麻黄与桂枝的用量应是三比二；枳术丸中的白术与枳实的用量应是二比一；白虎汤中的石膏用量宜三倍于知母；当归补血汤中的黄芪用量宜五倍于当归；麦门汤中的半夏用量应为麦冬的六分之一左右；一贯煎中的川楝子用量应为生地的五分之一左右。
如果不明这些行之有效的不传之秘（当然也可酌情调整或探索更佳比例），动辄药量相平，主次不分，甚或比例颠倒，喧宾夺主，虽方与证合，其效难求。
吾随王文鼎老师临证，曾见一患者，女，40岁。因感冒后反复咳嗽，酿成哮喘已三月，半月来加剧，经用抗生素及激素无效，又服定喘汤与小青龙汤亦不应。王老诊后，确认寒饮，予麻黄根30克、桂枝9克、白芍18克、制半夏12克、炮姜、五味子、细辛、甘草各6克。药进两剂，喘息得平。或问，前已投小青龙汤，并不见功，何故王老用之顿效？关键就在用量上。王老曰：“用小青龙要掌握仲景治痰食咳嗽的姜、辛、味三个要药，此三药一般当等量用之，注意调节升降开合的适宜。方中麻黄的运用亦有分寸，初期表实用麻黄，次用麻黄绒，后期喘而汗出用麻黄根30克。至于桂枝与白芍用量，初期宜等量，病久渐虚，须白芍倍桂枝，仿建中意在收敛。”王老对经方之研究，堪称至为精细，因而深得仲景用量之奥秘，故临证运用自由。
中药的用量，主要根据患者的体质、症状、居住地域、气候和选用的方剂、药物等进行考虑。由于使用目的不同，用量也就有所不同。同一药物，因用量不同，就会出现不同的效果或产生新的功能，从而发挥更大的作用。特别是超大剂量，用之得当，往往出现意想不到之奇效。所以中药用量与作用的关系值得我们注意，正如日人渡边熙氏所说：“汉药之秘不告人者，即在药量。”这是很有见地的话。兹就近人及个人实践所及举例说明。
一、益母草90g利水消肿
本品辛苦微寒，主要作用是活血调经，因此一般多用于月经不调、产后血胀及打仆内损瘀血等症。虽然《神农本草经》曾提及“除水气”的效用，但后世应用者甚少，或认为“消水之功，并不显著”，这是没有掌握其用量的缘故。
本品用作“调经活血”时，其用量一般为9～15g。倘作“利水消肿”之用，则需量大，始能奏效。益母草之利尿作用，我在临床观察，每日用30～45g尚不见效，嗣加至60～90g，始奏明显之效。尝用治急性肾炎之尿少、浮肿之候，恒一剂知，二剂已。
处方：益母草60g，泽兰叶20g，木槿花12g，甘草3g。
【随证加味】风水型者加麻黄3～5g；实热型者加大黄5～8g，生槐角15g；气血虚弱者加当归10g，黄芪皮20g。此外，对于单腹胀（肝硬化腹水）或其他水肿，均可用本品90g加入辨证论治方中，以增强“利水消肿”之作用。
二、荠菜250g治尿潴留
这是一味药食两用的野菜，茎叶多作蔬食，子、花入药，其实全草都有医疗作用。甘温无毒，诸家本草均谓其能利肝明目，益胃和中，调补五脏。其主要作用有二：一为止血，用于咯血、崩漏；二为止痢。江西医学院药理教研组曾对其药理作用作了实验研究，认为荠菜煎剂与流浸膏均有直接兴奋子宫等平滑肌及缩短动物凝血时间，降低血压等作用。子、花入药，其用量一般均在10～15g。但民间单方用大剂量治尿潴留有著效，也是加大剂量而发挥更大作用的结果。
尿潴留是热性病，特别是肠炎、灰髓炎初步好转后常常出现的一种后遗症，导尿仅能一时缓和症情，不一定解决问题。但本品服后却能于6～24小时内恢复自动排尿，迅速痊愈。其治疗根据，在文献中也可找到一些线索，如唐《药性本草》：“补五脏不足……治腹胀。”《大明诸家本草》：“利五脏”。因此对病后排尿障碍有调整恢复的作用。现代药理研究证明它有直接兴奋子宫等平滑肌的作用，当然属于平滑肌组织的膀胱，必然也同时会得到兴奋、收缩而排尿的效果。每日约取新鲜荠菜250g，轻者减半，煎汤，每3～4小时服1次，连续服之，直至奏效为度，孕妇忌服。
三、半夏9～18g治妊娠恶阻
因生半夏辛温而燥有毒，所以一般多以姜制，并减小其用量。在临床上用于和胃降逆、燥湿化痰，虽有一定效果，但对半夏的全面医疗作用来说，则是大大受到削弱的。关于生半夏的有毒、无毒问题，我同意姜春华学兄的意见，生者固然有毒，但一经煎煮，则生者已熟，毒性大减，何害之有？余迭用生半夏9～18g治疗妊娠恶阻，恒一剂即平，历试不爽，从未见中毒及堕胎之事例。如片面畏其辛燥而不用，不克尽，是令人惋惜其全功，是令人惋惜的。
妊娠恶阻在治疗上是比较顽固的一种现象，半夏对此却有殊功。汉代张仲景《金匮要略》里就用干姜人参半夏丸治疗妊娠恶阻，并不碍胎。但后人因《名医别录》载有“堕胎”之说，遂畏而不用，致使良药之功，湮没不彰。余用半夏为主药治疗恶阻，无一例失败。从前均径用生半夏，嗣以部分患者有所疑惧，乃改用制半夏，效亦差强人意，但顽固者则非生者不愈。
处方：半夏9～18g（先用小量，不效再加；制者无效，则改用生者，并伍以生姜3片），决明子12g（炒打）15g，生赭石15g，旋覆花9g（包），陈皮3g。水煎取1碗，缓缓服下；如系生半夏，则每次仅饮一口，缓缓咽下，每隔15分钟，再服一口，约半日服完，不宜一饮而尽。恒一剂即平，剧者续服之，无有不瘥。
四、槟榔75g破滞杀虫
本品是破滞杀虫的名药，一般多配合其他杀虫或消积之品同用，如单味作为驱除钩虫或绦虫用者，必须用生者大量始效。曾观察其治钩虫病之剂量，每次30g，固属无效，45g也是无效，直增至75～90g，大便中虫卵始阴转。嗣径用大量，一次即瘥。这反映了用量与效用的关系是非常密切的。但一次服用75g以上时，在半至1小时左右时，有头眩怔忡、中气下陷、面色㿠白、脉细弱等心力衰竭的反应，约经2小时许始解，也证明了“药不瞑眩，厥疾不瘳”的道理。
处方及其制作：槟榔（生者效佳，打碎，其饮片因水浸关系，效力大减）75～90g，水浸一宿，翌晨煎汤，空腹温服。如贫血严重，体质虚弱者，需先服培补气血之品调理，然后再服此方，不可孟浪。
五、夏枯草30g治肝炎
本品性味辛苦而寒，善清肝火、散郁结。临床配合养阴柔肝药，治阴虚肝旺之高血压，配软坚消瘿之品治瘰疬，效果令人满意。但以大剂量治疗肝炎，则是在前人实践基础上有所发展了。
以夏枯草煎或流浸膏（可酌加糖），每次服约含生药30g，每日3次，开水冲服。对于肝炎而转氨酶升高者，有顿挫调整之效；一般服5～7日，即能见效。因为转氨酶升高时，象征肝炎病有所活动，而在中医辨证上，则多属肝热郁结、湿热壅滞之咎。夏枯草苦辛而性寒无毒，专入肝胆二经，能补厥阴肝家之血，又辛能散结，苦寒则能下泄以除湿热，所以能收到满意之效果。
六、枸杞子60g可止血
本品性味甘平，功专润肺养肝，滋肾益气，对于肝肾阴亏、虚劳不足最为适合，一般用量为9～15g，但用量增至每日60g，则有止血之作用，凡齿宣、鼻衄及皮下出血（如血小板减少性紫癜等）之久治不愈，症情顽缠者，服之均验；每日用本品60g，水煎分服，连服3～5日可以获效。如用量小于45g，效即不显，这也反映了用量与作用的关系。
七、苍耳草120g治麻风
本品性味苦辛而温，能祛风化湿，一般多用于头风鼻渊、风湿痹痛及疮肿癣疥。常用量为9~15g，但增大其剂量，则能治疗麻风及结核性脓胸，其治麻风的剂量，曾有分为每日120g一次煎服、每日360g二次分服、每日960g三次分服等三种，而其疗效亦随剂量之加大而提高。至于治疗结核性脓胸，亦需每日用210g左右，奏效始著，服后能使脓液减少、变稀，血沉率降低，连服3个月，疮口即逐步愈合。如果只用常用量，是不会收效的。
八、黄连120g治糖尿病
本品性寒，味大苦，善于泻火解毒，清热燥湿，一般常用量为3～5g左右，由于其性寒味苦，大量或久服，易于损胃，故常与温药并用，如配木香之香连丸，配干姜之姜连散，配吴茱萸、白芍之戊己丸，配肉桂之交泰丸等。正如李时珍所言：“一冷一热，阴阳相济，最得制方之妙，而无偏胜之害。”所以其用量一般均在常用量上下。
近年来忘年交仝小林教授，常用黄连治疗糖尿病，取得突破性进展，值得参用。他说：“黄连最苦，然治疗糖尿病这一甜病特效。我用黄连，通常剂量为每日30g，而治疗糖尿病酮症，一日最多达120g，降糖迅速。”通过回顾性分析显示，有35%患者减少降糖西药的用量，30%仅用中药来维持稳定而理想的血糖水平，许多曾经胰岛素用量很大的患者，甚至完全停用胰岛素，这就为糖尿病患者带来了福音，兹附仝教授医案供参考：
【病例】陈某，男，36岁。2010年7月9日入诊。因血糖升高1个月就诊。患者1个月前因口渴明显而查FBG20mmol/L，诊断为糖尿病，注射几日胰岛素后，因工作较忙未再继续治疗。刻下症见：口干口苦甚，饮水多，乏力明显，汗出多，小溲频数，舌红、苔黄，脉滑数。查：FBG22.1mmol/L，2hPG34.99mmol/L。
西医诊断：糖尿病。
中医诊断：消渴。
中医辨证：火毒炽盛，耗伤气阴。
治法：清火益气滋阴。
处方：干姜黄连黄芩人参汤加减：黄连90g，干姜20g，黄芩30g，西洋参9g，知母60g，桑叶30g，怀山药30g，山茱萸30g。
2010年7月13日二诊：患者服药4剂，口渴、乏力等症状明显减轻，查FBG15mmol/L，2hPG21mmol/L，调整处方为：黄连90g，生石膏60g，知母60g，天花粉60g，西洋参9g，山茱萸30g，葛根30g，怀山药30g，桑叶30g，大黄3g，生姜5片。
患者服药10剂，口渴、口苦、乏力、汗多等症状缓解约80%，查FBG6～7mmol/L，2hPG9～11mmol/L，故调整处方为：黄连30g，黄芩30g，知母30g，天花粉30g，葛根30g，生姜5片，继续调治血糖。
【按】患者初诊表现一派火毒炽热、耗伤气阴之象，并有愈演愈烈之势，故亟需迅速控制火势，打破火毒为病的恶性循环。此时常规用药恐杯水车薪，必以大剂量苦寒清火之品直折火毒，方能控制火势，故主以90g黄连泻火解毒，直压火势，并以20g干姜顾护中阳，防止苦寒伤冒；同时配合知母、桑叶、怀山药等大量滋阴清热益气之药，以迅速补救耗伤气阴，防止其因火势张而枯竭，配合黄连为标本兼治。二诊已明显收效，火势得到控制，因而一鼓作气，继续以90g黄连，清除毒火余氛，至三诊时火毒已完全控制，故中病即减，改黄连为30g调治。
讨论
以上仅是举例而已，类似者不胜枚举。如用大剂量的防风解砒毒，桂枝治慢性肝炎与肝硬化，木鳖子治癌，青木香治高血压，鱼腥草治大叶性肺炎，合欢皮治肺脓肿，大蓟根治经闭，枳壳治脱肛，等等。但就本文所列述者而言，已充分说明中药用量与作用的关系是非常密切重要的。
中药用量的决定，是要从多方面来考虑，但要它发挥新的作用或起到特定的疗效时，就必须突破常用剂量，打破顾虑。正如孙台石在《简明医彀》所说：“凡治法用药有奇险骇俗者，要见得病真，便可施用，不必顾忌。”剂量是方剂的核心、灵魂，处方是否有效，除了辨证明确，论治得当，剂量就是提高疗效的关键。近贤冉雪峰说得好：“凡大病需用大药（大剂量），药用得当，力愈大功愈伟。”因此，中药用量与作用的关系是非常密切的，这也是使用中药值得注意的一个重要方面。
为什么增大剂量能加强或产生新的作用呢？这原因当然很多、很复杂。但总的一个方面，是否可以说是符合“量变质变”的法则呢？从这一法则的推演，可能会发现更多的药理机制，发挥药物的更大作用。不过，加大剂量必须在一定条件下，在一定限度内确定，才能由合理的数量变化，引起良性的质量变化，否则缺少一定的条件，超过一定的限度，这种量变转化的质变，就会由好事变为坏事。产生不良的作用或严重的后果。例如槟榔用75～90g是起驱虫作用的，但如再增大剂量，患者的机体适应能力将不堪忍受，而出现休克或严重的后果。明·张景岳在其《景岳全书》中曾说：“治病用药，本贵精专，尤宜勇敢……但用一味为君，二三味为佐使，大剂进之，多多益善。夫用多之道何在？在乎必赖其力，而料无害者，即放胆用之。”是可以作为我们参考的。
增大剂量，不是盲目的、胡乱肯定的，而是根据古今文献资料线索的引申，或是民间实践经验的事实，通过临床实践、系统观察才提出的。例如用大量荠菜之治尿滞留，一方面民间流传有此经验，一方面现代药理分析，证实它有直接兴奋子宫、膀胱等平滑肌的作用，所以使用它治疗尿滞留是合理可靠的。又如夏枯草之治肝炎转氨酶升高，是从它善于清泄肝胆湿热、散郁结、补肝血之功能而推演，并经临床实践，才提出应用的。所以加大用量，不是凭空臆测，而是有线索依据，引申演绎，经过实践观察，方始确定和推广的。
中药加重用量，产生新的功能，发挥它更大的作用，是值得我们重视的，但在具体应用时，还必须辨证论治，因证选方，随证加味，不能简单草率。例如用益母草之治肾炎水肿，随证加味，奏效始佳。这是使用中药的一个关键，如果忽视了这一点，将是最大的、原则性的错误。
最后还要说明一下的，就是增大药物用量，使之发挥更大作用，要有选择性、目的性地进行，不是所有药物加大了剂量，都会加强和产生新的作用；同时，也不能因为增大剂量可以加强药效，就忽视了小剂量的作用，形成滥用大剂量的偏向，既浪费药材，增加患者的负担，更对机体有损，这是必须防止的一个方面。因为疗效的高低与否，决定于药证是否切合，所谓“药贵中病”，合则奏效，小剂量亦能愈病。“轻可去实”“四两拨千斤”，就是这个意思。所以戴复庵说：“二者之论（指太过、不及），唯中而已；过与不及，皆为偏废”，是辨证的持平之论，值得深思。
其知者，如醉状，得吐者，为中病
说到用量的艺术，“随证施量”是一个基本思想，就是根据证本身的轻浅来选择剂量。如果是证轻的时候，就没有必要用那么重剂；而重证的时候就一定要用到重剂。像乌头桂枝汤方后面注释说：“初服二合，不知，即服三合，又不知，复加之五合。其知者，如醉状，得吐者，为中病。”这是无效的时候不断加量的过程，而“如醉状，得吐者为中病”才是真正有效、有感觉的时候。
但临床上，我们看到服用乌头出现这种症状，立刻吓得不得了，认为是乌头中毒，并且赶紧抢救，其实这只是“知”的表现。
我以前碰到过两例类似的情况。其中一个是用60g乌头的病人，本来在我们医院抓药时吃得非常好，第一个月后疼痛等各方面症状都明显减轻。但是第二个月的时候，病人忽然给我们一个学生打电话，说是吃药以后非常晕，感觉天旋地转，同时胃难受得吐了。学生转告我的时候，我说让他赶紧去急诊室看一下，结果去了之后没有什么问题，也没有什么特别处理，慢慢地症状就自动过去了。后来把他的药拿过来仔细看，发现是在他当地保定抓的药，乌头完全没有炮制，是生的，所以才会出现这样的情况。但其实他的晕和吐就是“如醉状”“得吐”的表现，提示着方药有效。
临床上我们见到病人有一些不良反应的时候，不应该立刻被吓得要死，不应该马上就停止用药，而是要有一个正确的判断，因为这可能正是一个恰到好处的有效症状。我举个例子，马钱子，一般用0.6g以下，最大剂量是0.9g。当时病房有个病人，护士拿了4包马钱子粉给他，并嘱咐分4天吃，每天1包，也就是0.9g。结果他把4包放在一块，一下子冲来吃了，相等于用了3.6g马钱子。吃完药就开始出现比较兴奋，特别爱说，多言多语。
这个症状刚好被我查房的时候发现，觉得有点意思，这个病人怎么会忽然如此爱说，经过询问才知道那个吃药的过程。其实，这正说明3.6g对他是一个比较有效的剂量，所以才会出现多言多语和相对兴奋。但往往出现这种情况后，大家都怀疑是不是中毒，而不敢再继续用下去。如果可以在有效剂量和中毒剂量之间准确地把握药物，那就是高明的医生。
不吐者，少少加，得快吐乃止
比如说瓜蒂散，“不吐者，少少加，得快吐乃止。”曾经有一个县委书记，打嗝得特别厉害，当时我就用这个催吐，等他吐完以后很快就好了。再比如白头翁汤，“温服一升，不愈，更服一升。”麻子仁丸，“饮服十丸，日三服，渐加，以知为度。”这都说明张仲景在那个时代里，已经能够把药物的剂量掌握得特别精确，非常值得我们好好学习。
另外，张仲景非常讲究方药的服法，不是千篇一律地跟病人说：“回去吃吧，早上吃半付，晚上吃半付。”而是分为1天吃1次的，1天吃2次的，1天吃3次、甚至多次的，或者睡前服、饭前服、饭后服等等，关键就是调整药物的剂量和血药浓度。
我最近经常思考药物有效无效的剂量问题。不管是用伤寒的方，还是用其他的方都好，经常会遇到没有效的情况，尤其是那些“10g、15g”的方子。而到底这些药物多少克有效？我们不知道。多少克有毒？我们也不知道。这种既不知道有效是多大剂量也不知道有毒是多大剂量的情况下，大家到底是怎么用的药呢？老师教我们桂枝用6g，那么桂枝就用6g；老师教我们白芍9g，那么白芍就用9g，这种一代一代传承下来的用药方法，实际上是几百年、甚至几千年的稀里糊涂地用药。
所以我们提出来要成立方药量效研究分会，把药物学、临床、基础、西医和中医弄在一块，专门用来认真研究药物的最低起效剂量、有毒剂量等。但不一定都是在人的身上，也可以改在动物身上试验。在最低起效剂量和有毒剂量之间找到一个最佳有效剂量，既能真正有效，又能保证安全。我认为中医一定要走向量化的时代，把宝贵的经验进行数字量化，才能够精准，才称得上一个真正的有效的科学。
具体用经方的时候，到底一两等于多少克呢？我觉得大致的规律是这样：如果是急危重症的话，就按照一两等于13.8g、15g来考虑；比较轻的病，就按照一两等于3g考虑；而那些既不是急危重症，又不是非常轻的病，可以按一两等于9g考虑。
该出手时就出手，不要犹犹豫豫
先来看一个心衰的病例。这个病人69岁，双下肢重度凹陷性水肿，而且用了利尿剂之后，效果不佳，被推来看病的时候，胸闷憋气，少尿，心率140次/分，属于很明显的心衰。我辨证考虑阴虚水热互结导致，所以选择猪苓汤：猪苓120g，茯苓120g，阿胶珠15g，滑石30g（包），生甘草15g，西洋参30g，黑顺片30g（先煎2h），丹参30g，三七9g，葶苈子15g，生姜3片，大枣5枚。7剂，分早、中、晚、睡前4次服用。
利用120g猪苓和120g茯苓同治气、血、水。7剂药后，这个病人的胸闷憋气明显减轻，双下肢水肿减轻60%，心率降到84次/分，于是开始减量，将猪苓、茯苓各减为30g，黑顺片减为15g，继续调理。所以说在重症阶段，方药该出手时就出手，而不要犹犹豫豫。
记得曾经被问道：开出这种超过剂量的方子，如果出了问题，病人反过来告你的话，该怎么办才好？这些医疗矛盾应该怎么解决？有人认为仝教授是名医，所以才不担心被病人告。其实不见得是这样，名医也能被告。但我们可以采取一些策略来防患未然。
第一条就是正确判断病人的情况，如果一看病人就是事多的，看病的目的就是告医生，那么就千万别去招惹；如果看到病人就是真正想治病的，而且是真的没辙，把我们当作救星，那么就要来治疗。但是这种重症的情况下，我们必须把病情的严重性、治疗之后可能出现的副反应等问题都一一跟病人说清楚。另一个比较狡猾的方法，就是一天开2-3剂，一剂一剂地用，第一剂不行就再来第二剂，看着病情去应用，也能够避免一些矛盾。
不拘时，小口频服
下面这个是糖尿病重度胃瘫的病人，2009年体检发现血糖升高，确诊是成人晚发的1型糖尿病。2010年出现严重腹泻，2011年7月怀孕后出现严重呕吐，终止妊娠后仍然频发呕吐，平均每个月呕吐25天，每天呕吐20-30次，甚至呕吐到虚脱，导致意识丧失。而且呕吐前出现剧烈的胃痛，觉得胃是冰凉的，像冰块一样，即使敷很烫的热水都没有什么感觉。总的来说，这个病人存在糖尿病酮症，胃肠自主神经胃病，周围神经病变，糖尿病肾病和眼底病变的问题。
当时考虑是中阳大虚，胃气衰微，用了附子理中汤合旋覆代赭汤、吴茱萸汤加减：黑顺片30g（先煎4小时），红参30g，炒白术30g，诃子30g，代赭石15g，生姜30g，苏藿梗各9g，吴茱萸9g，黄连1.5g。其中红参用了30g的大剂量来扶助正气，附子也是30g，代赭石15g，比较小剂量。因为已经胃下垂的情况下不要用太多的重的矿物药。还用了一个反“左金丸”，虽然也是6:1的比例，但是吴茱萸9g、黄连1.5g，因为这个病人属于胃寒。
同时，我们使用的服药方法是“不拘时，小口频服。”就是让病人一小口一小口频繁服用，就算喝了就吐也没有关系，只要一天之内能把这一剂药喝完就行了。病人服了10剂药以后，呕吐发作前的胃痛症状明显缓解，呕吐的剧烈程度减轻，腹泻减少到每天5-6次，胃部也不觉得凉了，喝下热水能有些感觉。这个时候我们有效增量，把附片加大到60g继续治疗。
过了1个月，这个病人过来复诊，说吃了28剂药后，1个月才呕吐4次，能够进食；腹泻消失，大便能成形；剧烈胃痛完全消失，并且胃部有温热的感觉。然后就开始减量维持。
其实临床上还有很多这样剧烈胃痛的例子。印象最深刻的是有一个病人，即使每天打4次杜冷丁（哌替啶）也止不住疼痛。但用黄芪建中汤，其中大剂量用红参，往往1剂就能马上减轻疼痛。因为胃痛常常是寒到一定程度引起胃痉挛导致的。
还有一个很好的方药：当归生姜羊肉汤。我们让那些虚寒性胃痉挛导致剧痛的病人回家去吃当归生姜羊肉汤，生姜用30-60g，甚至120g，往往吃了之后，疼痛马上缓解。生姜非常入胃，所以胃病的时候用生姜或者干姜作引经药是最好的。
我们再认真看看上个病人的方药，可以发现即使这么寒的时候，里面仍然有1.5g黄连。这里主要是把它当作佐药，配合生姜来“辛开苦降”。因为方子里有30g生姜、30g附片和9g吴茱萸，热力完全足够，所以加点黄连不会产生什么问题。
中药临床处方用量控制是指临床医生根据具体病例的情况，以好的临床效果为目标，确定处方的用量的行为和过程。中药处方用量控制采用随症施量原则和三因施量原则，另有 “十五策”，以 “君药宜重”和 “叠加药量”进行举例说明。
>>>随症施量原则<<<
随症施量原则也就是根据具体病例的病症情况决定给予适应的药量。应根据病情轻重决定药物用量。一般情况下，对于病症轻微者，药物用量宜小; 病症严重者，药物用量宜大。如 《伤寒论》四逆汤与通脉四逆汤，药味相同，但通脉四逆汤证病重势危，故方中附子、干姜用量均大于四逆汤用量，急以祛寒破阴，回阳通脉。
同时症状也是决定药物用量的重要因素，如益母草用 15g 左右具有养血调经之功，若用治肾炎水肿、肝病水肿，则需用到 90～120g 才能起效 。黄连用来降血糖常用剂量为 30～45g，最大用量可达 120g。
>>>三因施量原则<<<
即根据具体疾病发生的时间与时令，地域与环境，患者的性别、年龄、所处生理及病理状态及心理情况等来决定相应的药量。其中，因时与因地制宜原则又均是基于二者对疾病本身及人体药物反应性两方面的影响来综合考虑的。
时间与时令是权衡药量时需要考虑的重要因素。如在一般情况下，炎热季节气温较高，应用温热药、解表药，尤以辛温解表药物，剂量宜小;严寒季节气温较低，应用寒凉药、通下药时，用量亦酌情减少。
此外，由于人体的生理机能会随季节的转换而做出相应调整，临床施量也需据此进行适当增减。如夏季气温升高，人体腠理开泄，阳气外发;冬季气候寒冷，人体腠理固密，阳气内藏。若同为外感风寒，在寒冷的季节要用重剂才能有效; 而在炎热的夏季用轻剂即能取效，且不宜过于发散，以防汗出过多，伤津化燥，变生他病。
地域和环境对临床用量的意义一方面体现在气候差异的影响上，如张锡纯在解释陆九芝关于麻黄南北方用量有异时谓: “南方气暖，其人肌肤薄弱，汗最易出，故南方有麻黄不过钱之说; 北方若至塞外，气候寒冷，……恒用至七八钱始能汗者”; 另一方面则体现在对人体体质形成的重要作用上。生活在北方或西北地区的各民族体形多壮伟，体气多敦厚; 生活在南方或东南沿海的各民族体形多纤细，体气多瘦薄，各地区人体体质不同，抗病、抗热、抗寒能力不同，对药物的反应性也不一样，临床用量也需做出相应调整。
患者体质、年龄、性别不同，对药物的反应性及耐受性也会存在一定差异，因此，需在药量上予以区别。如在体质上对于发散攻伐之品，平素体弱者用量应少于强壮者，如十枣汤服法:“强人服一钱匕，羸人服半钱”。又如生大黄苦寒，泻热通肠，药力峻猛，若用同一品种治疗体重相近的患者，素体脾虚胃弱肠寒者用小量即可致泻，而素患热结便秘者用 10 ～ 15g 甚至更多才致腑通。年龄上老人气血衰少，对药物耐受能力较差，小儿脏腑轻灵，对药物敏感性较高，加之小儿许多器官及系统尚未发育完善，血气未充，经脉未盛，故用量均应小于青壮年人。性别上妇女的用量应少于男子，特别是在经期、产后，若用发散攻破的药物又应轻于平时。
>>>处方用量控制<<<
1、君药宜重
“君药宜重”是药物用量控制的一个重要方法，一般而言，在一定范围内如果增加君药的用量，方剂的主要作用会得到加强。
王清任创制的补阳还五汤很好地说明了这一规律和方法，其重用君药黄芪至四两 (约 150g) 来治疗气虚血瘀性质的中风偏瘫，在 《医林改错·下卷·半身不遂论叙·半身不遂本源》论述到: “夫元气藏于气管之内，分布周身，左右各得其半，人行坐动转，全仗元气”; “若元气一亏，经络自然空虚，有空虚之隙，难免其气向一边归并，如右半身二成半，归并于左，则右半身无气; 左半身二成半，归并于右，则左半身无气。无气则不能动，不能动，名曰半身不遂”。他认为，致病的原因是元气虚弱，必须重用补益元气的君药黄芪，使亏空的五成元气恢复，才能取得疗效。
类似的例子还有很多，如经方小柴胡汤中重用柴胡，白虎汤中重用石膏等。还有一种情况也说明了控制君药的剂量对于方剂功效和治疗效果的影响。当方剂的药物组成相同，改变药物的剂量比例，分别以不同的药物为君，君药重用，方剂的主要作用即发生变化。如 《伤寒论》《金匮要略》有几个药物组成相同而主要功效不同、主症各异的方剂，如桂枝汤和桂枝加桂汤，小承气汤、厚朴三物汤和厚朴大黄汤等，方剂的药物组成相同，但药物的用量不同，君药不同，主治病证亦不同。
除了单味君药重用之外，对于方剂结构中存在 “复君”的情况，加重一组君药的联合用量，是 “君药宜重”方法的另一种形式。总之，在决定临床中药处方用量时，应根据处方的君、臣、佐、使结构，突出君药的作用，注意以 “君药宜重”的用量控制策略来提高疗效。
此外还需指出，在一个处方中并非用量最大者即为君药，如十枣汤，其君药芫花用量仅为三分之一钱匕 (约为 0. 17g)，大枣用量虽为 10 枚 (约 46g)，但也只是一味佐药。
2、叠加药量
指在一个处方中使用多味相同功能的药物，它们的药量叠加，其功效得到协同增强的方法。
如李东垣《兰室秘藏》中满分消汤，方中温中祛寒除湿的一组药味川乌、生姜、干姜、荜澄茄各二分，半夏、益智仁各三分，吴茱萸、草豆蔻各五分，全组叠加药量二钱四分(约90g);理气除满的一组药味青皮二分、木香三分、厚朴五分，叠加药量一钱(约37g);益气升清的一组药味人参二分、黄芪五分、升麻三分、柴胡二分，叠加药量一钱二分(约45g);清热祛湿的一组药味黄连二分、黄柏五分、茯苓三分、泽泻二分，叠加药量一钱二分(约45g)。
再如李梴《医学入门》加味苍柏散，方中清热祛湿、疏利肢节的一组药味苍术一钱，白术八分，知母、黄柏、黄芩各五分，木瓜、牛膝、防己、槟榔、羌活、独活各三分，叠加药量五钱一分(约190g);和血调血的一组药味当归四分，芍药四分，生地黄四分，叠加药量一钱二分(约45g)。
上述方剂均是以“功效组”为单位组合而成的，每一组中各单味药用量虽小，但通过组内药量的叠加，其整体作用也得到了协同增强。相较于汉唐时期药味少、剂量大、范围广的“大汤剂”，采用叠加药量方法的方剂具有单味药量少而药味众多的特点，可称之为“新大汤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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