县令真的可以随意杀人吗？别被电视剧骗了，清朝律法也是讲程序的

县衙

我们在影视作品中经常能看到这样一幕：清朝某皇帝年间，青天大老爷坐在堂上，头顶上悬着“明镜高悬”的匾额，下面跪着贫苦小民，此时的小民也许正在向县官诉苦，请求主持公道。县官经过一番思索后，便做出判决，轻则坐牢，重则处死。很多人习以为常，但是这种情况其实基本不会发生。在清朝，莫要说死刑，即便是坐牢也不是区区一个县官就能议定的。那么，清朝到底是怎么审判犯人的呢？

一、怎么打官司？

众所周知，清朝的地方行政区划可以划为四等，清承明制，依然将行省作为地方最高行政级区划，在省一级的长官有总督、巡抚、布政使（藩司）、按察使（臬司）等；省以下有道（清初类似监察，后逐渐形成固定府邸），长官为道员；接着是府（与府平行的还有直隶州和直隶厅，长官分别为知州、同知等），府的长官为知府；最底层的是县（与县平级的还有一般州、一般厅，长官名称同上），县的主事官叫县令，因为经常跟平民打交道，又被称为“父母官”。

如果平民之间发生案件，究竟该怎么处理呢？

首先由受害者或者与之相关的人向最低一级的政府——县令（或一般州、厅）提出诉求。请注意，诉讼一开始只能向最低一级的直管政府提，不能越诉，清朝是严令禁止越诉的。即便受害者越诉所讲的是事实，也要受到杖打五十下的处罚，并且发回县级审判。县级政府的权力说大也大，因为一个县内所有的上诉他都要审判；但是说小也小，县令只具有判定一些鸡毛蒜皮的小事的权力。比如瓜分家产、夫妻离婚、土地纠纷之类的，这在古代被称为“细事”。并且县官所能使用的刑罚仅仅只有笞刑和杖刑。

周星驰版县官形象

清代的刑罚共为五大类，分别是笞、杖、徒（坐牢，最高三年）、流（流放当兵等）、死（正常使用绞和斩）等。县官能够使用的仅仅是前两种，一旦犯人所犯罪行所适用的刑罚高于笞、杖级别，就要报送上司。所以，县官的司法权力可以这么概括，即“审”权很大，“判”权很小。

县令的上一级机构是府。古代的长官一般身兼行政、司法权，所以审囚决讼也是知府的责任。知府的司法权力也不是很大，对县令送来的卷宗仅仅只是做出判语。一方面，如果知府认为县令的判决不符律例或证据不足，就会打回重审或者交给其他州县审理；另一方面，知府认为符合判决要求的就会写上判语，然后提送到上一级机构。府的审判权并不比县令大上多少。此外，知府也会直接处理一些直隶于他的民事和刑事诉讼。

《康熙微服私访记》安平知府形象

二、皇帝才是全国最大的法官

府的司法上级是臬司，也就是按察使。按察使是明清时期的风宪部门，掌管监察司法等有关事宜。臬司所要处理的仅仅是府县报送上来的案子，要么打回重审，要么汇集刑案，再次上报。同样的，他没有高于府县的刑罚权力，也没有处决的权力。

稍微有一点权力的是督抚，但是依然没有处决犯人的权力。督抚在清朝的地位比于六部，这样一个重量级单位，仅仅只有判决“徒刑”的权力。徒刑相当于现在的蹲监狱，不过会伴随着体力劳役等附加处罚，另外本县人不会在本县坐牢。到这里，如果能够用徒刑解决的案件，也就不会再上报了，如果还解决不了，就还需要上报。

而经过督抚再次上报的刑事就比较严重了，处罚也较重，分别是流刑和死刑。上报的部门分别是刑部和皇帝。一般来讲，流刑截止到刑部，刑部有权力审批督抚送上来的这类案件，可以决定流放囚犯一千五百里还是三千里。至于死刑，必须要经过皇帝审批。先由督抚等大臣上死刑题本给皇帝，皇帝将死刑案交给三法司会审，他们讨论后，再交给皇帝判决，皇帝才是最高的大法官。

所以说，县官、督抚就能决定平民生死的情况是根本不存在的。死刑在清朝是一件非常严肃的事情。

三、皇帝的司法特权到底有多大？

在我们看来，中国自秦始皇建立秦朝开始，专制程度呈波浪式上升，到明清时期，皇权已经达到了高潮。清朝作为帝制的最高峰，皇帝肯定是至高无上，生杀予夺，视民如草芥一般。但是，历史上的清朝皇帝真的如此吗？我们来看一个案列：年羹尧案。

年羹尧，汉人，进士出身，为人十分机敏，于康熙期间，就逐渐靠向未来的皇帝——雍正帝。当时康熙因为屡废太子，儿子争权而烦心不已，谁也没有想到最后的皇位居然是四皇子胤禛的。由于年羹尧投靠得比较早，也因为他作战勇敢有功劳，所以在雍正即位后，对其百般嘉赏，授抚远大将军、封三等公爵，加太保头衔等，可谓一人之下万人之上。渐渐的，这位大臣就骄横起来了。

雍正二年十月，年羹尧上京面圣，途中居然要群臣跪送和跪迎，跪着的大臣居然包括总督和巡抚。督抚何许人也？让他们跪着，岂不是就把自己当成了皇帝？不仅如此，他把大臣当做下属，平行文书自称“令谕”，对雍正帝的圣旨不行礼仪，甚至已经发展到大臣先跪年羹尧后跪雍正帝的地步。雍正的眼里容不得沙子，自然也容不得这样一个越制的大臣。不过雍正并没有立马拿下他，尽管他有这个权力和能力，但是雍正帝还是选择按照程序走。

年羹尧

清制规定，官员犯法不能直接捉拿，需要有人向上请奏。像年羹尧这样的皇帝红人，哪有人敢上奏。于是，雍正逐渐给大臣透露年羹尧已经不受宠的的信息，并且警告一部分人，不要跟他走得太近，以免惹火烧身。朝中有机灵的人，已经看到了风向。雍正三年三月，四川巡抚上京控诉年羹尧，这是一颗投向平静池塘的石头，虽然小，但是涟漪已经逐渐展开。雍正三年四月年羹尧被降为杭州将军；接着，山西巡抚、八旗都统、内阁、詹事府、翰林院、九卿等接连上劾年羹尧。雍正三年九月，雍正帝见时机已成熟，就逮捕年羹尧，下刑部监狱，令三法司会审，最终依《大清律》定其九十二条大罪赐死。

在这个案件中，皇帝尽管有能力，但是始终按照程序走，对年羹尧的惩处也完全符合官员死刑流程。这样的案件还有很多。对于聪明的帝制君主来说，维持法的秩序才能保证这个国家的平稳运行，而不是我们所想的那样随心所欲，为所欲为。

雍正

文史君说

与我们固定的思维不同，清朝的法律程序是很严格的，莫说是县令，即便贵为总督、尚书，也没有权力去处死一个平民。对于古代法制，我们需要理性地看待，而不能一味地贬低、误解，甚至割裂古代与现代法制的联系。

参考文献

赵尔巽等：《清史稿》，中华书局，1998年。

郑琴：《清代法律制度研究》，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0年。

（作者：浩然文史·士为知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