子居：安大简《邦风·秦风·权舆》解析 | 中国先秦史
安大简《邦风·秦风·权舆》解析
子居
《安徽大学藏战国竹简（一）》所收《权舆》篇，整理者在说明部分言：“简本《权舆》第一章五句，与《毛诗》同，第二章存二句（少一字，当在下支简）。《毛诗》二章，章五句。”[1]关于此诗，《毛传》言：“刺康公也。忘先君之旧臣，与贤者有始而无终也。”孔疏：“作《权舆》诗者，刺康公也。康公遗忘其先君穆公之旧臣，不加礼饩，与贤者交接，有始而无终，初时殷勤，后则疏薄，故刺之。经二章，皆言礼待贤者有始无终之事。”二者皆未说明此“旧臣”也即《权舆》篇的作者是谁，显然是并不知道作者是何人，而既然不知作者，又怎么知道是不是“贤者”的？所以“与贤者有始而无终也”云云当只是说诗者的个人演绎，未见得合于诗旨。所谓“一朝天子一朝臣”，当世君主与前代旧臣不合的情况，是历代朝堂上习见的戏码，秦康公的情况与其说忘贤，不如说是代沟，而由下文分析可见，此旧臣或即秦穆公时与孟明视并为三帅之一的西乞术，《权舆》诗可能是西乞术被贬为庶人后，在秦康公末年所作的诗篇。
【宽式释文】
始也於我，夏屋蕖蕖，今也每食无余，于嗟，不称权舆。
始也於我，每食八……
【释文解析】
（始）也於我〔一〕，
（夏）屋
〓（渠渠）〔二〕，今也𢘓（每）飤（食）亡（無）余（餘）〔三〕。
整理者注〔一〕：“
也于我：《毛诗》作「于我乎」。「
也」读为「始也」，与下句「今也」正相对。又《尔雅·释诂》：「权舆，始也。」简文开篇「始也」与篇名相呼应。孔疏：「上言『于我乎』，谓始时也。下言『今也』，谓其终时也。」「
也」二字为《毛诗》所无。《毛诗》于「我」字下有一「乎」字，简文无。”[2]此句的“也”字本被漏抄，是之后又补写在“始”、“於”之间的。《毛诗》之所以没有“始也”二字，盖是因为《毛诗》很可能是转抄自汉代某个非常接近《鲁诗》的今文诗传本，《尔雅》于《诗》的释训也以《鲁诗》说为主，而由《尔雅》可见《鲁诗》说的传承中则很可能是将“始也”理解为了“权舆”二字的古注而非诗篇原文，因此才有“《尔雅·释诂》：「权舆，始也。」”并导致《鲁诗》以“于我”起篇，间接影响到《毛诗》也以“于我”起篇。据朱凤瀚先生《西汉海昏侯刘贺墓出土竹简〈诗〉初探》[3]文介绍，海昏侯简《诗经》“对诗中词语与文句所作注解，夹在正文中，注解文字大小同于正文。”可证汉初确实存在这种原文与注解混书的情况，因此存在《诗》的传承过程中误“始也”为注解的可能。笔者《先秦文献分期分域研究之一 虚词篇》[4]中已分析用为“于”的“於”约出现于春秋前期，且接近春秋前期末段，笔者《先秦文献分期分域研究 虚词篇（补一）“乎”》更指出“虚词'乎’的出现时间就在战国后期前段至战国后期后段之间，也即虚词'乎’的实际出现时间很可能不早于公元前332年。”[5]因此由安大简《秦风·权舆》以“於”通“于”可判断，《权舆》的成文时间很可能不早于春秋前期末段，又由“《毛诗》于「我」字下有一「乎」字，简文无。”来看，其盖是体现了战国后期后段之前单用的虚词“乎”尚为出现的情况。如《权舆》这样以“始也”、“今也”相对应的措辞还可见于《国语·晋语四》：“文公问于郭偃曰：始也，吾以治国为易，今也难。”《毛传》于全诗言“与贤者有始而无终”而对“于我乎”句完全无注，此句郑笺则云“言君始于我”，可见《毛诗序》所抄的先秦诗说很可能本是来自于有“始也”二字的版本，郑玄据《诗序》为说，当然也可能郑玄犹见有“始也”二字的版本，那么则这个版本就有可能三家诗中的某家，而孔疏言：“郑不然者，诗刺有始无终。上言'于我乎’，谓始时也。下言'今也’，谓其终时也。”是无论情况如何，至唐时此说已佚。《韩诗》唐代犹存，是若三家诗有“始也”二字的版本则或是《鲁诗》或是《齐诗》，结合前文分析《鲁诗》说很可能以“始也”为“权舆”的古注，则三家诗说若存在有“始也”的版本自然只可能是《齐诗》。不过也有可能三家诗皆无“始也”二字，只是先秦古说有此旧说，汉代则诗句虽误但旧说犹存。
整理者注〔二〕：“
屋
〓：《毛诗》作「夏屋渠渠」。「
」，即「夏」字。「
」，从「艸」，「
」声，疑「苣」之异体。「苣」「渠」谐声可通。《诗集传》：「渠渠，深广貌。」”[6]关于“夏屋”，历来有两说，毛传仅言：“夏，大也。”未解“屋”，郑笺则言：“屋，具也。渠渠，犹勤勤也。言君始於我，厚设礼食大具以食我，其意勤勤然。”孔疏：“此述贤人之意，责康公之辞。言康公始者于我贤人乎！重设馔食礼物大具，其意勤勤然，于我甚厚也。至于今日也，礼意疏薄，设馔校少，使我每食才足，无复盈馀也。……'屋，具’，《释言》文。渠渠犹勤勤。言设食既具，意又勤勤也。案崔骃《七依》说宫室之美云：'夏屋渠渠。’王肃云：'屋则立之于先君，食则受之于今君，故居大屋而食无馀。’义似可通。郑不然者，诗刺有始无终。上言'于我乎’，谓始时也。下言'今也’，谓其终时也。始则大具，今终则无馀，犹下章始则四簋，今则不饱，皆说饮食之事，不得言屋宅也。若先君为立大屋，今君每食无馀，则康公本自无始，何责其无终也？且《尔雅》'屋，具’正训，以此故知谓礼物大具。”是郑玄以“夏屋”为“大具”，而王肃则以“夏屋”为“大屋”，两说历代皆不乏支持者，王先谦《诗三家义集疏》卷九：“'夏，大屋也’者，王逸《楚词·招魂》章句卷九文，引《诗》此句。《九章》注：'夏，大殿也。’引《诗》同。《淮南·本经训》高注：'夏屋，大屋也。’王、高皆习《鲁诗》，知鲁训与毛同。'渠渠，盛也’者，《广雅·释诂》文。张说皆本《鲁诗》。'亦作蘧蘧’者，王延寿《鲁灵光殿赋》云：'揭蘧蘧而腾凑。’李注引崔骃《七依》曰：'夏屋蘧蘧，高也，音渠。’案，'渠’、'蘧’字通，《左氏春秋》定十五年'齐侯次于渠蒢’，《公羊》作'蘧蒢’。《西京赋》'蘧藕’，薛综注以'蘧’为'芙渠’，是其明证。延寿逸子，当习《鲁诗》，盖《鲁诗》有异文，亦作'蘧蘧’也。“殷商”至“门也”，《通典》五十五引《韩诗》文。下引《传》曰云云。卢文弨云：“《通典》于'殷商屋’句引《韩诗》，则所引《传》曰'周夏屋而商门’亦《韩诗传》也。”陈乔枞云：“《御览》百八十一《居处部》引崔凯曰：'礼，人君宫室之制，为殷屋四夏也，卿大夫为夏屋，隔半，以北为正室，中半以南为堂。’殷商古并通用，殷屋即商屋也。是商屋、夏屋为殷周宫室之异制，后人因以为人君及卿大夫尊卑之等差。窃思殷屋之名，取义于中。中，正也。商从同，章省声，章亦正也。《释山》曰：'上正章。’是其义已。《考工记》：'殷人重屋，堂修七寻，堂崇三尺，四阿重屋。’注云：'重屋，王宫正室，若大寝也。’《御览》引桓谭《新论》曰：'商人谓路寝为重屋。’商于虞夏稍文，加以重檐四阿，故取名四阿，若今四柱屋重屋复笮也。然则殷屋即重屋，四夏即四阿。夏者，厦字之假借，以其正中为室，四面有霤，重承壁材也。惟夏屋以近北为正室，中半以南为堂，其制与商屋殊。商门之制，亦为重屋，古人宫室中为大门，左右为塾，塾皆有堂室。《考工记》'门堂三之二，室三之一’是也。门堂当南北之正中，其室亦当左右塾前后正中之处，故曰商门。周人夏屋，皆为重檐，亦四面有雷，损益殷制而广大之，规模益备，故曰夏屋，夏之为言大也。后人定宫室之制，人君宫殿始有重屋四阿，卿大夫以下但为南北檐，皆以近北为正室，中半以南为堂，如周人夏屋之制，故亦称夏屋耳。”是《鲁诗》说即以“夏屋”为“大屋”，因此《毛诗》才对“屋”没有特别说明，《毛诗》每每不嫌抄《尔雅》，而《权舆》此句未取《尔雅》“握，具”之说，也可见《尔雅》“握，具”之说当并非是《权舆》之训。但郑玄另立“大具”说，也非无故，《仪礼·士冠礼》：“夙兴，设洗，直于东荣，南北以堂深。”郑玄注：“荣，屋翼也。周制，自卿大夫以下，其室为夏屋。”既然自卿大夫至士皆是可以“其室为夏屋”，则郑玄盖以为“夏屋”为“大屋”不足以表示“始也”的显荣，推测因此郑玄才不从《鲁诗》说而另以“夏屋”为“大具”，但“大具”又确实无辞例可证，且《尔雅·释言》是作“握，具也”而非郑笺所说“屋，具也”，虽然屋、握可通，但毕竟《诗经》中并没有以“屋”代“握”的异文，因此宋代之后又出现另外的基于郑玄说的变体，《增修互注礼部韵略》卷三：“夏屋，大俎也，一名大房。”明代杨慎《升庵集》卷四十二：“《诗》：'夏屋渠渠’，古注：'屋，具也。’《字书》：'夏屋，大俎也。’今以为屋居，非矣。《礼》：'周人房俎’，《鲁颂》：'笾豆大房’，注：'大房，玉饰俎也。其制，足间有横，下有跗，似乎堂后有房然，故曰房俎也。’以夏屋为居，以房俎为房室，可乎？又《礼》：'童子帻无屋’，亦谓童子戴屋而行，可乎？”然而即使是“大俎”，仍无先秦两汉辞例，清代赵翼《陔余丛考》卷二即言：“《诗》：'夏屋渠渠’《学斋占毕》云：“夏屋，古注：'大具也。渠渠，勤也。言于我设醴食大具以食我,其意勤勤然。’不指屋宇也。至扬子云《法言》云：'震风凌雨，然后知夏屋之帡幪。’乃始以夏屋为屋宇。”杨用修本其说……然《楚词·涉江》篇'曾不知夏之为邱’，《招魂》篇'各有穾夏’，又《大招》篇'夏屋广大，沙棠秀只’，则屈原、宋玉己皆以夏屋为大屋，而必以大俎释《诗》之夏屋，毋亦泥古注而好奇之过矣。况屈原、宋玉既施之于词赋，则以夏屋为大屋，亦不自扬子云始也。”诚如其所言，在没有辞例的情况下以“夏屋”为“大俎”，完全就是“泥古注而好奇之过矣”。且即使以古注古说论，《鲁诗》说也自然是早于郑玄、更早于《韵略》的。所以，以“夏屋”为“大屋”说不仅更早，且辞例充分，没有反证。郑玄的“大具”说与其变体《韵略》的“大俎”说，则全无辞证，孰优孰劣明确可知。
整理者注〔三〕：“今也𢘓飤亡余：《毛诗》作「今也每食无馀」。「𢘓」，从「心」，「母」声，「谋」之古文。「𢘓」「每」谐声可通。「飤」，从「人」「食」，「食」亦声。《说文·食部》：「飤，粮也。从人、食。」段注：「以食食人物，其字本作食，俗作飤，或作饲。」战国文字中「飤」多读作「食」（参徐在国《上博楚简文字声系》第五八一至五八六页，安徽大学出版社二〇一三年）。「余」，读为「馀」。”[7]“今也”于先秦文献始见于《诗经·大雅·召旻》：“昔先王受命，有如召公，日辟国百里；今也日蹙国百里。”笔者《先秦文献分期分域研究之二 实词篇（一）》[8]已指出《召旻》约成文于春秋前期初段，由此也可见《权舆》的成文时间当不早于春秋前期。《召旻》中以“昔”与“今也”对言，也正类似于《权舆》的以“始也”与“今也”对言，故不排除《权舆》的作者熟悉《召旻》篇的可能性。由《权舆》篇内容来看，作者最关注的就是自己所享有的物质条件，对以前的奢靡念念不忘，感叹于自己现在吃都吃不饱，这自然说明《权舆》作者的巨大生活落差，但却完全不能说明作者是“贤者”，清代牟应震《诗问》卷三即言：“《权舆》，伤贫也。问：《序》与《集传》皆以为待贤人有始无终，曰：为其为贤乎？每食不饱而咨嗟悴蔑，贤者固如是乎？”清代魏源《詩古微·秦风答问》亦言：“若执《权舆》篇为弃贤之证，则尤不然。贤者事君，道合则留，谏不行、言不听则去，未闻以口腹为聧合也。醴酒不设，见几而作，重礼重道，未闻恋哺啜而不去也。古之明君，得士者昌，则得明夷不食之士，非得观我朵颐之士也。战国之君，虚其国，疲其民，以养游士，士皆修其冠剑，多其谈谑，矜其夸捷，以娱人主于榱题之下。孟尝之门，食客三千，上客肉食乘车，中客鱼飱，下客草具菜羹，其豢之也，殆狗马无几矣。汤得一士于莘野，武丁得一士于傅岩，文王得一士于渭滨，皆未尝食三千之客于门下也。方秦穆之求士也，取由余于戎，得百里奚于宛，迎蹇叔于宋，求丕豹、公孙枝于晋，且屡败犹用孟明，善马以食勇士，四方游士望风奔秦，如水赴壑，如兽走旷，抵掌游谈，滥竽呴沫，惟'捷捷善谝言，俾君子易辞，我遑多有之’盖秦穆晚亦悔之矣。康公嗣位，思绍霸业，始亦适馆授餐，虚市骏骨，士归之如晨风之鴥北林，此夏屋四簋所由来也。既而自老成耆旧外，贤士百不得一，才士十不得一，依草附木，类多虚浮嗜利无耻之徒。秦人深厌之，又惧其持国中阴事，走诸侯以相难也，乃不饱以困之，坐老旅食，垂死关中，而游士之风为秦人戒，使其民趋实去华，益勤于耕战。盖楚与秦皆不弃亲而用羁，病天下而不病其国者也。君子于此无讥焉。曰：此以'不饱’、'无余’为嗟者，虽厌之可也。”虽然魏源以《权舆》为游士之辞与春秋历史背景不合，但牟、魏皆不以《权舆》作者为“贤者”，则是观点颇为相似的。
于差（嗟）〔四〕，不爯（稱）權
（輿）〔五〕。
整理者注〔四〕：“于差：《毛诗》作「于嗟乎」。简本无「乎」字。《鲁诗》「乎」作「胡」，王先谦云：「《释诂》『权舆，始也』，郭注：『《诗》曰：胡不承权舆。』案，毛读『于嗟乎』句，『不承权舆』句。此引《诗》『乎』作『胡』，以『胡不承权舆』为句，盖本旧注所引《鲁诗》，故文异而句读亦异也。」（《诗三家义集疏》第四六一页）”[9]春秋传世文献中，“于嗟”仅见于《诗经》的《国风》部分，除《权舆》篇外，又见《周南·麟之趾》、《召南·驺虞》、《卫风·氓》、《邶风·击鼓》，笔者《安大简〈邦风·周南·麟之趾〉解析》[10]已指出《麟之趾》很可能是“蛮氏与楚人结盟后的归师途中，诗人盛赞蛮氏公族之盛的诗篇。”故《麟之趾》约成文于春秋后期初段，笔者《安大简〈邦风·召南·驺虞〉解析》[11]也已指出“当可推测《驺虞》很可能就是公元前632年农历季春三月下半月蔡侯随周襄王田于践土时蔡人所作之诗。”是《驺虞》约成文于春秋前期末段。至于《击鼓》，清代姚际恒《诗经通论》言：“此乃卫穆公背清丘之盟救陈，为宋所伐，平陈、宋之难，数兴军旅，其下怨之而作此诗也。旧谓诗下迄陈灵，以陈风之株林为据。考陈灵公亡于宣公之年，此正宣公时事。旄丘，黎为狄灭，亦卫穆公时。春秋宣十二年「宋师伐陈，卫人救陈」。左传曰：「晋原谷、宋华椒、卫孔远、曹人同盟于清丘，曰『恤病、讨贰』。于是卿不书，不实其言也。」又曰：「宋为盟故，伐陈，卫人救之。孔达曰『先君有约言焉，若大国讨，我则死之』。」又曰：「君子曰『清丘之盟，惟宋可以免焉』。」杜注曰：「宋伐陈，卫求之，不讨贰也，故曰『不实』。其言宋伐陈，讨贰也。背盟之罪，惟宋可免。于是晋以卫之救陈讨卫，卫遂杀孔达以求免焉。」揆此，穆公之背盟争构，师出无名，轻犯大国致衅，兵端相寻不已，故军士怨之以作此诗。因陈、宋之争而平之，故曰「平陈与宋」。陈、宋在卫之南，故曰「我独南行」。其时卫有孙桓子良夫，良夫之子文子林父。良夫为大夫，忠于国；林父嗣为卿、穆公亡后为定公所恶，出奔。所云「孙子仲」者，不知即其父若子否也若城漕之事，他经传无见。穆公为文公孙，或因楚丘既城，此时始城漕耳。则城漕自是城楚丘后事，亦约略当在穆公时。合「土国」之事观之，而穆公之好兵役众盖可见矣。”以此说则《击鼓》约成文于春秋后期前段。因此春秋时期“于嗟”的使用盖即主要流行于春秋前期末段至春秋后期前段，且主要流行于有明显非周文化背景的地区。以此缘故，《权舆》确实非常可能是秦康公时期的诗篇。《诗三家义集疏》以“胡不承权舆”为《鲁诗》说，主要是根据陈乔枞《鲁诗遗说考》：“郭注亦多承用汉人旧义，若犍为舍人、刘歆、樊光、李巡等注征引《诗经》皆鲁今文，往往与毛氏异。郭注沿袭其文，如'射，厌也’引《诗》'服之无射’，'盱，忧也’引《诗》'云何盱矣’，'祓，福也’引《诗》'祓禄康矣’，皆与毛氏显异，而'阳，予也’注称述《鲁诗》，'蓲，荎’注引《诗》'山有蓲’与石经《鲁诗》合，尤其确证。”但实际上“'阳，予也’注称述《鲁诗》”恰恰说明郭璞注《尔雅》并非皆本《鲁诗》，郭璞遍注《山海经》、《穆天子传》、《方言》、《尔雅》也可见其人所学广博，显然不会固守一家之说，所著《毛诗拾遗》同样可证“皆与毛氏显异”不意味着即主《鲁诗》，所以陈乔枞将《尔雅》郭璞注皆归为《鲁诗》说并不成立，说“胡不承权舆”盖出三家诗则可，以郭璞注引即推为《鲁诗》则显然无确据。至于“于嗟”演变为“于嗟乎”，盖是与战国末期之后“乎”被广泛使用有关。先秦文献中本经常可见单用的语气词“嗟”，但在战国末期的文献中，出现于“嗟”后增加“乎”的现象，如《庄子·内篇·大宗师》：“嗟乎！夫造物者又将以予为此拘拘也。”《庄子·内篇·人间世》：“嗟乎神人，以此不材。”《庄子·杂篇·徐无鬼》：“嗟乎，无以汝色骄人哉？……嗟乎！我悲人之自丧者，吾又悲夫悲人者。”《晏子春秋·外篇第七·吴王问齐君僈暴吾子何容焉》：“嗟乎！今日吾讥晏子，訾犹裸而咎撅者也。”《吕氏春秋·知接》：“嗟乎！圣人之所见，岂不远哉？”《吕氏春秋·长利》：“嗟乎！道其不济夫。”《吕氏春秋·知化》：“嗟乎！吴朝必生荆棘矣。”《韩非子·内储说》：“嗟乎！臣有三罪，死而不自知乎？”《战国策·赵策一·豫让刺赵襄子》：“嗟乎！士为知己者死，女为悦己者容。……嗟乎，豫子！”《战国策·秦策一·苏秦始将连横说秦惠王》：“嗟乎！贫穷则父母不子，富贵则亲戚畏惧。”《战国策·楚策一·威王问于莫敖子华》：“嗟乎子乎，楚国亡之月至矣！”《战国策·韩策二·聂政刺韩傀》：“嗟乎！政乃市井之人。”《战国策·齐策四·颜斶说齐宣王》：“嗟乎！君子焉可侮哉，寡人自取病耳。”笔者《先秦文献分期分域研究 虚词篇（补一）“乎”》已指出“虚词'乎’的出现时间就在战国后期前段至战国后期后段之间，也即虚词'乎’的实际出现时间很可能不早于公元前332年。”所以《毛诗》中《驺虞》、《权舆》的“于嗟乎”在安大简中皆作“于差”，正表明安大简是抄自单用虚词“乎”尚未出现的时期，《毛诗》作“于嗟乎”，则正与“嗟”在战国末期出现加后缀“乎”的现象对应，由此也可知《毛诗》是转抄自某个并不早于战国末期的《诗经》传本，这正与笔者多篇解析中提到的《毛诗》并非真正的古文本而是转抄自某个与《鲁诗》非常接近的汉代今文本相对应。
整理者注〔五〕：“不爯权
：《毛诗》作「不承权舆」。「爯」，读为「称」。王筠《说文句读·冓部》「爯」下云：「称、偁二字，古盖并用爯。」《荀子·礼论》「贫富轻重皆有称者也」，杨偯注：「称，谓各当其宜。」上古音「爯」属昌纽蒸部，「承」属禅纽蒸部，音近可通。「
」，从「止」，「与」声。「
」「舆」谐声可通。”[12]前文解析内容已提到“由《尔雅》可见《鲁诗》说的传承中则很可能是将'始也’理解为了'权舆’二字的古注而非诗篇原文”，会发生这样的误解自然是因为“权舆”本有“始也”之义，由此可推测，训为“始也”的“权舆”盖为“元初”的音转，元、初皆有始义，《尔雅·释诂》：“初、哉、首、基、肇、祖、元、胎、俶、落、权舆，始也。”《淮南子·天文》：“天一元始，正月建寅，日月俱入营室五度。”《淮南子·主术》：“始初甚劳，终必利也。”《方言》卷十三：“鼻，始也。兽之初生谓之鼻，人之初生谓之首。梁益之间谓鼻为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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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始）也於我，𠰔（每）飤（食）八〔六〕【五十九】
整理者注〔六〕：“𠰔飤八：《毛诗》作「每食四簋」。「𠰔」，参上注〔三〕。简本所记数量与《毛诗》有别。”[13]安大简中“四”字皆书为“囧”形，与“八”字写法区别明显，当无由至讹，故推测《毛诗》盖误认篆文的“八”为《说文》所说“四”的古文“𦉭”，才误作“每食四簋”。由《仪礼·公食大夫礼》：“上大夫八豆、八簋、六鉶、九俎。”可见，《权舆》作者当是至少曾为秦国的上大夫，若再结合《毛诗序》所说“刺康公也，忘先君之旧臣”则《权舆》作者很可能应是秦穆公旧臣，这样可考虑的历史人物就很少了，查秦穆公时的重臣至秦康公时仍有记录者即西乞术，《春秋·文公十二年》：“秦伯使术来聘。”《左传·文公十二年》：“秦伯使西乞术来聘，且言将伐晋。襄仲辞玉曰：'君不忘先君之好，照临鲁国，镇抚其社稷，重之以大器，寡君敢辞玉。’对曰：'不腆敝器，不足辞也。'主人三辞。宾客曰：'寡君愿徼福于周公、鲁公以事君，不腆先君之敝器，使下臣致诸执事以为瑞节，要结好命，所以藉寡君之命，结二国之好，是以敢致之。’襄仲曰：'不有君子，其能国乎？国无陋矣。’厚贿之。”从中可以看出西乞术很善于形式上的外交文辞，但并没有完成使命，没有成功说服鲁国与秦国一起伐晋，却受厚贿而归，说明其人物欲倾向很明显。西乞术为秦穆公时重臣，物欲方面也与《权舆》所表现出的贪恋往日奢侈生活的特征相符，其人自秦穆公时崤之役被俘后，就再未见秦穆公时期有什么记载，推想能力上盖不能与孟明视相比，但由秦康公使西乞术聘鲁来看，其人一直身居高位，正可对应安大简《权舆》的“每食八……”。鲁文公十二年的秦、晋河曲之战，《史记·秦本纪》云：“战于河曲，大败晋军。”但《左传·文公十二年》则言：“冬，秦伯伐晋，取羁马。晋人御之。赵盾将中军，荀林父佐之。郤缺上军，臾骈佐之。栾盾将下军，胥甲佐之。范无恤御戎，以従秦师于河曲。臾骈曰：'秦不能久，请深垒固军以待之。’従之。秦人欲战，秦伯谓士会曰：'若何而战？’对曰：'赵氏新出其属曰臾骈，必实为此谋，将以老我师也。赵有侧室曰穿，晋君之婿也，有宠而弱，不在军事，好勇而狂，且恶臾骈之佐上军也，若使轻者肆焉，其可。’秦伯以璧祈战于河。十二月戊午，秦军掩晋上军，赵穿追之，不及。反，怒曰：'裹粮坐甲，固敌是求，敌至不击，将何俟焉？’军吏曰：'将有待也。’穿曰：'我不知谋，将独出。’乃以其属出。宣子曰：'秦获穿也，获一卿矣。秦以胜归，我何以报？’乃皆出战，交绥。秦行人夜戒晋师曰：'两君之士皆未慭也，明日请相见也。’臾骈曰：'使者目动而言肆，惧我也，将遁矣。薄诸河，必败之。’胥甲、赵穿当军门呼曰：'死伤未收而弃之，不惠也；不待期而薄人于险，无勇也。’乃止。秦师夜遁。”如果秦国确实是“大败晋军”，显然无需“夜遁”，所以河曲之战当是双方皆有战损，秦师很可能损失更大一些，所以才假意“夜戒晋师”而“夜遁”。之后，据《左传》记，秦人“复侵晋，入瑕”显然也没有获得什么战果。而若由《权舆》可能是西乞术所作来看，则秦康公很可能在此年因战事不利而问罪于西乞术，将其贬为了庶人。此后至公元前611年楚人、秦人、巴人灭庸大胜，身为庶人的西乞术获知秦人之胜后联想起自己的境遇，所以才作《权舆》诗感叹，故《权舆》诗盖即西乞术作于公元前611年后不久。古代编注各家文集者时常附自己的作品于最后，例如刘向编《楚辞》附己作于后、王逸注《楚辞》又附己作于后即是其例，联系到前文分析内容所提到的“西乞术很善于形式上的外交文辞”，则全部《秦风》的编者很可能就是西乞术。
[1] 《安徽大学藏战国竹简（一）》第113页，上海：中西书局；2019年8月。
[2] 《安徽大学藏战国竹简（一）》第114页，上海：中西书局；2019年8月。
[3] 《文物》2020年第6期。
[4] 中国先秦史网站：http://www.xianqin.tk/2011/01/01/247，2011年1月1日。
[5] 中国先秦史网站：http://www.xianqin.tk/2020/10/13/1086/，2020年10月13日。
[6] 《安徽大学藏战国竹简（一）》第114页，上海：中西书局；2019年8月。
[7] 《安徽大学藏战国竹简（一）》第114页，上海：中西书局；2019年8月。
[8] 中国先秦史网站：http://www.xianqin.tk/2016/07/03/345，2016年7月3日。
[9] 《安徽大学藏战国竹简（一）》第114页，上海：中西书局；2019年8月。
[10] 中国先秦史网站：http://www.xianqin.tk/2019/11/17/849/，2019年11月17日
[11] 中国先秦史网站：http://www.xianqin.tk/2020/08/04/1018/，2020年8月4日。
[12] 《安徽大学藏战国竹简（一）》第114页，上海：中西书局；2019年8月。
[13] 《安徽大学藏战国竹简（一）》第114页，上海：中西书局；2019年8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