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副好牌打得稀烂

在日常生活中,经常会听到有人用这样一句话安慰那些倒霉蛋,大概意思就是贼老天给你关上了一道门的同时,弄不好还会替你打开一扇窗。当然啦,这种只能拿来糊弄小年轻的所谓心灵鸡汤早就烂大街了,现在的成年人基本都能免疫。

因为生活的现实是,就算贼老天终于大发慈悲的给我们打开了一扇窗,之后的结局往往就是顺手关上了所有的门,而且还都是铜墙铁壁的那种。

“东坡先生《省试刑赏忠厚之至论》有云:'皋陶为士,将杀人,皋陶曰杀之三,尧曰宥之三。’(欧阳修)公曰:'此出何书?’……东坡亦对曰:'何须出处。’”(《老学庵笔记·卷八》)

话说古人对待学问的态度是非常严谨的,尤其是对先贤、经典更是奉若神明。这要是换个古板些的考官,就凭苏轼这么胡闹轻则也得把他当场黜落,重则打为儒家败类,从此不再录用也不是不可能的。

幸亏苏轼运气好,摊上了嘉佑二年进士科的主考官欧阳修。老欧阳身为古文运动的领导者、北宋一代文坛盟主,虽然官当得一塌糊涂,但素有识人之明,又有提携后辈之量,所以对苏轼的胡作非为不但一笑了之,还钦点其为会试第二名,遂成一段佳话。

而苏轼这个会试第二名的含金量那可是杠杠的,放到其他年份恐怕能顶上好几个状元的分量。为啥?因为嘉佑二年进士科可是号称“千年龙虎榜”——北宋从仁宗(后期)、英宗、神宗、哲宗到徽宗(早期)这50年间的大部分军、政、学等领域的精英几乎都被这一科一网打尽。有多精英?唐宋八大家这一科中了三大家(苏轼、苏辙和曾巩),号称儒学北宋五子中有两位(张载、程颢)被这一科抓了个正着;王安石变法最为倚重的四大干将(吕惠卿、曾布、章惇、邓绾),著名学术世家“南丰七曾”中的四曾(曾巩、曾布、曾牟、曾阜)以及北宋诸多自号“文帅”中唯一靠谱、堪称名将的王韶都是在这一刻中的进士,其中官至枢密副使以上者就超过了10人(详见《科举史上的千年龙虎榜——聊聊神奇的北宋嘉佑二年进士科 》)。

“顷同黄门公初赴制举之召,到都下,是时同召试者甚多。一日,相国韩(琦)公与客言曰:'二苏在此,而诸人亦敢与之较试,何也?’此语既传,于是不试而去者,十盖八九矣。”(《师友谈记》北宋·李廌)

这样的苏轼,理所应当成为大宋朝官场的宠儿、日后朝堂上的佼佼者。

不作死就不会死——历数一下苏轼悲催的官宦生涯。

说到苏轼,给人印象最深刻的就是“词开豪放一派”:

“东坡在玉堂日,有幕士善歌,因问:'我词何如柳七(即柳永)?’对曰:'柳郎中词,只合十七八女郎,执红牙板,歌杨柳岸,晓风残月。学士词,须关西大汉,铜琵琶,铁绰板,唱大江东去。’”(《吹剑录》宋·俞文豹)

事实上这种印象是极其片面的。要论豪迈,苏轼固然能唱“大江东去,浪淘尽,千古风流人物”(《念奴娇·赤壁怀古》);要论豁达,苏子瞻亦能写下“竹杖芒鞋轻胜马,谁怕?一蓑烟雨任平生”(《定风波·莫听穿林打叶声》);要论乐观,苏和仲可以笑谈“休对故人思故国,且将新火试新茶,诗酒趁年华”(《望江南·春未老》);要论离愁,铁冠道人也能慨叹“拣尽寒枝不肯栖,寂寞沙洲冷”(《卜算子·缺月挂疏桐》);要论奇思妙想,东坡居士可以通灵到“明月几时有,把酒问青天”(《水调歌头·明月几时有》);要论闲情逸致,苏仙儿更是能慵懒到“几时归去,作个闲人。对一张琴,一壶酒,一溪云”(《行香子·清夜无尘》)。

“陛下知其愚不适时,难以追陪新进;察其老不生事,或能牧养小民。”(《湖州谢上表》)

须知此时王安石已经二度罢相,变法完全由赵顼一手主持。此前赵顼隐身幕后时,旧党们还可以打着反对老王的名义攻击变法,那叫党争,没啥大不了的;如今皇帝赤膊上阵成了新党的总头头,再反对变法就是反对皇帝,那岂不是要造反了?于是聪明人纷纷溜之大吉,连号称旧党旗帜的司马光都躲进洛阳的地窖里写书去了,就剩一个傻不愣登的苏轼还敢跳出来嘚瑟,立刻被火力全开新党大肆攻讦,被弹成了棉花。

于是赵顼勃然大怒,下令抓捕苏轼归案,而且还摆出一副非弄死他不可的架势:

“僎径入州廨,具靴袍,秉笏立庭下,二台卒夹侍,白衣青巾,顾盼狰狞,人心汹汹不可测。轼恐不敢出……撰促轼行,二狱卒就直之。即时出城登舟,郡人送者雨泣。顷刻之间,拉一太守如驱犬鸡。”(《孔氏谈苑·卷一》)

话说这种待遇在“与士大夫治天下”的宋朝是极其罕见的。而且在审讯期间,宰相王珪、御史中丞李定、监察御史里行舒亶、国子博士李宜之等官员还不顾“不杀士大夫及上书言事人”的祖训,千方百计的罗织罪名试图置苏轼于死地,以至于绝望的后者都在狱中交待后事了。幸亏有宰相吴充等旧党暗中营救,王安石、章惇等新党干将也反对因政争杀人,还有曹太后这个苏轼的“铁粉”出面说情,这才让他逃过一劫。

不过死罪可免,活罪难逃。苏轼还是被贬为黄州(今湖北黄冈)团练副使(用以安置贬黜官员的职位,无职掌),并受到监视居住。

“差役、免役,各有利害……法相因则事易成,事有渐则民不惊……今免役之法,实大类此,公欲骤罢免役而行差役,正如罢长征而复民兵,盖未易也。”(《宋史·卷三百三十八·列传第九十七》)

这下好了——新党依旧视苏轼为仇雠,旧党则抨击他是墙头草。于是乎两派首次同仇敌忾的全力集火攻击苏轼,烧得这货外焦里嫩,在京城再也待不下去了,只好灰溜溜的再度自请出任地方。

不过苏轼毕竟在新旧党中都有朋友一大堆,所以这次并没有受到什么迫害。元祐四年(公元1089年)他晋为龙图阁学士、知杭州,此后又先后知颍州(今安徽阜阳)、扬州、定州(今河北定州),小日子过得还算美滋滋。

“白头萧散满霜风,小阁藤床寄病容。

报道先生春睡美,道人轻打五更钟。”(《全宋诗·第二十一部》)

章惇为人激烈,但也并非赶尽杀绝之人,本来也没想把苏轼这位旧友如何。谁知有小人来打小报告,说苏轼居然在惠阳“春睡美”,把老章气得七窍生烟,干脆又一脚把他踹到了昌化军(今海南儋州),让这货到天涯海角好好睡大觉去。

昌化军属琼州,也就是今天的海南。在宋朝海南可不是什么好地方:因为极少对犯罪的官员处以死刑,因此流放就成了“极刑”,其中又以流放琼州为最重,非罪大恶极者享受不到这个待遇。但凡是流放到海南的官员,不仅意味着仕途彻底完蛋,而且形同变相死刑——当时人们普遍认为海南遍地“瘴疠”,外地人去了必死无疑。

可是苏轼依旧死性不改,在昌化军过得很开心不说,而且又赋诗一首,把海南岛视作故乡:

“我本儋耳人,寄生西蜀州。

忽然跨海去,譬如事远游。

平生生死梦,三者无劣优。

知君不再见,欲去且少留。”(引用同上)

幸亏此时章惇已经下台,否则暴脾气的老章不再开一记大脚、把这货踹到国外当官才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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