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楼梦》中的时间问题

时间问题,是男女都关心的大问题。

《红楼梦》中时间沿革,多现于人物的年纪。一些人物年纪却成糊涂账,读者不免耿耿于怀。以为瑕疵而遗憾、而抱恨者有之。究其因则纷纭:或视以巨著体量而致的力不从心;或看作屡次增删过程中的败笔;或判为原著与补辍者之间对人物设定有异而修订中的纰漏。凡此种种,不一而足,总之多归于谬误。

但笔者认为,红楼人物年纪问题,本不该成其为问题,更非谬误。所以有此误会在于对文学认知的偏差。

文学所遵从是情感逻辑。情感逻辑之于人的生命体验若河水奔溢而漫灌的历程,却非理性逻辑演绎之导出。理性逻辑由此及彼是必然,而情感逻辑则多偶然,因不可测而充满变数,所以生活盎然有趣。

我们有如此体验:倘把一天的生活经历记录下来,若严格按时间顺序描述,反成流水账。生活本就碎片化,缺乏一条明确而理性的主线引领,生活轨迹常被意外事件侵扰而失去节奏,要想整理成文就必须打乱依时间纷呈的素材,而据情感走向重建一个秩序出来,如此才成文章。这本身反映了文学创作的基本特征。

回到《红楼梦》。最使读者困惑的,莫若林黛玉的年纪。由贾雨村描述可知,林其时五岁,因林母丧而入贾府时大概六岁左右,镜头一转,待宝黛初见,林黛玉已十一二岁。那么中间五六年哪里去了呢?若依理性逻辑趋步镶嵌,则前后矛盾而暧昧不明,越算越糊涂。但若现在放下对年纪的纠结,换一种思维,则不难意识到,作者所以如此安排,是其匠心独运的成果。因从情感逻辑出发,联系到宝黛青梅竹马,则为使二人后来由情愫而上升为情爱,奠定现实基础。正如那日贾宝玉对林黛玉所言,比之薛宝钗后来者身份,他跟林黛玉天然有一份先到先得的情分,所谓疏不间亲。若无这部分,则宝黛之恋,纵有天上仙缘打底,仍落实不到具体,显得突兀。之于宝黛青梅竹马的设定,意味薛宝钗在一些亲密关系中,常缺乏参与感。这种落差正是三人互动中幽微而动人的部分。

但一个矛盾是,作者又必须安排一场初见即觉重逢的戏不可。由此完成对天上仙缘的呼应,又说明相似的灵魂必然相遇,为宝黛各自一腔莫可名状的深情打上深刻烙印。可想见,倘若初见时,二人是六七岁年纪,则这份领悟必然不够鲜明。六七岁是生命自主意识尚朦胧时节,然则作者让宝黛彼此说出曾见过的话,显然不合常理。如此,不拘正常时间秩序,而遵从生命情感流动,是高级写法。

另一个考虑是,若作者从林黛玉六岁进贾府写起,则二人共榻同寝,一直长到十一二岁的话,其间五六年就不好交代。这五六年该如何写呢?若完全实写,难免陷入琐碎;而五六岁的生命情境,全是懵懂小儿女状态,无非吃喝拉撒,读者一想而知却不必深入察纠,毕竟对于作品的营构而言无关宏旨。作者只要让我们明白,他们是青梅竹马就够了。就如《西游记》中孙悟空被压五行山下五百年,诉诸笔端不过寥寥数语。作者没必要把这五百年间的情形事无巨细告诉我们,但并不妨碍我们脑补;五百年间孙悟空身心所遭受的磨砺,只说他啖铜饮铁即可。

再者史湘云也跟贾宝玉青梅竹马长大,倘若一一着笔,相互扰攘,小说不免拖沓延宕,不会好看。

就是说,作者使用了非常现代的写法。依电影技法而言,仿若蒙太奇;从文学流派而论,则近于意识流。我们可以拿普鲁斯特的《追忆似水年华》作为参照。是作者对于往事的追忆,而追忆又不严格按照时间脉络。人物活动与事件发展往往随意识流动而穿插,年纪忽大忽小,一会儿童年一会儿成年。回忆若流水漫灌向生命每个角落,并无预定轨道;诉诸笔端时,则呈现一番纷彩而婉转的人生景象。但我们并不觉得繁乱。因我们进入作者描述的情景后,跟着他的意识漫游,随回忆之河趟过他的一生。尽管时空常常陡转变幻,情感上毫无违和。

说到回忆,我们不妨把思绪拉回到自己身上,来体会我们自己生命情感的流转,也许更能说明问题。当我们回忆往事,我们以为遵从的一定是现实秩序,但倘若深想会发现,实际并不是。我们的记忆已经替我们将时空打乱重组。有时我们想起三岁前的往事,觉得历历在目,以为皆源于自己的亲历,但审察,却发现,三岁前我们对于自己是一片朦胧,而那时许多记忆实际来自我们父母后来一遍遍的讲述。是父母的讲述帮助我们建立起三岁前的生命历程。事实上,从人的自我唤醒而言,三岁前的我们并不存在。我们心里实际并不存在“我”这样一个概念,“我”是由父母乃至身边亲人帮我们完成的。而三岁后许多往事,仍是重建的结果。人有趋利避害的本能,会使我们把一些痛苦回忆过滤掉;久而久之,那部分真实经历仿佛从未出现在生命里。再如你的某位小学同学或初中同学,几十年后别人提及,你抓耳捞腮也想不起他的事迹,翻出毕业照反复观看,仍无济于事。而这个人大概当初就被你的潜意识所忽略,乃至后来连“底片”也一并销毁。我们的大脑运转需要能量,为节约原则,替我们把潜意识里以为不必要、不重要的人事删除掉,好储存那些更有意义的人事。

所以,依真正的时间脉络,我们是无法把往事串联起来的,因为杂乱无序。甚至一部分永远的缺失。而另一部分我们所以为的事实,不过是我们的幻想不断加强而重塑的结果。比如,我们总认为初恋的那个女孩儿最美,可当几十年后再见,觉得不过如此。于是我们意识到,我们的记忆其实远非我们自以为的可靠。而数十年后再回味时,已经是潜意识加工整理后的信息重现。这种重现,往往遵循的是我们的情感逻辑。当回忆时,定然是那些在我们生命历程中留下深刻印记,或幸福或痛苦的体验相跟而来,于是我们把这种大脑与情感配合演绎的结果当作事实。

《红楼梦》正是一部个人生命情感体验孕育其间,而向如风往事遥寄,人生暮年饱蘸血泪成就的文学作品。既然有回忆,就必然打破重组;而成为文学,则对于材料必定有所取舍,不可能事无巨细。作者所要选取的,是于表现人物与构建情节而弘扬本旨所必要的人事,其它无关因素则务必剔除,否则何言创作。《红楼梦》虽有作者亲历融汇的部分,而更重要在于虚构的贯通;若无虚构,则照搬现实的文学难免归于末流。

经由对记忆的审视,以及对文学创作观念的探讨,发觉林黛玉必须这么写。这么写才合理。

再看贾宝玉的年龄。

贾宝玉给人感觉是忽大忽小。一时谈论人生领悟与人生哲学,仿若成人,而转眼则又“猴”在凤姐身上,或者被王夫人亲爱摩挲,又一时被薛姨妈揽入怀中,更遑论在老太太面前完全是稚子形色。

这样的安排,仍然尊重人物塑造的需要而符合其情感逻辑。

我们知道,贾宝玉之可贵,在于其始终保有一颗赤子之心。他深心不愿长大。他觉得成人世界是虚伪而荒谬的,因此对童真世界恋恋不舍。当他表露孩子气时,周围充满善意的甜蜜,无论姐姐妹妹抑或大丫鬟小丫头,都是可爱的,自带一份人之初的温存,而一旦成人,女性则沦为“死鱼眼”,男性成为贾珍贾琏之流。他对成人世界充满不信任,内心是抗拒的。因此与生命中柔软部分相处时,他是个不折不扣的孩子,唯有在跟现实周旋时,假作一副成人模样,以满足世俗期待,这是不得不作出的妥协。这种妥协对追求真性情的贾宝玉无疑是痛苦的。他经过父亲书房时要绕着走,难说敬畏里没有厌弃。而遭遇一帮清客相公时,其虚伪表演使贾宝玉不胜其烦,只好敷衍塞责。及至后来听见贾雨村来就大皱眉头。

但即便如此贾宝玉,与薛宝钗林黛玉等人悟人生、打机锋时,又有深刻一面。其对人生的领悟又远非那些个名利场中摸爬滚打的老油条可比而深具洞见。作者让我们看到,贾宝玉生命里有深邃的部分,不过潜埋于心而化为一汪孤独。个人生命的丰盈与现实世界浅薄的落差,使他更愿意躲在脂粉队里而不必显于浊世。他生命里深情而深邃的部分,唯有向那些美好生命托付,一腔心事则只跟林黛玉倾诉。作者让我们看到生命的多样性,让我们察觉贾宝玉的曲折心路。

这样的艺术安排,必然打破客观时间的束缚而入自由之境界。惟其如此,才不拘泥而灵动活泼。当我们随着贾宝玉的情感世界而恣意游荡时,忘了时间,反而更接近其生命本质。

另一个典型是贾元春。

一时,从旁人描述可知,贾元春出生第二年,又诞下一个公子,即贾宝玉;一时又是贾宝玉生命教育的启蒙者。贾元春年纪的忽大忽小,仍然遵从情感逻辑。

当需要塑造其与贾宝玉之间、长姐如母的生命情境时,她必须比贾宝玉大许多,如此才符合此种设定。问题是,如果贾元春已然是三四十岁的年纪,则又与贾家其它三春年纪拉开过大距离,使人产生两辈人的感觉,不利于把四人等量齐观。从这个角度,贾元春应当青春不远。而当她作为贵妃回家省亲时,则根据情节又需要安排一场跟贾宝玉之间的互动,这时就要塑造成大贾宝玉许多的形象,方不违和,如此才使后来特允贾宝玉跟姐妹们一起住在大观园具备合理性。

提到大观园,亦有说法。

我们知道,大观园是红楼儿女的一个青春王国。所谓青春王国,即一群小儿女之间的故事,必须发生在这样的地方,才具备情理上的合法性。联系现实中真正的封建礼教,这样的事不可能发生。非但元妃省亲不符合史实,且基于男女授受不亲的传统训教,贾宝玉也不可能厮混内帷中。但有了这个虚拟的王国庇护,则一切显得合情合理。但这个合情合理,并非符合理性逻辑。所以,也就揭示了文学之谓文学的核心本质,就是想象之于现实的打破与重建。目的是为探寻进一步的真实。

即文学艺术的真实。

文学艺术的真实,非同现实的真实。

如前所述,现实材料是碎片化的,没有一条明确的线索统摄而凌乱,便不足以构成文学的要素,所以现实的真实,实际反而远离真实,唯有加诸文学,而把现实中散碎的材料加以取舍,再提炼一条符合情理的脉络营建起来,形成清晰的思想情感路径,才接近本质的真实。这就是我们阅读好的文学作品时,明知其虚构而能进入其情境,不加怀疑的原因。

然而,这样的真实,同时会造成文学作品赏析上的某种困境。因其真实而使读者按图索骥。

对此,仍举例说明。

我们读《水浒传》时,为武松打虎的情节而紧张兴奋,不觉捏把汗,读完则长叹息而如释重负。何也?

因细节。

我们说,细节是文学的生命。某种程度上无细节则无文学。

我们知道,人打死老虎,现实中当然是不可能发生的事。但当作者把细节精准刻画出来,写到老虎怎么携风而来,怎么叫怎么跳又怎么面露凶恶,以及武松听闻虎来时怎么一个激灵,而打虎时怎么用拳怎么使脚,怎么揪拿怎么闪躲,这时,我们因作者描述而勾起对现实体验的联想。我们固然没打过老虎,但我们可能曾经打过狗逗过猫,我们脑子里把过往打狗逗猫的细节与作者描绘的细节结合起来,以生命经验补充作品的留白处,不知不觉仿佛是自己在打虎,因而紧张因而出汗,过后感到疲惫的快意。打虎是虚构的,但其中细节莫不真切,都是生活中惯有的体验,所有体验组合一起,诉诸大脑而寄寓情感构建出真实。这是文学艺术的魅力。因此当我们读完武松打虎,对人能打死老虎这件事深信不疑,直到后来,理性分析告诉我们不可能。但这里的不可能,是理性上的不可能,而情感上,仍然认为可能,因为倘若武松不打死老虎,则武松没命,武松没命则看不到后面有关他的精彩。

另一个例子,是卡夫卡的《变形计》。

其中写了人变成甲虫的过程。

人变虫当然是荒谬的。但读来仍然觉得身临其境。还是因为细节。每个细节都是我们日常所具备的体验。如何翻身,怎样跌落而腰疼,又如何仰面朝天爬不起来,这些体验我们都熟悉。随着作者营建,当把这一系列真实的细节,经由一个符合情理的意念联结起来,真实发生了,我们感到自己就是那条虫子。我们阅读这样实际非常怪诞的作品时,仍不妨碍投入真情实感而不觉其胡编乱造。这就是好的文学带给我们的领悟。

说明什么呢?

说明因文学的真实、或者说因情感体验的真实更易进入我们的生命,也就容易形成误解乃至偏见,把现实的真实与文学艺术的真实完全等同起来。

《红楼梦》之所以迷人,其中故事与情节固然精彩,却非根本。根本在于细节描述使人如临其间而感同身受。对于一颦一笑一举一动,一盘菜一杯茶,一捧草一枝花乃至那些极其细微处的描绘,唤醒我们的日常生活经验与生命情感,觉得就如眼前发生,以为怀疑简直大不敬。且由于这样的作品如此精彩,其作者如此伟大,崇敬之心加持下,使我们觉得任何质疑都是对作品与作者的亵渎。

当然,不可否认作者亲身经历是其创作的现实基础,但仅有这个基础不足以构成一部伟大的文学作品,必经由其生命情感的加持再造不可。可以说,《红楼梦》里面的人事,有其原型,具体材料大多确有其实,但组合在一起,就不是对现实的照单罗列,而有太多虚构成分。

从开篇的神话,到太虚幻境,以及甄士隐的梦幻,乃至西方灵河岸边情缘,是完全的虚构。后来接入现实,对于人物的塑造亦虚构多多,读过《金瓶梅》的读者自然清楚,《红楼梦》对其人物形象与性格特征多有借鉴。

如此虚构,却显得写实,因为作品紧贴时代,细节描写又格外真实而能勾引人的生命情感。

所以,《红楼梦》的写法具备太多现代文学元素,其中有意识流,有魔幻现实主义与荒诞现实主义文学具备的特征。曹雪芹虽是三百年前古人,其写作却具备卓绝的超越性,这与其作品中所反馈朴素的人文情怀相吻,可谓中国人文思潮的发轫。

其现代性落实于时间,就在对于客观时间的打破。惟其打破,才任意出入而提供尽可能释放作者才华的空间,才具备呈现这样一部空前乃至绝后巨著的条件。作为具备现代思维的读者,若纠结于其中时间问题甚至归之于谬误,反而是对作者与作品的辜负。

实际上,作者一开始就已借空空道人与石头的对话说明。无朝代年纪可考,即提醒后来者勿胶柱鼓瑟。作者对于时空的藐视而对情感传达的忠实,正为艺术的呈现人生而获得某种领悟打开新境界,读者亦须敞开心怀迎接这样一种格局。如此方可领略《红楼梦》之精深绝妙。

而将红楼比附历史,穷经皓首于故纸堆寻求真实,可谓“假作真时真亦假。”

作者简介:
韩乾昌,甘肃天水张家川县人,70后,汉族,现居兰州。喜欢文字,崇尚自由。天真的理想主义者,悲悯的现实主义者。偶有心结,小撰成文。出版有乡土散文集《乡关何处》。今年后半年将有散文集(2)红楼梦评论集、小说集出版,敬请期待。
本人微信号:139190019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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