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权与任其昌的友谊

这两张照片是任其昌写给王权的心，时值王权因抗拒抚院要求虚报粮食产量而罢官之际，信中对王权罢官一事进行分析，指出矛盾的焦点是“上台谴怒，百姓攀留，水火之势，愈成榛梗”，但是，上台的弱点是“人各位名，故不欲直犯闾阎之忌”，王权的优势是有老百姓的支持。但是，上台有权“以喜怒为是非”，所以，任其昌规劝王权，决不可“断断然与之争”，因为凡是和上级正当都不会让你有好结果，因为“彼力能困我，其中变故，不可胜言”。王权不愿意和上级“委蛇”周旋，所以告诫他“熟思审处”。作为挚友，任其昌对处于困境中的王权推心置腹，设身处地地指出应对之策，是一封比较重要的信笺，

任其昌（1831-1900）字士言，秦州人（今秦城区），同治四年（公元1856）进士，授户部主事。十二年（公元1864），以母老乞养辞职。回乡从事教育，在陇南书院任山长近三十年时间。王权辞官回乡后，他聘请王权到陇南书院任教，二人完成了《秦州新志》的著述。任其昌天姿高迈，博闻强识，覃精三礼之学，尤长于考订史事；所为古文，风力雅近宋人；晚年肆力于诗，宗法少陵。著有《敦素堂诗丈集》、《秦州志》、《蒲城县志》及《史臆》；其纂辑未成者，有《史评》、《八代文钞》、《三礼会通》等，并传于世。

王权和任其昌的友谊是非常深厚的。王权进京觐见同治皇帝和两宫太后的时候，就住在任其昌家里，二人彻夜长谈，往往一直到天亮。王权曾经记述“任士言户部，别三载矣，京邸相逢，悲喜交集，与谈故里离乱事，常彻夜不寐。”任其昌去世后，王权为他撰写的墓志铭，对任其昌的一生做了中肯的叙述，特别赞赏任其昌一生无欲则刚的精神，诲人不倦，因材施教的教育方法。

王权和任其昌是清末天水的两大文宗，对天水的教育、文化发挥了重大影响。从教育的影响看，王权一生的大部分时间都是在天水、陇南从事教育教学，先后在新兴书院、兴文书院、文昌书院、天水书院、陇南书院任山长或者任教。累计任教时间在三十年左右。二人门下都是英才辈出，任其昌门下有名者如清光绪时内阁学士、工部侍郎刘永亨、礼部主事丁秉乾、回族名翰林哈锐、刑部主事杨润身等人。王权门下最著名的是张世英，光绪六年考中进士，入翰林院为庶吉士。光绪九年出任陕西甘泉知县，后又任武功、渭南、凤翔、蒲城、石泉、凤县、城固知县和邻州、商州知州，历时28年。所到之处，推行新政，革弊兴利。渭南在陕向称难治，他的措施从加强地方组织入手，设村长、社长、里正，分级管理，以息讼、防盗、积仓、劝学为任务，执行数年，人称清官。与他的老师王权的吏治及其相似。王权辞官回乡后，任其昌聘请他到陇南书院任教九年时间，共同完成了《秦州新志》。《秦州新志》被史学界认为是甘肃地方志书中的佼佼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