元代文学家、书法家仇远的艺术成就
【仇远的艺术成就】
仇远（1247-1326），字仁近，一字仁父，钱塘(今浙江杭州)人。因居余杭溪上之仇山，自号山村、山村民，人称山村先生。元代文学家、书法家。元大德年间(1297-1307)，58岁的他任溧阳儒学教授，不久罢归，遂在忧郁中游山河以终。
仇远生性雅澹，喜欢游历名山大川，每每寄情于诗句之中。宋末即以诗名与当时的文学家白珽并称于两浙，人称“仇白”。他好交游，与赵孟頫、戴表元、方凤、黄洪、方回、吾丘衍、鲜于枢、张雨、张翥、莫维贤等文人墨客均有来往，互相赠答。方凤在《仇仁近诗序》中说：“仇远作诗，近体学唐人，古体效法《文选》。”仇远生当乱世，诗中不时流露出对国家兴亡、人事变迁的感叹，如《采薇吟》《和范爱竹》《题赵松雪迷禽竹石图》《挽陆右丞秀夫》《怀古》《凤凰山故宫》《朝天门城角》等。
仇远的词，词风大致与北宋词人周邦彦和南宋词人姜夔相近。如《齐天乐·蝉》，前人在《词苑》中也给予高度评价，认为此“极可诵”。全词咏蝉，然语含凄苦，实际上是一首托情之词，表露他忧郁的心境和对现实的不满。只是词意迷离，极其隐晦。
仇远著有《金渊集》六卷，皆官溧阳时所作，清人从《永乐大典》中辑出。另有《兴观集》《山村遗集》。据诗人方回在仇远41岁时说：“予友武林仇仁近，早工为诗，晚乃渐以不求工，有稿二千篇有余。”看来仇远作品至今散失甚多。词集《无弦琴谱》，多是写景咏物之作。《稗史》一卷，是笔记小说，文字简洁，其中有些故事，笔调流畅，趣味横生。
明代陶宗仪在《书史会要》中对仇远的书法也有专门的论述。说仇远的楷书学欧阳询，行、草也善，传世的作品有《七言诗卷》等。
（图为仇远书《自书诗》卷局部，现藏于北京故宫博物院）
【经典赏析】
仇远《自书诗》卷赏析
仇远书《自书诗》卷，元代，纸本，行书，纵34.5厘米，横455.4厘米。现藏于北京故宫博物院。
《自书诗》卷末识：“戊寅七夕前三日武林仇远顿首再拜。”前引首有“钱唐王洪为彭氏宗海书”“兴观”及“行人司副郑雍言”、篆书“兴观”；卷末有元人石岩、俞希鲁、苏霖，明人王洪、胡俨、胡济、瞿佑，清人龚翔麟、翁嵩年诸人题跋。钤印数方。“戊寅”为南宋景炎三年（1278），仇远时年32岁。《自书诗》又称《三十八首律诗》，是仇远写给盛元仁的。元仁，名彪，其诗与仇远齐名。此诗收录于《元诗纪事》卷七、《元诗选》二集甲集，文字略有出入。帖中个别字有残损。
此帖结体严谨，笔法精劲，体势峻健，在间架结构上受欧（阳询）、赵（孟坚）影响，使转、牵连、停顿处用心独特。该诗卷是仇远存世真迹中唯一的鸿篇巨制。
（图为仇远书《自书诗》卷局部，现藏于北京故宫博物院）
仇远词作意象的特色
仇远是宋末元初的重要词人，他那含蓄婉约、意味深远的词风被清代词论家冯金伯视为姜夔、张炎一脉，甚至被词论家胡薇元誉为元词之最。仇远的学生张翥、张雨、莫维屏是元词大家，张翥、张雨更是被称为“元代词宗”。《续修四库全书提要》说：“元词之不尽衰者，乃仇远、张翥之功，而翥学又出于远，故所系甚重。”由此可见，仇远在宋元词史上承上启下的独特地位不是其他遗民词人所能比及的。仇远在其词集《无弦琴谱》里展示了一个故宋遗民掩抑低徊的心曲，它包含着亡国之恨、羁旅怀乡之苦、隐逸之思。那么仇远在《无弦琴谱》中所使用的意象有何特色呢？
意象是中国古代诗词学的重要美学范畴。它是经过创作主体的审美选择并融入了主观情意的客观物象，是情与景的统一、心与物的浑融。意象是构成诗歌意境的具体单位，诗词作品从艺术构思来看实际是意象与意象的组合。意象和与之相适应的辞藻具有个性特点。同一意象，融入主体情意不同，衬以别具抒情主体个性色彩的修饰语，所取得的艺术风貌亦各异其趣。因而诗人对个体意象的选择和整体意象的构架决定着诗词作品不同的艺术风貌。
仇远《无弦琴谱》中的意象组合比较疏朗，他注重用富有表现力的动词、形容词及虚词把各种意象组合起来。通常，与“梅”这一意象相伴随的是松竹、冰雪等；与“夜”“暮”这类意象相伴随的是意象斜阳、残月及意象雨声、怨曲等；与“江南”“楚塞”这类意象相关的意象是恨草、暗柳和意象归雁、暝鸦……在自然意象的选择上，仇远倾向于那些具有阴柔、纤小特征的物象，如暗柳荒城、孤雁残鹃。无论是视觉形象还是听觉形象，他都习惯用“断”“残”“孤”“暗”这一类给人伤逝、漂泊和孤寂感的形容词来修饰或渲染。这类形容词的运用使他的词在美感类型上趋于冷淡、灰暗、萧疏，这和他亡国后“悲”“愁”“怨”“恨”的情感类型相一致。（本文摘编自彭洁莹《仇远<无弦琴谱>中遗民心态的意象呈现》）
（图为仇远书《莫景行诗引》局部，现藏于北京故宫博物院）
顾维岳本仇远《山村遗稿》的价值
清项梦昶曾广为搜罗仇远的诗歌，并汇编为《山村遗集》。《山村遗集》现存主要有三种版本：一是《四库全书》本，即是据清项梦昶本抄录；二是《元诗选》本，清顾嗣立编选；三是《续修四库全书》影印北京大学图书馆藏清抄本，为清顾维岳所辑。
其中，顾维岳手辑本即《续修四库全书》本《山村遗稿》的价值主要在表现以下几方面：
其一，顾氏为苏杭一带收藏大家，所汇集仇远之诗多从其手书真迹而来，如此则避免了一些传抄难以避免的讹误。而项氏本则主要是从别的书籍中杂采博收，并非选自诗人墨迹，虽能做到一网打尽，但毕竟不是第一手材料，比较容易沿袭或增添诗文传抄流传的讹误。
其二，从《山村遗稿》所收诗文篇目上看，顾嗣立所编《元诗选》收录的诗最少，顾维岳辑本比四库本虽少收13首诗，后在鲍廷博辑《杂著补遗》加以补完；但其所收的序跋则比四库本多出了《山中白云词叙》《赵子固临兰亭跋》《思陵书东坡人参地黄诗》《跋李西台书》《跋求志斋陆仲览居其》5篇。《李待诏虎溪三笑图》有两首，项本失载第二首，这也从侧面反映了顾本的汇采之全，对统计仇远《山村遗集》所收诗文篇目乃至其生平著述都有较大意义。
其三，从现存的三种版本相对照看来，以仇远自书诗38首为例，顾本误10处，而项氏本则误达29处，元诗选本误17处，顾本系清抄本，有几处明显属于抄误，如此可见，顾本的误差相对较小，更接近仇远诗文的原貌。
综上所述，笔者以为，如果要对仇远诗文进行整理编选，应以顾维岳本《山村遗稿》为主，再参照其他版本，如此或可还诗文集本来面目。（本文摘编自谭勤《从故宫所藏仇远<自书诗>长卷看仇远诗文的编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