快，拜年去
“快，拜年去。”
天不亮，我就已经爬起来，牵着妹妹，穿着破旧的衣服一起去拜年。
昨天晚上就没有睡好觉，一想到明天一早就可以去家家户户拜年，就激动得不行。
父亲说要守年，他静静地坐在堂屋的台子前，望着供桌上那冒着徐徐青烟的几柱香和一对火苗摇曳的蜡烛，一个人细细地品着一年来的各种辛苦，幻想着来年也许能变好的日子，他眼睛里幻着那烛火的影，脸上也映着苍黄的光。
他一会去看看供桌上的香有没有断，一会在门口走几步，以去除那不断袭来的睡意。那时，没有电灯，没有电视，也没有收音机，就是有收音机，到了晚上10点也结束了播放时间。大家就这样熬着，但我就想去早早睡觉，明天一早还要去给村里的人拜年呢。从哪家到哪家，从村里哪里开始，我一直在心里默默地盘算着拜年的路线。还在想哪家可能有花生，哪家有炒米糖，哪家可能得到1分钱，又有哪家可以得到一小包董糖。就这样一直挨到半夜，实在撑不住，父亲说睡觉去吧，我们才赶紧去睡觉，养足精神为明天的拜年备战。
天不亮就被“嘭啪”的爆竹声叫醒，我赶紧爬起来，叫上一样激动的妹妹，我俩从最近的一家开始跑起。一家一家，从近到远，从这村东到西，从前村到后村，全部跑一遍。拜年的范围越大越好，全村转一圈基本已经到了吃午饭的时间。
穿着到处是补丁的衣服，我和妹妹就像一对小讨饭的，一到人家门口，先喊一声：大爷、大娘、表叔、表婶，（给您）拜年，那时还不流行说“新年好”。然后用期待的目光定定地看着对方，对方会热情地说“见面就是年”，赶紧从里屋里抓一把瓜子或山芋干给我和妹妹，我们喜滋滋地装在口袋里。
大人也知道我们孩子拜年是假，要点吃的是真，赶紧把东西放在我们口袋里，我们回头就跑，生怕耽误拜年。那时不像现在，将东西敞明放在桌子上，而是放在里屋里，不同的人拿不同的东西。尽管是过年，大家都高高兴兴，其实背后有时也是嘲讽的目光和羞辱，然而那个年龄怎么能管得住吃的诱惑呢。父母也知道，但他们又怎能抹杀一个孩子一年之中唯一一次迸发的童心呢。
回来后，和妹妹把满满衣袋的瓜子糖果放在床上清点分类，我想，当年爷爷奶奶下江南要饭回来就这个样子吧。而我们是幸福的，毕竟是以拜年的名义，毕竟没有当年爷爷奶奶那样承担家庭的重负和讨饭途中的艰辛以及恶狗的欺凌。
“快，拜年去。”那时的拜年无非就是想得到我们孩子想吃的东西，去晚了，生怕东西没有了。因此，全村的人都会得到我们孩子的祝福，无一遗漏。那时天不亮，大家都会将大门打开，等待我们孩子的到来。有时当我们站在门口喊拜年时，大人因为头晚守年太困还没有起床，只得披着衣服起来，一面揉着眼睛，一面拖着鞋，从里屋抓一把瓜子或给两颗糖给我，看到小糖，当然我心里高兴得很。有时几个孩子同时到达，有的有小糖，有的没有，有的得到几分钱，而有的却没有，那种心里的失望和羞辱是现在的孩子无法想象的。
“快，拜年去。”天一亮，我和妹妹还是老早爬起来，清空衣袋去拜年。随着生活条件的好转，拜年的范围，仅限于家门口的近邻和村里的本族亲友，再也无须为了吃点东西满村子里乱跑。大家也不急于将东西往我们口袋里塞，人家客气地叫你坐，倒上一杯糖水，即便你不喝，也要客气地倒一小杯：甜甜嘴。桌子上放上一包白糖，是春节迎接客人的标配，那时有钱也能买得起糖，尽管也要票，白糖也渐渐地没有以前那样紧张，于是白沙糖是拜年时必须预备的。桌子上也开始偶尔摆放一些瓜子糖果了。
即便一般人家，孩子们有时也可以从那里得到一毛或5分的压岁钱。当然前提是那家人家比较富裕或那家人家对你家比较友好，并不是所有孩子都可以得到的。
“快，拜年去！” 再后来，情况就大不相同了，父亲对着房间要喊上好几遍，我们才懒洋洋地极不情愿地从床上爬起来，将村里本家和长辈走马观花例行公事地跑一遍，像跑了一趟马拉松回来一样疲惫不堪地回到家里。其实，头天晚上，父亲依然守岁到天明。我们却早已上床睡觉，天不亮，父亲就烧好了几瓶开水，桌子上放好瓜子花生和各种小吃，他还依旧保持着那种勤劳而守旧的传统习惯。
“快，拜年去！”妻对我说，“回来还有事呢。”我们开上车，把拜年的礼物放在车子后备箱里，一家一家走过场似的跑了一遍，范围也缩小到仅限于几个平时来往的人家。如果有空，就在某个平时比较熟络的本族家里，慢慢地喝茶，探讨疫情，说说今年的生意，聊聊孩子的成绩。尽管桌子上的各种食物琳琅满目，但却一点食欲都没有，甚至连春节晚会也懒于观看。只想安静，只想休息，看着满桌的菜肴，只想吃点素菜。
“快，拜年去”从开始的渴望也成一种差事，从当初想得到几粒花生或一颗糖果，到后来的上门问候，再到后来应付差事，无不经历了一个时代的变迁，反映出物质从贫乏到丰富，生活由贫困到富裕的美好变化。从开始的全村乱跑，到后来的只跑本族，再到现在的只与本村几个人来往，也反映出人们感情的隔膜和年味的远逝。
“快，拜年去”于我，依然还是我心灵丛林深处的一声鸣笛，我记忆中的一声温暖呼唤，让我觉得心里的温暖还在，希望始终还在那里，没有熄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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