让-吕克·南希｜太过人性的病毒
太过人性的病毒
文｜让-吕克·南希
译｜张瀚文
如常言所说，自1945年以来欧洲一直在出口战争。分崩离析后，欧洲除了通过它的老殖民地、盟友阵线以及与世界上新的多极势力的利益竞争扩散分裂，无能为力。在这些新势力之间，欧洲只是一段回忆，尽管佯装自己依然拥有未来。
而现在，欧洲在进口。不仅有长久以来的商品，还有最重要的人口——人口并不是新事物，但是它正在变得紧要甚至压倒一切——以它引入冲突和环境问题的步伐（这些也起源于欧洲）。当下，欧洲正在进口一种病毒流行病。
这意味着什么？它并不仅仅是一个关于传播的问题，包括它的媒介和轨迹。欧洲并非世界的中心——它离那里很远——然而欧洲坚持扮演它一贯的模范或样本的角色。别的地方或许很有吸引力和极佳的机遇。那些机会里有的是传统的，或许有些落伍，比如在北美的；另一些在亚洲和非洲的机会则显得更加新兴（南美的情况特殊，那里众多欧洲的特征和其他当地具体情况融合）。但是欧洲看起来，或者说自视为，或多或少是一个理想的避难所。
典范的老剧场——正义，科学，民主，美丽和德行——吸引着欲望，即使这些欲望依附在破旧甚至过时的东西上。因此，欧洲对来访者保持开放，尽管它并不欢迎那些无法为这样的欲望付出代价的人们。继而，一个病毒进入这幅图景并不意外。
同样不意外地，这个病毒在欧洲引发了比在它来源地更大的混乱。诚然，中国已经建立起秩序，无论是市场还是疾病方面。这导致了一些忧郁，激愤和难以适应。与之相对的，美国立刻求助于其宏大的孤立主义及毫不犹豫的决断能力。欧洲一直在尝试着找到它自己和它所一直发现，探索和利用的世界，在此之后它却仍旧不知道自己的立足点。
当这场世界大流行病的第一个震中似乎得到控制，以及许多尚未被波及的国家向欧洲人和中国人关闭国境时，欧洲成为了新的震中。正是在欧洲，我们目睹了到中国旅游（商务、休闲、学习）、来自中国和其他地方的游客（商务、休闲、学习），以及自身的总体不确定性，最终还有内部分歧所累积而成的效应。
重启像这样的情况是有诱惑力的：在欧洲，情况是“为生命而奔波”，在别的地方情况则是“病毒，让我看看你是什么做的！”。或者像这样：在欧洲，浪费时间，怀疑主义和铁石心肠比在很多其他地方更为盛行。这就是我们“推理理性”的遗产，自由思想家和自由主义；换言之，我们这些老派的欧洲人考虑精神生活所留下的这份遗产。
这就是为什么通过一种草率的类比，对“例外措施”这个表述不可避免的重申使卡尔·施密特的幽灵复苏。因此，这个病毒将关于自负的反抗的话语扩散。展示自己没有被愚弄比避免传染更为重要——这意味着被双倍地愚弄——通过可悲地压抑焦躁，或通过一种孩子气的全能或鲁莽感。
每一个人（包括我）都有话可说，无论是怀疑还是试图解释。病毒的哲学、精神分析和政治学都带来了信息。
（让我们接受Michel Deguy在他发布于《Po&sie》期刊网站的诗《加冕》里所呈现的图景）
自从我们长久地习惯于应对困难，无知和优柔寡断以来，每个人都想要讨论和争辩。在全球的层次上，对我来说似乎主导的是自信，掌控和决断。至少，这是似乎要出现或者说在共同幻想中成形的画面。
新冠全球疫情在每一个层面来说都是全球化的产物。它凸显了全球化的特点和趋势。全球化是一个活跃、斗志勃勃且有效的自由贸易代理商。它参与着一个更广泛的过程，其中文化变得悬而未决，或者被一些不像文化而更像一个势力系统的东西取代，在那个系统中技术、经济、极权、时而也有心理或生理的因素不可区分地混杂（如果我们想一想油或原子的话）。当然，这个过程对经济发展的模型提出疑义，尽管法国总统认为有义务对此进行汇报。很可能的是，我们将不得不改变我们的法则——但是并没有证据表明这会开启一个新时代。
诚然，消除这个病毒远远不够。如果技术和政治控制被证明像是它的结果，病毒只会将世界变为一个紧张和相互竞争的角力场，从此剥夺先前发挥过作用的任何文明因素。病毒感染的残酷性与行政的残酷性一起蔓延。我们已经在应对挑选符合治疗条件的人的必要。（这还不算上不可避免的经济和社会的不平等。）这不是什么被一个不知名的邪恶的阴谋家谋划的暗箱操作，也不是侮辱国家的某一部分的结果。唯一发生着的是互相连接的总体法则，而对这个法则的控制是技术经济力量的目标。
在过去，大流行病会被认为是神的惩罚，正如通常疾病在相当长的时间里被认为是社会的外部因素。今天，大部分疾病来自于社会内部，由我们的生活状况、食物质量和环境的毒素引起。曾经神性的东西已经变得人性——正如尼采所说的，太人性的。长期以来，现代性长期以来，现代性可以根据帕斯卡“人无限超越人”的准则被定义。但是如果他超过自己“太多”，那么，不仅不会升入帕斯卡的神域——他压根不会超越自己。他反而深陷一种被自身所产生的事件和情况淹没的人性之中。
实然，自从我们了解其生物性实质后，病毒证实了神的缺场。我们甚至在发现，定义生物比我们以前描述的要复杂和困难得多。我们也在发现何种程度上政治权力的实践——如一个民族、一个所谓的“共同体”如“欧洲”共同体或军事独裁的实践——是另一种形式的复杂，也比我们以前可能会认为的更难以定义。我们现在更好地理解到“生命政治”这个术语在这些情况下是如何不充分。生命与政治一起挑战着我们。我们的科学知识告诉我们，我们仅仅依赖于自己的技术力量，然而，没有纯粹的技术性，因为知识本身就包含不确定性（只要一个人阅读已发表的研究的话）。既然技术力量并不是毫不含糊的，而当政治力量被客观数据牵引并预计对合理预期做出回应时，它又会有多么含糊？
当然，尽管如此决定依然基于假定的客观性上。如果这种客观性命令“限制”或“隔离”，当局应该以多大力度去实施？当然，相反地，在什么情况下下，我们可以谈论政府的既得利益——例如，它希望保护可从中获利的奥运会，就像许多为它所代表的企业和体育经理一样。又在什么样的情况下，我们可以谈论政府对抓住这次机会重燃国家主义情绪的兴趣？
病毒的放大镜放大了我们矛盾和局限的特征。它是一个与享乐原则碰撞的现实原则。死亡与它相伴。死亡，我们与战争、饥荒和破坏一起进口的死亡，我们曾以为被我们限定于其他一些病毒和癌症范围内的死亡（如今在以准病毒模式扩张），现在正在角落旁等着我们。你知道些什么！我们是人类，有两条腿、没有羽毛、在语言上有天赋的人类，但肯定既不是超人也不是超越性的人。太人性的？还是我们将会明白，没有这样“太”人性的、恰巧能无限超越我们的东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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