奚啸伯“下海”前后

    一九一〇年十二月，清王朝行将崩溃的前夕，奚啸伯先生诞生在故都北京。

    奚啸伯，原名奚承桓。满族人。他的祖父曾任过清王朝的理藩院尚书，后来又入阁拜相，做过中堂，掌管弹劫职权。按照满族的风俗，是一辈一姓，他祖父姓裕，当时被尊称为“裕中堂”。啸伯之父姓熙，也曾在清王朝的度制部任过员外郎。辛亥ge命后，其父赋闲在家，因为他擅长绘画，曾著有《绘事琐言》（未出版）。家业的衰败，使得奚家收不敷出，债台高筑，坐吃山空，年复一年。后来，连仅留的一处宅院也变卖掉了。

    啸伯先生就是在那比较清贫、艰难的岁月中，度过了他的少年时代。他五岁在家塾中求学，八岁能背诵《三字经》、《弟子规》《千字文》。十岁时，父亲去世，家境更趋窘迫。十二岁，入崇实中学，仅仅读了两年，便辍学了。

    他在念初小时,曾看过几次堂会，那舞台上的戏曲人物，像磁石一样吸引着他,使他神魂颠倒，如梦如痴。当时，他家中还有一台留声机，他也曾反复聆听过孙菊仙、谭鑫培的唱片，那些名角的唱念艺术，又使他沉醉、迷恋。出于羡慕、摹仿和追求，他也曾偷偷地向老票友恩属之学过京剧唱段，后来又求教于王荣山先生。当然，对他影响最深、受益最多的真正启蒙老师，应该是他的六哥。

    谁是他的六哥呢？就是当年红极一时的著名京剧前辈演员言菊朋先生。言菊朋也是满族人。言的大哥曾向奚啸伯的父亲学画，言菊朋使经常随其兄出入奚家，这就为奚啸伯向言菊朋求教提供了有利条件。奚啸伯十一岁时,经人撮合，正式拜言菊朋为师,学会《捉放曹》、《击鼓骂曹》、《二堂舍子》、《贺后骂殿》等戏的唱段。言菊朋虽为名演员，生活却很窄浅，再加上社会和家庭种种弊端、琐事对他的影响，言的晚年总是郁郁寡欢，精神不振。毫无疑问，这种情绪也会渗透在他的艺术中。对于言先生晚年的艺术风格，啸伯先生总爱用“草书”来形容。他生前曾对我说: “我那时年轻，对言先生的艺术尚难理解，就好像看草书，有的字能认识，有的字又不认识，只知轮廓，难解真髓。”

    啸伯先生十五岁时，由于家业的凋败，他便为书坊抄书，以此换取一些微薄的收入。由于他酷爱京剧，总想有一天能下海唱戏，所以每天他坚持喊噪，练功。后来，书坊停业，他只得四外求借。也是绝路逢生，幸遇其父故友钱伯愚，被他引荐到张学良的……行营总务处，充当了一名抄抄写写的录事。在此期间（1927-1928)，他仍热衷于京剧，每天早晨五点起床，到城外喊嗓，然后和张建亭一起练武功，九点到行营上班。下班后，一是抄写唱词，二是研习唱腔。这样，他不单学会十余岀京剧，有时也和当时的票界粉墨登场。

    个人的志趣，朋友的敦促，使他在下海从艺的问题上，产生了激剧的思想斗争。他回忆起这段生活时，曾对我说: “那时侯，最大的阻力，是我们老太太。……。她爱看京剧，又不同意自己的儿子去唱戏。因为唱戏的是伺候人的下等人。旧社会把演员称为戏子，叫做鹤鹑、戏子、猴，划为下九流。我母亲一听说我要下海唱戏，便流着眼泪说：'你要是唱了戏，这不是辱没了咱家的门风！怎么对得起祖宗! 咱们宁愿饿死，也不能去干那行儿!  '我要是一味逆着老太太，心里又觉得不孝；我放弃下海的念头，又实在不忍。经过反复琢磨，也有不少人为我谋划，就来了个明修栈道暗渡陈仓，在母亲面前暂不提此事，背后却着手下海的准备。比如我把零碎钱攒起，买上靴子、水纱、网子之类。后来在朋友帮助下，也置买了一点简单的行头”。

    在奚啸伯票戏的过程中，他结识了当时有名的坤伶陶默厂(音“庵”)，她劝他下海，并约他搭班到天津演出。十九岁的啸伯先生终于辞去录事的职务，和陶默厂演出于天津春和戏院。因为一“炮”即红，从此便正式进入梨园界。后来，他又和雪艳琴、章遏云、胡碧兰、新艳秋等合作，在天津崭露头角。当时，他每星期演出四至五场，由于收入渐多，又加上他的哥哥在天津就职，所以便将全家移居天津。

    对艺术强烈的爱和追求，使着年轻的啸伯先生冲破家庭阻力和顽强学习，这不单奠定了他从事京剧艺术的基础，也为他初出茅庐带来可喜的收获。更为可贵的，是他小有名气之后，不沾沾自喜和浅尝辄止，而是锲而不舍，虚心好学、精益求精。他在和京剧武生一代宗师杨小楼合作时，悉心学习和求教于杨老板，尤其通过细心观摩杨小楼的演出，在“神韵”方面颇有领悟。在和尚和玉合作中，又从尚派武生的表演艺术中，感受到“气势”的分量，悟出气度和气魄对塑造人物的重要性。他求教名票夏山楼主(韩慎先)，向他学习京剧的音韵和唱法。1932年，由芙蓉草（赵桐珊）介绍，和尚小云先生合作。他又从尚小云刚健中见抚媚、挺拔中见娟秀的旦角表演中，吸取营养，把刚中有柔、柔中寓刚、刚柔相济的表演技巧运用于他须生行当的表演中去。由此可见，博采众长，融汇贯通，对奚啸伯先生后来的独树一帜，是非常重要的。

    1933年至1937年，是啸伯先生表演艺术飞跃的时期。最使他津津乐道、难以忘怀的，是他和京剧表演艺术大师梅兰芳先生的合作。啸伯先生在生前，不止一次地对我谈过如下情况：

    他二十三岁时，曾组织了一个演出小组在南京明金戏院演出。一天，在一家堂会上遇到梅兰芳先生。那天演出《四郎探母》，因为扮演“见娘”一场杨延辉的演员误场，后台管事先生心急似火。当时，啸伯先生在后台被同行看见，求他补台。他深知救场如救火的道理，有心应下，但旋即一想，今日上台者多是名家，自己又和梅先生素无交往，深恐唱砸，踌躇不安。正在游移不定，管事先生再三恳求，他此时又想起: 路，总是人闯出来的，能和梅先生与名家合演一场，并非易事，如良机错过，实乃遗憾。想到这里，他横下一条心，便扮起戏来。那天，他嗓子特别痛快，一大段“西皮二六”唱完，台下爆发出热烈的掌声。下场后，管事先生一再道辛苦，表示感谢。他还高兴地告诉啸伯先生: “刚才梅先生在舞台一侧看了你的演出，问了你的情况，称赞你唱得不错。”啸伯先生听了这些，又激动又高兴。散戏后，他和梅先生道辛苦时，梅先生拉着他的手说: “你演得很规矩，很好。”啸伯先生连连说：“您多指教！您多指教！”

    啸伯先生回忆了和梅先生第一次合作时的情景后，对我说: “你想，当时像我这样一个初出茅庐的年轻人，能得到艺术名家的鼓励和赏识，是非常幸运的。”这次和梅先生偶然相识和合作，便成为他后来艺术上进取的又一个开端。

    由于那次偶然的机会，啸伯先生于二十四岁时正式搭入梅剧团，到天津、上海、武汉、长沙、北京、香×、南京等地演出。这对于啸伯先生开拓视野，广闻博采，打开了一条宽阔的道路。尤其通过和梅先生合作，得到很多教益，学到很多东西，为奚派艺术的形成，做了人品、技艺等方面的奠基。

    1937年，……后，梅先生息影舞台，啸伯先生在陈信琴、王元善主持下，开始自组班社。他先后和侯玉兰、李多奎、侯喜瑞、袭盛戎、叶盛兰等合作。又与于连泉(小翠花)、言慧珠、李玉茹、张君秋等同台献艺。这是他在艺术上充分实践和经受考验的一个阶段。他除了向名家广泛学习、交流外，还想尝试一下三国戏中的关羽，为此他曾拜在著名京剧红净李洪春先生门下。不过，终因他身材楼小等不利条件所限，未曾正式公演过关羽戏。

    从1937年—1947年，他虽然能到各地演出，但由于……。而戏曲演员也只能是供有钱有势的老爷们，茶余酒后取乐散心的玩物。不单受尽人身的污辱，还要承受苛税的盘剥和压榨。北京解放的前一年，啸伯先生随着……、剧院的倒闭和戏曲艺术的衰落，也陷入极度的困境之中。他出入当铺、求借于人，过着苟延残喘的生活。直到北京解放，他才……。他生前回忆起解放前夕的那段生活，曾对我说：“那年，我38岁，可真是唱了滚钉板，在刀尖上挣扎。那时侯，少春、盛兰、世海都周济过我，使我终生难忘。不过，朋友的周济终非长计，何况他们也各有各的难处。如果不是

……，说不定我早就冻饿而死，万难活到今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