严迪昌｜谁翻旧事作新闻 ——杭州小山堂赵氏的“旷亭”情结与《南宋杂事诗》

《南宋杂事诗》

自康熙五十年（1711）戴名世《南山集》案起，迨至乾隆一朝，文祸连结，绵延八十年，酷狱遍东南。其间，尤以雍正朝之汪景祺《读书堂西征随笔》案、查嗣庭“试题”案、吕留良“文选”案三狱称大。缘三大狱首犯皆系浙人，是故两浙祸害最烈，雍正帝甚至连下“手谕”，谳定“浙省风俗浇漓”、“恶薄”，“浙江绅衿士庶刁顽浇漓”；勒令停止该省乡会试。际此言行钳制日严，心灵益见禁锢的特定时世，具体生存生活于此地域空间的士人，究持怎样一种心态？是均皆言不及义、无动于衷，抑或讳莫如深、心魂裹缩？或则皮里阳秋、别具怀抱？尽管历经各式各类的禁毁、删改，文献钩稽已大不易，然而倘若对此不予以拾遗补阙、探幽发微，思想文化史程自不免留存空洞，近世文学史上诸多史实亦必不能作出合理准确的阐释和评估。于是如“袁枚现象”之类的涌现固难以按其心迹，而世称为“浙派”的以厉鹗为标帜的杭郡诗群以及邗上诗群、津门之沽之诗群莫不仅能摭其皮相、粗疏褒贬而无以斟原彼辈深心。

关于文学的历史，特别是中国诗歌史实，曾被姚鼐谥为“恶派”诗家之一的厉鹗有一段概乎其言的评说：

自汉魏迄今，诗歌之传于代者，往往有名位人为多，而憔悴偃蹇之士，十不得二三焉。其故何也？有名位人势力既盛，门生故史不惮誊写模印，四方希风望景之徒，又多流布述诵，虽无良友朋、佳子孙，而其传也恒易。若士之憔悴偃蹇者则异是，苟非若沈子明之于李长吉，欧阳永叔之于苏子美，为之表章于身后，则唯有望于后之人，以大慰其幽夐冥漠之魂耳。

纵观封建时代相关文学的文献文本，以及既有的文学史著，厉氏此说并非偃蹇者作酸葡萄语，而是揭示出某种史实载述的狭隘性不完整性，凡此诸类狭隘性又是被权力因素选择或淘洗所致。问题是偃蹇之士倘若既不遇沈子明、欧阳永叔之俦，又无佳子孙，则如何？唯有寄素心于良朋的相濡以沫。这就是厉鹗等辈每津津乐道于“会友乐群，相宣以道”的缘故。身处波诡云谲的危世，相期于良友会心，夜窗秉烛，互倾衷肠，而身后复相赖以传存呕心沥血文字，似尤当为治史者所审体之生态与心态。至于“因乎迹以称心易，超乎迹以写心难”云云，实乃特定时世中诗人的沉痛语，已非一般意义上之论诗文字。因而后世治诗史学者，能不依之而斟原其文本中“超乎迹以写心”的底蕴，体恤彼辈之良苦用心？岂能尽是沿袭前人纷纭杂驳、似是而非的评骘为谳语。基于此则更应合理辩认、公允评价诸如杭州小山堂赵氏、瓶花斋吴氏、邗上小玲珑山馆马氏、津门水西庄查氏等野逸集群东道主的文化业绩；不该轻蔑他们标举“山林俗不争，遗荣亦远辱”的相峙于名高权重之强势群体，构成特定年代自具面目的文学态势的贡献。其中“缵江东之旧业，购淡生之遗书”的小山堂赵氏尤别具一种家族人文情结，由赵昱兄弟主盟吟唱的《南宋杂事诗》，诫属“翻旧事作新闻”，以异代“梦粱”形态抒吐心底隐结的痛史。以此而作平心观照，清廷如雍正帝的酷烈治狱以威慑异己或离心离德者，似亦并非无风作浪、镂空生事。兹撰小山堂家族之“旷亭”情结与《南宋杂事诗》个案如后，以窥一隅。

小山堂赵氏及其“旷亭”情结

杭州小山堂赵昱、赵信兄弟及昱之长子赵一清，于清代雍、乾之际以藏书宏精著称东南。长洲沈德潜于雍正九年即其未达前著《春草园记》曾云：“小山堂为一园之主”，“经、史、子、集，部居类汇”，所藏之富足与“虞山钱氏、昆山徐氏、宁波范氏、嘉禾朱氏后先比埒。”而全祖望《小山堂藏书记》则就特定时空赞称之曰：“近日浙中聚书之富，必以仁和赵征君谷林为最。”

按，赵昱初字功千，年五十改字谷林。杭世骏所作《传》以及全祖望《赵谷林诔》皆有生平记述，谓其享年五十九岁。据文杏堂本《镇龙赵氏宗谱》卷八“东房武林派世表图”知赵昱生于康熙二十八年（1689），卒在乾隆十二年（1747），著有《爱日堂吟稿》十三卷附稿二卷传世。弟二：信、殿景，信与昱齐名称“二林”。赵信，字辰坦，别字意林，《谱》载生于康熙四十二年（1703），卒于乾隆三十年（1765），著有《秀砚斋吟稿》。乾隆元年（1736）赵昱、赵信均曾被荐举博学鸿词，报罢。赵昱长子赵一清，字诚夫，号东潜，又号勿药。一清秉承庭教，家学渊远，又与父执杭世骏、全祖望等亦师亦友，故较之乃父乃叔学殖尤厚，为乾隆朝著名学者。其于地学与史学成就最称卓特，前者成《水经注释》四十卷、《水经注刊误》十二卷，又有《直隶河渠志》一百三十二卷，后者则成《三国志补注》六十五卷。诗文著作今传《东潜文稿》二卷，诗稿未见存。作为“乾嘉朴学”学术大家，赵一清诚亦可谓“憔悴偃蹇”，生前固声名未畅，身后则成果著作权讼争不已。《水经注释》所引起之与戴震是否剽取相关著述的疑案迄今仍悬而难决，而今人编纂乾嘉学术史资料竟至已难觅赵一清之分论。关于一清生卒行年，《谱》载最确：“生于康熙己丑年六月十四日午时，卒于乾隆甲申年四月三十日酉时。”即康熙四十八年（1709）生，乾隆二十九年（1764）卒，寿仅五十六岁。八十年来诸家考证皆有误。赵一清大抵己难以尽守小山堂藏书，其著《小山堂藏书目》二卷似亦不见传世。或说赵昱卒后，其家藏书归扬州马氏。按谷林兄弟之母朱氏据《谱》卒于乾隆十八年（1753），寿至83岁，全祖望《小山堂藏书记》谓：“谷林之聚书，其鉴别既精，而有弟辰垣，好事一如其兄，有子诚夫好事甚于其父。”“每有所得则致之太孺人，更番迭进，以为嬉笑。呜呼，白华之养充以书带之腴，是天伦之乐所稀也。”全氏又在《小山堂祁氏遗书记》中说：“二林兄弟聚书，其得之江南储藏诸家者多矣，独于祁氏淡生堂诸本则别贮而弃之。不忘母氏之遗也。”“二林亦能博求酉阳之秘，可以豪矣，而独倦倦母氏先河之爱，一往清深，珍若拱璧，何其厚也。”所以，小山堂藏书之散出，必当在乾隆二十年（1755）后，赵氏兄弟父子之庋藏实与朱氏太夫人一生相始终。质言之，这位山阴祁彪佳之外孙女，乃春草园小山堂赵家人文传承之灵魂，她一生所维系的既是家族的心史，也是民族的痛史。

所以，仅仅以插架琳琅视小山堂，即使推尊与钱氏绛云楼、徐氏传是楼、范氏天一阁、朱氏曝书亭相埒、亦实难安赵昱父子兄弟之心，媲美于前二家尤不伦。对此，前引全氏之《藏书记》中一段与吴焯对话互补文字殊跌宕有意味：

予尝称之，以为尊先人希弁，当宋之季，接踵昭德，流风其未替耶？而吴君绣谷曰：“希弁远矣。谷林太孺人朱氏，山阴襄敏尚书之女曾孙，而祁氏甥也。当其为女子时，尝追随中表姑湘君辈，读淡生堂书。既归于赵，时时举梅里书签之盛，以勖诸子，故谷林兄弟藏书确有渊源，而世莫知也。”予乃笑曰：“然则宅相之泽，亦可历数世耶？何惑乎儒林之必溯谱系耶？”

绣谷，即瓶花斋主人吴焯之号，其与赵氏昆仲为莫逆交，同为湖上诗群之风雅祭酒。全谢山所说希弁，乃宋宗室名士，曾续辑《郡斋读书附志》，在南宋后期以富藏书著称。其所以远绍赵希弁以言小山堂“流风”，意在点明赵昱一族先世原系宋宗室，实于血胤一脉“溯谱系”。吴焯的对答则言其近而意“远矣”，藉以直说小山堂一族与山阴祁、朱二氏的血亲因缘。宅相，外甥之谓。山阴祁彪佳父子兄弟自甲申、乙酉明清易代后相继殉身，淡生堂及旷园人文风流烟云散寂，岂意遗泽竟接续于宅相，历数世而不斩，全祖望是慨乎其言的。全氏乃浙东史学钜子，继黄宗羲法乳专意以表彰鼎革之际遗孑烈士著称于世、故其“何惑乎儒林之必溯谱系耶”之一诘作结语，正别见深意。儒林谱系者如黄、全二氏所著之《宋儒学案》、《明儒学案》，小山堂之于淡生堂，旷亭之于旷园，其所成的“谱系”无疑有异于“儒林”之别一种相系于心灵的族群谱乘。

如果说谢山、绣谷对谈中的“世莫知也”云云尚含蓄言之的话，那么在赵昱病逝时，同郡至友也是学问家的吴廷华（东璧）《哭谷林五兄征君》诗则明确揭示亦小山堂中有一盘难解的心结：

青鬓相看各老成，清华水木见生平。江湖岐路罗昭谏，亭馆春晖顾仲瑛。似鬼人情空剑匣，如山心事托书城。一声长笛人何处？赢得新诗振九京。

此诗颔联用罗隐（昭谏）、顾瑛（仲瑛）相喻，前句实即厉鹗序谷林诗所言“憔悴偃蹇”之意，更有杭世骏《赵谷林传》结束“布衣岂无不朽之文”的慨喟怒啸。用顾阿瑛事刚切合赵昱轻财结客、主盟“玉山”人文的风范，而在元明易代之际昆山顾氏族群之遭际正也惨痛，欲“遗荣亦远辱”而竟难能者。颈联中“如山心事托书城”一句尤直解到底，以藏书求藏心，筑“书城”托“心事”之小山堂，焉可徒以藏书楼目之？置之特定人文背景，此中深层意蕴自不待言。

“心事”的代传难解难消，即难以尽言之情结。小山堂情结最称密集盘萦处则在“旷亭”一旧匾额上。这里有必要略述赵昱父子家世并清顺此一赵氏与山阴祁、朱二族的血胤关系。

据赵一清代赵昱为堂兄赵殿最所撰《铁岩公行状》谓：该家族“先世宋宗室，事远言湮，谱牒散失，莫详系出何房。南渡后有万廿二府君，家于越之尖山。其后曰详三府君，自尖山迁上虞县之镇龙乡东潜村，是为赵巷桥支派之始祖。”一清所以号东潜，盖志不忘其世系本原之意。镇龙赵氏迁居杭州，始于廿四世赵燮英，称“东房武林派”。检《镇龙赵氏宗谱》卷八，燮英有三子，仲子赵鹤，字康侯，号云庵，即赵昱兄弟祖父。赵鹤亦生子三，季为汝旭，即昱等之父，祁彪佳外孙婿。《世系图》载述：汝旭字雨苍，号东白。生于顺治十八年（1661），卒于康熙六十年（1721）。其配朱氏，系出山阴白洋之朱，原为名门巨室。曾祖朱燮元，在明季累官兵部尚书、都察院右都御史，总督川湖云贵广西五省军务兼巡抚贵州，卒谥襄敏，《明史》有传。关于山阴祁、朱二族的姻亲网络，综考赵一清《外氏世次记》、《大母朱太君安葬记》，以及嘉道年间杜春生所辑祁彪佳“遗事”附“世系”、平步青《霞外攟屑》卷四“里事”等文献，列表如下：

从上表可知，祁班孙夫妇既是朱氏舅父母，也是姑父母。据《赵氏宗谱》又知朱氏年幼其夫十岁，又据一清《大母安葬记》知朱氏下葬先陇时为乾隆二十年（1755）冬。《记》中述及有一僧人原系当年祁班孙之小史，“及见太君自朱抚祁，先祖就婚东书堂之大楼，弹指七十年，年已八十有七矣。”按朱氏下葬在卒后二年，上溯七十年，成婚时朱氏当十六岁，为康熙二十五年（1686）。其时上距祁彪佳殉国之乙酉（1645）已四十年有馀，距祁班孙罹“通海”案的康熙元年（1662）为二十四年。班孙卒在康熙十二年（1673），相去也已十三年。照常理朱氏与祁家遭难年差甚远，不至于感受至深，之所以对此巨变痛切身心，毕生难去，实与其特殊成长环境攸关。《重书旷亭记》中赵一清对此有简捷追述：

忠敏殉节，六先生遣戌辽阳，已而毁服为僧。六太娘，朱出也，盖襄敏少师尚书诸孙，时年十七八矣。家人闵其少寡，以王母往侍之，无异所生。

按“忠敏”为祁彪佳谥号；“六先生”即祁班孙，按同祖大排行，世人称其与兄理孙为五、祁六公子。“六太娘”朱德蓉，朱氏之姑母，时又为舅母。朱氏“自朱抚祁”时年仅三岁，实长于祁家，全祖望说其“尝追随中表姑湘君辈，读谈生堂书”乃记实。湘君，彪佳、景兰之幼女，适同邑沈萃祉，著有《寄云草》。商景兰于康熙二十五年（1686）72岁时为张槎云《琴楼遗稿》作序时云：与长媳张德蕙、次媳朱德蓉、三女修嫣、四女湘君“或拈题分韵，推敲风雅；或尚溯古昔，衡论当世。”祁彪佳有四女，第三女祁德琼字修嫣，与湘君最才，能诗。次女即朱氏母卞容，德蕙乃理孙妻。商景兰享寿七十六，可见朱氏十龄前尚及受外祖母怜爱与庭教，又长期追随祁氏姑嫂妯娌诸亲长，在深受薰陶的同时亦必闻见种种家园剧变惨事，诚可谓铭心刻骨。是故，朱氏后被祁家称呼为“赵家二姑娘”，随夫赵汝旭居于杭，然祁家旷园与谈生堂旧事无日不萦怀牵梦，神魂相系。从而，外家往事又复成为赵家春草园中之庭教，一估段痛史深植于赵显兄弟父子心头。此即赵昱《春草园小景分记》中《旷亭》一记所以不特文字独长，迥异于其它二十馀记，而且深情绵邈，小品意韵中别具一种悲慨味：

旷亭乃山阴祁氏旷园旧额，王百谷为夷度使君书。使君讳承㸁，为中丞忠敏公父。忠敏公，吾母外祖也。吾母尝为某言：“昔时梅里园林人物之盛，淡生堂藏书十万卷，悉人间罕觏秘册。又东书堂为五、六两舅父诗坛酒社，名流往复之所；间率群从子姓及祁氏、商氏、朱氏懿亲闺秀，吟咏其中，当时藉甚，至今称之。”嗟乎，华裾簪黻，衰盛靡常，由后思前，渺同隔世，某耳习之稔矣。忆初过旷园时，斯亭巍然修整，再过，蔓草侵阶，日就倾圮。三过，并亭亦无之，扁弃墙下，幸不为风雨所剥坏，急向园叟售之而归，谋于竹间构亭悬额焉。吾母见之，复淒然曰：“吾自幼失怙，孀母茕茕。尔舅不事生产，家益贫困，赖外家抚吾备至。尔父馆甥淡生堂，及见牙签缥帙，连屋百城。六舅父坐事遣戍沈阳，旋出家为僧，终于戍所。五父暮齿颓龄，嗜书弥笃，焚香讲读，守而不失。惜晚岁以佞佛视同土苴，多为沙门赚去。五之配曰张楚孃，六即吾姑名赵璧者也。吾少育于六舅母，而卒来的汝家妇，适符赵璧之称，宁非数耶？今去故乡几六十载，渭阳音问久隔，遗书散轶，过眼云烟，而园林更不可问矣。重见是扁，如见寓氏。尔幸携得，为之构亭，景仰前修，正惬吾意。”并命小子识之，谢山为作记。

赵谷林的一过再过以至三过旷园之写，意存易代之后旧日世家与陵谷变迁同步衰亡的史程追忆；其母朱氏一番番往事泣述，“重见是扁，如见舅氏”云云则乃家国兴替情结的隔代延续。

认辨小山堂赵氏之以“旷亭”续旷园史迹道非一般家族怀旧情思，而乃家国兴衰情结，全谢山的《旷亭记》最为雄辩佐证。谢氏以记盛起首：祁承㸁“治旷园于梅里”，淡生堂是园中藏书之库，旷亭是游息处所，东书堂则读书室。到祁彪佳兄弟“亦喜聚书，尝以朱红小榻数十张，顿放缥碧诸函，牙签如玉，风过有声铿然。”此为承平时世文化世族的书香雅韵气象，或非仅祁氏一族所有。然而未及三世而其泽见斩则具有特定的社会背景和该家族核心成员的非常表现因素：“忠敏殉难，江南尘起几二十年。吾乡雪窦山人与公子班孙兄弟善，时时居此园。顾其所商榷者，鲛宫虎斗之事；其所过从者，西台野哭之徒。不暇流连光景，究心儒苑中矣。公子以雪窦事戍辽左，良不愧世臣之后，而旷园之盛，自此衰歇。”

雪窦山人即魏耕，两浙奇士，擅诗，康熙元年（1662）罹“通海”案被弃首于杭州，案狱既大且酷。魏氏为郑成功、张煌言水师联络各处抗清人士，此即“鲛宫虎斗之事”之所谓；秘密结集于旷园的“西台野哭之徒”则有“山阴二朗”之张宗观（朗屋）、朱士雅（朗诣），后者亦名诗人，且为白洋朱氏之群从。此外有长洲陈三岛（鹤客）、有叶燮长兄叶世佺、有文震亨第三子文果（后为僧名超揆，号轮庵）。检魏氏《雪翁诗集》可知人越聚于旷园的先后有归庄、姚宗典等数以百十计，朱彝尊早年亦一度寄迹祁氏园。全氏着墨浓重地特点示“鲛宫虎斗”、“西台野哭”云，不啻为点睛一笔。从而益见朱氏之所以对旷园盛衰的心魂所系，足按其痛切心底的聚散感慨。于是全氏下面一段文字，形似闲笔论藏书，实则深沉言心史：

方谷林尊公东白翁就婚山阴，其成礼即在祁氏东书堂中。是时淡生堂中之牙签尚未散，东白翁艳心思得之。大君泫然流涕曰：“亦何忍为此言乎？”东白翁默而止。

此“泫然”而泣，哭的是“西台野哭”般的旧事，不忍淡生堂庋藏散出则是为守持昔日之旧梦。于是所谓每当赵昱兄弟得书必“更番迭进，以为嬉笑”，娱悦其母的天伦之乐，其中实蕴涵一腔辛酸泪。

必须辨明的是，赵昱“欲于池北竹林中构数椽，即以’旷亭’名之，以志渭阳之思，以为太君当新丰之门户，以慰东白翁之素心”的孝思并未能实际践行。赵一清、式清兄弟在《春草园小景分记》的“后识”中说：“年来家业未充，不遑营构。其山樊小屋、旷亭、水边林下，仅规基址，作不了因缘。呜乎，人寿几何，河清难俟，今忽焉厌世。”一清《重书旷亭记》又明确道出终赵昱一生，未成宿愿：“明社既屋，陵迁谷变，祁氏废而园亦遂荒。有以此扁来售者，先征君输米四石易之，欲购亭于竹间而力不能就。”于是，情结心头、史存笔底、亭记纸端，如此而已！

然而，情结既成，潜于心而块磊难消；亭筑有待，承其志固竹木易构。在朱氏太夫人病逝后，“旷亭”作为小山堂遗嗣二代人对先人心志承续的标志，终竟建起。一清说：

今七父笃念太君，筑室三楹于古香书屋之旁，命弟天庚更书而颜之，余为述其颠末如此。鸣乎！即一扁额而旧家之陵替可知矣，即一榜题而子孙之孝思不匮矣。

“七父”，指朱氏幼子赵殿景，字瞻林，同祖大排行序七；天庚，殿景子赵珍之字，号春岩，又号春帆，擅书。“一扁额而旧家之陵替可知矣”结句意味悠长，如果说朱氏太君承祁氏旷园遗事为庭训，则至于赵一清群从已是情系四世矣！

异代“梦粱”的群体选择：《南宋杂事诗》

封建历史上每当王朝更替时或稍后，多有“梦华”怀旧之作。如金灭北宋，孟元老于南渡后作《东京梦华录》十卷；元灭南宋，先后有周密《武林旧事》十卷、吴自牧《梦粱录》二十卷。明亡之初，史玄著《旧京遗事》，南京弘光政权倾覆，余怀有《板桥杂记》，借秦淮金粉寄“一代之兴衰，千秋之感慨。”似乎任何一个新王朝，君主恁怎样暴酷或阴沉，“怀旧”总难禁绝。但爱新觉罗氏统摄的清王朝自康熙五十年（1711）《南山集》案起，形势渐变渐恶。戴名世刚说“近日方宽文字之禁”，旋即便以南明三帝“揆以《春秋》大义，岂遽不如昭烈之在蜀，帝昺之在崖州而其事渐以灭没”之类言论构大狱遭弃市。可见怀旧若怀及旧朝尤其是上距仅半个世纪之南明遗孑已属大禁忌，凡“一时成败得失，与夫孤忠效死，乱贼误国，流离播迁之情状”，均必讳言。总之，这已是进入一个非常时期，一个文字动辄易罹祸网的严酷年代。

以此而言，原乃故家旧臣、遗民子裔的小山堂赵氏，几代“旷亭”情结又如此缠绕不解，将何以自处？又怎样交游群处？山阴祁氏旷园衰败史事正属“孤忠效死”、“流离播迁”行状，赵昱、一清父子诗文集得以存传，诚已大幸事。此当与《爱日堂吟稿》大抵抒写闲雅交酬、茶酒生涯或徜徉湖山，无触目怵心语有关。《春草园小景分记》中虽有《旷亭》之写，亦可视为孝思不匮，天伦之常。《东潜文稿》则初刊于乾隆五十几年（1794），时距浙中三大狱又一甲子有馀，文网已松。况小山堂以藏书声闻久著，而精鉴于版本的藏书家每予人和光同尘、锋芒尽敛形象，此或亦一层自保见效色采。但是，表层形态不等于全部生存状态，更不足以攫探彼辈之心态。集合于雍正初年，以赵昱兄弟为吟群主盟者所撰成的群体咏史巨帙《南宋杂事诗》，实即一部“旧事”翻作“新闻”的异代“梦粱”之录。对此，赵昱所作百首的末一首其实已明标宗旨的：

衣冠南渡纂兴亡，回忆东都旧事荒。澒洞忽吹尘世换，浓花淡柳说钱唐。

诗后“纪事”三条，其三为蒋捷《竹山词·元夜阅〈梦华录〉·齐天乐》词句：“华胥仙梦未了，被天公濒洞、吹换尘世。淡柳湖山，浓花巷陌，唯说钱唐而已。”蒋竹山于南宋危亡之际“唯说钱唐”的悲苦无奈，是隔代“梦华”；赵昱等七诗人的“回忆旧事荒”无疑更属异代“梦粱”。问题是蒋捷以南宋遗民“梦华”东都盛时，虽隔代犹属天水一朝；赵昱等“食毛践土”于皇清“盛世”，何以陡兴异代“梦粱”感喟？表面层次理由随手可拈得：他们均皆生活在西子湖畔之杭郡人。杭州曾为南宋都域；而明人田汝成《西湖游览志》及《志馀》纪事犹有未备，故《杂事诗》既补其不足，“亦述田先生未竟之志也”。但《杂事诗》作者群的深心当然远非如此而已，不然，符曾的结篇一首何需凸现“帝统”说：

文献金源洛水尘，建炎留得赵家春。一篇帝统遵王命，犹有龙南著集人。

诗后“纪事”引注二条之二，特醒目地拈示《馀冬序录》所载述：“金之高陵杨兴宗，史不著名，元裕之记其当宋渡江而著《龙南集》以见正统之所在，不以身之所生而自限也，可谓卓识之士。”此处加着重号的语句岂非暗示《杂事诗》作者们认同“不以身之所生而自限”而借吟事“以见正统之所在”？这似不算牵强附会，亦非深文周纳。然而读诗时若以为赵氏兄弟或他们为吟友皆视小山堂一族本乃宋宗室之裔，故言“正统”，势成无稽笑谈，太以皮相。应该同时读《杂事诗·凡例》第四条末句：“若夫晚季苍凉，感均顽艳，庶几乎风人之旨或不废焉”；还应读万径（九沙）的《序》中“其词凄楚沈冥，不堪卒读”；更需再读吴允嘉（石仓）题诗：

苍山碧水思无穷，今昔池台了不同。蟋蟀感秋吟败砌，狐狸乘月瞷离宫。西陵车马青松下，南渡冠裳白塔中。手把此编和泪读，斜阳衰草自悲风。

最后复殿以韩云的题诗：“南内楼台悲牧马，西陵风雨听啼鹃。其间多少繁华事，凄凉指出伤心地”；“临安旧志有《咸淳》，周老（密）吴生（自牧）亦具陈。后来田《志》多舛漏，谁翻旧事作新闻？”“如君高唱复微吟，世人那识其心苦？我是清凉居士孙，每听话旧便声吞！”至此，“风人之旨”所包裹的苍凉情思以至其苦心已跃见纸端，只差没直接喊出“宋社既屋”与“明社既屋”，其社稷皆倾覆于外族，“正统”颓丧！所以，异代“梦粱”其实质正在哀叹“夏夷大防”之崩溃。今人自可评骘凡此皆为狭隘民族观，未跳脱历史的局限；然在其时守持特定品节，正乃人格自我完善之一种。何况世事正值动辄斧铖相加、天威难测之际，如此苦心驱诣作曲深之笔，诚亦标示着士人部落中仍有不奴颜婢膝而持“不能俯仰，隐约玩世”，以谋求“遗荣亦远辱”的骨梁不脆之一群。

所以，坐卧于小山堂中结撰《南宋杂事诗》的诗群，实是清代“盛世”时期诗界文苑自持离立之势，与大有力者主宰的王权鼎兴之文化气象，构成别一种景观。而《南宋杂事诗》的深心寄托，则是非常时代中的特定心态的曲折表现。厉鹗曾在诗中写过“我辈向耽荒率味，不须金粉画阑干”；“渺矣高鸿犹避弋，落然寒事又辞家”。“诗坛不似麒麟阁，敢并南湖上将家？”作为狷介之士他还慨然期待着：“背时诗待素心论”！可以预期，《杂事诗》的得能合理的符合史实解读之时，当是重新认辨以厉氏为代表并维系杭州、扬州、天津等地诸诗群的“盛世”诗史另类真相的契机获得之日。那些堆垛在他们身上的诗学陈说与机械反映论的指责必定可以进行一番清理。

《南宋杂事诗》共七卷，由沈嘉辙、吴焯、陈芝光、符曾、赵昱、厉鹗、赵信等分撰，人各一卷，每卷一百首七言绝句，因符曾多作一首，故全编得诗七百零一首。诗称“杂事”，似可以赵昱同祖兄，著《王右丞集笺注》的赵殿成之“题辞”作解：“绝句体有咏史，论古事也；有竹枝，记风土也；有宫词，叙禁掖也。是编众裁萃焉。”以诗尤以画名世，后人列之于“扬州画派”中与“八怪”齐称的鄞县玉几山人陈撰则在“题辞”中评赞云：“摄徂影于既往，传散佚于后来，读之皆山川风土、俯仰徘回之感。以视竹枝杨柳，罔裨世教，所云虚车轮辕，饰而弗庸者，不大有间耶？昔杜陵以诗为史，袁宏、左思以史为诗，若诸君可谓能兼之者。”诚然，事似“杂”而情实深，诗乃杂而不杂，史识贯通今昔，旨在裨补“世教”，于是呈“意主纪事，不在修辞”特色。唯其如此，世人每赞称其征引广博，节存遗佚，殆如惊叹小山堂庋藏宏富而隔膜于主人深郁之情结，《杂事诗》亦幸能不被禁毁。

关于《南宋杂事诗》撰作具体时、地《春草园小景分记》之《二林吟屋》小记中述之最明确，可无烦推考：

即南楼也，亦日画选楼，予与意林读书处，昔沈栾城、符药林、袁南坨假馆焉。雍正癸卯、甲辰间，共赋《南宋杂事诗》，觞咏流连，盍簪于此。群书藏弃楼上，额为初白先生书。又题壁语：“春草池塘，辄得佳句；棣华碑版，洵是奇才。”亡友吴绣谷赠。

“癸卯、甲辰间”为雍正元年（1723）、二年之际。又，吴焯所著百首的最后二首亦有助辨识：

故事全凭共讨论，江关老去凤皇门。华胥醒后黄粱熟，便话南柯也不根。

名集犹传六十人，湖云江月话津津。而今花柳新题处，况是欣逢宝历春。

前一首用《东京梦华录》、《梦粱录》以及已佚之《南柯录》事，“共讨论”、“也不根”云云固又一次明白凸现彼辈异代“梦粱”之群体意蕴选择；后一首显然借《南宋六十家小集》（又名《群贤小集》）自拟“湖云江月”的身份位置和心态。此亦即该群体何以珍藏南宋江湖诗人小集并力为推誉之本旨。应该指出，江湖诗派的主干文献得以存传于世，赵昱、吴焯等诚有不可磨灭的功迹，而此种贡献又非仅属藏书家之好尚而已。至于诗之末二句，特笺注出戴复古《石屏集·诗·圣朝开宝历》的“江山一夜雨，花柳九洲春”，则其题其句正标明“而今”撰《杂事诗》也值“欣逢”雍正改元“开宝历”年份。

由此足见，道光年间重刊《杂事诗》时姚祖恩识语云“成于乾隆丙戌、丁亥间”乃是误说；后此邵懿辰《增订四库简明目录标注》著录有“康熙中刊本”尤属失考臆定。《杂事诗》正著在浙江三大文字案狱前夕，所以雍正四年（1799）查嗣庭案中“以家长失教，牵连入狱”而举被逮入都的查慎行尚得能为《杂事诗》作序。其时，沈嘉辙、符曾“两诗人皆主其家”，杭世骏《爱日堂吟稿序》可佐证。陈撰的“题辞”又云：“乃小山西藏书充楹负欐，而诸君能于琴歌酒坐之馀，读破万卷，复取其有系于南渡以来诸书凡如千种，一一取而寓诸篇章。”可知“二林吟屋”为《杂事诗》撰作中心，赵氏兄弟为此群体这盟主当无疑，而吴绣谷瓶花斋的庋藏亦投入以资“遐搜冥索”自也不应轻忽。

据章藻功《思绮堂文集》中《赵功千、辰垣招集同人小山堂联咏序》等文，其时小山堂群体除撰《杂事诗》七人外，尚有诗人张奕光、魏周琬、陈撰、金士奇、施安、张传书等，此外金农、丁敬、郑性以及著有《孤石山房诗集》的沈心等一大批著名野逸异士亦时相聚集。然《杂事诗》七作者诚可称才学识见之最为秀出者，就中厉鹗名声特著，杭世骏誉之为“吾乡之诗，清微萧淡，以樊榭为初祖”。符曾字幼鲁，号药林，为查慎行及门弟子，诗审美情趣最嗜姜白石。有《春凫小稿》等传世。赵昱、吴焯诗作如前所述，尚幸存见，而赵信诗仅止散存于他书所选引，其《秀砚斋吟稿》不见传。沈嘉辙字栾城，号个庭，为赵昱业师沈名荪子，父子落魄，身后诗文均赖谷林收辑，然亦不传；陈芝光字蔚九，号南村，生平尤无闻。厉鹗谓：“其隐者，青灯老屋，破砚枯吟，或至槁项黄馘，不能博一人知己，徒埋沈于菰烟芦雪之乡者，不知凡几辈？”沈、陈殆即此辈“埋沈”者，所幸各留百首杂事诗于世，是端赖“会友乐群”而博得知己之范例也。按，小山堂《杂事诗》“七君子”中，陈芝光虽名最不著，诗则极佳，于刺取典籍、熔铸掌故的咏史文字间，仍掩不住其一股清灵秀拔的气韻。如咏岳武穆浩气与张元干忤秦桧词云：

“鄂”字书成壮气存，临安何处望中原？芦川亦有英雄语，禾黍西风鼓角喧。

又如梁括元末明初《治世正音》中甘瑾诗以及南宋末家铉翁句以颂文天祥之一首：

海门楼橹散烟尘，空忆神州旧日春。一自杜鹃啼不歇，高峰叫月有孤臣。

类此赞谢枋得、唐玉潜等忠义之士，讽斥留梦炎辈没骨之徒如：

逋臣前是老门生，游戏清都一笑迎。故国三皇庙犹在，灵胥江上涕纵横。

为有奇才待至公，炎荒草木蕴隆风。早知名以青云累，羞煞冬青野哭中。

他如咏诗人乐雷发、太学生任悖夫之“雪下天门空洒泪，有人侧岸看千帆；”写《秋江烟草》作者张弋向陈宗之（起）借书事：“好事河阳张彦发，芸居楼畔借书归。”凡此皆或悲慨、或萧散，无不情思甚沛，略无枯槁感。

当人们透过《南宋杂事诗》七卷所吟咏的诸多宫掖逸事、庙堂气象以及杭城节令时尚、市井民俗、山川遗迹时，不难发现，各卷均由南宋立国初之盛况而追溯“靖康之耻”，徽、钦二帝北遣之哀惨，最终写到北兵南下，忠烈力竭而无回天之望，绍兴“中兴”之汉宫仪竟至于灭裂。在由盛至衰的一百五十年史程中又始终贯以忠与佞、和与战的对写。七百首绝句中鄙斥秦桧、贾似道等之祸国，与褒扬岳飞、韩世忠、江万里、胡邦衡、吴潜以及有名无名的忠义人士的篇什几乎相等。至于对南宋遗民谢翱、汪元量等的三致其意则诚如《凡例》所云“晚季苍凉，感均顽艳”，难掩一种华夏人文毁于大劫之哀恸。前文以陈芝光所作为例已足可窥其一斑，专事引录徒占篇幅，兹以厉鹗结末一道以及赵信二首终篇之作，例证其书“苍凉”馀音的不绝。厉氏云：

问安兵已入宫时，救日空教羽檄移。丽景只今传乐府，松风吹落浴龙池。

诗后“桉语”说“西湖十景”始自南宋。周密《木兰花慢》“已轶不传”，于是厉氏将《日湖渔唱》、《梅渊词》中有关十景词不厌其烦各抄录五阕，又引摘了十七家词之断章只句。这实是以景写清，“只今传乐府”而不见旧江山，心苦语曲折见出。赵信的诗云：

遗像犹思坠紫云，皋亭空见伯颜军。一从南北飘零后，还有梅边生祭文。

桑海英风不可攀，南朝寂历旧江山。唯馀几辈才人在，诗卷长留天地间。

诗后赵意林详列吴莱《桑海遗录序》，《天地问集》，《月泉吟社》一栏尤细开六十馀家作者，又列《谷音》以至《乐府补题集》作者。“几辈才人”、“长留天地”云，诚苦心结撰其意。

如果读一下黄宗羲《谢皋羽年谱游录注序》所云：“夫文章，天地之元气也。元气之在平时，昆仑旁薄，和声顺气，发自廊庙，而鬯浃于幽遐，无所见奇。逮乎厄运危时，天地闭塞，元气鼓荡而出，拥勇郁遏，坌愤激讦，而后至文生焉。故文章之盛，莫盛于亡宋之日，而皋羽其尤也。”又说：“年谱之学，别为一家。李文简著范、韩、富、欧阳、司马、三苏《六君子年谱》，后世嗟叹其博洽，然文简所著，皆名位之赫然者。今野公所著，捃拾沟渠墙壁之间，欲起酸魂落魄支撑天下。又非文简之所及矣。”南雷此处为徐沁所著《年谱》序语时为易代不久，其意在鼓荡“支撑天下”之“元气”如此。请再读赵一清《宋忠义柳先生传》，此为代父所作：“余浙人，宜传浙事。发微阐幽，固后死者之责也。”文中说：谢皋羽、吴思齐、方凤、汪元量、皇甫子明、林景熙、唐珏、郑思肖、龚开，以及《桑海遗录》、《月泉吟社》、《天地问集》中遗臣逸老“均在若隐若现，或存或灭之际。所翁《心史》，明季始出自井中。”此所以要“发微阐幽”，为“后死者之责”。从黄宗羲到赵氏父子，可以清楚看到“浙东”文史学者所恪守的一种精神，从《柳先生传》尤可见出《南宋杂事诗》的命脉所在。深怀“旷亭”情结的小山堂赵家及其主持的《杂事诗》撰作无疑亦属“起酸魂落魄支撑天下（一作天地）的文字，彼辈“翻旧事”以“作新闻”，意当在此。于是万斯大之子万经竟“不堪卒读”，章藻功叹喟：“以竹枝之逸韵，为《黍离》之变风”；“一泓碧水，有情亦老之天；四壁青山，回首可怜之地”。友群中一片“和泪读”，“便声吞”的凄泣声竟此直彼状。然而，这已是雍正元年，大规模的文字整肃以雷霆天威正袭来两浙，《杂事诗》居然未罹案狱，诚为意外奇事。此或恰如查慎行所说“于事不厌其杂”，只是予人“小道之可观”之故。那么，“小道”也者，岂非特定人生态中一种极佳之自处或群处形态？一种艺术地撑宽人文空间的高妙手段？于是，能武断责难以厉鹗为“初祖”的浙派诗群专事僻典，冷卧山水窟么？

馀论

《南宋杂事诗》既是一部寄寓特定群体心魂的咏史诗合集，又缘其所征引文献近千种，附录之引用书目中不少已散佚，所以，《杂事诗》不仅是清代宋诗学研究的一种重要典籍，同时也为南宋文学的研究提供了相当可观的文献资料以及足资校勘的文本异文。遗憾的是学界并未充分关注与利用《杂事诗》“记事”所透见的丰多信息或相关文献，如李清照、朱敦儒、杨万里以至汪元量等人的研究资料汇编均未引见《杂事诗》有关材料。其中《行都记事》所载诚斋事，《诗说隽永》、《四六谈麈》等载述李清照诗文事，《白獭髓》等述周密事，高层云《改虫斋杂疏》言汪水云事等凡可补人各类汇编者不下数十百条。值得注意者还有关于苏轼研究事。赵昱诗“风骚散佚罕流传，力购开雕读御前。空费元嘉诗禁密，纷纷笺释斗新编”“江南黄叶乱秋空，偶感宸书野寺中。遗稿不胜三致意，无边风月系文忠”二首后“纪事”，引王应麟《玉海》、《朝野杂记》文固可补苏轼研究资料汇编，而且集中凸现高宗、孝宗二帝的褒扬东坡，上行下效，在南宋涌起苏诗苏文诵读、笺注的热潮。而自南宋以至清代，苏诗笺注者独多为浙人的现象似亦得以诠释，两浙人诗之好宗宋诗，从中尤能按知脉承因果的某种过程。即以凡此诸类随手拈得的例证，似已可见《南宋杂事诗》需加重新认识之一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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