罗兰·巴特: 宣告“作者已死”的作者 | 通识读本
博雅哥说
本文节选自乔纳森·卡勒所著牛津通识读本《罗兰·巴特》的最后一章“巴特身后的巴特”。罗兰·巴特（1915—1980）是二十世纪重要的法国理论家和文学评论家。作为一个“多面手”，他不仅代表着科学，在结构主义理论和符号学研究中贡献卓著，同时也代表着愉悦，提出“作者已死”，拥护读者为了阅读的愉悦而进行个性化解读的权利。美国著名文学理论学者乔纳森·卡勒在通识读本中对其多样的理论贡献进行了梳理，引领我们进入巴特万花筒般的精神世界。
在本文中，你将看到——
●宣告“作者已死”的巴特如何在晚年追随着普鲁斯特重新思考作者与写作的意义。
●巴特从理论家到作家的身份转变及其背后的思想历程。
Vol.553
通识读本
巴特身后的巴特
[美] 乔纳森·卡勒
陆赟 译
从新的写作到新的生活
1978年，巴特在巴黎和纽约两地都举办了讲座，他出色的口才给听众留下了深刻印象，讲座的题目是“在很长的一段时间里，我早早就睡了”。这是普鲁斯特的小说《追忆似 水年华》的开场白。重复普鲁斯特的文字显示了巴特的决心，他想要追随普鲁斯特——不是“追随那部皇皇巨著的伟大作者，而是追随那个肩负起工作任务的人：时而饱受折磨，时而欢欣雀跃，在任何情况下都保持谦和——他想要担负重任，从计划的一开始，他就赋予这项任务以绝对的个性”（《语言絮谈》，第334/277—278页）。三十多岁的普鲁斯特当时还在小说与散文创作之间纠结，但突然——我们不知道确切原因——到了1909年夏季，一切都各就各位。他找到了“第三种形式”，他对于时间做了特殊处理，并且让叙事者来阐述他本人的写作欲望，通过这些手法，普鲁斯特得以“消除小说与散文之间的矛盾”（第336—340/280—284页）。据巴特推测，普鲁斯特母亲的去世，让他意识到有必要寻找一种新的写作方式。巴特的母亲也刚去世不久，因此他认为自己与普鲁斯特有着相似的处境，准备好迎接“新的生活”（“你知道你难逃一死，突然你感觉到生命的脆弱”）。巴特认为自己将沿着不断重复的人生轨迹走向死亡（又一篇文章，又一次讲座），他写道：“我必须走出那种阴影状态（中世纪理论将它称为'厌倦’），一再重复的任务和悼念让我深陷其中。现在我觉得，对于这个写作主体来说，对于这个选择了写作的主体来说，不可能有'新的生活’，除非他能发掘出一种新的写作实践”（第342/286页）。
图为罗兰·巴特
普鲁斯特寻找并且发现了“一种写作形式，能容纳并超越苦难”（第335/279页）。巴特认为，普鲁斯特的《追忆似水年华》中叙事者的祖母去世的片段和托尔斯泰的《战争与和平》中安德烈王子死亡的片段是两大“真相时刻”，在这些场景中“文学与情感宣泄突然同时迸发，读者在心底里发出一声'呐喊’，他们或是想起，或是预见自己和心爱的人永远别离时的心情，某种超验的感悟浮现在心头：究竟是什么样的魔鬼同时创造了爱情和死亡？”（第343/287页）。虽然说，如今人们对于唤起怜悯的艺术手法嘲弄有加，但小说“却借人物之口来谈论情感，从而可以公然吐露那种感受：在小说中，可以谈论那些让人怜悯的对象”（第345/289页）。作家将尘世间的一切失落储存起来，而爱情、怜悯和激情等情感要素带给了作品活力。这就是文学的视野，它支持新的生活，而这种新的生活又把文学当作它包容一切的生活体验。
巴特最后问道：这是否意味着我将会写一部小说？“我怎么知道？”他说，我知道的是，“对于我来说，重要的是装作自己应该写这部乌托邦小说”。这就要求把他自己放在一个特殊的位置，成为“创作的主体，而不是评论的主体。我不是在研究某个产品，而是承担起生产的重任……我假定自己要写一部小说，因此我可以对这部小说了解更多，而不仅仅是把它作为其他人已经创作完成的某个研究对象”（第345—346/289—290页）。
这是巴特最为雄辩、动人和睿智的散文作品之一，它促使人们关注他可能撰写的小说以及他在讲座中提到的“小说的准备工作”。不过，这篇文章的力量与它对于他人小说的敏锐分析和它提出的小说理论有着密切联系，它尤其关注普鲁斯特的写作技巧：巴特写道，对于小说的“怜悯”理论或历史（以怜悯的表述为重点）来说，我们“不要再把一本书的关键放在结构上；正相反，必须承认作品要想打动人，要想活起来，要想生根发芽，就必须借助某种形式的'崩溃’，在'崩溃’之后只剩下某些时刻，这些时刻严格说来就是作品的巅峰……”（第344/287页）。
这是一个关于小说的重要声明，当然也不无争议，我们不禁要问，这些“巅峰”时刻的力量难道不是以各种形式取决于它们与作品其他部分的联系吗？无论如何，这绝对是一个重要的批评意见，只不过它关注的是那些业已完成的伟大作品的本质，而不是某个在创作中挣扎的作家的眼界。每当巴特构建起一组对立项——比如“担负起生产任务”而不是“研究产品”——他本人的批评实践就会扰乱这样的对立。
这篇很有说服力的文章宣称要转向一种新的生活，开始新的写作实践，以新的视角来看待写作。而且，它赋予“新的生活”这一文本以特殊意义，这份文稿由八个长度不超过一页纸的提纲组成，它在巴特的手稿中被发现，并且作为最后一批文件以影印件的形式收录在《全集》中。很显然，如标题所示，这份文稿涉及巴特原本打算写的一本书，主题是转向新生活的可能性。文稿以他对于母亲的悼念开始（在其中一个版本中她扮演着引路人的角色，就像但丁作品中的维吉尔），随后巴特将世界视为一个景观，同时也是漠然的一个客体（《毫无意义的夜晚》将被收录在这一部分），并且详细描述了他的好恶。接着他将讲述他称之为“1978年4月15日做出的决定”。我们不能确定是否真的存在这样一个重要决定（将时间浓缩为某一天的做法让人怀疑，或许这是巴特为便于叙事而采取的虚构手段），不过论普鲁斯特的那篇文章让人们有理由接受这样的突然转变。埃里克·马蒂在《新的生活》其中一份计划的手抄本上加了如下脚注：“对于这一'决定’，我们并不完全了解。但很显然，这是一次神秘的信仰转变，以某种帕斯卡式的方式，转向一种'新的生活’，在其中'文学’将是存在的全部。”这份计划的其中几个版本将文学称为爱情的替代品，并且提出要对可能的文学模式——散文、日记、小说、片段、漫画、怀旧作品——进行深入探讨，分析它们为何失败。最激动人心的时刻将伴随着意志训练（这是生产文学的必要前提）的片段而出现，这种训练的目的是达到纯粹闲散或纯粹舒适，或者说，哲学意义上的平和状态，也被称为“道”或者“中性”。在其中一份计划中，巴特提到了海德格尔将意志（它试图改变自然）和向存在开放（即接受现状）相对立的做法。在另一份计划中，他提出要学习托尔斯泰：后者提倡一种道教和基督教意义上的平和状态，通过吸收（而不是反对）邪恶来将其中性化。巴特在后期的一次访谈中提出，“要敢于懒惰！”他分析了懒惰这种不受欢迎的态度所具备的美德，并且思考是否我们在邪恶面前没有懒惰的权利。写作这份工作与哲学意义上的闲散正好相反，巴特把一个摩洛哥男孩视为闲散的化身——在《事件》的一个片段中，他对这个令人困惑的说法做了解释：“一个男孩坐在一段矮墙上，就在路边，但他没有留意道路——他坐在那里，仿佛永远那样坐着，他坐在那里就是为了那样坐着，毫不含糊：'静坐无所为，春来草自青。’”（第57/38页）
这个摩洛哥男孩是否象征着与世无争，通过放弃意志所获得的自我？他是否象征着一种中性状态，这样的中性抹去了构成我们的代码、内在对话和模棱两可的态度？如果真是这样，我们就有了一个野心勃勃的理论设想（它的叙事起到说教作用），一个拥有终端的结构！但《新的生活》的倒数第二份提纲是这样结尾的，“这意味着人们必须放弃新生活叙事中的幼稚看法：青蛙努力吹气，想把自己吹得像[公牛]那样巨大。”
如果巴特的新生活持续下去，超过23个月的话，他会不会真的写一部小说？如果不是死亡阻止了他，《新的生活》会成为巴特写出的伟大作品吗？有两个因素让问题变得更复杂，首先是巴特赞美闲散的做法，他把这种闲散状态界定为意志的对立面，而意志显然是创作任何长篇作品的必要前提。其次，巴特回避了那些产生明确意义的结构，随意地将若干片段放在一起——比如说，按字母顺序排列。他不喜欢他 所说的“歇 斯底里”，因此如果某些情节或结构包含夸张的，可能产生明确意义的人物，他就会尽量避开它们。
戴安娜·奈特对于《新的生活》做出了最佳研究，她认为我们应该完全相信巴特所说的话——在论普鲁斯特的讲座里，巴特提到，重要的是装作自己应该写这部乌托邦小说，而不是真正去写。制订写作计划和勾勒某些片段是一回事。真正去写这部作品将会违背它所致力营造的乌托邦本质和禅学原则。
图为罗兰·巴特
从理论家到作家
“他放弃了结构主义的科学幻想，摆脱了政治与文化斗争中的宣传口号，我们的符号研究者开始了一段新的写作生涯。从今往后，巴特将让罗兰开口说话，他要突出欲望主体，也就是他的个体自我，那个毫无顾忌地热爱着语言和风格的人。”
我引述这段话，不是为了鄙薄，而是因为这段话具有典型的巴特风格，同时他的创作轨迹也为此提供了佐证。如我们所见，他在后期作品中批评了自己“对于科学性的美好梦想”。在早期作品中，虽然他对于二元对立的元语言提出过质疑，但这些对立项（内涵和外延，隐喻和转喻，可读和可写）扮演着重要的角色；《罗兰·巴特自述》却把这些对立项嘲讽为“伪造品”，“生产的修辞”，或者说，从其他话语那里窃用的“文本操作手段”，被用作“写作机器”的一部分，目的就是为了“让文本保持运作”（第95/92页）。“因此，作品依靠着概念带来的冲动、持续不断的兴趣和短暂的狂热向前推进”（第114/110页）。
我们不妨就采取这种了然于胸的姿态，称颂巴特作为作者的敏锐洞察力，而不是他作为准理论家的妄断。这一立场很有诱惑力，尤其在当下，当理论的光环已经退去的时候，做一名博学的评论家，并且反对理论的自高自大，这是一个更有利的姿态。但正因为这一观点具有诱惑力，读者更需要反思它的潜在影响——这样的思考可能会从两个方面展开。首先，就像我之前所做的那样，人们或许会问，巴特对于自己早期作品的祛魅行为是不是一种新的神秘化实践，一种只重风格不重实际的做法？考虑到评估人们过去使用的概念存在的困难，宣称这些概念是对于一种潜在写作欲望的迷恋或表露，而这种欲望将作者与其他人联系在一起，这样的想法多么具有诱惑力。这里没有理论，只有写作！巴特嘲弄自己早期所采用的概念，这一做法完全可能创造一种巴特式的神话，关于作家和作者的神话。
这并不是说，巴特不是一个作家，而是说，他是个独具魅力的作家：优雅、独特、大胆自信、不畏批评。不过正如他所言，虽然判断葡萄酒的好坏有客观标准，但这种标准是个神话。我们同样可以说，虽然巴特按照客观标准是个好作者，但巴特这位作者是个神话——是一种意识形态建构，其效果就在于阻碍别人采纳和检验他的说法，阻碍别人使用这些说法并且观察它们在分析我们感兴趣的文化客体和实践时所起到的作用。巴特宣称，他想要写作，不是针对某个对象去写，他的写作所具有的力量和兴趣与这些作品对于研究的文化客体所做出的论断密不可分。这一点体现在他后期关于普鲁斯特的杰出评论中，他宣称自己从针对某个主题而写变成为写而写；这一点同样也体现在他的早期作品中（这些作品往往接受“生产”这一说法）。
否定过去所使用的概念或理论和褒扬巴特的作者身份，这两种做法实际上是同一枚硬币的两个不同侧面。重要的是，要思考这两点对于评价巴特如今的价值产生了怎样的影响。人们为什么要读他的作品？为了加剧人们的怀疑，认为理论话语真的只是以某种可疑形式呈现的傲慢自负？那样一来，巴特的价值将取决于某个强大的、需要人们学会抗拒的理论，但现实并非如此。正相反，巴特的作品更多在于提醒我们注意思想的探险，并且鼓励我们跳出普遍接受的观念，尝试新的思考。
图为罗兰·巴特《符号学原理》中译本书影
我认为，巴特的价值，不，应该说巴特的才华并不在于他晚期作品中的博学或感伤，而是在于他的早期作品，在于他为建立科学性所做的尝试。在《文艺批评文集》中，他把作家称为公共实验者，在公开场合，为了公众利益，对思想进行实验（第10/xii页）。在《罗兰·巴特自述》中，他重新回到这一想法：他[巴特]“召唤概念，实验了现代性（就像人们在不知道如何使用收音机的时候，尝试着按下不同按钮）”（第78/74页）。
巴特的才华有一个重要方面，即他发现系统性和对于明确性的要求具有启发作用。正是在他试图创立一种关于研究对象的系统性理论或分析的时候，这一步骤引导他转而研究某些被人忽视的话语中的问题、话题和要素。符号研究的范式提出，存在意义的地方就存在着系统，人们必须辨认出意指行为的不同层面以及每个层面中的能指和所指。因此，这一范式就要求巴特考虑，时装说明文字中每个要素的功能，或者关于天气的闲聊如何反映出人们的社会阶层。以文学为例，《S/Z》采取的逐步递进的办法迫使巴特进行思考，那些细节——既包括最不起眼的部分，也包括最重要的内容——如何根据不同的范式或代码，被挑选、吸收并加以组织。
系统性首先是一种陌生化手法。你必须以新的条目和新的方式来看待事物，并且得出你的结论。因此，不管一种真正的理论能否形成，对于巴特来说，系统化的动力至关重要。当他转而反对系统化的时候，他就可能陷入那些资产阶级的、感伤的写作形式，把他曾经分析过的文化机制重新变成神话。
系统性的一大优点是，我们可以很容易地对巴特所说的“现实效果”进行简单的思考（现在这已经成为法国教育系统的主要内容）。他从福楼拜的短篇故事《简单的心》开始说起，故事中的人物奥班斯的住房墙上挂着一个气压计：“在气压计下，一架旧钢琴上放着一堆金字塔状的盒子和纸箱。”巴特问：气压计起到什么作用？“如果想要做出详尽分析，”他写道，“（如果一种理论不能解释分析对象的整体，也就是说，叙事的整个表层，那么这样的理论有什么价值？……理论不可避免地遇到一些符号体系，它们不承担任何功能（哪怕是最间接的功能）……”（《语言絮谈》，第179—180/141页）。这些符号体系涉及某种乏味的信息过度，一种叙事的“奢侈”状态。巴特写道，这里产生了一个问题，它对于叙事的结构分析来说至关重要：“在叙事中，是不是任何内容都具有意指功能？如果不是，如果在叙事语段中包含了不实施意指的部分，那么对于这些不实施意指的部分来说，它们的意指功能又是什么？”（第181/143页）。某些细节对于情节、悬念、人物、氛围和象征意义并无帮助，但却具有意指功能。巴特总结道：正因为它们没有意义，所以才能实施意指，既然在西方意识形态中，意义总是与现实相对立，那么“我们是真实的”，“功能分析留下的残余部分具有共同点：它们都指示我们通常所说的'具体现实’”（第184/146页）。之前还没有任何理论符号系统中的这一重要功能被分析过，但这一功能对于现实主义传统和先锋派作品都至关重要。正如巴特在分析罗伯—格里耶的作品时所指出的，描述（通过过度的细节和客观性）清除了意义，破坏了叙事的魅力。
正是符号研究让巴特在文学、时装和其他意指系统中发现了确立意义与清空意义这两种对立行为的持久斗争，人文主义批评往往过于轻易地假定，在这些意指系统中存在着足够的意义，他们从不担心有数以百万计的符号虽然摆出一副示意的姿态，却并没有提供预期的意义。
在《文艺批评文集》的前言中，巴特写道，文学的任务并非如常人所想，“要把无法表达的事物表达出来”——这样的作品将是一种灵魂文学——文学的任务应该是“让能够表达的事物变得难以表达”，让我们的文化代码所赋予的意义变得不确定，从而消除之前的话语实践在这个世界上留下的痕迹（第15 /xvii页）。因此，宣扬先锋派文学、促进文化转变和对于科学性的美好梦想这三个目标之间存在联系，正是对于科学性的梦想引领着早年的巴特不仅尝试建立一种系统性的符号研究，而且特别关注我们习以为常或者不屑一顾的现象。如果当代的崇拜者所创造的巴特形象中（“那个毫无顾忌地热爱着语言和风格的人”），那个曾经的巴特就此消失，那真让人遗憾，这些崇拜者想忘却作为理论家的巴特，转而营造作为作家的巴特。但必须说的是，理论家也是作家，是别人严肃对待其思想的作家。毫无疑问，巴特当得起这样的评价。
杨光 编辑 / 香怡 校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