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志清：《天工开物》的守护与传承——写在《典籍里的中国•天工开物》开播之际
宋应星有一位同代知音，不但与宋应星和宋应昇兄弟两次同科会试，还帮助宋应星刻印了《天工开物》，他就是涂绍煃（伯聚）。国家图书馆收藏的一部崇祯十年（1637）刻本《天工开物》（以下简称“涂本”），就是涂绍煃出资刻印的。涂本存世不过三，珍稀孤罕，除国图这部外，还在法国国家图书馆和日本静嘉堂文库各有一部收藏。这三部典籍仿佛三座灯塔，在历史上分别照亮过中国、日本和欧洲，这是科技之光、文明之光，也是《天工开物》曾经传播世界的轨迹。
“伤哉，贫也！”宋应星在《天工开物》自序中谈起家境，无限感慨！祖上虽是官宦之家，但到他这一代，家道中落，宋应星和长兄宋应昇多次会试落榜，贫无足资，不说刻印出版，连买书钱都拿不出来，更别提招请同人研讨所得了。他只有把平时所见所闻记录在方寸纸间。多亏同乡涂绍煃是位相契之友，在德行上追求完美，不但有伯乐之眼，还有古道侠肠，慨然出资帮他刻印书籍。崇祯九年（1636）刻印《画音归正》，崇祯十年（1637）又主动提出为他刻印《天工开物》。宋应星认为是夙缘所召，十分感激！可以说，没有涂绍煃的青眼义举，就没有宋应星《天工开物》的传世。
涂绍煃（约1582-1645），字伯聚，号映蔽，江西新建人。明万历四十三年（1615）与宋应星、宋应昇兄弟同科举人，万历四十七年（1619）殿试二甲第四十五名进士。先后任南京工部虞衡司主事、吏部考功司郎中、提督四川学政、河南汝南兵备道、广西左布政使、云南巡抚等职，晚年讲学于南昌澹台祠，著《友教堂稿》。他与宋应星一家关系密切，经常过往研讨问题，抒发肺腑之言。由于涂绍煃外出任职，游历广泛，又主张开发西南矿藏，兴办工场，筹集辽东军需，宋应星《天工开物》中记载的不少西南矿产、工艺，也不排除有来自涂绍煃的介绍。明末商品经济发展，使得各地物产得以流通，知识得以更新，思想得以变化，文化得以融汇，这是宋应星《天工开物》问世时的社会环境。正如宋应星所言：“为方万里中，何事何物不可见见闻闻。”科学家丁文江在《奉新宋长庚先生传》中也说道：
“先生（指宋应星）生于豫章。广信之铜，景德之磁，悉在户庭。滇南、黔、湘冶金采矿之业，又皆操于先生乡人之手。《天工开物》之作非偶然也。”
在这种社会环境中，关注农工技术的重要作用，成为当时先进中国人的追求。
明清鼎革之际，清军攻入江西。涂绍煃携家人出走，船行君山湖时遭遇大风，全家罹难。宋应昇也守义自杀。这之后，宋应星避世隐居不出，再也没有新作刻印出版。明末清初战乱动荡，知识精英弃世湮灭，是社会的巨大倒退。涂绍煃罹难，终结了宋应星新著问世的可能。
1975年，《历史研究》刊登一则短讯《江西发现宋应星佚著四种》（以下简称《宋应星四种》）。其中说，江西省发现的明崇祯年间刻本《野议》《论气》《谈天》《思怜诗》，是宋应星的重要政论著作和科学著作。《宋应星四种》的发现，是一件惊天动地的大事！人们终于找到了《天工开物》之外的宋应星著述，对他有了更加深刻的认识。
明崇祯九至十年（1636-1637）涂绍煃刻本（江西省图书馆藏）
笔者曾有幸目睹国图藏崇祯十年刻本《天工开物》和江西省图书馆收藏的《宋应星四种》。开卷可见，两书行款格式字体完全相同。每书前都有宋应星自序，而且都是在崇祯九年（1636）到崇祯十年（1637）宋应星任职分宜县教谕时刊刻的。《论气》书口上写有“第八”，《谈天》书口上写有“第九”，应该就是宋应星已失传的《卮言十种》残篇。可以判断，《天工开物》《卮言十种》《画音归正》等都出于涂绍煃出资刻印，刻印时间就在崇祯九、十年间。考虑到涂本《天工开物》署为《天工开物卷》，其目录最末一叶后有被铲掉的文字，代之以墨条，正应宋应星在《自序》中所言“《观象》《乐律》二卷，其道太精，自揣非吾事，故临梓删去”的记载。说明在刻印各书时，哪些内容合并、哪些内容单行并没考虑妥帖，“临梓删去”在所难免。书名情况的复杂，也从一个侧面说明，涂绍煃陆续索要宋应星著述，是希望汇总宋氏著述，一体刊刻。涂绍煃操作了宋应星著述问世的全过程。
发掘《天工开物》价值的菅生堂、儒莲
涂本之后，约明末清初间，书林杨素卿刊刻《天工开物》（以下简称杨本），“书林”多为建阳书商称号。书商刻印《天工开物》，说明当时社会对该书有需求，需求之一就是作为技术典籍、生财之书输往海外。原藏日本尊经阁、后归台北历史语言研究所的一部杨本，最早是加贺藩藩主前田纲纪的藏书，扉页上印有“书林杨素卿梓”字样，上面刻双行小字“内载耕织造作炼采金宝/一切生财备用秘传要诀”，就是把《天工开物》当作生财宝书出口海外的。国家图书馆现藏杨本，书上钤有“佐伯文库”印记。据潘吉星考证，“佐伯文库”是日本江户时代丰后佐伯藩主毛利高标于天明元年（1781）年所设，说明这部典籍原在日本流传。国图藏杨本上还有“江南黎子鹤家藏书之章”，黎子鹤名世蘅，早年从日本京都帝国大学结业。这部典籍，一定是黎氏得自日本，携归国内。1965年，杨本由北京中国书店收购，同年售给北京图书馆（今国家图书馆前身）。目前杨本传世者只有三部，分别收藏在国家图书馆、台北史语所和法国国家图书馆。其中国图和台北史语所藏杨本都来自日本，说明杨本早已在国内失传，近代能从日本寻回，幸运之余，也令人叹息！
“明末清初书林杨素卿刻本《天工开物》（台北史语所藏。引自“古籍”微信公众号）”
杨本之后，清代前期编修《古今图书集成》《授时通考》时也曾引用《天工开物》内容，此后再无人刊刻此书。《四库全书》也未收录《天工开物》。究其原因：一是书中多有犯讳，如《古今图书集成》引用《天工开物》，就把原书“北虏”一律改为“北边”；二是宋应星在《天工开物·自序》中说“此书于功名进取毫不相关也”，自然也不会受到清代士大夫和功名学子的关注。《天工开物》在不重视科技工艺的清代逐渐湮没无闻。
但与国内不同的是，《天工开物》从清初陆续由中国商船运到日本口岸长崎，涂本、杨本都传入日本，学者竞相引用，名声大振。据潘吉星考证，十八世纪六十年代，日本出版界就酝酿出版《天工开物》。明和四年（1767）九月，日本大阪传马町书林菅生堂主人柏原屋左兵卫提出发行《天工开物》的申请，同年十一月得到许可。开始因找不到善本作为底本，出版差点流产，后来从大阪著名藏书家木村孔恭处得到涂本，最终成功出版，使《天工开物》在江户时代发挥了更大的影响力。日本实学派学者佐藤信渊甚至依据宋应星《天工开物》思想，提出富国济民的“开物之学”，他说：
“夫开物者，乃经营国土，开发物产，富饶宇内，养育万民之业者也。”
这种具有现代科学精神的思想对日本的强盛发挥了重要作用。菅生堂本在文政十三年（1830）曾经再版，广为流传，中外单位多有收藏。《天工开物》至此才不至从人间散佚流失。在保留《天工开物》上，日本学者和出版商发挥了重要作用。
《天工开物》价值的第二个发现地是欧洲。其中，法国巴黎皇家文库（今法国国家图书馆前身）早在十八世纪即入藏《天工开物》涂本。被称为法国“汉学三杰”之一的儒莲（Stanislas Aignan Julien，1797-1873）曾担任法兰西学院教授和国王图书馆“助理馆员”之职，利用藏书之富、取用之便，陆续翻译了一批中国典籍，特别是《景德镇陶录》和《梦溪笔谈》中关于毕昇发明泥活字的资料。
儒莲称《天工开物》为“技术百科全书”，将“天工开物”四字理解为“对自然界奇妙作用和人的技艺的阐明”。他根据当时社会的需求陆续将《天工开物·丹青》论银朱部分和制墨及铜合金部分译成法文，开创了《天工开物》西译之始。
1837年，儒莲受工部和农商部委托，将《天工开物》养蚕部分及《授时通考·蚕桑门》译成法文，取汉名为《桑蚕辑要》(Résumé des principaux traités chinois)，由巴黎皇家印刷厂出版。该书提供了中国养蚕和防治蚕病的完整经验，在欧洲引起轰动。达尔文称之为“权威性”著作，并在《物种起源》中把中国养蚕技术中有关内容作为人工选择、生物进化的重要例证。《桑蚕辑要》在不到十年间就从法文转译成七种文字，反复出版印刷，创造了汉籍西译史的空前纪录。此书帮助振兴了萎靡不振的欧洲桑蚕业。
欧洲从12世纪开始造纸以来一直以麻纤维为原料。18世纪以后，出版业发展，耗纸量激增，长时期出现造纸原料危机。1840年，儒莲将《天工开物·杀青》译成法文，提到中国用野生树皮、竹草和各种混合原料制浆造纸，引起法、英、德等国实业家高度重视，纷纷仿效，很快缓解了欧洲造纸原料危机。巴尔扎克在《人间喜剧》代表作《幻灭》中，就描述了主人公大卫·夏赛在中国造纸术启发下试图改变造纸原料的故事。夏赛说：
“我们要解决的造纸问题，对于文学、科学、政治重要无比。”
“目前造纸还用破旧的苎麻布和亚麻布，这种原料很贵，法国出版业的大发展因此延迟了。”
“由于原料关系，中国纸一开始就胜过我们的纸。中国纸又薄又细洁，比我们的好多了，而且这些可贵的特点并不减少纸的韧性。”
“中国纸……是由捣碎的竹纤维做成纸浆。葛鲁贤神甫收藏一部附有说明全部制造过程的插图的论造纸技术的中国书。他指给我们纸坊里堆积的大量竹竿，图画得很细。”
巴尔扎克在《幻灭》中说的，正是欧洲人在《天工开物》中寻找新造纸原料的生动描述。
1869年，儒莲与科学家尚皮翁合作，译注《天工开物》部分篇章，发表《中华帝国工业之今昔》。就这样，儒莲把《天工开物》中的生产技术信息不断翻译出来，应用于实践，促进了欧洲的技术革新。
当代英国科学史家李约瑟将宋应星称为“中国的狄德罗”，认为《天工开物》可与狄德罗主编的18世纪法国百科全书匹敌。20世纪后，《天工开物》的英、日全译本都得以出版。2011年，德国学者薛凤用英文写的《开万物之技艺·17世纪中国的知识与技术》在美国出版，介绍宋应星及其著作给人类留下的技术和精神遗产，引起当代西方学界对《天工开物》的热烈关注。
当《天工开物》在日欧传播的时候，这部典籍的出版在国内中断了200余年。清末民初，伴随西学东渐，有识之士开始关注宋应星和《天工开物》。1914年，丁文江考察云贵矿产，在昆明图书馆查阅《云南通志》时，偶然看到录自《天工开物》的炼铜内容，十分惊喜！回到北京后，遍寻图书馆查阅该书未果。后从地质学者章鸿钊处得知日本帝国图书馆藏有《天工开物》。几年后，丁文江从罗振玉处看到一部残破的菅生堂刻本《天工开物》，听说陶湘有意翻印《天工开物》，便促成此事。陶湘寻找菅生堂本为底本，借日藏杨本为校本，用《古今图书集成》上的插图，1927年在天津出版了《天工开物》石印本。书端请罗振玉题字，书后丁文江作了3000字的跋文。从1914年到1927年，丁文江用13年寻找《天工开物》，终于使这部典籍重新回到国人视野中。丁文江充满激情的跋文，高度评价了宋应星和《天工开物》。他说：
“三百年前言农工业书如此其详且备者，举世界无之，盖亦绝作也。”
“在有明一代……士大夫之心理内容，干燥荒芜，等于不毛之沙漠。宋氏独自辟门径，一反明儒陋习，就人民日用饮食器具而穷究本源。其识力之伟，结构之大，观察之富，有明一代一人而已。”
在丁文江眼里，具有现代科学精神的宋应星仿佛是独自穿越到“干燥荒芜”的明代社会。他阐述了宋应星《天工开物》的创作精神、求实精神、破除迷信精神，以及应用统计学、物理学、经济学观念的特点，并列举书中事例加以说明。丁文江还在京师图书馆（今国家图书馆前身）翻阅大量方志，裒辑宋应星兄弟事迹。在《奉新宋长庚先生传》中，丁文江对《天工开物》传承之艰难慨叹道：
“先生之学，其精神与近世科学方法相暗合。乃身遭国变，著作沦散，非邻国流传，天幸遇合，则毕生之业将没世而无闻矣，悲夫！”
丁文江是《天工开物》价值的发现者，也是宋应星科学思想、求实精神的推崇者，是宋应星真正的“知音”。他把宋应星和《天工开物》重新请回中国，使这盏孤灯终于变成无数星火。中国知识分子素以爱国、奉献、吃苦、求实精神著称。傅斯年评价丁文江是“新时代最良善、最有用的中国之代表”，“是为学术、为社会、为国家服务者，为公众之进步及幸福而服务者”。我想，这也是从宋应星到丁文江留给我们的宝贵精神遗产。
在贫困战乱中守护孤典的
蔡鸿鉴、李庆城、蔡敬襄
清中期以后，宋应星《天工开物》早已不在国内传播，但收藏者仍然坚持不懈，守护着宋应星著述中仅存的两盏孤灯。
宁波藏书家蔡鸿鉴，父辈以经商起家。鸿鉴雅好藏书，以所居墨海楼（一作墨懈楼）储书，先后收集了镇海姚燮大梅山馆藏书、抱经楼卢氏藏书，以及因太平天国战乱中落的江浙巨家大户的藏书2万余册。鸿鉴去世后，其子蔡和霁继承父志，又先后购藏200种5000册明代典籍，自号其藏书处为“明存阁”。蔡和霁去世后，墨海楼书2879种30441册抵押给甬上李氏，其中就有国内仅存的《天工开物》涂本。李氏建萱荫楼典藏群书。这个时代，正是中国积贫积弱、战乱频仍、民不聊生的历史阶段。宁波藏书家们细心守护着《天工开物》，使其渡过了多重艰难险阻。1951年，李氏嗣子李庆城将全部古籍捐献国家，庋藏于浙江图书馆。其中涂本《天工开物》，在郑振铎专门安排下，调拨北京图书馆（今国家图书馆前身），由国家典藏。
现收藏于江西省图书馆的明崇祯刻本《宋应星四种》，堪称海内外孤本，在传承中也历尽艰险。这部典籍在历史上的流传并不清晰，只知民国时江西新建藏书家蔡敬襄视学江西分宜县时获得并收藏（《宋应星四种》在崇祯间刻印时，宋应星正在分宜担任教谕）。蔡敬襄（1877-1952），号蔚挺，是近代著名教育家。1905年，他在清末保守观念十分顽固时，毅然创办江西义务女子学校。因教育经费难以为继，蔡敬襄断指血书誓保女学，登报后得到社会广泛捐助，把江西女学办成典范。蔡敬襄又在学校南隅创建蔚挺图书馆，将多年收集的地方志、乡邦文献、金石文字等万余册，以及矿物标本百种收纳其间，向公众开放，享誉赣省。据毛静、刘禄山等人研究，蔡敬襄的蔚挺图书馆有3件镇馆之宝，其中就有《宋应星四种》。蔚挺图书馆在战乱中历经坎坷、勉强维持。日寇占领南昌7年间，女校被烧成焦土，蔚挺图书馆留守者趁乱监守自盗，抗战胜利蔡敬襄回来时已是人去楼空。幸而他在1938年撤往赣州时将部分珍贵典籍随行携带，幸免于难。他赋诗说：“监守不忠被盗尽，伤心亦是劫同遭。”深感个人命运与国家命运紧密相连。1952年，蔡敬襄临终前，嘱咐将全部收藏捐献国家。《宋应星四种》由此入藏江西省图书馆。翻开这部海内外孤本，在《野议·自序》后面不知哪位收藏者用墨笔书写道：
“书有益、有无益者，穷理有得，传之后世。”
也许正是这句话，使这部“穷理有得”的“有益”典籍传了下来。我们体味收藏者的苦心孤诣和艰辛历程，心中怎能不油然升起对这些典籍守护人的崇敬之情呢。
如今，《中华再造善本》影印了《天工开物》涂本和《宋应星四种》。国家图书馆出版社在《国学基本典籍丛刊》中还影印出版了简装《天工开物》涂本，以低廉价格广布大专院校。国家古籍保护中心将涂本、杨本制作成数字影像，在“中华古籍资源库”上为普罗大众提供公益服务。秘本走出册府，实现了继绝存真，传本扬学的宗旨，宋应星著述最终得到了安全传承。
在现代科学史家里，潘吉星可谓国内研究宋应星和《天工开物》的翘楚，取得了多方面的显著成绩。潘吉星之研究宋应星和《天工开物》，最初是受了《天工开物》日本译者薮内清的影响。薮内清对宋应星评价很高，和李约瑟一样，他认为宋应星可以与18世纪法国启蒙时期代表人物、百科全书派代表人物狄德罗相比。狄德罗的书里面有很多来自中国的科技文化，这激起了潘吉星研究宋应星和《天工开物》的兴趣。他亲自去江西考察宋应星生活的地方，沿着宋应星的足迹探访传统工艺，拍照做笔记，再带着问题到图书馆查阅资料，发现了大量有用史料，弄清了宋应星的家族、生平和交谊。看到《天工开物》中记录的“浏阳早”稻至今仍在种植，潘吉星非常兴奋，他提议在中科院成立宋应星研究组，组织不同领域的科学家，分工负责不同篇章，从专业角度对《天工开物》整理、今译、注释。潘吉星还不断挖掘新资料，了解宋应星其他著述存世情况。这些基础工作取得了丰硕成果。潘吉星先后撰著了《明代科学家宋应星》（1981年科学版）、《天工开物校注及研究》（1989年巴蜀版）、《中国思想家评传丛书·宋应星评传》（1990年南大版）、《天工开物译注》（2008年上古版）、《天工开物导读》（2009年中广电版）、《天工开物》（2011年中广电版）、《天工开物》（2011年广东教育版）、《宋应星评传》（2011年南京大学出版社）、《中国的狄德罗·宋应星的故事》（2012年吉林科技版）等著作和科普书籍，并系统研究了《天工开物》的版本、宋应星的财富观、巴尔扎克笔下的《天工开物》、《天工开物》在世界上的传播和影响等。他还在《中国造纸史》《中国火箭史》《中国火药史》等著作中引述对宋应星《天工开物》和《宋应星四种》的研究成果。他在平生最后一部巨著《中国火药史》中，引用《论气》来证明宋应星注重研究火药爆炸的原理，认为宋应星的“气说”超过他同时代西方的“药素说”。靠熟练运用多种语言文字，潘吉星的研究在世界范围内展开，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就。
把宋应星《天工开物》
送进大众心里的《典籍里的中国》
在宋应星《天工开物》传回中国100年后，《天工开物》走上戏剧舞台，通过电视专题节目《典籍里的中国》走进国人心里，使亿万国人自觉成为《天工开物》的“守护人”。《典籍里的中国》在九十分钟内，通过话剧舞台把宋应星和《天工开物》讲给电视观众，很好提炼了素材，突出了主题，又能平易近人，具有震撼力。专题片紧紧抓住了“贵五谷而贱金玉”、“此书于功名进取毫不相关也”两句话，凸显宋应星关注生民疾苦的悲悯之心和严谨求实的科学态度。专题片从农业科技入手，讲述宋应星著述《天工开物》的意义，与当前时代关注民生、注重科学的主旋律相吻合，在观众中引起强烈共鸣，效果显著。虽然这部专题片不是《天工开物》的全部，但它徐徐拉开了《天工开物》的大幕，引起观众对这部典籍的极大兴趣，愿意去阅读、理解、体会。这是《典籍里的中国》的巨大成功。
本文试图从典籍守护和传承的视角去理解宋应星和《天工开物》，体会《典籍里的中国》带给我们的艺术冲击力。宋应星《天工开物》在历史传承中几乎湮灭的坎坷命运，是旧中国不重视科技人才和科学技术，最终走向积贫积弱、被动挨打的缩影；宋应星《天工开物》的价值被重新发现、传播弘扬的历史，也是国人筚路蓝缕、艰苦奋斗、逐步找回文化自信的现代中国的缩影；而我们现在对典籍传承的探索，是一种更高意义上的文化自觉，其中包含认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典籍，寻找中华民族“根”与“魂”，思考我们走向何种未来的多重意义，这正是新时代的国人建设文化强国的缩影。当宋应星与袁隆平穿越三个多世纪的手紧紧握在一起的时候，大家从泪眼中看到了宋应星期待的眼光，看到了今天中国科学家的不懈奋斗，也看到了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未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