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代坊刻举业书市场的形成
雕版印刷术大致出现于隋唐之际。[1]到唐代中后期，长安、洛阳、益州、江淮等地已经存在商业出版业。出版物类型有佛道经书、历书、蒙学读物、阴阳占卜之书、医书等，多面向中下层读者。无正经正史之书，集部书亦极少见，且多为坊肆私自翻刻。[2]五代时政府和士大夫阶层开始重视雕版印刷技术，国子监开版雕印《贞观政要》、儒家经典，出现官刻书。后蜀宰相毋昭裔雕印《九经》，和凝刊刻自著文集及《颜氏家训》，是为家刻之滥觞。这一时期官刻、家刻的目的在于宣扬官方意识形态、促进书籍流通，而不是为了谋利，不属于商业出版范畴。
北宋建立之后版刻业大兴。北宋的最初一百年，是印刷出版业爆发式增长的时期。国子监是北宋官刻最重要的机构。宋真宗景德二年（1005）视察国子监，询问书版的数量，祭酒邢昺报告说：“国初不及四千，今十余万，经史正义皆具。臣少时业儒，观学徒能具经疏者百无一二，盖传写不给。今板本大备，士庶家皆有之，斯乃儒者逢时之幸也。”[3]又过了70年，苏轼在《李氏山房藏书记》中说：“余犹及见老儒先生，自言其少时欲求《史记》、《汉书》而不可得，幸而得之，皆手自书，日夜诵读，惟恐不及。近岁，市人转相摹刻诸子百家之书，日传万纸。学者之于书，多且易致如此。”[4]说明到北宋中期，印刷书籍在社会上已经比较普及。
宋龙山书院刻《纂图互注春秋经传集解》
北宋时确立了官刻、家刻、坊刻鼎足而立的出版体系，印刷出版技术向全国各地传播普及。在整个宋代，官刻的地位十分重要，为市场供应大量的书籍。官府刻的书向民间发售，也允许百姓自带纸墨到官府刷印书籍，只要交纳赁板钱即可。[5]与此同时，由家刻、坊刻、书院和寺庙刻书等组成的民间出版业稳步成长，到南宋时民间出版业已十分发达，为士人从事商业出版活动提供了舞台。
唐代中后期坊刻读物的出版，或许有下层士人参与其中。但关于这一时期出版业的资料极少，相关士人的活动更是难以探寻。从这一时期的出版物类型来看，多面向低端读者，士大夫阶层消费的经史、文学著作几近阙如，故此可以想见士人对于坊刻业的参与度是相当低的。宋代出现了一个以士人阶层为消费主体的坊刻类型——举业书，打开了士人进入坊刻业的闸门。
科举制度创始于隋代，到唐代已经产生了不少举业用书。据新旧《唐书》艺文志、《续唐书》经籍志、《崇文总目》、《四库全书总目》等书记载，有任预《礼论帖》、蹇遵品《春秋传帖经新义》、盛均《十三家帖》、杜嗣先《兔园策府》、张大素《策府》、王棨《麟角集》，张鷟《龙筋凤髓判》、《判决录》，白居易《白氏经史事类》（《白氏六帖》）、《礼部策》、《甲乙判》等等。后世用作科举考试敲门砖的“兔园册子”，其名称就来源于《兔园策府》。但从目前掌握的证据来看，这些书似并未通过印刷发行流通。到了宋代，由于印刷业的普及发展，举业书大量刊刻出版，并超越此前的蒙学读物、医卜之书等成为最主要的坊刻读物类型。
北宋的举业书有官方刊行的，如《礼部韵略》《三元元祐衡鉴赋》等，但更多的举业书是由民间书坊刊刻的。这些书如此流行，以至于士子不再精研经书，把熟读举业书作为终南捷径。熙宁四年（1071） 苏轼在《议学校贡举状》中说：“近世士人纂类经史，缀缉时务，谓之策括。待问条目，搜抉略尽，临时剽窃，窜易首尾，以眩有司，有司莫能辨也。”[6]这里的“策括”，就是应付科举考试中策论写作的参考书。除了考试参考书，还有科举范文选，即“时文”选，以便士子揣摩模仿。这些举业书误导学风，朝廷官员多次痛陈其弊，必欲禁之。崇宁二年（1103）有臣僚建议：“使士知经，咸欲如元丰（1078-1085）之盛，莫若取诸经，时文印板一切焚毁。今后除府、监发解、省试并太学补试，公私试第一名经义，方许印行，其余悉不得贾售。”[7]政和四年（1114）权发遣利州路学事黄潜善奏：“比年以来，于时文中，采摭陈言，区别事类，编次成集，便于剽窃，谓之《决科机要》，偷惰之士往往记诵以欺有司。”[8]但从此类禁令屡次颁布可知，这类书禁而不绝，依然流行于世。举业书专门用黄色书皮装帧，以便士子识别。[9]
宋绍定三年藏书阁刻《附释文互注礼部韵略》
进入南宋，举业书的出版更加兴盛，举子读举业书的风气也更盛。由于举业书提供了速成的途径，士子们不再认真研习儒家经典，对于这种舍本逐末的读书风气，朱熹痛心疾首：“近世以来，乃有所谓科举之业者以夺其志。士子相从于学校庠塾之间，无一日不读书，然问其所读，则举非向之所谓者。呜呼！读圣贤之言而不通于心，不有于身，犹不免为书肆。况其所读，又非圣贤之书哉！以此道人，乃欲望其教化行而风俗美，其亦难矣。”[10]然而举业书刊刻的风潮根本刹不住，反而愈演愈烈，南宋后期岳珂云：“自国家取士场屋，世以决科之学为先，故凡编类条目，撮载纲要之书，稍可以便检阅者，今充栋汗牛矣！建阳市肆，方日辑月刊，时异而岁不同，以冀速售。”[11]士子应举也已经离不开举业书，南宋太学中甚至流传着“不习时文，齿豁目昏”的谚语。[12]
注释：
[1]关于印刷术的发明时间，学界迄今仍有争议。这里采用比较稳妥的说法。
[2]元稹：《元氏长庆集》卷五十一《白氏长庆集序》:“《白氏长庆集》者，太原人白居易之所作……至于缮写模勒，衒卖于市井，或持之以交酒茗者，处处皆是。（扬、越间多作书模勒乐天及予杂诗，卖于市肆之中也。）”王国维：《两浙古刊本考》:“夫刻石亦可云摹勒，而作书鬻卖，自非雕板不可，则唐之中叶吾浙已有刊板矣。”曹之认为是模写、编辑的意思，针对的是内容，模拟创作或伪作。曹之：《“模勒”辩》，《图书情报论坛》1989年第3期。辛德勇认为是影摹书写，碑刻用语中有“模勒上石”。这时也还没有形成刊刻文人诗文集的土壤。（《唐人模勒元白诗非雕版印刷说》，《历史研究》2007年第6期）徐夤：《徐正字诗赋》卷二《自咏十韵》：“拙赋偏闻镌印卖，恶诗亲见画图呈”，曾作《斩蛇剑赋》《人生几何赋》等，被渤海国人用泥金写成屏风，时间可能在唐末。
[3]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卷六十，中华书局2004年版，第1333页。
[4]苏轼：《苏文忠公全集》前集卷三十二《李氏山房藏书记》，此文作于宋神宗熙宁九年（1076）。李公择（1027—1090），名常，江西建昌（今永修县）人。宋神宗时进士，官至礼部侍郎、兵部尚书。庐山五老峰下，藏书九千余卷。
[5]叶德辉：《书林清话》卷六《宋监本书许人自印并定价出售》，赁板钱之事例多来自南宋。
[6]苏轼：《苏轼文集》，中华书局1986年版，第724页。
[7]徐松辑：《宋会要辑稿·选举四》，中华书局1957年版，第4292页。
[8]徐松辑：《宋会要辑稿》，中华书局1957年版，第6526页。
[9]何薳：《春渚纪闻》卷一《李偕省试梦应》：“（李偕）试罢，梦访其同舍陈元仲，既相揖，而陈手执一黄背书，若书肆所市时文者，顾视不辍。” 中华书局1983年版，第6页。
[10]朱熹：《晦庵先生朱文公文集》卷七十八《建宁府建阳县学藏书记》，《朱子全书》第24册，第3745页。
[11]岳珂：《愧郯录》卷九《场屋编类之书》，《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第865册，第156页。
[12]卫博：《定庵类稿》卷四《穽锦编序》，《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第1152册，第186页。
责任编辑：石慧
作者简介
何朝晖，历史学博士，现任山东大学儒学高等研究院古典文献研究所教授。主要研究领域为明史、版本目录学、书籍史。著有《明代县政研究》、《晚明士人与商业出版》、《书籍的社会史——中华帝国晚期的书籍与士人文化》（译著）、《书史导论》（译著）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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