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中国文学打开一条出路
朱东润：为中国文学打开一条出路
学术档案
朱东润（1896—1988），古典文学研究家、传记文学作家。原名世溱，江苏泰兴人。1913年留学英国伦敦西南学院。1916年回国，先后在武汉大学、中央大学、齐鲁大学等校任教授。新中国成立后任复旦大学教授。长期从事中国古代文学史研究和古代作家传记写作。主要著作有《中国文学批评史大纲》《中国文学论集》《张居正大传》《陆游传》《梅尧臣传》等。
来 源：文汇报—文汇学人
作者：刘力源 杨逸淇
如果不是朱东润，我们今天读到的中国人物传记或许还是一个个被历史着色的脸谱。
从朱东润开始，中国人物传记的写法发生了颠覆性的变化——以往是春秋笔法，寓含褒贬，不能见到一个完整的人，而朱东润引入了西方传记文学的写作方法，把人物放入时代背景中观察他的动向、取舍，他阅尽历史人物背后的史书文集笔记，做大量详细的考证，将一个个有血有肉的、带着时代精神的历史人物展现于今人面前，为中国文学开辟出一条新路。
不仅于此，人生92年，朱东润勤于著述，留下千万字，涉及中国历代文学、历史、文化的诸多方面，直到今天，依然润物无声。
以绝好的才分，从事最刻苦的努力
朱东润的天分是有目共睹的，有几桩事例可以证明：读南洋公学附属小学时，学校组织了一场跨越各个学阶的国文比赛，《关设而不征论》是其中一题，这样一个题目对于十一二岁的小学生来说显然很难，而朱东润在那次比赛中取得了小学组第一名，也因此被当时的校长唐文治记住。小学毕业后，因为付不出学费，朱东润第一次站在了人生的十字路口，唐文治知晓后帮他垫付了学费，他得以又读了两年中学。跟着唐文治的那几年，朱东润读了好些古代典籍，主要是唐宋古文。晚年回忆起这段经历，朱东润说，在唐先生那里，他学会了文章喷薄之美和情韵之美。17岁时，又是一次偶然，朱东润踏上了西去的求学路，到被他称为“学店”的伦敦西南学院就读。朱东润的学费没有来源，于是他便开始翻译书籍，寄回国内出版，以稿费补养学费。那几年，朱东润用文言翻译过几十万字西文小说，其中还有巴尔扎克的作品，出版社也都是赫赫有名的中华书局、商务印书馆，那时他还不到20岁。
尽管求学经历并不平顺，甚至课业几次都没读完，但不可否认的是，天分和机遇，把朱东润带出了家乡泰兴，一步步走向他后来的治学之路。
但“朱先生是不相信'聪明’的，他总是依靠笨拙的方法”，骆玉明在日前举办的社科大师望道讲读会上，谈起了他印象中的老师。1980年代他在复旦大学中文系做助教，跟随朱东润读过书。在后辈的眼里，朱东润的研究方法并没有什么神秘之处，两句话就可以概括：踏实、敢于质疑。“对他来说，踏踏实实去面对文本是一切研究的基础。他的研究方法就是从文本出发，在文本当中去比对、去追索、去质疑、去证实，去找到真实的东西”，骆玉明说。朱先生在做《史记考索》的时候没有什么工具书，手头就是一部《史记》，一部泷川资言的《史记会注考证》，但是课要上，事情要做，他就是把《史记》文本仔细地读，拿《史记》自身所有材料做仔细对比。这种研究办法是“笨”的，也是有成效的。陈尚君是朱东润在1978年后招的第一批研究生，他还记得第一次跟朱先生上课，就听得先生分享经验：“书要读懂、读通，仅仅这样还不够，关键是要读透，要能够读到书中文字所没有表达出的内容，读到文字背后的东西，这才是融会贯通，力透纸背”，陈尚君说，这就是朱先生治学的基本态度和精神。
1916年，20岁的朱东润回国，次年到梧州的广西第二中学任英语老师，开启了他的教师人生。虽然踏上教师岗位多少是因为生活所迫，但是显然朱东润没有把这当作权宜之计。他认为学外语是为中国人服务，所以要通外语，更要通本国语，但是对于当时的知识储备，他并没有十足的自信，于是便从认字开始“通本国语”。当时商务印书馆的《新字典》收录了一两万常用字，朱东润每天挑出20个，写在纸上，粘在墙壁，务求认识、记熟。他在自传里写道：“我认定我是笨，但是我也认定我能下死工夫，肯下死工夫的。”那段时间还发生了一件事，朱东润的中学老师去世，写挽联一事让他有些尴尬：挽联不难做，但是字写不好，只好请人代笔。于是便下定决心好好写字。好好写字的规划看起来很是雄伟，跨越60年，从篆书入手：“我知道篆书是不简单的，要写好必须经过三十年。然后把隶书带起来，又要十年。如此等等，学成一个书法家，总得要六十年。好在我年龄还轻，只要活到八十岁，总有成功的一天。”他并不是豪言壮语一番就过了，之后，他也确实在遵照这个以“十年”为单位的日程练字。
朱东润书法
1932年，朱东润已是武汉大学的教师，在文学院院长闻一多的建议下，由外文系转入了中文系，正式开启了对中国文学的研究。那段日子，朱东润自述“尽了最大的努力，没有放过一个进修的机会，没有浪费一些有用的时间”，他开授文学批评史课，以课上讲义为蓝本完成的《中国文学批评史大纲》是中国文学批评史学科奠基型著作之一，又在武汉大学《文哲季刊》上连续发表十多篇有关文学批评和《诗经》研究的专题论文，后来结集为《中国文学批评论集》和《读诗四论》出版。这些写于战乱中的作品，随便拿出一本都是了不起的成果。骆玉明说，朱先生在《读诗四论》里的观点跟1930年代至六七十年代对《诗经》研究的主要观点不同调，因此被引用率比较低，1980年代重印以后，大家突然发现朱先生眼光真的好，现在对《诗经》很多看法也跟朱先生眼光一致。“优秀的学者真的是可以超越时代，有穿透性眼光。”
1939年，朱东润订立了他学术生涯中一个至关重要的计划——中国传记文学研究与写作，研究中国历代传叙文学的历史是计划的一部分，作为一种特殊形式的文学史著作，相关文献取之不易，朱东润便从各种类书、古注中辑录400多种魏晋别传、杂传作为主干，依靠史传、僧传、碑志为基础，加以系统论撰。而那时的研究环境只是一间幽暗斗室，四面透风，“下午四时以后便要焚膏继晷”。朱东润“对着昏昏欲睡的灯光，执笔疾书”，油灯上架个竹架，放一把小茶壶。尽管火力小，有时居然把茶壶里的水烧开了，“夜深人静的时候，喝上一口热茶，读书和工作浑身是劲”。即便是在日军空袭时，写作依然如常进行。《八代传叙文学述论》就是在这样的环境下成文。不过朱东润精益求精，这本后来被学界认为足以代表1940年代古代文学研究最高水平的著述让他感到“很不满意”，因此一直没有出版。另一本《传叙文学述论》命运也是如此。几十年后《传叙文学述论》（出版时题作《中国传叙文学之变迁》）问世，其中创见依然新锐而前沿。在陈尚君看来，老师“读书治学是求道阅世，发表与否并不重要”。
很高的天分再加上一生之努力，爱迪生的那句广为人知的关于“天才”的名言，在朱东润身上得到了最准确的印证。
他有着传统文人的家国情怀，也有着留学生的非传统视野
曾有人拿“早期儒家”来形容朱东润。这也不难怪：他10岁以前科举未废，早年教育受传统影响很深；他立身端正，有传统文人最普遍的家国情怀。他以“天地生人，实属不易，既有此身，便当努力”自勉；对于国家，他晚年常说：只要活着，还有一口气，就应该为国家多做些事情。从他对书法和旧体诗词的主张“要有笔力”，也能看出类似的印记。陈允吉在追忆复旦中文系前辈时提到，朱先生“比较欣赏杜甫说的'书贵瘦硬方通神’，诗歌语言也要显得拗硬脱俗，他不喜欢六朝和初盛唐那种圆美流转的诗歌风格，而更倾向于杜甫以来乃至宋代诗歌中所体现的那股强劲的力量”。
“小夫窃高名,君子慎所守”，这是朱东润题在早期著作《读诗四论》出版之际的一首小诗的其中两句。“当时朱先生还是壮年，已经有一系列的成就，所以在这个时候他提醒自己应该有所坚持”，陈尚君说。写出这首小诗的时候正是抗战之际，朱东润时刻关注战争情势，以著作参与抗战，做与时代脉搏保持互动的斗士。他非常重视文史著作所体现的时代精神、民族精神，当时出版的《文学批评史大纲》第一句话便是“文学者，民族精神之所寄也”。朱东润有一篇文章叫《诗心论发凡》，阐释了他认识中的《诗经》及其表现的时代精神——中华民族的凝聚力。“那是中华民族在抗击外族压迫时产生的一种精神气质，依靠这种精神，中华民族虽屡遭外患，但是永远都能克服。这是朱先生所认为的诗心和时代精神。”骆玉明说，朱先生研究《诗经》时，关心《诗经》的诗心；在做《后汉书考索》时，他关心范晔做《后汉书》的动机及所关心的时代问题，进而去揭示在动乱时代东汉清流如何承担自身责任。“他认为读书人是有责任的，读书人的责任就是要懂得诗心，懂得时代精神，懂得自己的历史责任，要有所守”。
这么一位早期儒家，寻常身上看不到什么“洋派头”，“好像留学数年，只是英语极好”。“其实在内里，他是把许多西洋文化的东西渗透在他的中国传统中”，骆玉明说，朱先生反对抹杀传统，也反对拘泥于传统，主张立足于中国的基础，从西洋文化中汲取现代科学精神，开拓新的局面。朱东润在十几二十岁最容易接受新事物的年纪留学，看到了欧洲文学、英国文学的状况，两相观照，也深切地看到了中国文学优点和缺憾。他认为，中国的学术界，应当注入一些新鲜的血液。在《中国文学批评史大纲》这本第一次用新的文学观念较系统考察我国从先秦到清末文学批评发展过程的论著里，朱东润便这么做了。陈尚君说：“朱先生在序里面非常明确地讲，他不愿意过多强调时代，也不愿意过多强调流派，更不愿意以问题来谈，他认为文学批评史是对于文学具体批评的历史。他在序言中明确表达他批评的主张是受英国人高斯的影响。”朱东润认为，做学问就是要“通”，学者不能自己设防区，在里面“打了一世的筋斗，翻不出这一潭死水”，而是要“乐取于人以为善”，但目光是“永远向前的”。“法国的伏尔德研究自然科学，英国的加莱尔研究数学，也没有因此减低了他们在文学方面的声誉。”
“空间的距离缩小了，地球上面，再没有一个隔离的角落，容许任何文化，作独有的发展。”他在1940年代给女儿湛若的信中表示，当时的问题，不是在中国文学和外国文学之间有所抉择，而是如何认清自身的任务，“在世界性的文学里，为中国文学打开一条出路”，“中国人的光荣，是为世界尽了一份应有的责任，而不是霸占世界学术的一个角落——在他看来，中国文学要“启后”“开来”，便要做这样的事。
主编《中国历代文学作品选》
《中国文学批评史大纲》
将西方传记写法引入中国传记创作，为中国文学摸索一条新路
“世界是整个的，文学是整个的。中国的小说和戏剧，受到新的激荡，正在一步步地和世界文学接近”，诗歌“还在大海中挣扎，一边是新体诗底不断地演进，一边有人眷恋已往的陈迹”，“只有中国的传叙文学，好像还没有多大的进展”。
朱东润终于为中国文学找到了一条新路——中国传记文学，并为此奋斗了近50年，直到生命最后。他曾说过，“我死后，只要人们说一句：'我国传记文学家朱东润死了’，我于愿足矣。”他的最后一本著述，正是一本传记文学——《元好问传》，完成于90高龄。
朱东润认为，传叙文学的使命是人性真相的揭露，并决心为此作彻底的探究。学生记得，朱先生开始转入传叙文学的那一年，工作重心其实是授课，所作研究也围绕课程展开。“当年没有立项，也没有考核，教授而能有专著，已经是很好的成绩，但朱先生显然不愿止步于此。”
朱东润从阅读西方理论开始，在图书馆借了当时唯一能够找到的理论著作——法国莫洛亚的《传叙文学综论》，用一个月时间连读带译，仔细揣摩西方传记写法：“西洋文学里，一位重要的传主，可能有十万字乃至一二百万字的传记，除了他的一生以外，还得把他的时代，他的精神面貌，乃至他的亲友仇敌全部交出，烘托出这样的人物。”回过头来，他研究中国历代传叙文学的历史，却有些失望。“他认为被《四库提要》称为传记之祖的《晏子春秋》只是'寒伧的祖宗’，《史记》《汉书》的目的是叙史，而不是写人，被史家称道的互见之法，在人物传记中无法看到其一生的真相”，陈尚君说。这种被时代裹挟的，只见一面、未必见得真相的人物传记促使朱东润进行了一次尝试，将西方传记的写法引入中国传记文学的创作当中。明代权相张居正成为他笔下的第一个历史人物。这样一位人物生前身后都有争议，但朱东润认为他是一个在错综复杂的政治纠葛中，为民族生存和发展作出重要努力的人物，在抗战最困难的时期，写出这样的人物，具有激励士气的意义。1943年《张居正大传》完成，成为中国现代传记文学的经典。
在朱东润这里，传记文学是一种有着史学与文学特性但却又独立存在的艺术门类，学术性较强，但在虚构的运用上比较谨慎，这也意味着他需要做大量的史料爬梳工作。写《张居正大传》，便要梳理明初以来政事举措之得失，揭示张的家世渊源与人事纠葛，要在详密的事件脉络和人事冲突中揭示张的政治建树、成功与失败的根源。“虽然最后完成的是30万字的传记，但所作文献阅读当在千万字以上，所作文件考订如写出来也可有几百万字之多。按照英国近世传叙的做法，这些虽然没有写出，但细节却一点也没有简省，这是认真阅读朱先生传记创作的每一位读者都能体会到的”，陈尚君说，朱先生的可贵之处就在于他始终关注人物所处的时代是如何变化的，而身处时代当中的人做了什么事情。朱东润笔下的人物：张居正、梅尧臣、杜甫、陆游、陈子龙在历史上都是积极用世，曾为国家和社会做出个人努力的人。1960年代曾有出版社请朱东润写苏东坡的传记，终因难以着笔而放弃。“这一位时而认真到固执程度，时而又洒脱得一切无可无不可，亦儒亦道亦佛的东坡居士，给朱先生的品格坚定的价值体系带来了麻烦。他只好转向杜甫和陈子龙。”骆玉明说。朱东润写的是，自己坚守的、时代需要的精神，《王守仁大传》中“即知即行”的实践哲学和大胆否定程朱理学的质疑精神，在朱东润看来都是中国当下所需要的人生态度。这里又可见他“早期儒家”的一面，他本人也是“无论受到何种沉重的打击，也绝无颓唐自放之意”。
《张居正大传》
《元好问传》
“现在五六十岁左右的一代，凡怀念中文系的旧岁月时，总会情不自禁地说：朱先生那个时候……就好像朱先生代表了一个时代，他的名字与中文系的某段历史紧紧地联系在一起”，在复旦大学求学并执教的陈思和曾经这样感慨。
尽管这份职业开始时并非本愿，只是年少时“我瞻四方,蹙蹙靡所骋”后的一个被动选择，而经历了70年的讲台人生，“教师终于讲席”已是朱东润的志向。
1952年，朱东润到了复旦大学中文系，在这里继续他的教学生涯，直到生命最后。在最后十年，凡是中文系的会议，他大多准时参加，每每登台讲话，无不高瞻远瞩，语重心长。他晚年指导研究生，始终坚持亲自授课，每次都讲足两个小时，为学生传授读书方法。他的确做到了他在《陈子龙及其时代》最后所写：真正的战士，必然要坚持斗争直到胜利或者死亡。
75岁时，朱东润总结自己的学术道路，用了《楚辞》里的一句话：“搴汀洲兮杜若，将以遗兮远者”命篇，如今我们这些站在时间远方的人，依然在享受着这位老人一生的学术馈赠。